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生计模式是人们用以谋生的基本手段,它不仅受到环境和技术的制约,还受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影响。一个民族的生计模式是对特定的生存环境经由文化的创造和作用的结果,是对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文化选择。
关键词:苦聪人;生计模式;变迁;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117-03
生计模式是人们用以谋生的基本手段,它不仅受到环境和技术的制约,还受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影响。“在社会的谋生方式中起作用的文化被称为文化核心,它包括社会对于可利用资源的生产技术和知识。它也包括涉及把这种技术应用于地方环境的劳动方式。文化核心规定那些影响食物生产和分配的文化的其他方面。”[1]一个民族的生计模式是对特定的生存环境经由文化的创造和作用的结果,是对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文化选择。由于各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千差万别,模塑出的生计方式也千姿百态。“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的创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模塑出了自己特有的生计方式。”[2]各民族生计模式的并存、互动与冲突,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
一、苦聪人的传统生计模式
苦聪人属拉祜族拉祜西支系,史称“锅锉”、“古宗”、“苦葱”,是宋代拉祜族大迁徙中,东迁拉祜西向东迁徙最远的一支,一部分滞留在沿哀牢山中部的镇沅、新平一带,另一部分经墨江、绿春到达金平及越南北部。苦聪人东迁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族的挤压,退居哀牢山深处,凭借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重操狩猎、采集的寻食生计模式。“野倮,即倮黑……不事农耕,以捕猎为生。”(道光《普洱府志》卷18)。与寻食生计相适应,苦聪人的居住地经常迁徙以适合于自然地获取食物资源。“倮黑……形状粗野,打猎为生,居处无常,山荒则徙。”(《思茅厅采访》)与游猎生活相适应,苦聪人“不茸庐舍,崖居野处。”(康熙《云州志》卷5)“倮黑,居深箐,择丛篁蔽日处结茅而居。”(康熙《楚雄府志》卷1)苦聪人的群体规模较小,通常由二至三代父系血统近亲家庭组成,称之为“卡”。“卡”的组织随着迁徙情况不断地发生变化,新旧“卡”交替频繁,持续时间较短。对群体成员身份的密切配合态度,促成了最广泛的资源享用权,同时也维持了人口和资源的平衡。苦聪人通过禁忌规范成员的行为,实现人类个体与自然、社会的调适。一方面,通过性禁忌使人口数量在土地供养能力水平之下,如出猎前忌与女人同房;另一方面,通过狩猎禁忌防止对猎物的滥捕以保证猎物供应的延续性,如忌捕猎怀胎或哺乳的雌性动物。“社会生活和社会适应涉及到生物个体行为应社会过程要求而作的调整,而社会生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延续的。”[3]由于迁徙的需要和食物储备的局限性,猎物往往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平均分配。“对单个狩猎者而言,肉食分享实际上是为将来储备食物的方法:他的慷慨——尽管看来可能是义务——使他对其他狩猎者的未来猎获物有一种要求权。”[1]这种不期待任何直接回报的分享模式,符合苦聪人资源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目的。为适应不断迁徙的需要,群体成员无须拥有更多的财富,除了狩猎工具以外,苦聪人视火为生命。为了获得食盐、衣服、火种等必需品,苦聪人用虎骨、熊掌、熊胆等贵重猎物与周边民族进行默契交易。他们多人邀约在一起,到行人较多的十字路口或道路旁,把猎物摆在路中央或挂在路边显眼的树上,躲在丛林中观看,行人如果愿意交易就把自己的物品放在旁边,走开一段时间再返回来看,如果苦聪人把物品取走,交易完成。如果苦聪人不取物品,说明物品数量不够或者物品不对口,直至更换物品或把物品增加到一定数量苦聪人取走物品为止。整个交易过程双方不会面、不言语,有的学者把它称为无声交易。
20世纪初,苦聪人从周边民族引进猎枪和铁制刀具,游耕农业逐步发展,社会结构——“卡”的规模不断扩大。苦聪人在“卡”的住地周围砍伐树林,晒干后用火烧尽树枝,在灰烬中种植洋芋、玉米、苦荞等,待地力消退就抛荒,另寻新的居住地。为了保证种植的作物不受野兽侵袭,“卡”内成员聚居在一起,共同开垦或使各个小家庭开垦的土地连成一片,“卡”的成员比较稳定,各个家庭之间协作生产,群体的内聚力不断加强。
二、国家政策推动苦聪人生计模式变迁
20世纪50年代初,苦聪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走出深山老林,定居在哀牢山边缘地带,开始在河谷地带开垦梯田种植水稻。苦聪人主要从事山地农业,其作物分大、小春两季:大春以玉米、旱谷、水稻为主,春季播种,秋季收割;小春以蚕豆、碗豆、小麦、油菜为主,秋季播种,春季收割。饲养动物主要有牛、羊、猪、狗、鸡、鸭、鹅、蜜蜂等。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实体,多种经营既可以满足生活所需,又可渡过饥荒。在粮食生产不足,肉食短缺的情况下,狩猎仍然是最经济、最实惠的肉食来源。由于野兽经常进入村寨,践踏庄稼,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1953年地方政府开展群众性打猎护秋运动,对野生动物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98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哀牢山自然保护区,1988年国务院批准将其列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狩猎活动全面禁止。“最古老和最普遍的完整的人类生活方式:寻食的调适。”[1]在苦聪人社会中消失。
定居农业促进了苦聪人村落的发展,各个家庭聚居在一起。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食物生产的有序性进行,每个村寨都有“竜头”(又名畲比木、白母)。竜头从通晓宗教祭祀、生产节律活动,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享有较高声望的男性长老中选举产生。其职责是调解各种矛盾纠纷,主持召开长老会议、主持祭祀活动。苦聪人没有历法,生产、生活依据物候的变换安排,经验在食物生产中至关重要,老人在家庭或社会上享有较高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苦聪人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由于苦聪人生存环境恶劣,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活依然贫困。为贯彻2005年11月2日温总理“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的批示,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会同云南省民委、扶贫办、教育厅深入苦聪人居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实施“一体两翼”① 的扶贫开发措施,投入巨资把丧失生存及发展条件地区的苦聪人易地安置到光照充足,地势平缓、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河谷平坝地区。
河谷平坝区农作物生长周期短,耕作方式与生产节律与山区不同。以玉米为例:
易地搬迁的苦聪人住房由政府投资规划建设,独立成户,设施齐全,宽敞明亮。人均拥有旱地、果林1.5亩,蔬菜不能自给,饲养少量的猪、鸡,土地由老人和妇女管理,青壮年外出打工。苦聪人由于缺少专业技能,打工主要在劳动强度大、效益低、卫生状况差、技术含量低的生产性行业。在周边民族文化影响下,习惯于自给自足,不善于讨价还价,羞于贸易的苦聪人通过生计模式的调适,逐步树立起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文化调适超越物质环境的限制。
三、苦聪人的文化适应
生计模式是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生计模式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述,与文化具有同构性,它是一种活动与行为体系[4]。它具有调适于特定生活环境的能力,指导文化成员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资源生产食物、建盖房屋,从事他们为了生存所必须从事的工作。生计模式作为文化的核心,对社会的适应与调适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同一文化中其经历、社会角色不同的个人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各自的能动创造力,并把创新的结果扩展到整个文化内,从而使该种文化占有更多的能量,获取更多的有用物质,从而使其更有势力,而这种势力又会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时明显地表现出来,使拥有该种文化的群体在族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2]。苦聪人生存环境的嬗变,使传统智识难以应对现实生存问题,这就要求其文化为了生存和更加繁荣而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发展更好的技术,或随着气候和土壤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耕作方式。“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在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时,或出于提高对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的需要,为了使该种文化所属成员已经积累的技术不断得到提高,并通过实际运行以新陈代谢的方式淘汰、改造或新增某些文化要素,经过逐步地进行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重组和整合,形成一种更具生存能力和稳定延续能力的新型文化。”[5]不同民族的文化调适于同一生存环境,其结果不尽相同。易地搬迁的苦聪人与哈尼族处于同一生存环境,但其文化背景及享有的资源不同,苦聪人在文化调适过程中,依托项目开发、劳务输出、干部挂钩扶持等平台,拓宽交流渠道,密切市场关系,建构起集劳务输出、种植、养殖、商业贸易等多元并在的生计模式。
生计模式作为民族文化系统的构成部分,在应对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具有自我修复和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6]易地搬迁的苦聪人面临内部族群认同和外部文化认同的问题。“易地安置的苦聪人移民社区,原有的社会资本丧失,社会网络解体,相互合作的基础——信任关系破坏。”[7] 这种变化是由社区转型的特点决定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强化了时间价值,加快了生产、生活节奏,促使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呈现多元。这些变化的基点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把传统文化置于全新的场域之中。苦聪人要获得协调有序的发展,就需要尽快实现异质性要素的整合,加强社区多样化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培育社区内部的组织能力,克服异地扶贫安置所引起的“依赖综合症”,促进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整合,增强文化的适应性。“在社会变化极其迅速的世界中,无论是否是由发展造成的,保护文化、再生文化和适应文化等都被认为是最紧迫的问题。”[8] 在所有的社会理论和实践中,文化能给人以警示和信息,同时也给人以生机和激励。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翟铁鹏,张钰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69-1680.
[2]罗康隆.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5).
[3][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潘咬,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99:9.
[4]周云水.小民族的生计模式变迁与文化适应[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
[5]罗康隆.论文化适应[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6]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272.
[7]罗承松.文化认同与移民社区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1).
[8][加拿大]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2.
The Changes Kucong People’s Livelihood Model and Their Culture Adaptation
LUO Cheng-song
(Simao Teachers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Simao 665000,China)
Abstract: The livelihood model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living in everyday life,which is not only restric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A Kucong people like other people’s livelihood model evolved graduall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of their culture in certain living time,and also is adaptations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kucong people;the livelihood odel;changes;culture adaptations[责任编辑 陈凤雪]
关键词:苦聪人;生计模式;变迁;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117-03
生计模式是人们用以谋生的基本手段,它不仅受到环境和技术的制约,还受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影响。“在社会的谋生方式中起作用的文化被称为文化核心,它包括社会对于可利用资源的生产技术和知识。它也包括涉及把这种技术应用于地方环境的劳动方式。文化核心规定那些影响食物生产和分配的文化的其他方面。”[1]一个民族的生计模式是对特定的生存环境经由文化的创造和作用的结果,是对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文化选择。由于各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千差万别,模塑出的生计方式也千姿百态。“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的创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模塑出了自己特有的生计方式。”[2]各民族生计模式的并存、互动与冲突,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
一、苦聪人的传统生计模式
苦聪人属拉祜族拉祜西支系,史称“锅锉”、“古宗”、“苦葱”,是宋代拉祜族大迁徙中,东迁拉祜西向东迁徙最远的一支,一部分滞留在沿哀牢山中部的镇沅、新平一带,另一部分经墨江、绿春到达金平及越南北部。苦聪人东迁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族的挤压,退居哀牢山深处,凭借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重操狩猎、采集的寻食生计模式。“野倮,即倮黑……不事农耕,以捕猎为生。”(道光《普洱府志》卷18)。与寻食生计相适应,苦聪人的居住地经常迁徙以适合于自然地获取食物资源。“倮黑……形状粗野,打猎为生,居处无常,山荒则徙。”(《思茅厅采访》)与游猎生活相适应,苦聪人“不茸庐舍,崖居野处。”(康熙《云州志》卷5)“倮黑,居深箐,择丛篁蔽日处结茅而居。”(康熙《楚雄府志》卷1)苦聪人的群体规模较小,通常由二至三代父系血统近亲家庭组成,称之为“卡”。“卡”的组织随着迁徙情况不断地发生变化,新旧“卡”交替频繁,持续时间较短。对群体成员身份的密切配合态度,促成了最广泛的资源享用权,同时也维持了人口和资源的平衡。苦聪人通过禁忌规范成员的行为,实现人类个体与自然、社会的调适。一方面,通过性禁忌使人口数量在土地供养能力水平之下,如出猎前忌与女人同房;另一方面,通过狩猎禁忌防止对猎物的滥捕以保证猎物供应的延续性,如忌捕猎怀胎或哺乳的雌性动物。“社会生活和社会适应涉及到生物个体行为应社会过程要求而作的调整,而社会生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延续的。”[3]由于迁徙的需要和食物储备的局限性,猎物往往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平均分配。“对单个狩猎者而言,肉食分享实际上是为将来储备食物的方法:他的慷慨——尽管看来可能是义务——使他对其他狩猎者的未来猎获物有一种要求权。”[1]这种不期待任何直接回报的分享模式,符合苦聪人资源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目的。为适应不断迁徙的需要,群体成员无须拥有更多的财富,除了狩猎工具以外,苦聪人视火为生命。为了获得食盐、衣服、火种等必需品,苦聪人用虎骨、熊掌、熊胆等贵重猎物与周边民族进行默契交易。他们多人邀约在一起,到行人较多的十字路口或道路旁,把猎物摆在路中央或挂在路边显眼的树上,躲在丛林中观看,行人如果愿意交易就把自己的物品放在旁边,走开一段时间再返回来看,如果苦聪人把物品取走,交易完成。如果苦聪人不取物品,说明物品数量不够或者物品不对口,直至更换物品或把物品增加到一定数量苦聪人取走物品为止。整个交易过程双方不会面、不言语,有的学者把它称为无声交易。
20世纪初,苦聪人从周边民族引进猎枪和铁制刀具,游耕农业逐步发展,社会结构——“卡”的规模不断扩大。苦聪人在“卡”的住地周围砍伐树林,晒干后用火烧尽树枝,在灰烬中种植洋芋、玉米、苦荞等,待地力消退就抛荒,另寻新的居住地。为了保证种植的作物不受野兽侵袭,“卡”内成员聚居在一起,共同开垦或使各个小家庭开垦的土地连成一片,“卡”的成员比较稳定,各个家庭之间协作生产,群体的内聚力不断加强。
二、国家政策推动苦聪人生计模式变迁
20世纪50年代初,苦聪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走出深山老林,定居在哀牢山边缘地带,开始在河谷地带开垦梯田种植水稻。苦聪人主要从事山地农业,其作物分大、小春两季:大春以玉米、旱谷、水稻为主,春季播种,秋季收割;小春以蚕豆、碗豆、小麦、油菜为主,秋季播种,春季收割。饲养动物主要有牛、羊、猪、狗、鸡、鸭、鹅、蜜蜂等。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实体,多种经营既可以满足生活所需,又可渡过饥荒。在粮食生产不足,肉食短缺的情况下,狩猎仍然是最经济、最实惠的肉食来源。由于野兽经常进入村寨,践踏庄稼,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1953年地方政府开展群众性打猎护秋运动,对野生动物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98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哀牢山自然保护区,1988年国务院批准将其列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狩猎活动全面禁止。“最古老和最普遍的完整的人类生活方式:寻食的调适。”[1]在苦聪人社会中消失。
定居农业促进了苦聪人村落的发展,各个家庭聚居在一起。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食物生产的有序性进行,每个村寨都有“竜头”(又名畲比木、白母)。竜头从通晓宗教祭祀、生产节律活动,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享有较高声望的男性长老中选举产生。其职责是调解各种矛盾纠纷,主持召开长老会议、主持祭祀活动。苦聪人没有历法,生产、生活依据物候的变换安排,经验在食物生产中至关重要,老人在家庭或社会上享有较高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苦聪人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由于苦聪人生存环境恶劣,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活依然贫困。为贯彻2005年11月2日温总理“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的批示,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会同云南省民委、扶贫办、教育厅深入苦聪人居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实施“一体两翼”① 的扶贫开发措施,投入巨资把丧失生存及发展条件地区的苦聪人易地安置到光照充足,地势平缓、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河谷平坝地区。
河谷平坝区农作物生长周期短,耕作方式与生产节律与山区不同。以玉米为例:
易地搬迁的苦聪人住房由政府投资规划建设,独立成户,设施齐全,宽敞明亮。人均拥有旱地、果林1.5亩,蔬菜不能自给,饲养少量的猪、鸡,土地由老人和妇女管理,青壮年外出打工。苦聪人由于缺少专业技能,打工主要在劳动强度大、效益低、卫生状况差、技术含量低的生产性行业。在周边民族文化影响下,习惯于自给自足,不善于讨价还价,羞于贸易的苦聪人通过生计模式的调适,逐步树立起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文化调适超越物质环境的限制。
三、苦聪人的文化适应
生计模式是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生计模式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述,与文化具有同构性,它是一种活动与行为体系[4]。它具有调适于特定生活环境的能力,指导文化成员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资源生产食物、建盖房屋,从事他们为了生存所必须从事的工作。生计模式作为文化的核心,对社会的适应与调适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同一文化中其经历、社会角色不同的个人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各自的能动创造力,并把创新的结果扩展到整个文化内,从而使该种文化占有更多的能量,获取更多的有用物质,从而使其更有势力,而这种势力又会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时明显地表现出来,使拥有该种文化的群体在族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2]。苦聪人生存环境的嬗变,使传统智识难以应对现实生存问题,这就要求其文化为了生存和更加繁荣而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发展更好的技术,或随着气候和土壤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耕作方式。“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在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时,或出于提高对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的需要,为了使该种文化所属成员已经积累的技术不断得到提高,并通过实际运行以新陈代谢的方式淘汰、改造或新增某些文化要素,经过逐步地进行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重组和整合,形成一种更具生存能力和稳定延续能力的新型文化。”[5]不同民族的文化调适于同一生存环境,其结果不尽相同。易地搬迁的苦聪人与哈尼族处于同一生存环境,但其文化背景及享有的资源不同,苦聪人在文化调适过程中,依托项目开发、劳务输出、干部挂钩扶持等平台,拓宽交流渠道,密切市场关系,建构起集劳务输出、种植、养殖、商业贸易等多元并在的生计模式。
生计模式作为民族文化系统的构成部分,在应对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具有自我修复和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6]易地搬迁的苦聪人面临内部族群认同和外部文化认同的问题。“易地安置的苦聪人移民社区,原有的社会资本丧失,社会网络解体,相互合作的基础——信任关系破坏。”[7] 这种变化是由社区转型的特点决定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强化了时间价值,加快了生产、生活节奏,促使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呈现多元。这些变化的基点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把传统文化置于全新的场域之中。苦聪人要获得协调有序的发展,就需要尽快实现异质性要素的整合,加强社区多样化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培育社区内部的组织能力,克服异地扶贫安置所引起的“依赖综合症”,促进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整合,增强文化的适应性。“在社会变化极其迅速的世界中,无论是否是由发展造成的,保护文化、再生文化和适应文化等都被认为是最紧迫的问题。”[8] 在所有的社会理论和实践中,文化能给人以警示和信息,同时也给人以生机和激励。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翟铁鹏,张钰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69-1680.
[2]罗康隆.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5).
[3][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潘咬,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99:9.
[4]周云水.小民族的生计模式变迁与文化适应[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
[5]罗康隆.论文化适应[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6]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272.
[7]罗承松.文化认同与移民社区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1).
[8][加拿大]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2.
The Changes Kucong People’s Livelihood Model and Their Culture Adaptation
LUO Cheng-song
(Simao Teachers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Simao 665000,China)
Abstract: The livelihood model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living in everyday life,which is not only restric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A Kucong people like other people’s livelihood model evolved graduall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of their culture in certain living time,and also is adaptations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kucong people;the livelihood odel;changes;culture adaptations[责任编辑 陈凤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