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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先发展、再治理”还是“边发展、边治理”？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顺序问题众说纷纭。历史似乎给出了无奈而趋于共识的答案：先破坏，再治理。
众多国家的经验，都是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先行破坏，又经过努力建立起新的环境，重树“先生活，后生产”的正确理念。人类无疑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与耐心，感谢自然生态顽强的修复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在毁灭之前得以恢复生机。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政府“善治”的重要性，以及政府治理的效率问题。
以新加坡为例，1965年独立后的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但30年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加，亦使其国土的2/3被各类建筑覆盖，乡村销声匿迹，耕地消失殆尽，空气污染加剧，城市清洁成为社会问题。不仅粮食、蔬菜和肉品完全依赖进口，更因水资源短缺，最近十年不得不从邻国买水度日。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明确提出“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国家目标，履行善治，对工业化的环境后遗症实施补救。说明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曾暂时搁置或屏蔽了对环境问题的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实现了初期经济发展的新加坡政府目标中全无“高屋建瓴”的环境口号和远大环境理想的诉求，却对各种细节无微不至。政府严令管制环境污染，禁绝在各项建设和社会活动中引起不可控制的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和各类污染。针对“弹丸小国”的困窘，新加坡以精致入微的规划营造无所不在的花园，见缝插针，处处绿色，就连过街天桥也不例外；为减少对国外买水的依赖，新加坡决意“从点点滴滴入手”，收集全国70%国土上的雨水。
今日中國，与当年的新加坡类似。改革开放成绩显著，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环境问题同样触目惊心。近期坊间关于PM2.5即小直径可吸入颗粒物监测问题的讨论亦可见一斑。除了严重影响空气能见度，可吸入颗粒物对于公众健康的威胁将使肺系疾病成为未来十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出于对污染治理和拉动经济的双重考量，中央把环境产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抓手，给予很高期望的政策关注。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政府的“善治”落地实施。
顾名思义，所谓“善治”首先是目标向善。大道为公，天下为公，是为至善。善治与贪婪格格不入，以贪婪为出发点，则善治可以免谈。以贪婪为戒，是判断真假善治的规尺和试金石。极端而言，即便是以国家利益为名的贪婪，也将置“善治”于死地。此乃善治之道，是善治“形而上”的目标。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器是手段。至善的目标确定之后，善治之善，则是善于，善于治理。考究方法，讲求逻辑，落实细节。究其原因，是因为凡事必有成本，而政府治理所花费的每一分钱，就是人民的血汗，只有锱铢必较，追求事半功倍，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得起人民的信任，而不必担心天谴神责的报应。接下来的问题是，善治的基础究竟在哪里？是高深莫测的理论，还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常识？故老相传的人生原则：依常识做事，凭良心做人，在“善治”这样高尚的层面是否依然保有价值？新加坡的经验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解答。
新加坡因国土狭小而得名“星岛”，与泱泱中国之大自不可同日而语。然则星岛虽小，却难掩其星光灿灿。也许正是因为疆域紧凑，新加坡政府在实施治理的过程中淡化了“总体指标”与“局部情况”之间的差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善待其山，善治其水，从而避免了环境状况始终是“总体改善、局部恶化”的困窘局面。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大疆域的具体情况下，许多无能的官僚只能依靠不断“创新”，提出更多隔靴搔痒的整体控制指标来表达自己“治理”的政绩。“整体控制指标”一旦提出，接下来就是不厌其烦的逐级分解，真真假假的连环统计，以及郑重其事地层层上报，于是海量的环境治理经费顺理成章地转变成为行政支出。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明知偏方不治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持续控制总量，努力开出新的偏方。细细想来，疗效不佳却也怪不得药方。好比医生治病，有病的不吃药，没病的光打针，就算华佗再世，扁鹊重生，满手天下良方，又能何用之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观察新加坡的经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和侧面分析中国环境诉求的现实性，从而对我国环境市场的需求层级、发育阶段、治理水平和调整方向给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获得更加符合常识的结论。在真实判断的基础上出台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措施。新加坡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退出，建立新加坡共和国。有说法是新加坡因其“人”之“脏、懒”被非常客气地“请”出马来西亚，资政以泪洗面。以华裔华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加坡人“知耻近乎勇”，勤政强民，推行教育与民主，以卧薪尝胆般的努力雪洗前耻，终于独步世界民族之林。回想他们的经历，也正是沉下心来，“依常识做事，凭良心做人”。积石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而成千里，终至星光灿烂，星岛辉煌。
还是让我们回到常识吧：先生活，后生产；依常识做事，凭良心做人。真正高深的道理，往往体现为最简单的表达。为人如是，治家如是，治国亦复如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欲行善治而安天下者，当然需要时时刻刻记住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新加坡人能够做到的，我们当然也能够做到。我们不反对高深的理论，但是更加深信树大根深的道理：越是高深的理论，越要有基础的常识之根。皮之无存，毛将焉附。脱离常识基础的高深，大多数只是骗钱的把戏。换言之，在环境问题上，面对金钱诱惑，我们缺的不是理论，而是良心。
大有大的难处。对中国来说，任何问题都是大问题。尽管如此，却无需悲观。中华民族几千年在坎坷中前行，多灾多难，却形成了延续久远的独特文明；就像汉字，虽然总有褒贬不断，却是当今世界历史上四大古老文字中唯一健在、并且可以实际应用的文明资源和文化遗产。正如《庄子》所言，“中央之帝曰混沌”，虽无七窍却待人以诚，虽不及南海、北海帝王之精明，却有持之以恒、自组织、自适应、自我调节的能力。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而这种乐观的理由，恰恰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尊重常识、信任良心”的稳定基因。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顺序问题众说纷纭。历史似乎给出了无奈而趋于共识的答案：先破坏，再治理。
众多国家的经验，都是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先行破坏，又经过努力建立起新的环境，重树“先生活，后生产”的正确理念。人类无疑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与耐心，感谢自然生态顽强的修复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在毁灭之前得以恢复生机。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政府“善治”的重要性，以及政府治理的效率问题。
以新加坡为例，1965年独立后的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但30年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加，亦使其国土的2/3被各类建筑覆盖，乡村销声匿迹，耕地消失殆尽，空气污染加剧，城市清洁成为社会问题。不仅粮食、蔬菜和肉品完全依赖进口，更因水资源短缺，最近十年不得不从邻国买水度日。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明确提出“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国家目标，履行善治，对工业化的环境后遗症实施补救。说明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曾暂时搁置或屏蔽了对环境问题的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实现了初期经济发展的新加坡政府目标中全无“高屋建瓴”的环境口号和远大环境理想的诉求，却对各种细节无微不至。政府严令管制环境污染，禁绝在各项建设和社会活动中引起不可控制的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和各类污染。针对“弹丸小国”的困窘，新加坡以精致入微的规划营造无所不在的花园，见缝插针，处处绿色，就连过街天桥也不例外；为减少对国外买水的依赖，新加坡决意“从点点滴滴入手”，收集全国70%国土上的雨水。
今日中國，与当年的新加坡类似。改革开放成绩显著，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环境问题同样触目惊心。近期坊间关于PM2.5即小直径可吸入颗粒物监测问题的讨论亦可见一斑。除了严重影响空气能见度，可吸入颗粒物对于公众健康的威胁将使肺系疾病成为未来十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出于对污染治理和拉动经济的双重考量，中央把环境产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抓手，给予很高期望的政策关注。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政府的“善治”落地实施。
顾名思义，所谓“善治”首先是目标向善。大道为公，天下为公，是为至善。善治与贪婪格格不入，以贪婪为出发点，则善治可以免谈。以贪婪为戒，是判断真假善治的规尺和试金石。极端而言，即便是以国家利益为名的贪婪，也将置“善治”于死地。此乃善治之道，是善治“形而上”的目标。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器是手段。至善的目标确定之后，善治之善，则是善于，善于治理。考究方法，讲求逻辑，落实细节。究其原因，是因为凡事必有成本，而政府治理所花费的每一分钱，就是人民的血汗，只有锱铢必较，追求事半功倍，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得起人民的信任，而不必担心天谴神责的报应。接下来的问题是，善治的基础究竟在哪里？是高深莫测的理论，还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常识？故老相传的人生原则：依常识做事，凭良心做人，在“善治”这样高尚的层面是否依然保有价值？新加坡的经验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解答。
新加坡因国土狭小而得名“星岛”，与泱泱中国之大自不可同日而语。然则星岛虽小，却难掩其星光灿灿。也许正是因为疆域紧凑，新加坡政府在实施治理的过程中淡化了“总体指标”与“局部情况”之间的差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善待其山，善治其水，从而避免了环境状况始终是“总体改善、局部恶化”的困窘局面。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大疆域的具体情况下，许多无能的官僚只能依靠不断“创新”，提出更多隔靴搔痒的整体控制指标来表达自己“治理”的政绩。“整体控制指标”一旦提出，接下来就是不厌其烦的逐级分解，真真假假的连环统计，以及郑重其事地层层上报，于是海量的环境治理经费顺理成章地转变成为行政支出。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明知偏方不治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持续控制总量，努力开出新的偏方。细细想来，疗效不佳却也怪不得药方。好比医生治病，有病的不吃药，没病的光打针，就算华佗再世，扁鹊重生，满手天下良方，又能何用之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观察新加坡的经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和侧面分析中国环境诉求的现实性，从而对我国环境市场的需求层级、发育阶段、治理水平和调整方向给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获得更加符合常识的结论。在真实判断的基础上出台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措施。新加坡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退出，建立新加坡共和国。有说法是新加坡因其“人”之“脏、懒”被非常客气地“请”出马来西亚，资政以泪洗面。以华裔华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加坡人“知耻近乎勇”，勤政强民，推行教育与民主，以卧薪尝胆般的努力雪洗前耻，终于独步世界民族之林。回想他们的经历，也正是沉下心来，“依常识做事，凭良心做人”。积石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而成千里，终至星光灿烂，星岛辉煌。
还是让我们回到常识吧：先生活，后生产；依常识做事，凭良心做人。真正高深的道理，往往体现为最简单的表达。为人如是，治家如是，治国亦复如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欲行善治而安天下者，当然需要时时刻刻记住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新加坡人能够做到的，我们当然也能够做到。我们不反对高深的理论，但是更加深信树大根深的道理：越是高深的理论，越要有基础的常识之根。皮之无存，毛将焉附。脱离常识基础的高深，大多数只是骗钱的把戏。换言之，在环境问题上，面对金钱诱惑，我们缺的不是理论，而是良心。
大有大的难处。对中国来说，任何问题都是大问题。尽管如此，却无需悲观。中华民族几千年在坎坷中前行，多灾多难，却形成了延续久远的独特文明；就像汉字，虽然总有褒贬不断，却是当今世界历史上四大古老文字中唯一健在、并且可以实际应用的文明资源和文化遗产。正如《庄子》所言，“中央之帝曰混沌”，虽无七窍却待人以诚，虽不及南海、北海帝王之精明，却有持之以恒、自组织、自适应、自我调节的能力。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而这种乐观的理由，恰恰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尊重常识、信任良心”的稳定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