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在经历着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社会转型，城市社会正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结构。据专家预测，到201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发展到45%~50%，每年将增长1%，城市化水平呈高速发展的态势。[1]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城市文明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
【关键词】文化困境，文化冲突，解决途径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于1979年发现，对于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可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Ｓ”型曲线。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根据这个说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阶段。正如《全球城市》作者萨森所说：人类已进入“城市时代”。所以，城市精神的提炼、城市文化的再生、城市行为的重构势在必行。
一、城市文化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和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着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质与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困境。
1、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规划设计缺乏个性
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主要是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镇现
代化产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这意味着城镇化过程必然带来城乡空间范围的变化，必将带来农村原有自然景观的变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镇空间大量的建筑物和公用设施的崛起。建筑物本身是各种矿藏资源(如铁矿、煤矿、石矿和粘土矿等)的重新组合。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城市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盲目占用耕地，造房建厂，滥砍滥伐，造成了城市土地资源的浪费，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关专家估算，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峰值，建设占用耕地的极限是1.5亿亩，而城市化需要占地4亿亩。[2]因此，我国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城市的扩张对城市环境造成重大压力，城市的生产和建设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全国600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108个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损失工业产值600亿元，过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北方地区河流断流日趋严重。[3]同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设计，没有慎重考虑城市文明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人文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具体表现为：城市设计理念陈旧，因袭效仿而无特色；缺乏审美意识，城市面目单调死板；缺乏整体设计意识，建筑、装修一盘散沙；格调品位低下，流于庸俗等等。在设计中，单调的结构，粗俗的造型，花俏的装修，不伦不类的土洋拼凑，七零八落的建筑群体，风格混乱的城市总貌，千城一面的雷同外观，折射出当代庸俗文化及其鼠目寸光的浮躁心态。
2、人口迁徙带来的精神困惑
城市化发展必然引起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从资源配置和使用效
率角度来看，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自由流动应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劳动力盲目流动，不但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也将造成底层贫民群体的产生，增加城市文化制度管理的难度。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迁徙到城镇还要承受精神困扰。背井离乡的他们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人的职业，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既有别于城市居民，也有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心灵沟通和精神关注。如不能良好化解，就可能严重损害迁移人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也可能造成性格扭曲而走向犯罪。从就业竞争压力的精神困扰来看，农村劳动力由于受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整体文化素质较差，就业能力低下。又恰逢经济结构转型期，原本就紧张的就业市场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因此，为了在城市生存下去，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和风险，时刻经受着被解聘或失业的精神压力。从受歧视精神困扰方面来看，农村人口迁徙到城镇，不但由于自身在农村中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不适应城镇新环境而感到压抑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缺陷，造成农村人口到城镇后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权益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3、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明的冲突
我国农村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和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富即安的小农文化意识，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乡交通一体化，农村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城市文化在促进农村文化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些农村劳动力离开封闭的乡村走向城市后，感受到城乡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方面的差距太大，受到自身文化素质、技术等条件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谋职艰难，为了过上城市居民的好生活，一部分迁徙者会走向贩毒、卖淫、抢劫等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迁徙者眼界狭窄，分辨是非能力低下，长期城乡分割历史形成的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进入城市后，在认识上、价值观念上不能彻底、迅速城市化，处于强烈的城乡文化冲突之中。一系列矛盾和困惑，内心观念的冲突，角度转换的不适应以及原来在农村中形成的道德作用机制在城市中不复存在，使进城的迁徙者处于道德失范状态，导致其没有统一协调的行为规范准则，从而感到无所适从，易于接受城市不良文化如黄色文化、流氓文化等的感染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走上犯罪的道路。
4、城市市民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困惑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外来人员频繁交往，西方的、传统的、外来的、当地的市民文化，多元杂交，价值观念必然产生冲突。因此，人们的许多观念和行为规范出现了危机。其表现为：一是道德的认知功能降低。道德不仅是个人自我完善的内在规定性，而且是为其提供方向和动力、开拓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个人完善化的重要途径。然而，今天的人们却感觉到很难对利和害、善和恶等加以区分，而且对人生的价值和生活意义，感到茫然、无助。二是道德主体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转型时期城市市民判断价值是非的尺度具有多样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很少有为全社会所公认的统一的是非标准。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道德所希望培养的安分守纪的“君子型”道德主体标准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转型时期城市社会又呼唤着具有创造性的“强者型”道德主体标准诞生。[4]因此，人们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无所适从。三是日常交往行为产生危机。在城市中，尽管公共交往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但日常交往的主要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伦理观念还没有根除。而这种交友方式的普遍化，往往会导致行为的盲目性，直至出现助纣为虐的严重非伦理行为，包括公共场所的伦理行为和对待陌生人的伦理行为的异化。
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面临困境的原因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面临困境的原因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中西文化沖突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
1、社会转型对城市文化的冲击
当代中国深刻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城市文化传统的转向，价值观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变换，从而导致整个文化体系、文化结构的总体转型[5]。社会转型使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其一，社会转型使城市文化伦理、道德规范不完善。一般说来，社会控制的基本途径为政治与法律、伦理与道德。前者建立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后者建立社会的价值秩序，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在理想的程度上。[6]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不仅是历史的延续，而且要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内涵。对城市的文化秩序与人伦关系来说，传统的城市秩序已经难以运作，乡村的道德秩序也无法在城市立足。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又难以嫁接到中国人的城市生活中。于是，城市社会似乎失去了自我建立生活秩序的能力，城市生活与文化观念紊乱，道德原则不清晰。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无视生态环境、城市历史传承，盲目建设，造成城市生态危机、城市历史文化的断裂。
其二，城市文化道德建设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保障与支持。城市文化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密不可分，同样与法律相关联。但是道德建设主要是通过社会教育与自我修养，借助于社会舆论与良心对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它偏重于思想意识规范的“软”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建设效果的不尽人意，就具有不可避免性。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较易形成一种普遍精神信仰，而转型、变革时代恰恰破坏了人们普遍的精神信仰，冲击了人们正常的信用关系以及行为选择的预期。[7]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强化道德的他律手段，主要就是把法律引用到道德生活领域。
其三，城市文化道德教育发生了扭曲变形。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注重城市建筑建设，而忽略了城市文化本身，或者忽略了城市文化工作者的道德行为规范，对道德教育口头上强调和重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重视；还有道德教育者的空洞说教与自身行为的巨大反差，使道德教育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甚至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7]
2、经济转轨对城市文化的挑战
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形式的冲击最为彻底，同样对城市人们的文化观念冲击也最大。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经济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传统城市文化精神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一种追求崇高、神圣的泛道德主义。它鄙视物质生活，重视精神生活，轻看物质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交换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基础。例如，原本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也蜕变成了等价交换。很多经济利益越来越突出，谋取财富越来越重要，重商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反文化思潮随之伴生。二是城市精神文化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商品化趋势。精神文化本身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商品。精神文化的实质是人对意义世界的追求，是非实用、非交换性的。但进入市场，文化产品却是可交换的，有实用价值的，可商品化的。这就造成了文化实质意义的非商品性与文化产品、形式的商品化的矛盾，其结果是一种反文化现象：文化精神越深刻、越有意义，可能流行越小，而那些浅薄的、意义淡化的媚俗文化产品到处泛滥。同时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崛起，以其商品化、普及化、快节奏的特点，对传统的城市文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文化越来越世俗化。三是市场经济本身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一切社会都需要与其对应的文化，市场经济社会也不例外。但我国仍处在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经济还很不规范，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经济的冲动和致富的欲望，尚未充分体味到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所以，许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低文化意识的水平，从而导致了普遍轻视文化的现象。
3、中西文化冲突使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的困境更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自己主动把国门打开，面对中西方巨大的经济与观念的反差。城市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失去自持的能力，出现激烈的反传统倾向，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又难以获得预想的效果。其表现为：第一，在价值观念方面，人们一时还很难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在开放之初，难免泥沙混杂，引进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在城市化建设方面，人们照搬西方的城市建设，人为地破坏中国城市历史文化；在城市文化生产消费方面，城市出现了制黄、贩黄的文化现象。第二，由于文化规律特别是文化引进的规律作用，引进的西方文化的个别精神要素也很难与中国文化相耦合，很难整合到中国文化的有机体系中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却极易形成文化上的变态。于是，旧的价值观念动摇或破除了，新的却未能建立起来，造成人们行为的失范、精神的失调、价值的失衡，人们无规可循，道德教育无力，面对文化的矛盾，人们不知所措。
三、直面文化困惑的解决途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也从内部产生对城市文化的多重影响。一方面，市场化、商业化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市场的持续繁荣，为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创造了各种可能性条件，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也导致了某种“低俗化”的发展倾向，因此，构建新的城市文化形态，去制衡、纠正、遏制消费主义的、消弭斗志的文化野火蔓延，重建我们城市的精神家园，是当前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和重要使命。
1．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实行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并以此重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8]以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冲撞，调控文化缺位与混乱。将文化体制改革视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支柱性产业的根本举措。在城市化进程中，增强文化软实力，这既是对“十一五”期间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理论总结，也为“十二五”期间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推进确立了方向和目标。
2．从角色转换到角色学习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实质上是一个相互建构、双向循环的过程，迁徙者的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正是在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相互建构中完成。从乡村走来，大多数人能积极主动的进行知识化、再社会化，学习新的技术与知识，适应新的环境，根据情景定义，开展新的行动，在学习的过程中，农民角色在不知不觉中向市民角色转换。从一定程度上讲，走出乡村，给了他们自我成长和锻炼的机会。在知识化的过程中，自身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解构自己原有的角色，并建构新的自我，原来的老农民已经是私营企业主，原来的务农青年也变成了企业职工。对于少数素质偏底，又不思进取的农民，社区和政府要积极引导，用先进人物和事例为榜样，进行宣传教育，让每个人都能逐步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脚步。
3、建立健全新移民的保障体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保障体系是迁徙者顺利实现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的基础。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地或者生产资料，在身份的变化中失去了，这就意味着失去了社会保障。建立他们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除迁徙者的后顾之忧，奠定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的基础。周边农民失去土地的可实施用土地换社保的办法，将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优先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现社会保障对土地保障的有效代替，积极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等其它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提高其保障水平。对异地务工者，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就业培训与指导，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其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
4、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为新移民的文化适应提供文化环境。
首先，通过媒体、宣传栏、宣传册等宣传农业產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重大意义，减少迁徙者的顾虑与担忧，提高他们的心理适应程度，提高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其次，在新建小区里，要建设相应的文化教育设施，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多形式的市民化教育，增强居民现代市民意识，加快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加快迁徙者的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重塑城市精神，尽快融入城市文化。
综上所述，城市化进程中将直面城市文化多元化的冲突，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只有实行文化体制改革，把城市文化转化为城市文化工作者和城市市民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城市文化工作者和市民的情感、道德和意志，内化到个人心理意识、言论行为之中，才能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只有当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加强城市文化道德建设，将城市文化自觉地转化为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道德品质，并进一步外化为道德行动时，城市文化才趋于社会化、大众化、普遍化，才能解决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文化困境，文化冲突，解决途径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于1979年发现，对于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可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Ｓ”型曲线。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根据这个说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阶段。正如《全球城市》作者萨森所说：人类已进入“城市时代”。所以，城市精神的提炼、城市文化的再生、城市行为的重构势在必行。
一、城市文化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和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着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质与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困境。
1、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规划设计缺乏个性
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主要是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镇现
代化产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这意味着城镇化过程必然带来城乡空间范围的变化，必将带来农村原有自然景观的变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镇空间大量的建筑物和公用设施的崛起。建筑物本身是各种矿藏资源(如铁矿、煤矿、石矿和粘土矿等)的重新组合。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城市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盲目占用耕地，造房建厂，滥砍滥伐，造成了城市土地资源的浪费，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关专家估算，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峰值，建设占用耕地的极限是1.5亿亩，而城市化需要占地4亿亩。[2]因此，我国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城市的扩张对城市环境造成重大压力，城市的生产和建设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全国600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108个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损失工业产值600亿元，过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北方地区河流断流日趋严重。[3]同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设计，没有慎重考虑城市文明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人文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具体表现为：城市设计理念陈旧，因袭效仿而无特色；缺乏审美意识，城市面目单调死板；缺乏整体设计意识，建筑、装修一盘散沙；格调品位低下，流于庸俗等等。在设计中，单调的结构，粗俗的造型，花俏的装修，不伦不类的土洋拼凑，七零八落的建筑群体，风格混乱的城市总貌，千城一面的雷同外观，折射出当代庸俗文化及其鼠目寸光的浮躁心态。
2、人口迁徙带来的精神困惑
城市化发展必然引起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从资源配置和使用效
率角度来看，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自由流动应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劳动力盲目流动，不但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也将造成底层贫民群体的产生，增加城市文化制度管理的难度。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迁徙到城镇还要承受精神困扰。背井离乡的他们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人的职业，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既有别于城市居民，也有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心灵沟通和精神关注。如不能良好化解，就可能严重损害迁移人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也可能造成性格扭曲而走向犯罪。从就业竞争压力的精神困扰来看，农村劳动力由于受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整体文化素质较差，就业能力低下。又恰逢经济结构转型期，原本就紧张的就业市场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因此，为了在城市生存下去，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和风险，时刻经受着被解聘或失业的精神压力。从受歧视精神困扰方面来看，农村人口迁徙到城镇，不但由于自身在农村中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不适应城镇新环境而感到压抑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缺陷，造成农村人口到城镇后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权益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3、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明的冲突
我国农村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和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富即安的小农文化意识，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乡交通一体化，农村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城市文化在促进农村文化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些农村劳动力离开封闭的乡村走向城市后，感受到城乡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方面的差距太大，受到自身文化素质、技术等条件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谋职艰难，为了过上城市居民的好生活，一部分迁徙者会走向贩毒、卖淫、抢劫等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迁徙者眼界狭窄，分辨是非能力低下，长期城乡分割历史形成的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进入城市后，在认识上、价值观念上不能彻底、迅速城市化，处于强烈的城乡文化冲突之中。一系列矛盾和困惑，内心观念的冲突，角度转换的不适应以及原来在农村中形成的道德作用机制在城市中不复存在，使进城的迁徙者处于道德失范状态，导致其没有统一协调的行为规范准则，从而感到无所适从，易于接受城市不良文化如黄色文化、流氓文化等的感染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走上犯罪的道路。
4、城市市民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困惑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外来人员频繁交往，西方的、传统的、外来的、当地的市民文化，多元杂交，价值观念必然产生冲突。因此，人们的许多观念和行为规范出现了危机。其表现为：一是道德的认知功能降低。道德不仅是个人自我完善的内在规定性，而且是为其提供方向和动力、开拓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个人完善化的重要途径。然而，今天的人们却感觉到很难对利和害、善和恶等加以区分，而且对人生的价值和生活意义，感到茫然、无助。二是道德主体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转型时期城市市民判断价值是非的尺度具有多样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很少有为全社会所公认的统一的是非标准。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道德所希望培养的安分守纪的“君子型”道德主体标准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转型时期城市社会又呼唤着具有创造性的“强者型”道德主体标准诞生。[4]因此，人们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无所适从。三是日常交往行为产生危机。在城市中，尽管公共交往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但日常交往的主要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伦理观念还没有根除。而这种交友方式的普遍化，往往会导致行为的盲目性，直至出现助纣为虐的严重非伦理行为，包括公共场所的伦理行为和对待陌生人的伦理行为的异化。
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面临困境的原因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面临困境的原因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中西文化沖突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
1、社会转型对城市文化的冲击
当代中国深刻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城市文化传统的转向，价值观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变换，从而导致整个文化体系、文化结构的总体转型[5]。社会转型使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其一，社会转型使城市文化伦理、道德规范不完善。一般说来，社会控制的基本途径为政治与法律、伦理与道德。前者建立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后者建立社会的价值秩序，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在理想的程度上。[6]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不仅是历史的延续，而且要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内涵。对城市的文化秩序与人伦关系来说，传统的城市秩序已经难以运作，乡村的道德秩序也无法在城市立足。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又难以嫁接到中国人的城市生活中。于是，城市社会似乎失去了自我建立生活秩序的能力，城市生活与文化观念紊乱，道德原则不清晰。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无视生态环境、城市历史传承，盲目建设，造成城市生态危机、城市历史文化的断裂。
其二，城市文化道德建设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保障与支持。城市文化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密不可分，同样与法律相关联。但是道德建设主要是通过社会教育与自我修养，借助于社会舆论与良心对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它偏重于思想意识规范的“软”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建设效果的不尽人意，就具有不可避免性。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较易形成一种普遍精神信仰，而转型、变革时代恰恰破坏了人们普遍的精神信仰，冲击了人们正常的信用关系以及行为选择的预期。[7]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强化道德的他律手段，主要就是把法律引用到道德生活领域。
其三，城市文化道德教育发生了扭曲变形。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注重城市建筑建设，而忽略了城市文化本身，或者忽略了城市文化工作者的道德行为规范，对道德教育口头上强调和重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重视；还有道德教育者的空洞说教与自身行为的巨大反差，使道德教育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甚至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7]
2、经济转轨对城市文化的挑战
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形式的冲击最为彻底，同样对城市人们的文化观念冲击也最大。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经济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传统城市文化精神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一种追求崇高、神圣的泛道德主义。它鄙视物质生活，重视精神生活，轻看物质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交换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基础。例如，原本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也蜕变成了等价交换。很多经济利益越来越突出，谋取财富越来越重要，重商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反文化思潮随之伴生。二是城市精神文化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商品化趋势。精神文化本身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商品。精神文化的实质是人对意义世界的追求，是非实用、非交换性的。但进入市场，文化产品却是可交换的，有实用价值的，可商品化的。这就造成了文化实质意义的非商品性与文化产品、形式的商品化的矛盾，其结果是一种反文化现象：文化精神越深刻、越有意义，可能流行越小，而那些浅薄的、意义淡化的媚俗文化产品到处泛滥。同时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崛起，以其商品化、普及化、快节奏的特点，对传统的城市文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文化越来越世俗化。三是市场经济本身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一切社会都需要与其对应的文化，市场经济社会也不例外。但我国仍处在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经济还很不规范，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经济的冲动和致富的欲望，尚未充分体味到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所以，许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低文化意识的水平，从而导致了普遍轻视文化的现象。
3、中西文化冲突使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的困境更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自己主动把国门打开，面对中西方巨大的经济与观念的反差。城市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失去自持的能力，出现激烈的反传统倾向，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又难以获得预想的效果。其表现为：第一，在价值观念方面，人们一时还很难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在开放之初，难免泥沙混杂，引进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在城市化建设方面，人们照搬西方的城市建设，人为地破坏中国城市历史文化；在城市文化生产消费方面，城市出现了制黄、贩黄的文化现象。第二，由于文化规律特别是文化引进的规律作用，引进的西方文化的个别精神要素也很难与中国文化相耦合，很难整合到中国文化的有机体系中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却极易形成文化上的变态。于是，旧的价值观念动摇或破除了，新的却未能建立起来，造成人们行为的失范、精神的失调、价值的失衡，人们无规可循，道德教育无力，面对文化的矛盾，人们不知所措。
三、直面文化困惑的解决途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也从内部产生对城市文化的多重影响。一方面，市场化、商业化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市场的持续繁荣，为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创造了各种可能性条件，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也导致了某种“低俗化”的发展倾向，因此，构建新的城市文化形态，去制衡、纠正、遏制消费主义的、消弭斗志的文化野火蔓延，重建我们城市的精神家园，是当前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和重要使命。
1．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实行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并以此重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8]以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冲撞，调控文化缺位与混乱。将文化体制改革视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支柱性产业的根本举措。在城市化进程中，增强文化软实力，这既是对“十一五”期间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理论总结，也为“十二五”期间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推进确立了方向和目标。
2．从角色转换到角色学习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实质上是一个相互建构、双向循环的过程，迁徙者的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正是在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相互建构中完成。从乡村走来，大多数人能积极主动的进行知识化、再社会化，学习新的技术与知识，适应新的环境，根据情景定义，开展新的行动，在学习的过程中，农民角色在不知不觉中向市民角色转换。从一定程度上讲，走出乡村，给了他们自我成长和锻炼的机会。在知识化的过程中，自身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解构自己原有的角色，并建构新的自我，原来的老农民已经是私营企业主，原来的务农青年也变成了企业职工。对于少数素质偏底，又不思进取的农民，社区和政府要积极引导，用先进人物和事例为榜样，进行宣传教育，让每个人都能逐步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脚步。
3、建立健全新移民的保障体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保障体系是迁徙者顺利实现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的基础。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地或者生产资料，在身份的变化中失去了，这就意味着失去了社会保障。建立他们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除迁徙者的后顾之忧，奠定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的基础。周边农民失去土地的可实施用土地换社保的办法，将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优先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现社会保障对土地保障的有效代替，积极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等其它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提高其保障水平。对异地务工者，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就业培训与指导，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其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
4、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为新移民的文化适应提供文化环境。
首先，通过媒体、宣传栏、宣传册等宣传农业產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重大意义，减少迁徙者的顾虑与担忧，提高他们的心理适应程度，提高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其次，在新建小区里，要建设相应的文化教育设施，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多形式的市民化教育，增强居民现代市民意识，加快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加快迁徙者的角色转换与文化适应，重塑城市精神，尽快融入城市文化。
综上所述，城市化进程中将直面城市文化多元化的冲突，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只有实行文化体制改革，把城市文化转化为城市文化工作者和城市市民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城市文化工作者和市民的情感、道德和意志，内化到个人心理意识、言论行为之中，才能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只有当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加强城市文化道德建设，将城市文化自觉地转化为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道德品质，并进一步外化为道德行动时，城市文化才趋于社会化、大众化、普遍化，才能解决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