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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访问古阳洞的日本先驱者的调查报告
1.1893年最先访问龙门的日本人冈仓觉三
日本的研究者最先访问龙门的是当时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的冈仓觉三（1862～1013），雅号天心。他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即清朝的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九日访问了龙门。这是他受帝国博物馆（宫内厅所属）的派遣，为了调查研究中国美术，到清朝的中国进行了近五个月的调查①，当时他才三十二岁。冈仓于1890年5月任帝国博物馆理事兼美术部长，同年10月被任命为东京美术学校校长。
冈仓当年记录的《清国出差手记》②（暂名）现由日本美术院收藏，幸运的是蒙该院的厚意得以阅览。这是用薄得几乎透明的白色正方形和纸（雁皮纸）约五十页叠起，横向半折，在折口处用线订起的笔记本，共四册。单面宽21.6cm，高10.8cm。在第一分册上也没有题名，只是以下列文字开始：
明治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受命出差清国
十五日夜从新桥出发，与早崎
梗吉草津一道
其最终行写到同月20日下午三时“到达长崎江户町鹤谷利七方”为止。共十四行文字，把连日的经历都用墨书记录下来（图1）。与他同行的早崎梗吉当年二十六岁，是东京美术学校绘画科的学生，学完了写生课程，而且据说中文较好。冈仓一行从长崎乘船出发，经过韩国的仁川，8月2日到达山东的芝罘而踏上了清国的土地。
访问龙门的记事是从第二分册的记有9月19日那一页到第三分册的开头。9月19日早上，本来是要从洛阳到西安的，临时改变为访问洛阳东南的龙门。其记录如下：
九月十九日，晴，六时起，访徐某，打开介绍信后，发觉河南府城误为河南省城，大笑。然后租马车西行，欲往香山寺等地，十时许出南关，至龙门，路程二十五里，两山间挟伊水，且喜崖上香山寺高耸，宛如乾隆御游之感。先从龙门的伊阙而上，
1893年7月1日新桥出发（第1分册第1页）
冈仓从洛阳一日间游龙门，是为了参观与唐代诗人白居易关系密切的香山寺。据《旧唐书》卷116《白居易传》（注：《旧唐书》卷116，列传，白居易（中华书局）第十三册，第4356、4358页。），白居易晚年与香山寺僧如满来往密切，自号香山居士，并立下遗嘱死后要葬在如满法师塔侧。自己也能作汉诗的冈仓，一定是想像着《长恨歌》与《琵琶行》等名诗的诗人而急驰在通往龙门之路吧。当时的冈仓根本就没有想到在龙门伊阙攀登时会发现北魏到唐代如此大量的石窟。在龙门的西山，最初进入了潜溪寺石窟的冈仓，便发出了“见诸佛之妙创，心生欢喜之声”的感叹了。看了洞内的规模与佛像的雕刻，他记录道：“往上有三洞，中央题宾阳洞，其中央明显为与鞍作鸟佛师无异的形式，当为北魏之物。”
第三分册第一行是这样开始的“龙门山见伊阙碑出宾阳”，傍边又书“山房之人与粥医饥”，我想时间上大约已是下午。接下记录：“向南至方山，有大岩窟，横十六七间，深达二十间。”记录的是奉先寺的现状，但没有记洞名。对卢舍那佛坐像的记录：“释迦石造高肉四五六丈（下略），实为唐之奇观，屋落土多，足部半没。”接下来记录了古阳洞，也未记洞名，全文见照片（图2）。
其南又一洞，
三尊佛，有狮子，佛为
新彩色，其他佛像
数千，北魏之物无疑，
（次页）
有摺物
此处与最长最细
的观音相似，为红色
（交脚弥勒菩萨速写）北魏之物
有魏永平十三年之题字
三千佛，最为奇古
有塔 有人物
武梁祠之后当数此石室
神仙数多 因果
经可以相比
此古（脱一“阳”字）及宾阳之中洞
最古及观古资料最丰富之处，
实为难得之物
薄暮已至，工作方止
如此洞窟，实有他日考古之人
必至之价值
于我也有再至之
价值
即渡伊水而登香山
9月19日，龙门石窟古阳洞（第三分册第2页）
冈仓面对古阳洞北魏数千佛像之壮观，把它比作武梁祠，即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后汉以来的画像石，冈仓通过很多拓本而了解到武梁祠的石室画像，在他的日志第一分册可以看出，我想他是在北京买到的旧书中，曾列举过《山东武梁祠石刻》的书名。
冈仓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此古阳及宾阳之中洞最古及观古资料最丰富之处”，古阳洞之名是可以从窟中侧壁刻出并以白色涂上的“古阳洞”三个大字而知。冈仓来到接近西山南方的古阳洞之时，可惜已经近于薄暮。要是在上午，阳光大量照进洞窟，他是很容易读到南壁中央“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的。
另外，冈仓认为与最长最瘦的观音像相似的菩萨像，就早早地画了速写，并记录说：“此处与最长最细的观音相似”，这个最长最细的观音，使人想到的恐怕就是法隆寺金堂的百济观音菩萨像，按明治二十一年美术调查之际的说法，就是朝鲜风格观音木像，七尺。
顺便提及，在宾阳洞冈仓记录道“其中央明显的是与鞍作鸟佛师无异的形式”，以法隆寺主尊来比较。
不过要说冈仓早期的速写，我在二十年前还拜读过同样为日本美术院所藏日期为明治十九年（1886）五月五日的《奈良古社寺调查手记》（注：日本美术院藏。1987年3月5日，蒙同院奥村义三理事长及小沼新六事务长的厚意，得以阅览和摄影。前出《冈仓天心全集》第八卷，《奈良古社寺调查手记》第22页。）中，在法隆寺梦殿开扉之际速写的观音像及笔记。打开好几层的白布，就看到一大堆没有封面、以粗糙的纸叠成的小型笔记本中画满了本尊的形象。在有梦殿形象的那一页里则仅仅写着“秘佛观音，保存之妙”。
梦殿是何时开扉，据同行者阿尼斯托·F·费诺罗萨的遗著《中国与日本美术诸时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2Volumes, London, 1912）（注：Ernest F. Fenolos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Vol.1,(New York and London, 1912.P.50）.）记载为1884年（明治十七年）夏，所以“明治十七年说”在长时间内成为定论。可是要按冈仓的速写来看，梦殿的开扉年代应为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恐怕是费诺罗萨记忆有误吧。另外，明治十九年法隆寺寺务日记中也记载了五月七日文部省雇员美国人费诺罗萨来查询图书，冈仓觉三等来山之事（注：法隆寺藏《法隆寺明治十九岁录古文寺务所》中，五月七日：“一，五月七日上午十二时左右，文部省雇员美国人费诺罗萨调查图画，冈仓觉三及另三人及加纳铁哉氏随行一名来山，临摹宝器并佛体及其外诸堂，午后五时而归。”1987年1月9日由于法隆寺寺务所高田良信执事长的关照，得以阅览明治年间的寺务记。）。
1878年8月费诺罗萨作为聘任的外国教师从美国来到日本，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政治学、理财学课程，冈仓是最初的学生。1880年7月毕业，9月，费诺罗萨到关西访问古寺之时，冈仓作为翻译随行。费诺罗萨当年二十七岁，冈仓十九岁。10月，冈仓就职于文部省，从那以后因两人都对日本及东方美术十分热爱，从公与私方面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为什么在欧化主义风靡的时代冈仓却到清国作长期的美术调查，这与早年与费诺罗萨交往和对东方美术热心不无关系。 梦殿开扉的1886年，文部省派遣费诺罗萨、冈仓到古寺调查之后，他们的活动年谱为（注：前述《冈仓天心全集》别卷，年谱，第384~389页。）：8月1日费诺罗萨辞去了帝国大学之聘，而受聘于文部省和宫内省。9月11日，冈仓作为调查委员，与费诺罗萨受命到欧美出差，于翌年10月11日归国，任10月4日开设的东京美术学校的干事，12月2日，费诺罗萨也受聘于东京美术学校。
于是，1888年5月，宫内省九鬼隆一主持的大规模的近畿周围美术调查中，冈仓和费诺罗萨都参加了，6月8日~10月3日的法隆寺宝物调查就是其中的项目。前述法隆寺金堂朝鲜风格雕像的命名，就是根据冈仓和费诺罗萨两人的意见。
这时，随着美术调查的开展，9月宫内省设立了宝物调查局，第二年改为帝国博物馆，在东京、京都和奈良都设立，冈仓在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帝国博物馆两处任职。后一年到清国访问的伊东忠太、塚本靖、平子铎岭等都是与冈仓有缘的人，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
2.1902年伊东忠太对龙门的调查
冈仓觉三清国美术调查之后的九年即1902年3月，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造家学科副教授伊东忠太（1867~1954）在升任教授前，按惯例是要到欧美去留学的，但他终于说服了面露难色的教授们，提出到中国、印度、土耳其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亚洲考察。
在欧化主义风靡的时代，伊东忠太热心地把目光投向亚洲，作为日本建筑史研究者来说是当然的事情，但也是对冈仓觉三亚洲主义的呼应，这一点从本人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注：岸田日出刀《建筑学者伊东忠太》，1945年，乾元社，第43页。）。伊东于1892年7月从工科大学毕业而进入研究生课程，专心于法隆寺建筑的研究。1893年2月，由于与冈仓关系密切的小岛宪文教授（伊东大学时的教授）的促成，伊东忠太到冈仓觉三任校长的东京美术学校当讲师，讲授建筑装饰艺术。
伊东于1902年3月25日从东京出发到中国、印度、土耳其，直到1905年6月回国。最初的访问中国，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某日到达北京，6月1日从北京出发，考察中国北方的建筑，到大同时偶然地发现了云冈石窟。
关于龙门石窟，在归国二年后《支那印度土耳其旅行谈》（注：伊东忠太《支那印度土耳其旅行谈》（第二回下），《建筑杂志》第240号（1906年，日本建筑学会）第782、783页，第36图。）（第二回下）中有讲述，龙门仅有三天的调查，对古阳洞的记载，仅仅有“从大佛窟向南，道路开始向西南弯曲，龛逐渐减少，而在最后的地方有两个重要的洞窟，其内的建筑手法很有意思，还有浮雕”数语，连龛名都没有记录。而在附图中刊布了佛像衣纹写生三例，其中之一就是1893年冈仓觉三访问龙门之时速写的古阳洞交脚弥勒菩萨像的上半身（图3）。
伊东于1943年刊行的《东洋建筑研究（上）》所发表的《支那建筑史》（注：伊东忠太《东洋建筑研究（上）》，昭和十八年，龙吟社，第170页。）卷首的图版中发表了4幅照片，就是作为当时编为第21窟的古阳洞的附图。其中第一幅就是有《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碑铭的南壁第三层中央的照片。在该文（第170页）中有如下的记述：
从建筑方面看，最大的洞窟就是第21窟。此窟至少是太和七年已经开工，太和十九年前后完成，这一点从窟内的碑铭中可知。与云冈第二区的石窟为同时代之物。而且其壁面布满了富有建筑意义的雕刻。
当然，通过自己的眼光，读出了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因而主张太和七年开凿，并认为太和十九年完成，这一点说明他没有把景明二年造像铭与之相混淆。在其书前页也同时指出这个太和七年铭说明“即龙门石窟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已经开凿”。
3.1906年塚本靖、平子铎岭的龙门石窟调查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造家学科教授塚本靖（1869~1937）与帝国博物馆派遣的平子铎岭（1870～1911）二人在龙门潜溪寺住宿了十六天，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调查。对于清国的调查旅行，塚本的同僚副教授关野贞也一起参加过，但那次较匆忙，未去龙门而去了西安。
有意味的是，在冈仓觉三1893年9月到清国出差之时，头一年出任东京美术学校讲师的伊东忠太，因为恩师木子清敬的推荐而担任了平安迁都纪念殿平安神宫造营的技师，于是塚本作为伊东的后继者担任了美术学校的建筑装饰论课程。另外，同一时期，平子也在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在学。塚本于当年的七月才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造家学科毕业。二人都是很年轻的，对于冈仓到清国旅行这件事，难以想像是怎样的感动。
1906年9月到翌年1月约半年时间，塚本靖等到清国的河南、陕西二省的调查旅行，在他们归国的次年，塚本在《东洋学艺杂志》上发表了《清国内地旅行谈》（注：塚本靖《清国内地旅行谈》，《东洋学艺杂志》第二十五卷，第321号，明治41年6月5日刊行。第402～403页。），记述了他们对名胜古迹、风俗习惯的见闻。关于龙门，虽说记述了有晚唐诗人白乐天墓地的香山寺，而关于石窟却连洞窟名也没有记载。仅仅提到了“唐高宗所造高达八十五尺的大卢舍那佛像”之名，相比之下，从学术上看，还是在二十年后《太阳》杂志发表的《云冈与龙门》（注：塚本靖《云冈与龙门》，《太阳》第三十一卷第八号，大正十四年八月刊，第34～40页。）最为重要。而有关云冈调查的记载，则是在龙门访问三年后的1908年与樋口贞藏同行，于云冈石佛寺八日间的调查结果。
对于龙门的记述有：“伊阙之西山为龙门山，东山为晚唐诗人白乐天隐居之香山寺”。首先白乐天香山寺之名最初的出现，可以想像冈仓到龙门访问的动机就是想去香山寺，也可以看出冈仓对于年轻的塚本与平子的影响和薰陶。作为一个建筑学家令人感叹的是塚本对有关龙门的汉文古籍熟悉的程度，可以想像出当年冈仓的汉文古籍涉猎对他的影响。
其重要之处就是对元代萨天锡《龙门记》的阅读，从宾阳洞向南到老君洞其间十余大洞，以及路旁数十尺高的崖头上开凿的布满崖面的大洞小龛及其造像，恐怕数以万计。而其旧有的龟裂，人为的破坏，佛像头、鼻、耳、手、足等的欠缺，或者原有金碧装饰的剥落，或者部分完整、鲜艳的状况等等，都从文中可见，塚本自己也登临了常人难以到达的崖顶，有了类似这样的记录：“仔细检点，佛像的衣纹、凹处犹可见群青、石绿、朱等痕迹残存。”塚本的实证精神与探究之心深深地感动了我。
但是为什么元代就已有那样多的石像遭到损毁呢？塚本认为是后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唐会昌五年（845）、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等灭法活动的结果。“这些灭法活动是较彻底地废佛教、毁浮屠、使僧尼还俗。可以想像在当时紧邻大都市洛阳的龙门石窟佛像将遭到何等的不幸。”
另外，在老君洞，即古阳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塚本推测：“尽管此洞内的诸像比起其他诸窟制作年代早，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思考其理由，大约是李唐天子为李姓，自认为是老子的后裔，因而笃信道教。此洞的主尊被称为老子，也许是寺僧媚上的做法，或许是预想到了后世的灭法问题。”老君洞这一通称，是因为在1965年释迦本尊像恢复之前，主尊雕像一直是作为太上老君像装饰的。
关于古阳洞的开凿年代，塚本认为是“在北魏景明初（500）模仿代京灵岩寺（云冈石窟）为高祖孝文帝和文昭太后而的宾阳洞开凿之前，龙门石窟已经开凿。这一点从洞内的铭文中可以看出。也就是说，现在龙门诸窟中时代最早的是老君洞，洞内现存有比景明元年早十数年的太和年间铭文。”
比起孝文帝迁洛的太和十七年（493）更早的太和年间造像铭，惟一的就是洞内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483）本地功曹孙秋生、刘起祖率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的题记。这个“石像一区”无疑就是指正壁的主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龙门石窟的铭文，塚本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这里令人产生疑问的是，云冈石窟的铭文大多已失，而且龙门的宾阳洞、锣鼓洞无铭文，奉先寺也少铭文。我认为那种因“勅愿”而营造的洞窟和佛像，其他信仰者在其余地凿小龛刻佛像而附铭文等情况较少，或者可能是禁止的。而并非勅愿而造的洞窟，则在后来其空地上不断地毫无秩序地刻出佛像及铭文，甚至有把前人所刻的佛像铭文削去而刻出自己新作的铭文，或者在前人铭文下面削去一半而刻出新铭文的情况。
塚本所说那种非勅愿而造的洞窟存在的无秩序状况，在古阳洞两侧壁第三、第二两层四个列龛的周围及穹窿形天井中都可看到。
1906年塚本于龙门石窟调查后的报告，本人拍摄的洞窟内很多照片是谁也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古阳洞侧壁列龛内的诸像，后来很快遭到人为的破坏和掠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龙门石窟研究》中收录了塚本拍摄的四幅照片（注：塚本靖摄影〈古阳洞内图版〉，第八十九图坐佛龛（左壁第三层第一龛）第九十一图左壁上层，第九十二图右壁上层，第九十三图交脚菩萨龛，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研究》，），其中之一古阳洞右壁上层图（第92图）（图版1），在南侧壁第三层的第二和第三列龛之间，有横额状《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其上下二分，第二列龛内释迦坐像可以看到《景明三年邑子像造像记》，两者的书式及行数不同，虽说同样是方笔书写，但其书法优劣之差却可以看出。而照片展示了景明三年造龛内释迦坐像在破坏以前的全貌，这一点弥足珍贵。
下面谈谈与塚本同行的平子铎岭，他曾写了三册笔记《长安洛阳佛迹探检手记》藏于箱中（注：铎岭平子《長安洛陽佛跡探檢手記》（明治三十九年）三册，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藏，贵重图书。2004年5月10日、2005年10月20日阅览并摄影。），现在为东京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作为贵重图书收藏。承蒙该馆的厚意，在撰写本稿期间笔者两次阅览了笔记。下面我想介绍其内容概要。这三册笔记都有黑褐色的封面，以方格眼线装，约60页。第一册与第二册同样大小（横13.5cm，纵20.5cm），第三分册稍大（横16.5cm，纵20.5cm）。
第一分册以巩县石窟寺平面图、佛龛内化生菩萨、平棋天井的写生等开头。巩县是汉魏的洛阳故城东40公里，接近伊水与黄河合流点，清代属河南府，石窟寺营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4）（注：《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平凡社，1983年。安金槐《序说》，第187页。），笔记中还可见河南府的城壁和城门素描。第二分册最初的数页只有场所不明的龙头写生。第三分册充满了龙门石窟各洞的佛像、装饰纹样等的写生。开卷的第一页是以墨笔画出大大的宾阳中洞的主尊佛头，其背面记录了“霜月廿日”的日期，并咏道：“沐浴龙门之水，窟内释迦，香烟缭绕间。”
关于古阳洞，傍书老君洞本尊，画出了主尊肩部以上头部的写生，又在其右下部画出主尊结跏趺坐的全貌（图4），尽管表面装饰了太上老君的面容，但对释迦原像的长面及脸、目、鼻的位置以及高肉髻等状况都准确地画了下来。另外，在笔记中还贴有用和纸以淡彩画出的洞窟内部写生，其中很有意味的是，1893年冈仓觉三在龙门石窟惟一写生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平子也画出了其腹部上圆环内呈X字状交叉的飘带和覆盖着双脚的平行的衣褶线（图5）。
平子的龙门石窟笔记从宾阳三洞开始共记录了十九洞的洞窟名，也许平子最为感动的就是唐代的奉先寺吧，他对大卢舍那佛像的佛头画出了精美的写生，还画出了记录着测量尺寸的平面图等等。此外还到了老君洞南边的长身观音洞（现名路洞），除了平面图外，还记录了与法隆寺百济观音像相似，画出长身而头部已失的胁侍像写生及尺寸。
平子自清国归来以后，写出了以讨论龙门石窟为中心的《洞窟古年考完》（佐伯启造氏藏）（注：《铎岭平子尚先生著作年表·略历》，1974年，发忍会刊。），笔者曾与其后人联系，但这份著作所在不明。平子病逝是在归国后第五年的1911年5月。
4.1918年关野贞重访龙门石窟
最初1906年塚本靖访问清国，是与同僚关野贞一道出差的，只是由于平子的恳求，就成了三人同行。不过到了龙门以后，关野与塚本、平子作别向西安府而去，也许是走得匆忙，关于这次龙门石窟的见闻，在归国以后仅见于他的一次讲演（注：关野贞讲演《清国河南陕西旅行谈》明治四十年二月20日于东京地理学协会（关野贞著《支那の建築と藝術》、昭和十三年九月，岩波書店，第607頁）。），把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与奈良东大寺大佛相比较。
关野贞在十二年后的1918年2月，受国家派遣到朝鲜、中国、印度等地作了三年的历访，1918年在中国时访问了龙门石窟，同年12月在日本发表了《西游杂信》一（注：关野贞《西遊雑信》一（《建築雑誌》第32辑第384号，大正七年十二月刊，第626页），另外，前述关野贞著《支那の建築と藝術》中也收入此文，第654页。），其中以《云冈与龙门》为题，对两者试作比较，对开凿年代有如下论述：
在云冈石窟中没有标志年代的铭刻，而龙门石窟中大体有关于年代、作者以及造像来由的铭刻，可以考证其时代。其中最古的是第二十一窟（老君洞）中的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西元478年，笔者注为483年，误）距今一千四百四十年，距云冈五大窟后约二十年。这个老君洞于孝文帝时代完成，其开凿年代应比题记更早数年。其他的石窟都是北魏、东魏、北齐以至于隋唐时代营建的。
关野贞也是以自己的眼读出了老君洞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
值得注意的是，关野贞再次访问龙门石窟的1918年，大村西崖著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已在其三年前的1915年出版了，关于古阳洞的开凿时间，大村自己因对拓本的错读，把《太和十九年长乐王丘陵亮夫人尉迟造像记》作为洞窟最早的造像记，而把窟的开凿定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以后，这就是后来形成“定论”的来源。大村对拓本的错读，正如本文绪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南壁中央于孝文帝迁洛以前刻出的记载了正壁主尊年代之愿文《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后来于孝文帝迁洛以后又刻出了侧壁第三层第二列龛的《景明三年邑子像造像记》，由于壁面没有地方，后者将前者夹在中央而刻在了一起。大村从拓本上把两者当成了一个碑铭，主观地把太和七年作为第二龛的始凿年代，景明年作为完成的年代。
其后关野贞对古阳洞窟开凿年代的看法没有丝毫改变，前记的《西游杂信》在其后于1938年又收入了他的著作《支那的建筑与艺术》（注：关野贞《西遊雑信》上，支那の部、雲岡と龍門（前述《支那の建築と藝術》第654页。）。
顺便提及，1925年常盘大定、关野贞共著《支那佛教史迹》（二）中（注：常盘大定、关野贞共著《支那佛教史跡》（二）（佛教史跡研究会，1925年）Ⅱ－91龙门第二十一窟（古阳洞）南壁上层第三佛龛。），刊载了1913年开始的当地人进行破坏掠夺后的第21窟（古阳洞）内大型图版10幅，其中有2幅拍摄的是南壁第三层第二列龛。而其图版说明，则仅仅记为“北魏太和七年造像铭”。这部著作完全是只收录图版，作为图片说明，则是在1926年出版的常盘大定著《支那佛教史迹详解》（注：常盘大定著《支那佛教史跡詳解》，佛教史跡研究会，1926年，第105页。）中，而常盘对于《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却依照大村西崖，错读成了《景明三年孙秋生等造像铭》。
常盘自己在六年前的1920年11月9日的《龙门访问记》（注：常盘大定著《支那佛教史跡踏査記》，佛教史跡研究会，龍吟社，1938年，《古賢の跡へ》第98页。）中也曾记录道：“老君洞中，有龙门最古的铭文‘太和七年’的年号，不光是最古老，而且从极致细密，构想复杂，到处流露出热烈的信仰之心，堪称龙门之最。” 这是通过自己的眼读出而产生的真实感叹。遗憾的是，后来常盘的解说，不仅与提供图版的关野贞的想法大相径庭，也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五 两位欧洲研究者对古阳洞的调查
1.1907年爱德华·沙畹的龙门调查与精密的碑铭解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比塚本靖和平子铎岭晚一年，法国东方学者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访问了龙门石窟，从7月24日到8月4日经历了十二天，从龙门周围的风景到石窟内佛像拍摄了很多照片，并收集了大量的碑铭，其后用了数年的时间来解读这些碑铭。
关于沙畹，据同是国际优秀的东方学者石田干之助（1871～1974）的记述（注：《世界百科辞典》（平凡社，1965年）10，第540页。），曾在巴黎的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后作为公使馆员到北京留学（1889～1893），归国后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终身（1893～1918）。其最有名的业绩，就是对《史记》的翻译（完成了三分之一），其研究范围十分广阔，包括西域求法的中国高僧事迹、来往于中国的印度僧传记、佛教说法、中国美术、汉代碑文、汉晋木简解说、西突厥史料的译注等等。他的门下也是人才辈出，包括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先驱保罗·伯希和等著名的东方学者。
沙畹于1907年到中国的华北、东北调查，其成果有《华北访古记》(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mtrional)四册（注：Edouard Chavannes，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lanches, Deuxieme Partie.(Paris,1909)Tome 1.
Premiere Partie.( 1913)
Pevoxieme Partie.( 1915)），1909年刊行了图版二册，1913年出版了报告书第一册《汉代雕刻》，1915年出版了第二册《佛教雕刻》。
有关龙门石窟是在图版第二册中（注：Planches, Deuxieme Partie 1909.Pl.CLXI-PlCOLI.），首先是从东山拍摄的西山潜溪寺等的远景，奉先寺以南无数大小诸窟的近景等，共收入照片8幅（No.278~285），接下来是宾阳三洞等各洞的特写大照片（高21cm，宽4.8cm），第十洞（老君洞）则有洞内的大幅照片三十幅（No.365~394），龙门石窟中的大型照片，都是在沙畹的指示下，同行的中国人拍摄的，这一点在1915年出版的报告书第一部序文中有说明，他本人拍摄的只有小幅照片。
老君洞即古阳洞内拍摄的照片，从第365图开始到第379图，内容包括北壁东侧接近洞口的第二层交脚弥勒菩萨像列龛与第一层空洞的列龛上下并列状况，第三层的释迦佛坐像的列龛与其上的穹窿形天井下方的小佛龛、千佛像，并移向南壁诸龛等。
南壁的图版中不能忽视的是第391图（图版2）中第三层释迦佛坐像的第二层列龛与其下第二层的二佛并坐龛。其中第三层右侧的龛旁为纵长形碑铭，中间是作为后壁主尊碑铭的横额状“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其上是围绕螭首的“邑子像”题记，其下部接续着上部内容记录着维那率众邑子的名字。仅从这个图版上就可以看出记录着太和七年敬造的前者与景明三年造完之尾题的后者之别，从碑面的浓淡及文字排列的不同就可以看出。横向的宽度一样，而前者是纵九字，横十三行的横长方形，文字也较大，排列整齐，行间距较疏。而后者为纵三十字横十五字的纵长方形，文字较小且行间距过密，令人有杂乱之感。虽说都以方笔书写，而两者的优劣是可以看出的。
另外，拍摄了南壁中央部的第391图，也是极重要的。从拓本上无法知道的“景明三年邑子像”的造像龛即第三层第二列龛内的释迦坐像与胁侍菩萨立像二躯完整的姿态。像1907年拍摄的这幅照片这样，通过亲眼所见是可以看出的。后来洞内为数众多的尊像受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恐怕已经很难看到以前的原貌了。
沙畹的图版中古阳洞内照片是如何重要，从西伦的记述中即可说明。瑞典的中国美术史家奥斯瓦德·西伦（Osvald Siren）在十一年后的1918年4月初访龙门石窟之际，古阳洞内的佛像已经遭到损坏，西伦在《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 Text）（注：Osvald Siren:Chinese sculpture, Volume I, Text, (London,1925) P.479.）中是这样记述的：
对于学习中国美术的人来说，都知道必要的情报与制作较好的复制品可以在沙畹的《华北访古记》中找到。同时，要知道，沙畹所介绍的雕刻中有很多现在已经部分或全部被破坏了，这十年到十二年间龙门石窟的破坏速度，已到了持续在这里考察的学者无法理解的程度。
我在1918年4月与1921年12月之间也以个人的身份进行访问，对众多失去的佛头及全身像进行观察和记录，而1918年拍摄的照片中有些就因这些变化而不能用了，本来有的头部后来恐怕有百分之十不存在了，因为雕刻的损坏，现地的工人就以制作粗糙的头部来替换了。
确实，从西伦拍摄的照片（第77~80图）中可以看出，不用说侧壁的列龛内的尊像，列龛周围的无数小龛的尊像头部都被破坏了。第二层列龛内的交脚弥勒菩萨像面部也人为地改换成白色的头部，还安上难看的眼珠。
关于老君洞那些失去了的佛像头部的去向，西伦写道：“这些龙门石窟雕刻的代表作中的大多数，都从它本来的所在地搬走，而成为了欧洲、美国、日本等各地的收藏品。”
无论如何，调查龙门石窟的沙畹作为东方学者的才能，从他翻译《史记》就可见对汉语的解读有极强的能力。不容忽视的是《华北访古记》图版第二册中，沙畹收集了关于龙门石窟的碑铭拓本达310件（No.437~No.747）,而且在八年以后的1915年出版的报告书第一卷第二部（佛教雕刻）的卷末，《I 龙门石窟的碑铭》中从《伊阙佛龛碑》(No.1274)开始，到清末碑（No.1695）共收录了422件碑铭，在本文中与各洞的解说一样，对这些碑铭一件一件加以详细的解说。
关于龙门石窟的解说，与先驱者冈仓觉三、伊东忠太等人同样，是从伊阙的风景说起，涉及到西山潜溪寺对岸的东山，诗人白居易曾生活过的香山寺。关于石窟的记述，则从西山沿河岸的岩壁上，以潜溪寺为入口，经一公里左右开凿了无数的石窟，包括宾阳洞的内容，以“1、围绕潜溪寺的石窟”为题作了介绍。有关古阳洞的内容在“18、第十洞，通称老君洞”（注：同前Edouard Chavannes，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I, Peuxieeme Parte. La Sculpture Bouddkique, P.472.）中，并对八年前出版的图版连同其尺寸进行详细的说明，沙畹还参照自己收集的拓本对碑铭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下面选几件记录：
我们来到了龙门石窟中最广为人知的老君洞。这个石窟为什么以道教的神为名还不清楚。古代应该是称为古阳洞的。“古阳洞”这三个字雕刻在北壁的后部（第380图，从下而上70cm，自左而右46cm）。
测量时用的单位是米，现改为厘米。我为他实测数据之多而惊叹。对于改为太上老君像的后壁主尊及胁侍菩萨立像是怎样受到损坏的，他的叙述如下：
这个洞窟有两处受到损坏，首先是后壁的大佛像进行了奇怪的修复，所施的色彩在周围精美的雕像之中显得十分不协调（第394图右）。第二点，1901年为了把洞窟封闭而以积石筑起了墙（第386图左与第65图右），这堵墙在大大的壁龛中垂直排列，而把洞窟两侧结实地堵住了。
从中可见沙畹对后壁修复的太上老君像有一种反感，所以这个洞窟正面的照片一幅也没有，在被他称为“精美的雕像”的胁侍菩萨（第394图）的左方（图6），仅仅露出上了彩色的太上老君像右肩和结跏趺坐的右脚以及右座的部分。在宝坛右下部有现在已经被破坏了的狮子，很珍贵。前述的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造像记》就在这个插图中胁侍菩萨立像的肩部右侧不到五米的地方。
沙畹还把侧壁的构成，北壁与南壁按上层、中层、下层分开，对各层壁龛内的佛像进行说明，对于上层列龛的坐佛，沙畹均以“佛陀”称呼，侧壁中层最有魅力的交脚弥勒菩萨像，也仅仅以“菩萨”来称呼，这有点遗憾。另外，对于破坏之前莞尔微笑的面长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则拍摄了贵重的图版（第365、371、374等图）（图版3），从他的精致的图片中可以看出“汉风”的交脚菩萨像左膝上，可以明确地看出有点形式化的持瓶，当时沙畹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持瓶是象征着未来佛的香油瓶，已在本文第三章详述。〖TP,@,BP]
另外，对此洞的天井，仅作了如下记述：“穹窿顶，布满了方眼状壁龛，其中夹着几个较大的壁龛（第390图和第392图的上层）。”千佛的名称以及小壁龛中出现较多的弥勒菩萨的名称都一概没有提到。
最后，对于侧壁列龛坐像的测量记下了具体数字，“上层与中层的像大小自然，坐像1.05米到1.45米”，接下来“洞窟的宽度 6.80米，进深从入口至大佛台座为7.70米”，反映出洞窟的平面，最后是预告后面内容来结束的，“以下，我将以拓本来介绍窟中的碑铭”。
沙畹自己收集的老君洞的拓本《龙门碑铭373》(第539图与1597图)开始到《碑铭585》结束，解读的碑铭共有213件，括号内的数字是拓本与起稿文的序号，光是古阳洞就记述了30页，可以说迄今为止龙门石窟研究者中，在他之前或者之后，在碑铭解读上没有能比得上沙畹的。
作为悬案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收录在本文的《碑铭381》(第542图、第1605图)中（注：同前，P.479。），第542图为沙畹自己收集的拓本(图7)，太和七年的铭记就夹在中央，其上部为邑子像题记和邑主，下部是刻有维那率领的众邑子百四十人的人名的景明三年铭记。由上到下连续的纵长形碑拓。另外第1605图(图8)则是按拓本临摹的内容，但把拓本中的邑子题名消去了。这些都是八年前图版中收录的内容，我们先介绍沙畹对碑铭的解读。沙畹依据拓本对《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全文进行了复元。其中的异文(别字)则据秦公辑注《碑别字新编》（注：秦公辑《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罗振鋆、罗振玉共著《增订碑别字字典》（注：罗振鋆、罗振玉共著《增订碑别字字典》，1976年，省心书房刊。）捡出，如“伐”、“扵”等字也按别字来看。
大伐太和七年新城縣
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
曹劉起祖二百人等
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
永隆三寶弥顯有願弟
子等榮茂春葩庭槐獨
秀蘭[XC][XC]馥於昌年金
暉誕照於聖歲現世眷
屬萬福雲歸洙輪疊駕
元世父母及弟子等來
身神騰九空跡登十地
五道群生咸同此願
孟廣達文蕭顯慶書
对于这纵九字横十四行整齐排列，异体字(别字)有十二个，难解的汉字和佛教用语较多的碑文，沙畹用楷书临摹并作了如下的解说：
太和七年(483)新城县民间雇用监查官孙秋生、刘起祖等二百人虔诚地造出石像，祝愿国家永远繁荣，三宝更加辉映，并祝在此祈愿的弟子们象春天的花朵一样兴旺，像兰花一样长久地散发香气，像神圣的金光一样广播于世间，现世的眷属们福云聚集，得到无限的幸福。他们乘着朱色的马车，先祖们、他们的父母、兄弟们来世将飞向九层天空，并进入十地。五道的众生也像这样。
孟广达作文，萧显庆书写。
沙畹虽然没有像原文那样追求骈体的华丽语调，但对“葩”、“洙”等汉字，都一字一字地作了注解。
临摹的铭文中，开头的“大代”(原碑作‘大伐’)也指出了与魏为同义，对于太和七年的纪年，他是这样注释的：“所以，这次营造的开始为洛阳成为魏的首都以前的事。”
沙畹把“敬造石像一区”的敬造，解释为造像的完成，因此，认为古阳洞的开凿年代为孝文帝迁洛以前。这一点恐怕沙畹自己也没有想到具有重大的意义。这表明龙门石窟最早的古阳洞的开凿与北魏王室无关，而是当地汉族官民自己开凿的。
沙畹对于“大代”的“代”的解释，并没有停留在“代”与魏同义这一点，还详细解释了当地汉人的思想立场。《魏书》（注：《魏书》序纪第一 穆皇帝八年，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页。）穆帝纪八年条中有“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的叙述，东晋愍帝(313~317年在位)时，任命了鲜卑族拓跋部的酋长为代王，把代、常山二郡与之管辖。其后，太祖纪中记载，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后来的太祖道武帝于正月即位称代王，四月改称魏王，定都于盛乐。天兴元年(398)六月改国号为魏，称皇帝，七月迁都于平城(大同)。另外，北方产的胡马也称“代马”。所以，对于汉人来说，代的称呼，对胡族是有些侮蔑感的。
古阳洞中为数颇多的碑铭中，在年号上不称大魏而称大代的，除了正壁释迦三尊像的造像记《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年，仅有正始三年(506)的两个小龛（注：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5年，第202页。），有孙大城、杨小妃等的发愿者姓名，与正壁主尊的造像者同样，为当地的汉族的造像，或许正是对胡族的支配有抵抗感呢？甚至把“大代”写成“大伐”，也许是对孝文帝南伐的抵抗感吧。顺便提及，“伐”作为代的异体字出现，又见于八十多年后的北齐太宁二年(562)的《云门寺法懃禅师塔铭》（注：《汉魏南北朝墓誌集释》，法懃禅师墓誌，图版328。）。
2.1918年及1921年奥斯瓦德·西伦对龙门石窟的调查，动摇的古阳洞开凿年代
瑞典美术史家奥斯瓦德·西伦（Osvald Siren，1879～1966）最早对龙门石窟的调查是在日本学者关野贞再访之后两个月，即1918年4月。在三年后的1921年西伦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其成果收录在他的著作《中国雕刻——5~14世纪》（全四册，一，本文，二至四为图版，1925年）（注：Osv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4vols (I-Text,II-IV.Plates) 1925,London.），书的封面在西伦的名字下写着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的职称。
关于西伦的略历，从伦敦刊行的著名美术杂志《布林顿杂志》（注：William Watson : Professor Osvald Siren (The Buring Ton Magazine,vlume cv III, Number762, September 1966, London) P.484.）1966年9月号揭载的追悼记事中可知，1879年生于赫尔辛基，1966年6月26日卒于斯德哥尔摩，享年八十七岁。从1908年到192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美术史教授，1928年到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王立博物馆的绘画雕刻部门任职。西伦是在被称为西欧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初期阶段是从意大利美术向中国美术转向的时期，西伦对中国美术特别是华北的佛教雕刻的关注，也来自于他对沙畹的追随，这一点已见前述。
西伦对龙门石窟的记述，见于该书第一册本文，在接着山西篇的云冈石窟之后，河南篇的开端。老君洞的总说（第20～21页）与第二册图版收录的老君洞内七幅照片（第75～81图）的解说。在此前的学者都避开正面的修改得不伦不类的道教风格的老君像，而西伦却从正面拍摄了这幅太上老君像（注：同前Osv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Volumel: Text.P.21. plate 75.）（图版4），成为了压卷之作。
西伦对正壁的主尊作了如下的说明：
此洞于（注：495）年最初供养，中尊为结跏趺坐，结禅定印的佛陀像，尽管被完全用厚厚的涂料覆盖，但仍可以明确地判定出（注：早期人物表现的特征）（字下的点为作者所加）
这里495年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洛后的第二年，西伦在前页的总说中也认为龙门石窟的最古的洞窟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不久，由帝室之命而开凿的。
但是，在此之前已开始营造石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理由是，从孝文帝营造的老君洞中（注：可以确认有483年的题记）。不过这个题记的时代十分早，而此洞的大部分纪年铭，除开后来很晚的唐代部分外，大多在495~545年之间。
483年就是太和七年，这无疑是指造了正壁主尊释迦像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的纪年。西伦所崇拜的沙畹在《碑铭381》着意解释的太和七年造像记，为什么不被西伦采纳呢？而且，他也不顾自己对太上老君像的图版解说中，指出了中尊应为佛陀像，并可以“判定出早期的人物表现的形式特征（Form）”。正壁主尊是什么时代的样式（Style），以其表现形式与碑铭对应起来检证，不正是雕刻史研究者的本领吗？西伦已经调查过了云冈石窟，那么在修改成太上老君像的装饰下面的释迦本尊像，到底与云冈石窟里所见最有特色的“胡风”相通呢，还是完全看不到其影响的“汉风”，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尽管如此，对于古阳洞的时代问题，为什么西伦表现得如此暧昧？我最近读了西伦在他的著作出版的1925年添加的序文（注：同前Preface viii.），以前对西伦这种不慎重的结论产生的疑问，一下子就得到了冰释。令人吃惊的是，正如本文绪论中所指出的大村西崖在拓本读解上犯的错误，一直影响到了中文、日文都不会的西伦。西伦有如下的告白：
我得到了A·魏礼氏的帮助，他曾作过大村关于中国雕刻的日文著作的笔记，在研究中他把笔记借给我用。
所谓“大村关于中国雕刻的日文著作”，除了1915年出版的大村西崖的大作《支那美术史雕刻篇》再没有别的。从中选粹做成英文笔记而借给西伦的人就是A·魏礼（Arther David Waley,1889～1966），他是英国的东方学家，在日本也是非常有名的。
关于魏礼，牛津大学出版局刊行的《国民人名辞典1961－1970年》（1981）（注：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961-1970(Oxford University Pres,1981) P.1043.）有简明扼要的说明：魏礼，1913年6月大英博物馆馆员，负责中国与日本文书和绘画部门，同时从事日语和汉语文艺作品的翻译。有关日本的译著有《日本的诗歌》（1919）、《日本的能》（1922）、《源氏物语》（1925年开始出版）等，有不少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魏礼把大村西崖对龙门石窟的碑铭翻译介绍给了西伦。
最初是因为沙畹而了解龙门石窟的西伦，却对石窟中的碑铭完全不关心。他在古阳洞内的图版，没有一幅是拍摄了碑铭的。对于古阳洞的开凿年代，他有先入之见。早于西伦两个月1918年2月到古阳洞调查的关野贞对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却能正确地解读，并对有碑铭的壁面进行了拍摄。西伦没有通过自己的眼来调查，这是十分遗憾的事。
后记：
尊敬的沙畹在关于龙门石窟的记述中，开头部分写道，接近西山的潜溪寺的宾阳洞等重要的石窟都是门朝东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就象迎接宾客一样迎来了太阳”。
1999年10月末，我在分别了二十年后重访龙门石窟，站在充满灿烂朝阳的古阳洞内感动之时，这篇论文还没有产生。在此，对给予我自由地在洞内调查机会的龙门石窟研究院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在拙稿执笔之时，给过我很多教示与鼓励的友人及毕业生们，特别是促使我把成果在《成城文艺》上发表的文艺学部部长户部顺一先生以及各位编辑委员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的厚意，而使本稿能在《敦煌研究》上发表，对于一生都热爱中国美术的我来说，真是感到无上的欣慰。在此谨向主编樊锦诗先生及编辑部各位，特别是承担翻译的赵声良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如果仿照历史故事来想像，还谈不上对古阳洞赞美的拙文，什么时候也能使“洛阳纸贵”呢？
[本文最初发表于《成城文艺》（东京）第196号2006年10月]
（责任编辑 胡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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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3年最先访问龙门的日本人冈仓觉三
日本的研究者最先访问龙门的是当时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的冈仓觉三（1862～1013），雅号天心。他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即清朝的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九日访问了龙门。这是他受帝国博物馆（宫内厅所属）的派遣，为了调查研究中国美术，到清朝的中国进行了近五个月的调查①，当时他才三十二岁。冈仓于1890年5月任帝国博物馆理事兼美术部长，同年10月被任命为东京美术学校校长。
冈仓当年记录的《清国出差手记》②（暂名）现由日本美术院收藏，幸运的是蒙该院的厚意得以阅览。这是用薄得几乎透明的白色正方形和纸（雁皮纸）约五十页叠起，横向半折，在折口处用线订起的笔记本，共四册。单面宽21.6cm，高10.8cm。在第一分册上也没有题名，只是以下列文字开始：
明治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受命出差清国
十五日夜从新桥出发，与早崎
梗吉草津一道
其最终行写到同月20日下午三时“到达长崎江户町鹤谷利七方”为止。共十四行文字，把连日的经历都用墨书记录下来（图1）。与他同行的早崎梗吉当年二十六岁，是东京美术学校绘画科的学生，学完了写生课程，而且据说中文较好。冈仓一行从长崎乘船出发，经过韩国的仁川，8月2日到达山东的芝罘而踏上了清国的土地。
访问龙门的记事是从第二分册的记有9月19日那一页到第三分册的开头。9月19日早上，本来是要从洛阳到西安的，临时改变为访问洛阳东南的龙门。其记录如下：
九月十九日，晴，六时起，访徐某，打开介绍信后，发觉河南府城误为河南省城，大笑。然后租马车西行，欲往香山寺等地，十时许出南关，至龙门，路程二十五里，两山间挟伊水，且喜崖上香山寺高耸，宛如乾隆御游之感。先从龙门的伊阙而上，
1893年7月1日新桥出发（第1分册第1页）
冈仓从洛阳一日间游龙门，是为了参观与唐代诗人白居易关系密切的香山寺。据《旧唐书》卷116《白居易传》（注：《旧唐书》卷116，列传，白居易（中华书局）第十三册，第4356、4358页。），白居易晚年与香山寺僧如满来往密切，自号香山居士，并立下遗嘱死后要葬在如满法师塔侧。自己也能作汉诗的冈仓，一定是想像着《长恨歌》与《琵琶行》等名诗的诗人而急驰在通往龙门之路吧。当时的冈仓根本就没有想到在龙门伊阙攀登时会发现北魏到唐代如此大量的石窟。在龙门的西山，最初进入了潜溪寺石窟的冈仓，便发出了“见诸佛之妙创，心生欢喜之声”的感叹了。看了洞内的规模与佛像的雕刻，他记录道：“往上有三洞，中央题宾阳洞，其中央明显为与鞍作鸟佛师无异的形式，当为北魏之物。”
第三分册第一行是这样开始的“龙门山见伊阙碑出宾阳”，傍边又书“山房之人与粥医饥”，我想时间上大约已是下午。接下记录：“向南至方山，有大岩窟，横十六七间，深达二十间。”记录的是奉先寺的现状，但没有记洞名。对卢舍那佛坐像的记录：“释迦石造高肉四五六丈（下略），实为唐之奇观，屋落土多，足部半没。”接下来记录了古阳洞，也未记洞名，全文见照片（图2）。
其南又一洞，
三尊佛，有狮子，佛为
新彩色，其他佛像
数千，北魏之物无疑，
（次页）
有摺物
此处与最长最细
的观音相似，为红色
（交脚弥勒菩萨速写）北魏之物
有魏永平十三年之题字
三千佛，最为奇古
有塔 有人物
武梁祠之后当数此石室
神仙数多 因果
经可以相比
此古（脱一“阳”字）及宾阳之中洞
最古及观古资料最丰富之处，
实为难得之物
薄暮已至，工作方止
如此洞窟，实有他日考古之人
必至之价值
于我也有再至之
价值
即渡伊水而登香山
9月19日，龙门石窟古阳洞（第三分册第2页）
冈仓面对古阳洞北魏数千佛像之壮观，把它比作武梁祠，即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后汉以来的画像石，冈仓通过很多拓本而了解到武梁祠的石室画像，在他的日志第一分册可以看出，我想他是在北京买到的旧书中，曾列举过《山东武梁祠石刻》的书名。
冈仓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此古阳及宾阳之中洞最古及观古资料最丰富之处”，古阳洞之名是可以从窟中侧壁刻出并以白色涂上的“古阳洞”三个大字而知。冈仓来到接近西山南方的古阳洞之时，可惜已经近于薄暮。要是在上午，阳光大量照进洞窟，他是很容易读到南壁中央“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的。
另外，冈仓认为与最长最瘦的观音像相似的菩萨像，就早早地画了速写，并记录说：“此处与最长最细的观音相似”，这个最长最细的观音，使人想到的恐怕就是法隆寺金堂的百济观音菩萨像，按明治二十一年美术调查之际的说法，就是朝鲜风格观音木像，七尺。
顺便提及，在宾阳洞冈仓记录道“其中央明显的是与鞍作鸟佛师无异的形式”，以法隆寺主尊来比较。
不过要说冈仓早期的速写，我在二十年前还拜读过同样为日本美术院所藏日期为明治十九年（1886）五月五日的《奈良古社寺调查手记》（注：日本美术院藏。1987年3月5日，蒙同院奥村义三理事长及小沼新六事务长的厚意，得以阅览和摄影。前出《冈仓天心全集》第八卷，《奈良古社寺调查手记》第22页。）中，在法隆寺梦殿开扉之际速写的观音像及笔记。打开好几层的白布，就看到一大堆没有封面、以粗糙的纸叠成的小型笔记本中画满了本尊的形象。在有梦殿形象的那一页里则仅仅写着“秘佛观音，保存之妙”。
梦殿是何时开扉，据同行者阿尼斯托·F·费诺罗萨的遗著《中国与日本美术诸时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2Volumes, London, 1912）（注：Ernest F. Fenolos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Vol.1,(New York and London, 1912.P.50）.）记载为1884年（明治十七年）夏，所以“明治十七年说”在长时间内成为定论。可是要按冈仓的速写来看，梦殿的开扉年代应为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恐怕是费诺罗萨记忆有误吧。另外，明治十九年法隆寺寺务日记中也记载了五月七日文部省雇员美国人费诺罗萨来查询图书，冈仓觉三等来山之事（注：法隆寺藏《法隆寺明治十九岁录古文寺务所》中，五月七日：“一，五月七日上午十二时左右，文部省雇员美国人费诺罗萨调查图画，冈仓觉三及另三人及加纳铁哉氏随行一名来山，临摹宝器并佛体及其外诸堂，午后五时而归。”1987年1月9日由于法隆寺寺务所高田良信执事长的关照，得以阅览明治年间的寺务记。）。
1878年8月费诺罗萨作为聘任的外国教师从美国来到日本，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政治学、理财学课程，冈仓是最初的学生。1880年7月毕业，9月，费诺罗萨到关西访问古寺之时，冈仓作为翻译随行。费诺罗萨当年二十七岁，冈仓十九岁。10月，冈仓就职于文部省，从那以后因两人都对日本及东方美术十分热爱，从公与私方面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为什么在欧化主义风靡的时代冈仓却到清国作长期的美术调查，这与早年与费诺罗萨交往和对东方美术热心不无关系。 梦殿开扉的1886年，文部省派遣费诺罗萨、冈仓到古寺调查之后，他们的活动年谱为（注：前述《冈仓天心全集》别卷，年谱，第384~389页。）：8月1日费诺罗萨辞去了帝国大学之聘，而受聘于文部省和宫内省。9月11日，冈仓作为调查委员，与费诺罗萨受命到欧美出差，于翌年10月11日归国，任10月4日开设的东京美术学校的干事，12月2日，费诺罗萨也受聘于东京美术学校。
于是，1888年5月，宫内省九鬼隆一主持的大规模的近畿周围美术调查中，冈仓和费诺罗萨都参加了，6月8日~10月3日的法隆寺宝物调查就是其中的项目。前述法隆寺金堂朝鲜风格雕像的命名，就是根据冈仓和费诺罗萨两人的意见。
这时，随着美术调查的开展，9月宫内省设立了宝物调查局，第二年改为帝国博物馆，在东京、京都和奈良都设立，冈仓在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帝国博物馆两处任职。后一年到清国访问的伊东忠太、塚本靖、平子铎岭等都是与冈仓有缘的人，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
2.1902年伊东忠太对龙门的调查
冈仓觉三清国美术调查之后的九年即1902年3月，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造家学科副教授伊东忠太（1867~1954）在升任教授前，按惯例是要到欧美去留学的，但他终于说服了面露难色的教授们，提出到中国、印度、土耳其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亚洲考察。
在欧化主义风靡的时代，伊东忠太热心地把目光投向亚洲，作为日本建筑史研究者来说是当然的事情，但也是对冈仓觉三亚洲主义的呼应，这一点从本人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注：岸田日出刀《建筑学者伊东忠太》，1945年，乾元社，第43页。）。伊东于1892年7月从工科大学毕业而进入研究生课程，专心于法隆寺建筑的研究。1893年2月，由于与冈仓关系密切的小岛宪文教授（伊东大学时的教授）的促成，伊东忠太到冈仓觉三任校长的东京美术学校当讲师，讲授建筑装饰艺术。
伊东于1902年3月25日从东京出发到中国、印度、土耳其，直到1905年6月回国。最初的访问中国，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某日到达北京，6月1日从北京出发，考察中国北方的建筑，到大同时偶然地发现了云冈石窟。
关于龙门石窟，在归国二年后《支那印度土耳其旅行谈》（注：伊东忠太《支那印度土耳其旅行谈》（第二回下），《建筑杂志》第240号（1906年，日本建筑学会）第782、783页，第36图。）（第二回下）中有讲述，龙门仅有三天的调查，对古阳洞的记载，仅仅有“从大佛窟向南，道路开始向西南弯曲，龛逐渐减少，而在最后的地方有两个重要的洞窟，其内的建筑手法很有意思，还有浮雕”数语，连龛名都没有记录。而在附图中刊布了佛像衣纹写生三例，其中之一就是1893年冈仓觉三访问龙门之时速写的古阳洞交脚弥勒菩萨像的上半身（图3）。
伊东于1943年刊行的《东洋建筑研究（上）》所发表的《支那建筑史》（注：伊东忠太《东洋建筑研究（上）》，昭和十八年，龙吟社，第170页。）卷首的图版中发表了4幅照片，就是作为当时编为第21窟的古阳洞的附图。其中第一幅就是有《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碑铭的南壁第三层中央的照片。在该文（第170页）中有如下的记述：
从建筑方面看，最大的洞窟就是第21窟。此窟至少是太和七年已经开工，太和十九年前后完成，这一点从窟内的碑铭中可知。与云冈第二区的石窟为同时代之物。而且其壁面布满了富有建筑意义的雕刻。
当然，通过自己的眼光，读出了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因而主张太和七年开凿，并认为太和十九年完成，这一点说明他没有把景明二年造像铭与之相混淆。在其书前页也同时指出这个太和七年铭说明“即龙门石窟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已经开凿”。
3.1906年塚本靖、平子铎岭的龙门石窟调查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造家学科教授塚本靖（1869~1937）与帝国博物馆派遣的平子铎岭（1870～1911）二人在龙门潜溪寺住宿了十六天，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调查。对于清国的调查旅行，塚本的同僚副教授关野贞也一起参加过，但那次较匆忙，未去龙门而去了西安。
有意味的是，在冈仓觉三1893年9月到清国出差之时，头一年出任东京美术学校讲师的伊东忠太，因为恩师木子清敬的推荐而担任了平安迁都纪念殿平安神宫造营的技师，于是塚本作为伊东的后继者担任了美术学校的建筑装饰论课程。另外，同一时期，平子也在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在学。塚本于当年的七月才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造家学科毕业。二人都是很年轻的，对于冈仓到清国旅行这件事，难以想像是怎样的感动。
1906年9月到翌年1月约半年时间，塚本靖等到清国的河南、陕西二省的调查旅行，在他们归国的次年，塚本在《东洋学艺杂志》上发表了《清国内地旅行谈》（注：塚本靖《清国内地旅行谈》，《东洋学艺杂志》第二十五卷，第321号，明治41年6月5日刊行。第402～403页。），记述了他们对名胜古迹、风俗习惯的见闻。关于龙门，虽说记述了有晚唐诗人白乐天墓地的香山寺，而关于石窟却连洞窟名也没有记载。仅仅提到了“唐高宗所造高达八十五尺的大卢舍那佛像”之名，相比之下，从学术上看，还是在二十年后《太阳》杂志发表的《云冈与龙门》（注：塚本靖《云冈与龙门》，《太阳》第三十一卷第八号，大正十四年八月刊，第34～40页。）最为重要。而有关云冈调查的记载，则是在龙门访问三年后的1908年与樋口贞藏同行，于云冈石佛寺八日间的调查结果。
对于龙门的记述有：“伊阙之西山为龙门山，东山为晚唐诗人白乐天隐居之香山寺”。首先白乐天香山寺之名最初的出现，可以想像冈仓到龙门访问的动机就是想去香山寺，也可以看出冈仓对于年轻的塚本与平子的影响和薰陶。作为一个建筑学家令人感叹的是塚本对有关龙门的汉文古籍熟悉的程度，可以想像出当年冈仓的汉文古籍涉猎对他的影响。
其重要之处就是对元代萨天锡《龙门记》的阅读，从宾阳洞向南到老君洞其间十余大洞，以及路旁数十尺高的崖头上开凿的布满崖面的大洞小龛及其造像，恐怕数以万计。而其旧有的龟裂，人为的破坏，佛像头、鼻、耳、手、足等的欠缺，或者原有金碧装饰的剥落，或者部分完整、鲜艳的状况等等，都从文中可见，塚本自己也登临了常人难以到达的崖顶，有了类似这样的记录：“仔细检点，佛像的衣纹、凹处犹可见群青、石绿、朱等痕迹残存。”塚本的实证精神与探究之心深深地感动了我。
但是为什么元代就已有那样多的石像遭到损毁呢？塚本认为是后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唐会昌五年（845）、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等灭法活动的结果。“这些灭法活动是较彻底地废佛教、毁浮屠、使僧尼还俗。可以想像在当时紧邻大都市洛阳的龙门石窟佛像将遭到何等的不幸。”
另外，在老君洞，即古阳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塚本推测：“尽管此洞内的诸像比起其他诸窟制作年代早，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思考其理由，大约是李唐天子为李姓，自认为是老子的后裔，因而笃信道教。此洞的主尊被称为老子，也许是寺僧媚上的做法，或许是预想到了后世的灭法问题。”老君洞这一通称，是因为在1965年释迦本尊像恢复之前，主尊雕像一直是作为太上老君像装饰的。
关于古阳洞的开凿年代，塚本认为是“在北魏景明初（500）模仿代京灵岩寺（云冈石窟）为高祖孝文帝和文昭太后而的宾阳洞开凿之前，龙门石窟已经开凿。这一点从洞内的铭文中可以看出。也就是说，现在龙门诸窟中时代最早的是老君洞，洞内现存有比景明元年早十数年的太和年间铭文。”
比起孝文帝迁洛的太和十七年（493）更早的太和年间造像铭，惟一的就是洞内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483）本地功曹孙秋生、刘起祖率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的题记。这个“石像一区”无疑就是指正壁的主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龙门石窟的铭文，塚本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这里令人产生疑问的是，云冈石窟的铭文大多已失，而且龙门的宾阳洞、锣鼓洞无铭文，奉先寺也少铭文。我认为那种因“勅愿”而营造的洞窟和佛像，其他信仰者在其余地凿小龛刻佛像而附铭文等情况较少，或者可能是禁止的。而并非勅愿而造的洞窟，则在后来其空地上不断地毫无秩序地刻出佛像及铭文，甚至有把前人所刻的佛像铭文削去而刻出自己新作的铭文，或者在前人铭文下面削去一半而刻出新铭文的情况。
塚本所说那种非勅愿而造的洞窟存在的无秩序状况，在古阳洞两侧壁第三、第二两层四个列龛的周围及穹窿形天井中都可看到。
1906年塚本于龙门石窟调查后的报告，本人拍摄的洞窟内很多照片是谁也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古阳洞侧壁列龛内的诸像，后来很快遭到人为的破坏和掠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龙门石窟研究》中收录了塚本拍摄的四幅照片（注：塚本靖摄影〈古阳洞内图版〉，第八十九图坐佛龛（左壁第三层第一龛）第九十一图左壁上层，第九十二图右壁上层，第九十三图交脚菩萨龛，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研究》，），其中之一古阳洞右壁上层图（第92图）（图版1），在南侧壁第三层的第二和第三列龛之间，有横额状《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其上下二分，第二列龛内释迦坐像可以看到《景明三年邑子像造像记》，两者的书式及行数不同，虽说同样是方笔书写，但其书法优劣之差却可以看出。而照片展示了景明三年造龛内释迦坐像在破坏以前的全貌，这一点弥足珍贵。
下面谈谈与塚本同行的平子铎岭，他曾写了三册笔记《长安洛阳佛迹探检手记》藏于箱中（注：铎岭平子《長安洛陽佛跡探檢手記》（明治三十九年）三册，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藏，贵重图书。2004年5月10日、2005年10月20日阅览并摄影。），现在为东京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作为贵重图书收藏。承蒙该馆的厚意，在撰写本稿期间笔者两次阅览了笔记。下面我想介绍其内容概要。这三册笔记都有黑褐色的封面，以方格眼线装，约60页。第一册与第二册同样大小（横13.5cm，纵20.5cm），第三分册稍大（横16.5cm，纵20.5cm）。
第一分册以巩县石窟寺平面图、佛龛内化生菩萨、平棋天井的写生等开头。巩县是汉魏的洛阳故城东40公里，接近伊水与黄河合流点，清代属河南府，石窟寺营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4）（注：《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平凡社，1983年。安金槐《序说》，第187页。），笔记中还可见河南府的城壁和城门素描。第二分册最初的数页只有场所不明的龙头写生。第三分册充满了龙门石窟各洞的佛像、装饰纹样等的写生。开卷的第一页是以墨笔画出大大的宾阳中洞的主尊佛头，其背面记录了“霜月廿日”的日期，并咏道：“沐浴龙门之水，窟内释迦，香烟缭绕间。”
关于古阳洞，傍书老君洞本尊，画出了主尊肩部以上头部的写生，又在其右下部画出主尊结跏趺坐的全貌（图4），尽管表面装饰了太上老君的面容，但对释迦原像的长面及脸、目、鼻的位置以及高肉髻等状况都准确地画了下来。另外，在笔记中还贴有用和纸以淡彩画出的洞窟内部写生，其中很有意味的是，1893年冈仓觉三在龙门石窟惟一写生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平子也画出了其腹部上圆环内呈X字状交叉的飘带和覆盖着双脚的平行的衣褶线（图5）。
平子的龙门石窟笔记从宾阳三洞开始共记录了十九洞的洞窟名，也许平子最为感动的就是唐代的奉先寺吧，他对大卢舍那佛像的佛头画出了精美的写生，还画出了记录着测量尺寸的平面图等等。此外还到了老君洞南边的长身观音洞（现名路洞），除了平面图外，还记录了与法隆寺百济观音像相似，画出长身而头部已失的胁侍像写生及尺寸。
平子自清国归来以后，写出了以讨论龙门石窟为中心的《洞窟古年考完》（佐伯启造氏藏）（注：《铎岭平子尚先生著作年表·略历》，1974年，发忍会刊。），笔者曾与其后人联系，但这份著作所在不明。平子病逝是在归国后第五年的1911年5月。
4.1918年关野贞重访龙门石窟
最初1906年塚本靖访问清国，是与同僚关野贞一道出差的，只是由于平子的恳求，就成了三人同行。不过到了龙门以后，关野与塚本、平子作别向西安府而去，也许是走得匆忙，关于这次龙门石窟的见闻，在归国以后仅见于他的一次讲演（注：关野贞讲演《清国河南陕西旅行谈》明治四十年二月20日于东京地理学协会（关野贞著《支那の建築と藝術》、昭和十三年九月，岩波書店，第607頁）。），把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与奈良东大寺大佛相比较。
关野贞在十二年后的1918年2月，受国家派遣到朝鲜、中国、印度等地作了三年的历访，1918年在中国时访问了龙门石窟，同年12月在日本发表了《西游杂信》一（注：关野贞《西遊雑信》一（《建築雑誌》第32辑第384号，大正七年十二月刊，第626页），另外，前述关野贞著《支那の建築と藝術》中也收入此文，第654页。），其中以《云冈与龙门》为题，对两者试作比较，对开凿年代有如下论述：
在云冈石窟中没有标志年代的铭刻，而龙门石窟中大体有关于年代、作者以及造像来由的铭刻，可以考证其时代。其中最古的是第二十一窟（老君洞）中的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西元478年，笔者注为483年，误）距今一千四百四十年，距云冈五大窟后约二十年。这个老君洞于孝文帝时代完成，其开凿年代应比题记更早数年。其他的石窟都是北魏、东魏、北齐以至于隋唐时代营建的。
关野贞也是以自己的眼读出了老君洞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
值得注意的是，关野贞再次访问龙门石窟的1918年，大村西崖著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已在其三年前的1915年出版了，关于古阳洞的开凿时间，大村自己因对拓本的错读，把《太和十九年长乐王丘陵亮夫人尉迟造像记》作为洞窟最早的造像记，而把窟的开凿定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以后，这就是后来形成“定论”的来源。大村对拓本的错读，正如本文绪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南壁中央于孝文帝迁洛以前刻出的记载了正壁主尊年代之愿文《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后来于孝文帝迁洛以后又刻出了侧壁第三层第二列龛的《景明三年邑子像造像记》，由于壁面没有地方，后者将前者夹在中央而刻在了一起。大村从拓本上把两者当成了一个碑铭，主观地把太和七年作为第二龛的始凿年代，景明年作为完成的年代。
其后关野贞对古阳洞窟开凿年代的看法没有丝毫改变，前记的《西游杂信》在其后于1938年又收入了他的著作《支那的建筑与艺术》（注：关野贞《西遊雑信》上，支那の部、雲岡と龍門（前述《支那の建築と藝術》第654页。）。
顺便提及，1925年常盘大定、关野贞共著《支那佛教史迹》（二）中（注：常盘大定、关野贞共著《支那佛教史跡》（二）（佛教史跡研究会，1925年）Ⅱ－91龙门第二十一窟（古阳洞）南壁上层第三佛龛。），刊载了1913年开始的当地人进行破坏掠夺后的第21窟（古阳洞）内大型图版10幅，其中有2幅拍摄的是南壁第三层第二列龛。而其图版说明，则仅仅记为“北魏太和七年造像铭”。这部著作完全是只收录图版，作为图片说明，则是在1926年出版的常盘大定著《支那佛教史迹详解》（注：常盘大定著《支那佛教史跡詳解》，佛教史跡研究会，1926年，第105页。）中，而常盘对于《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却依照大村西崖，错读成了《景明三年孙秋生等造像铭》。
常盘自己在六年前的1920年11月9日的《龙门访问记》（注：常盘大定著《支那佛教史跡踏査記》，佛教史跡研究会，龍吟社，1938年，《古賢の跡へ》第98页。）中也曾记录道：“老君洞中，有龙门最古的铭文‘太和七年’的年号，不光是最古老，而且从极致细密，构想复杂，到处流露出热烈的信仰之心，堪称龙门之最。” 这是通过自己的眼读出而产生的真实感叹。遗憾的是，后来常盘的解说，不仅与提供图版的关野贞的想法大相径庭，也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五 两位欧洲研究者对古阳洞的调查
1.1907年爱德华·沙畹的龙门调查与精密的碑铭解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比塚本靖和平子铎岭晚一年，法国东方学者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访问了龙门石窟，从7月24日到8月4日经历了十二天，从龙门周围的风景到石窟内佛像拍摄了很多照片，并收集了大量的碑铭，其后用了数年的时间来解读这些碑铭。
关于沙畹，据同是国际优秀的东方学者石田干之助（1871～1974）的记述（注：《世界百科辞典》（平凡社，1965年）10，第540页。），曾在巴黎的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后作为公使馆员到北京留学（1889～1893），归国后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终身（1893～1918）。其最有名的业绩，就是对《史记》的翻译（完成了三分之一），其研究范围十分广阔，包括西域求法的中国高僧事迹、来往于中国的印度僧传记、佛教说法、中国美术、汉代碑文、汉晋木简解说、西突厥史料的译注等等。他的门下也是人才辈出，包括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先驱保罗·伯希和等著名的东方学者。
沙畹于1907年到中国的华北、东北调查，其成果有《华北访古记》(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mtrional)四册（注：Edouard Chavannes，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lanches, Deuxieme Partie.(Paris,1909)Tome 1.
Premiere Partie.( 1913)
Pevoxieme Partie.( 1915)），1909年刊行了图版二册，1913年出版了报告书第一册《汉代雕刻》，1915年出版了第二册《佛教雕刻》。
有关龙门石窟是在图版第二册中（注：Planches, Deuxieme Partie 1909.Pl.CLXI-PlCOLI.），首先是从东山拍摄的西山潜溪寺等的远景，奉先寺以南无数大小诸窟的近景等，共收入照片8幅（No.278~285），接下来是宾阳三洞等各洞的特写大照片（高21cm，宽4.8cm），第十洞（老君洞）则有洞内的大幅照片三十幅（No.365~394），龙门石窟中的大型照片，都是在沙畹的指示下，同行的中国人拍摄的，这一点在1915年出版的报告书第一部序文中有说明，他本人拍摄的只有小幅照片。
老君洞即古阳洞内拍摄的照片，从第365图开始到第379图，内容包括北壁东侧接近洞口的第二层交脚弥勒菩萨像列龛与第一层空洞的列龛上下并列状况，第三层的释迦佛坐像的列龛与其上的穹窿形天井下方的小佛龛、千佛像，并移向南壁诸龛等。
南壁的图版中不能忽视的是第391图（图版2）中第三层释迦佛坐像的第二层列龛与其下第二层的二佛并坐龛。其中第三层右侧的龛旁为纵长形碑铭，中间是作为后壁主尊碑铭的横额状“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其上是围绕螭首的“邑子像”题记，其下部接续着上部内容记录着维那率众邑子的名字。仅从这个图版上就可以看出记录着太和七年敬造的前者与景明三年造完之尾题的后者之别，从碑面的浓淡及文字排列的不同就可以看出。横向的宽度一样，而前者是纵九字，横十三行的横长方形，文字也较大，排列整齐，行间距较疏。而后者为纵三十字横十五字的纵长方形，文字较小且行间距过密，令人有杂乱之感。虽说都以方笔书写，而两者的优劣是可以看出的。
另外，拍摄了南壁中央部的第391图，也是极重要的。从拓本上无法知道的“景明三年邑子像”的造像龛即第三层第二列龛内的释迦坐像与胁侍菩萨立像二躯完整的姿态。像1907年拍摄的这幅照片这样，通过亲眼所见是可以看出的。后来洞内为数众多的尊像受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恐怕已经很难看到以前的原貌了。
沙畹的图版中古阳洞内照片是如何重要，从西伦的记述中即可说明。瑞典的中国美术史家奥斯瓦德·西伦（Osvald Siren）在十一年后的1918年4月初访龙门石窟之际，古阳洞内的佛像已经遭到损坏，西伦在《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 Text）（注：Osvald Siren:Chinese sculpture, Volume I, Text, (London,1925) P.479.）中是这样记述的：
对于学习中国美术的人来说，都知道必要的情报与制作较好的复制品可以在沙畹的《华北访古记》中找到。同时，要知道，沙畹所介绍的雕刻中有很多现在已经部分或全部被破坏了，这十年到十二年间龙门石窟的破坏速度，已到了持续在这里考察的学者无法理解的程度。
我在1918年4月与1921年12月之间也以个人的身份进行访问，对众多失去的佛头及全身像进行观察和记录，而1918年拍摄的照片中有些就因这些变化而不能用了，本来有的头部后来恐怕有百分之十不存在了，因为雕刻的损坏，现地的工人就以制作粗糙的头部来替换了。
确实，从西伦拍摄的照片（第77~80图）中可以看出，不用说侧壁的列龛内的尊像，列龛周围的无数小龛的尊像头部都被破坏了。第二层列龛内的交脚弥勒菩萨像面部也人为地改换成白色的头部，还安上难看的眼珠。
关于老君洞那些失去了的佛像头部的去向，西伦写道：“这些龙门石窟雕刻的代表作中的大多数，都从它本来的所在地搬走，而成为了欧洲、美国、日本等各地的收藏品。”
无论如何，调查龙门石窟的沙畹作为东方学者的才能，从他翻译《史记》就可见对汉语的解读有极强的能力。不容忽视的是《华北访古记》图版第二册中，沙畹收集了关于龙门石窟的碑铭拓本达310件（No.437~No.747）,而且在八年以后的1915年出版的报告书第一卷第二部（佛教雕刻）的卷末，《I 龙门石窟的碑铭》中从《伊阙佛龛碑》(No.1274)开始，到清末碑（No.1695）共收录了422件碑铭，在本文中与各洞的解说一样，对这些碑铭一件一件加以详细的解说。
关于龙门石窟的解说，与先驱者冈仓觉三、伊东忠太等人同样，是从伊阙的风景说起，涉及到西山潜溪寺对岸的东山，诗人白居易曾生活过的香山寺。关于石窟的记述，则从西山沿河岸的岩壁上，以潜溪寺为入口，经一公里左右开凿了无数的石窟，包括宾阳洞的内容，以“1、围绕潜溪寺的石窟”为题作了介绍。有关古阳洞的内容在“18、第十洞，通称老君洞”（注：同前Edouard Chavannes，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I, Peuxieeme Parte. La Sculpture Bouddkique, P.472.）中，并对八年前出版的图版连同其尺寸进行详细的说明，沙畹还参照自己收集的拓本对碑铭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下面选几件记录：
我们来到了龙门石窟中最广为人知的老君洞。这个石窟为什么以道教的神为名还不清楚。古代应该是称为古阳洞的。“古阳洞”这三个字雕刻在北壁的后部（第380图，从下而上70cm，自左而右46cm）。
测量时用的单位是米，现改为厘米。我为他实测数据之多而惊叹。对于改为太上老君像的后壁主尊及胁侍菩萨立像是怎样受到损坏的，他的叙述如下：
这个洞窟有两处受到损坏，首先是后壁的大佛像进行了奇怪的修复，所施的色彩在周围精美的雕像之中显得十分不协调（第394图右）。第二点，1901年为了把洞窟封闭而以积石筑起了墙（第386图左与第65图右），这堵墙在大大的壁龛中垂直排列，而把洞窟两侧结实地堵住了。
从中可见沙畹对后壁修复的太上老君像有一种反感，所以这个洞窟正面的照片一幅也没有，在被他称为“精美的雕像”的胁侍菩萨（第394图）的左方（图6），仅仅露出上了彩色的太上老君像右肩和结跏趺坐的右脚以及右座的部分。在宝坛右下部有现在已经被破坏了的狮子，很珍贵。前述的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造像记》就在这个插图中胁侍菩萨立像的肩部右侧不到五米的地方。
沙畹还把侧壁的构成，北壁与南壁按上层、中层、下层分开，对各层壁龛内的佛像进行说明，对于上层列龛的坐佛，沙畹均以“佛陀”称呼，侧壁中层最有魅力的交脚弥勒菩萨像，也仅仅以“菩萨”来称呼，这有点遗憾。另外，对于破坏之前莞尔微笑的面长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则拍摄了贵重的图版（第365、371、374等图）（图版3），从他的精致的图片中可以看出“汉风”的交脚菩萨像左膝上，可以明确地看出有点形式化的持瓶，当时沙畹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持瓶是象征着未来佛的香油瓶，已在本文第三章详述。〖TP
另外，对此洞的天井，仅作了如下记述：“穹窿顶，布满了方眼状壁龛，其中夹着几个较大的壁龛（第390图和第392图的上层）。”千佛的名称以及小壁龛中出现较多的弥勒菩萨的名称都一概没有提到。
最后，对于侧壁列龛坐像的测量记下了具体数字，“上层与中层的像大小自然，坐像1.05米到1.45米”，接下来“洞窟的宽度 6.80米，进深从入口至大佛台座为7.70米”，反映出洞窟的平面，最后是预告后面内容来结束的，“以下，我将以拓本来介绍窟中的碑铭”。
沙畹自己收集的老君洞的拓本《龙门碑铭373》(第539图与1597图)开始到《碑铭585》结束，解读的碑铭共有213件，括号内的数字是拓本与起稿文的序号，光是古阳洞就记述了30页，可以说迄今为止龙门石窟研究者中，在他之前或者之后，在碑铭解读上没有能比得上沙畹的。
作为悬案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收录在本文的《碑铭381》(第542图、第1605图)中（注：同前，P.479。），第542图为沙畹自己收集的拓本(图7)，太和七年的铭记就夹在中央，其上部为邑子像题记和邑主，下部是刻有维那率领的众邑子百四十人的人名的景明三年铭记。由上到下连续的纵长形碑拓。另外第1605图(图8)则是按拓本临摹的内容，但把拓本中的邑子题名消去了。这些都是八年前图版中收录的内容，我们先介绍沙畹对碑铭的解读。沙畹依据拓本对《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全文进行了复元。其中的异文(别字)则据秦公辑注《碑别字新编》（注：秦公辑《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罗振鋆、罗振玉共著《增订碑别字字典》（注：罗振鋆、罗振玉共著《增订碑别字字典》，1976年，省心书房刊。）捡出，如“伐”、“扵”等字也按别字来看。
大伐太和七年新城縣
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
曹劉起祖二百人等
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
永隆三寶弥顯有願弟
子等榮茂春葩庭槐獨
秀蘭[XC
暉誕照於聖歲現世眷
屬萬福雲歸洙輪疊駕
元世父母及弟子等來
身神騰九空跡登十地
五道群生咸同此願
孟廣達文蕭顯慶書
对于这纵九字横十四行整齐排列，异体字(别字)有十二个，难解的汉字和佛教用语较多的碑文，沙畹用楷书临摹并作了如下的解说：
太和七年(483)新城县民间雇用监查官孙秋生、刘起祖等二百人虔诚地造出石像，祝愿国家永远繁荣，三宝更加辉映，并祝在此祈愿的弟子们象春天的花朵一样兴旺，像兰花一样长久地散发香气，像神圣的金光一样广播于世间，现世的眷属们福云聚集，得到无限的幸福。他们乘着朱色的马车，先祖们、他们的父母、兄弟们来世将飞向九层天空，并进入十地。五道的众生也像这样。
孟广达作文，萧显庆书写。
沙畹虽然没有像原文那样追求骈体的华丽语调，但对“葩”、“洙”等汉字，都一字一字地作了注解。
临摹的铭文中，开头的“大代”(原碑作‘大伐’)也指出了与魏为同义，对于太和七年的纪年，他是这样注释的：“所以，这次营造的开始为洛阳成为魏的首都以前的事。”
沙畹把“敬造石像一区”的敬造，解释为造像的完成，因此，认为古阳洞的开凿年代为孝文帝迁洛以前。这一点恐怕沙畹自己也没有想到具有重大的意义。这表明龙门石窟最早的古阳洞的开凿与北魏王室无关，而是当地汉族官民自己开凿的。
沙畹对于“大代”的“代”的解释，并没有停留在“代”与魏同义这一点，还详细解释了当地汉人的思想立场。《魏书》（注：《魏书》序纪第一 穆皇帝八年，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页。）穆帝纪八年条中有“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的叙述，东晋愍帝(313~317年在位)时，任命了鲜卑族拓跋部的酋长为代王，把代、常山二郡与之管辖。其后，太祖纪中记载，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后来的太祖道武帝于正月即位称代王，四月改称魏王，定都于盛乐。天兴元年(398)六月改国号为魏，称皇帝，七月迁都于平城(大同)。另外，北方产的胡马也称“代马”。所以，对于汉人来说，代的称呼，对胡族是有些侮蔑感的。
古阳洞中为数颇多的碑铭中，在年号上不称大魏而称大代的，除了正壁释迦三尊像的造像记《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年，仅有正始三年(506)的两个小龛（注：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5年，第202页。），有孙大城、杨小妃等的发愿者姓名，与正壁主尊的造像者同样，为当地的汉族的造像，或许正是对胡族的支配有抵抗感呢？甚至把“大代”写成“大伐”，也许是对孝文帝南伐的抵抗感吧。顺便提及，“伐”作为代的异体字出现，又见于八十多年后的北齐太宁二年(562)的《云门寺法懃禅师塔铭》（注：《汉魏南北朝墓誌集释》，法懃禅师墓誌，图版328。）。
2.1918年及1921年奥斯瓦德·西伦对龙门石窟的调查，动摇的古阳洞开凿年代
瑞典美术史家奥斯瓦德·西伦（Osvald Siren，1879～1966）最早对龙门石窟的调查是在日本学者关野贞再访之后两个月，即1918年4月。在三年后的1921年西伦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其成果收录在他的著作《中国雕刻——5~14世纪》（全四册，一，本文，二至四为图版，1925年）（注：Osv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4vols (I-Text,II-IV.Plates) 1925,London.），书的封面在西伦的名字下写着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的职称。
关于西伦的略历，从伦敦刊行的著名美术杂志《布林顿杂志》（注：William Watson : Professor Osvald Siren (The Buring Ton Magazine,vlume cv III, Number762, September 1966, London) P.484.）1966年9月号揭载的追悼记事中可知，1879年生于赫尔辛基，1966年6月26日卒于斯德哥尔摩，享年八十七岁。从1908年到192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美术史教授，1928年到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王立博物馆的绘画雕刻部门任职。西伦是在被称为西欧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初期阶段是从意大利美术向中国美术转向的时期，西伦对中国美术特别是华北的佛教雕刻的关注，也来自于他对沙畹的追随，这一点已见前述。
西伦对龙门石窟的记述，见于该书第一册本文，在接着山西篇的云冈石窟之后，河南篇的开端。老君洞的总说（第20～21页）与第二册图版收录的老君洞内七幅照片（第75～81图）的解说。在此前的学者都避开正面的修改得不伦不类的道教风格的老君像，而西伦却从正面拍摄了这幅太上老君像（注：同前Osv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Volumel: Text.P.21. plate 75.）（图版4），成为了压卷之作。
西伦对正壁的主尊作了如下的说明：
此洞于（注：495）年最初供养，中尊为结跏趺坐，结禅定印的佛陀像，尽管被完全用厚厚的涂料覆盖，但仍可以明确地判定出（注：早期人物表现的特征）（字下的点为作者所加）
这里495年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洛后的第二年，西伦在前页的总说中也认为龙门石窟的最古的洞窟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不久，由帝室之命而开凿的。
但是，在此之前已开始营造石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理由是，从孝文帝营造的老君洞中（注：可以确认有483年的题记）。不过这个题记的时代十分早，而此洞的大部分纪年铭，除开后来很晚的唐代部分外，大多在495~545年之间。
483年就是太和七年，这无疑是指造了正壁主尊释迦像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的纪年。西伦所崇拜的沙畹在《碑铭381》着意解释的太和七年造像记，为什么不被西伦采纳呢？而且，他也不顾自己对太上老君像的图版解说中，指出了中尊应为佛陀像，并可以“判定出早期的人物表现的形式特征（Form）”。正壁主尊是什么时代的样式（Style），以其表现形式与碑铭对应起来检证，不正是雕刻史研究者的本领吗？西伦已经调查过了云冈石窟，那么在修改成太上老君像的装饰下面的释迦本尊像，到底与云冈石窟里所见最有特色的“胡风”相通呢，还是完全看不到其影响的“汉风”，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尽管如此，对于古阳洞的时代问题，为什么西伦表现得如此暧昧？我最近读了西伦在他的著作出版的1925年添加的序文（注：同前Preface viii.），以前对西伦这种不慎重的结论产生的疑问，一下子就得到了冰释。令人吃惊的是，正如本文绪论中所指出的大村西崖在拓本读解上犯的错误，一直影响到了中文、日文都不会的西伦。西伦有如下的告白：
我得到了A·魏礼氏的帮助，他曾作过大村关于中国雕刻的日文著作的笔记，在研究中他把笔记借给我用。
所谓“大村关于中国雕刻的日文著作”，除了1915年出版的大村西崖的大作《支那美术史雕刻篇》再没有别的。从中选粹做成英文笔记而借给西伦的人就是A·魏礼（Arther David Waley,1889～1966），他是英国的东方学家，在日本也是非常有名的。
关于魏礼，牛津大学出版局刊行的《国民人名辞典1961－1970年》（1981）（注：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961-1970(Oxford University Pres,1981) P.1043.）有简明扼要的说明：魏礼，1913年6月大英博物馆馆员，负责中国与日本文书和绘画部门，同时从事日语和汉语文艺作品的翻译。有关日本的译著有《日本的诗歌》（1919）、《日本的能》（1922）、《源氏物语》（1925年开始出版）等，有不少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魏礼把大村西崖对龙门石窟的碑铭翻译介绍给了西伦。
最初是因为沙畹而了解龙门石窟的西伦，却对石窟中的碑铭完全不关心。他在古阳洞内的图版，没有一幅是拍摄了碑铭的。对于古阳洞的开凿年代，他有先入之见。早于西伦两个月1918年2月到古阳洞调查的关野贞对南壁中央的《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却能正确地解读，并对有碑铭的壁面进行了拍摄。西伦没有通过自己的眼来调查，这是十分遗憾的事。
后记：
尊敬的沙畹在关于龙门石窟的记述中，开头部分写道，接近西山的潜溪寺的宾阳洞等重要的石窟都是门朝东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就象迎接宾客一样迎来了太阳”。
1999年10月末，我在分别了二十年后重访龙门石窟，站在充满灿烂朝阳的古阳洞内感动之时，这篇论文还没有产生。在此，对给予我自由地在洞内调查机会的龙门石窟研究院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在拙稿执笔之时，给过我很多教示与鼓励的友人及毕业生们，特别是促使我把成果在《成城文艺》上发表的文艺学部部长户部顺一先生以及各位编辑委员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的厚意，而使本稿能在《敦煌研究》上发表，对于一生都热爱中国美术的我来说，真是感到无上的欣慰。在此谨向主编樊锦诗先生及编辑部各位，特别是承担翻译的赵声良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如果仿照历史故事来想像，还谈不上对古阳洞赞美的拙文，什么时候也能使“洛阳纸贵”呢？
[本文最初发表于《成城文艺》（东京）第196号2006年10月]
（责任编辑 胡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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