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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冷的天，鹿惊丽竟然又来扯我的被子。我裹得紧，她扯得急，刺啦一声，被子就碎成了一堆蝴蝶，轰隆隆挤满了整个房间。我坐起来才看见房间仍是黑暗空荡的，身边发出细微鼾声的是六岁的儿子。说好自己睡，他半夜又爬上了我的床。我拉开窗帘，水泥搅拌车正在高架引桥上缓慢攀爬，轰隆声从那里奔涌过来，与刚才蝶群崩散的声音极其相似。报纸上说，这座桥将在9月30号通车，他们只好在深夜赶工，准点把我叫醒。
我摸进厨房，那里有我睡前准备的一杯酒。九都大曲，五十二度，三两三的玻璃杯，能保证一条壮汉十分钟后再次入睡。罐子里常年存着椒盐花生，摸几颗丢在嘴里，三五下就嚼得满嘴焦香。喉头已有渴意，正是喝酒的好时候。我已经喝下一半，还需另一半解渴。
手机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我丢掉杯子奔向卧室，路过餐厅时踢到了桌子腿，疼痛从脚趾跳上了太阳穴。即便如此，还是晚了，儿子坐在黑暗里，揉着眼问几点，瘦窄的肩膀让人心疼。我摁灭手机，重新把他放进毯子里，还早，你安心睡。他翻了个身，呼吸变得细碎悠长。手机再次亮起，这一次我已经把它静了音，震动和闪光让房间变得狂躁。我走出卧室，拉上木门，又走进卫生间，关上玻璃门，手机还在兜里狂躁地跳动。好在它已经远离了儿子的梦境。我坐在马桶上，掏出手机，对范特西说，半夜三更打电话，你小子病得不轻。他说对，没救了。然后他告诉我，量子录梦机研制成功了，第一代原型机就在他的实验室里。几分钟前空机运转了一次，看起来非常安全。
面对他特意强调的“安全”俩字，我丢过去一声“呵呵”。
他习惯于我的不屑，他知道我对量子世界一无所知。他在地摊儿上给我大讲量子纠缠时，我正跟面前的麻辣小龙虾搏杀得难解难分。他举起扎啤杯要阻止我继续战斗，而我不屈不挠地想歼灭盘中的余部，他只好拎起我的酒杯塞在我手里，这一下有效地打乱了我的军事部署。他说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原子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如果一个梦在你脑子里形成，同时也可以出现在一架机器里。只需要把机器记录下的原子轨迹用画面转译出来，不就是录梦机了吗？
我叼着虾钳，右手捏着虾尾，左手举杯跟他碰了一下，边吸溜酱汁边说，祝你成功。
当天晚上，他给我发来一条消息，题目是《美国实验室观测到2000个原子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我说网上信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他就又转来一条内容相似的消息，这回的发布平台是“学习强国”。这家伙从小不求上进，六年级勉强加入了少先队，入团大业五年未成，现在居然使用上了“学习强国”。他说这个平台信息审核很严，有公信力。我说对，我每天都看。他问我对他这个项目的看法，我想了想说，祝你成功，真心的。
很显然，这句“真心的”终于让他在我这里挽回了尊严。我和老王跟他小学起就是同学，一直到高中三年级，算起来同窗将近十二年，却没什么交情。他家在河西大厂，工人阶级，我和老王是大院子弟，各有各的圈儿。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我和老王大学时通信不断，经常率团互访，代表两所高校在足球场和酒桌旁杀得昏天黑地，续写了许多友谊的故事。工作后手头宽裕，更是隔三差五就鬼混在一起。有一回我俩在烧烤摊喝酒，范特西骑车从旁边路过，骑出很远又折回来，指着我叫，孟山河你跟鹿惊丽好上没？我一口啤酒顶在胸口，差点背过气去。倒是老王很镇定，说你是谁啊，乱嚷嚷啥。他跳下车，坐在旁边的空板凳上，我是范特西啊，数学课代表，凯小三班。
我这才想起来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同学。小学时老师让计算从一加到一百的和，他不假思索就答了上来，满教室女生爆发出惊叹声，把我羡慕得要死。我记得高中以前他的数学成绩非常好，其他课程一塌糊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数学也不行了。或许是太行了，超出了中学课程的范围，让数学老师自惭形秽。他公然在三角函数课上问哥德巴赫猜想那次，数学老师终于掩饰不住怒火，痛斥他不务正业，把一截粉笔头扔在他腦门上。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来过学校。他母亲来学校替他办手续，隔窗看见我们正在卖力自习，叹了口气说，多好的孩子们啊，被学校教育给毁啦。
我坐在窗户口，听到这句感叹，觉得胸口热热的。
隔天范特西来农科所找我，张口闭口都是“科学家”。我臊得脸皮发烫，告诉他说我只是个技术员，算不上科学家。他说咱班同学里，唯一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就是你，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呀。这话缓解了我的尴尬，给脸皮有效降了温。我问他来干嘛，他说请教一下关于费马定理的问题。我脸皮再次高烧起来，我说要是胚胎优选、基因染色什么的，我还略知一二，费马先生跟我跨了学科，隔行如隔山啊，不好说，不好说。你总是这么谦虚，他说，据我所知，你的数学高考成绩全班最好，大学又得到了名师指点，只要在这方面多用点心，一定能够有所成就，其实夺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靠的并不是什么天分，而是锲而不舍的精神。
他这句话前半截表扬了我，让我很开心，后半截又像是在批评我，要做我的人生导师，很让人恼火。我对面的刘芳芳听完，终于克制不住站起身来，借口去接水，快步逃离了屋子，走廊里撒下一串活泼的笑声。她是学土壤分析的，笑点有些低，但是笑声很好听。笑声让屋子里安静了片刻，尴尬在沉默中缓慢融解，范特西掏出一本旧书说，这是徐迟说的，还记得吗，你拿到班里的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他递过来的书少皮没毛，页边翻卷，像沉睡初醒的蓬头老妇。我记忆里残存着这个老妇的碎片，却没有贸然去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原本想给你买一本新的，路过新华书店时，忘记下公交车了。我说没什么，你喜欢就留着吧。他说我来不是为这个，说完他从挎包里取出厚厚一摞稿纸，递给我说，这是我演算费马定理的手稿，我还有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能不能帮我推荐发表？
我说，我不认识杂志社的人。
他说，老王不就是《九都文艺》杂志社的吗，听说还是编辑部主任。
我说《九都文艺》不是数学杂志，也不权威，没有那么多人读。他打断我说，陈景润是中学教师，不也成了数学家吗？要知道费马定理的证法是世界数学史上的百年难题，现在我解了出来，我是哪儿人？九都。九都有几本杂志？一本。这时候这本杂志就应该把本市最大的科学发现报道出来，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面前，谁还在意它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孟山河你知道的，徐迟不是数学家，但是他写的《哥德巴赫猜想》感动了无数人，《九都文艺》不是数学杂志，但它刊登的论文可能震惊整个数学界。 想想吧，以老王那样的德性，一辈子能做几件这样的大事。
带着范特西去找老王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说服他登载这篇论文。我不是数学家，但是知道这件事对于数学界的重大意义。也许我什么都不必说，范特西就会给老王讲明白。我相信以老王的野心和理解力，必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出名良机。当然，他可能不知道费马定理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资深的数学学渣需要我的及时科普，这时候我就可以晓之以理，用科学之美打动他。
出人意料的是，老王答应得很爽快。这爽快来得太容易，让我的舌头失去了用武之地。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范特西在中州路135号危楼的一层找到老王时，他正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敲击键盘。屏幕的蓝光投在他脸上，看上去很严肃，与地摊上的老王相比判若两人。屋子里外乱糟糟的，据说这栋楼要拆，他们得尽快搬到别处去。他踢开书堆，把我俩让到沙发上，又让年轻的女编辑倒上茶。我说你还记得范特西吗，前几天晚上一起喝啤酒的那个。他说当然记得，他饭量挺大，那天晚上是我结的账。我说下次我结，范特西找你有事。
范特西从挎包里取出几个红本本，递给老王：这是我近几年获得的主要荣誉，包括中华现代数学大师、炎黄数理科学院院士、改革开放40年最优秀40名数学理论家等等，最后这个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的。
他递给老王一张照片，老王看完又递给我。很显然，那根本不是人民大会堂，也许是北京哪个酒店的多功能厅。
祝贺你呀，老同学。老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把红本本和照片还给范特西，问，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范特西把那摞厚厚的手稿捧给老王，说费马定理你知道吧？这是我的解法和论文，请在贵刊发表出来。这是为中国人争气的事，一定要重视。
好，老王接下手稿，说，我转交给领导审定。
一定要尽快发表，如果被外国人抢了先，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你说得对，我们一定从速办理。老王站起身，诚恳地握着范特西的手说，范特西同志，辛苦你啦。
那天晚上我刚到家，老王打来电话，约我在楼下地摊喝二茬酒。我欢快地跑下楼去，大腰片和烤板筋已经上桌。我伸手去抄串满烤肉的铁钎子，他按住我的手，把一个厚实的档案袋塞在我手里。
以后长点儿心，别把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往我办公室领。
很显然，他把震惊世界的发现给枪毙了，而且没有食言——尽快处理了，退稿任务交给了我。
范特西来取手稿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愤懑，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孟山河，你和老王也只是普通人而已，不具备做大事的潜质。
这话一点儿不假，我确实在乏善可陈的生活里持之以恒地浪费着光阴和粮食，唯一的亮点是娶了鹿惊丽，这个消息在同学圈里传了好几个月。我被当作励志故事里的男主角，寫进了老王在本地报纸上开设的专栏里。我不知道范特西是否读过那张报纸，他在烧烤摊前与我久别重逢的那句问话，算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答案。
没过多久，鹿惊丽怀孕了。我减少了外出应酬，老王很识趣地不再邀我喝酒，岁月这时静好了许多。我习惯于每天迟到半个小时，在下班前一小时偷偷早退，单位事情不多，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遇到紧急情况，刘芳芳也能帮我搪塞过去。这个规律不久以后就被老谭头摸透了，他在我关闭电脑前五分钟打来电话，说晚上有个饭局，一定要参加。我说我除去酒量就是个废柴，现在要照顾老婆，不能放开喝，你还是找别人吧。老谭头问你是不是认识范特西。我说他是我小学同学，数学成绩挺好。我慎重地隐瞒了中学部分，免得遇到意外不好收场。老谭头哦了一声，说晚上还是参加一下吧，我批准你提前离席。
老谭头是所里的领导，年龄刚挂住退二线的边儿，这时候正是特别敏感期，拒绝他显然不够明智，更何况这个饭局还和范特西有关。我很想知道，自从他证明费马定理失败后，又搞出了什么惊人的数学研究，这次的研究对象不知是欧拉还是高斯。我沉迷在琐碎的俗世生活中太久了，应该听听世外高人的故事。
组局的是一个过气的乡镇企业家，老谭头的朋友。据说早年在南方挖了个技术员，搞化工起家，掘了第一桶金，正要大展拳脚的时候，遇上环保限产。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乡镇企业家还没挣到金山银山，就已经把城郊乡的绿水青山整出了氨水味儿。厂子自然是不让开了，技术员果断下江南另觅高枝，乡镇企业家只好雇了个厨子，在自家果园里搞起了农家乐。
把一个雄心万丈的乡镇企业家锁在农家乐里，实在是违背资本的本性。但是放眼九都，能挣大钱的机会就只剩房地产了。以乡镇企业家的实力，还玩不起这种高级货。他想用更小的投入，撬动更大的市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项目真的被他找到了。
你当然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态：乡镇企业家急于向领导汇报成果，在酒局参与者还未到齐的时候就开始了激情演讲：
据美国及英国汽车分析家的一项联合报告预计，全球汽车每年将以2500万辆的速度增加。明年，全世界小轿车及卡车的数量将达10亿辆。报告还说，现在行驶的4.75亿辆小轿车及1.47亿辆卡车中近百分之三十已有十年以上的车龄。这些车的共同特点是使用内燃机，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燃油，产出二氧化碳。燃油消耗将造成全球能源紧张，二氧化碳排放将造成温室效应，总体来说，淘汰已成必然。日本在大力研发电力驱动汽车，但是成本高昂。欧美在搞氢能源，也是没谱的事儿。我现在投了一个项目，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不烧油，清洁环保，可以说是未来的产业黑马。老领导啊，到时候你的车就不用花油钱了，气瓶子一装，轻松跑起来，跑光了来我这里换，免费的啊，终身免费。
我听说过，我打断他说，好像几十年前美国佬搞过这个研究，后来发现压缩空气耗电太多，如果把这些电直接装在车上，跑得比一瓶子气还远，不划算，就放弃了。不知道你的这个压缩设备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
小孟，话没有听完不要乱插嘴。老谭头显然还沉浸在免费换气瓶子的快乐里，多年的宦海沉浮并没有让他看破红尘，反而让他更加留恋于此。他在很多场合讲过，自己之所以能从乡镇混到城里，从办事员混到副县级，是因为自己能不断创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现在他老了，创不动了，但是还可以甘为人梯嘛，只要年轻人肯创新，他就百分之百支持。不求名，不求利，不求你一瓶子压缩气。 眼下正是一个创新的大项目，虽然跟农科跨了行，老谭头还是兴致勃勃，要帮乡镇企业家跟科技局搭线铺路。如果能被市里立成重大项目，还能得到资金支持哩。老伙计，你这回耍大啦，赶紧倒上酒吧，先敬你一个。
连阴的秋雨里，九都城气温骤降了不少，街上的灯光混着雨水，斜照过来，立刻被黏在玻璃窗上。包间里并不热，乡镇企业家还是让服务员打开了空调。我看到他额头亮晶晶的，右手食指缝纫机一般在饭桌上敲击，发出急促而散乱的声响。短短五分钟，他打了两通电话，催促范特西迅速赶过来。我后悔于刚才的莽撞，决定今晚不再乱发一言。老谭头兴致热烈，一再举杯，应者云集，酒宴重新变得明亮温暖。
范特西的位子被安排在老谭头的右手，略高于我。他入席时看到了我，没有丝毫讶异。我决意把时间浪费在餐盘里，也让他越来越放松。那天晚上他妙语连珠，给在座的上了一堂饱满的科学课。从宇宙大爆炸到弦理论，从牛顿力学到霍金虫洞，从摩斯密码到二进制编程，当然也包括他的高能气体压缩机。他说虽然还没有量产，但是样机已经通过实验检测，接下来就是大型化。
申请专利没有？老谭头严肃地说道，要注意保护知识产权。
是的，范特西说，我正在准备材料，请老领导给予批评指导。
好，这个年轻人相当不错，老谭头很满意，材料准备好先给我过目，审定以后报送有关部门，需要我做什么工作你们只管开口。
老领导，太感谢啦，乡镇企业家的脸色终于生动起来，招呼范特西说，来，咱们共同敬老领导一杯酒。
老谭头喝得很尽兴，夜里我送他回去，一路上还在喋喋不休地构思高能气体压缩项目的美好前景。我也喝了不少，舌头有些大，不想说话。
六年过去了，九都市的大街上来回穿梭的仍然是燃油汽车，也有一些油电混动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差别，不知道北上广深是否已经用上了高能压缩气体驱动的新型汽车？老谭头退休前，我借着酒劲儿，问他这个项目的进度。他大谈颜筋柳骨，笔墨法度，好像从没见过乡镇企业家这个朋友，更不知范特西是何许人也。我送给他一刀红星宣，他笑呵呵地收下了。他说忙碌了半辈子，才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魅力深沉，就说这个书法吧，不仅练艺，而且养气，养浩然之气。山河，你虽然是学农科的，也应该学学传统文化，不要把自己搞得急功近利。温柔敦厚，君子之风嘛。红星宣是好东西，自家用有点浪费啦，我是初级阶段，下回给点三星就行。
我说，论起传统文化的修养，我是开着火箭也撵不上您老，自暴自弃啦。说这话的时候，我想着范特西会不会也自暴自弃，不在科学的荆棘之路上跋涉了。
万万没有想到，范特西还会打电话给我。
他的语气很真诚。他说来我的实验室看看吧，然后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个定位。我骑着共享单车赶往河西区，险些在那些整齐划一的苏式红砖楼群里迷路。建国初期，这里曾有过十几个国营大厂，无一例外皆是老大哥援建。老大哥们撤走以后，我们自力更生搞建设，盖学校盖厂房盖宿舍，也搞得风风火火，只是盖出来的楼房怎么看都带着点老大哥的味道，绿化树也是清一水的法国梧桐。等我们学会盖自己风格的房子，学会栽种不同种类的绿化树，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九都新区的繁华跟一线城市接了轨，河区西却被时代洪流远远抛在身后。我骑车拐进一个老街坊，院子里居然还有一小片土地。
那是一个露天篮球场，地面不是塑胶、柏油或者水泥的，是真真切切的土地。灰黄色的，有弹性的土地，长着草的土地。我锁好单车走过去，在那片土地上来回踱步，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学的操场上。
范特西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远远喊我，我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
他的实验室大约有六平米，三面靠墙的是工作台，墙上挂满各种油污和磨损的零件，工作台下堆放着许多工具，剩余的空地只能容一人转身。我挤进去以后，他让我关上门，我拒绝了。我说这里没窗户，要注意消防安全。他说，你见哪个实验室有窗户，实验室需要隔绝外部环境，你懂吗？我说实验室我去过很多，煤球棚改造的还是第一次。这话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他眼里伸出刀子想要刺死我，我用锋利的目光迎击他，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他说，那就先不关门，看完量子录梦机再说。
我说，好。
他转身从工作台下拖出一只纸箱，然后从纸箱里取出一架机器，小心翼翼地放在我面前。
借着屋里的灯光和门外挤进来的阳光，我看出眼前放着的是一个头盔。
一个摩托车头盔，七成新，黑色。
这玩意儿能值五十块不？我有点儿嘲弄的语气了。这份嘲弄背后是我对自己的羞愤，我明知道他曾经干过证明费马定理那样不靠谱的事儿，居然还浪费整整一个下午时间来看他的实验室。刘芳芳那个干净明亮的实验室我都懒得去，现在竟然跟着一个搞民科的在煤球棚里玩儿头盔。我真是昏了头。人不能在同一件事情上犯两次错误，而我却是接二连三掉进范特西的坑里，我越想越生气，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拎起头盔扔到他脸上，或者离开的时候重重摔一下门，但是范特西及时稳住了我。
我没有注意到工作台上摆放了一架小巧的机器，他从机器上扯出一根三角插头，往头盔后面一接，整个屋子就亮了起来。
那些蓝光是从头盔面罩上发出的，伴随蓝光出现的还有细微的嗡鸣声。嗡鸣和蓝光跟我此刻的呼吸节奏如此合拍，竟然让我生出来想试一试的冲动。
能戴戴看吗？我问。
现在还不行，范特西说，常规家用电源无法驱动高能干涉仪，这是量子录梦机的核心部件。前几天我在小区主干线上试过一次，运行很安全，只是造成了附近大面积跳闸。山河，你也是知道的，偷电这种事，不能经常干，要是我自己有个高压电源就好了。
我走出范特西的实验室，他还在我身后跟着，喋喋不休说着废话。他说他刚和老婆离过婚，因为压缩气能源汽车的事儿，他惹上了官司，乡镇企业家要他二十万。我哪儿有二十万，光是去北京领个奖，会务费就收了我一万多，这些年挣的钱都花在这个上了。我说卖房子吧，老婆就哭就闹。这房子是老丈人留给老婆的，雖然不大，她和孩子还够住。我说干脆离婚吧，我一个人债多不愁。她娘俩都接茬说行，就差跳起来叫好了。
她们不知道我有量子录梦机，我在动手前就想好了，要悄悄弄好一鸣惊人。我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搞成了，我今后的路就是金光大道，我将来的身价绝对是超级富豪。到那时候，她俩再怎么求我都没用，我在最需要家人支持的时候她们站在了我的反面，这是她俩该有的结局。当然，我要报答社会，我要建设祖国，我要造更多更厉害的机器，我要当中国的托尼·史塔克，我知道那件钢铁战衣的关键，我能制造出比它更牛的。
范特西说得很兴奋，但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此刻我已经又重新走到了那个篮球场，耳边响起了运球的嘭嘭声，我看见篮筐就在不远处，只要有球就可以再扔个三分。我想起鹿惊丽看球时的样子，也想起了她进手术室的样子，如果那次她能挺过来，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儿子。他已经六岁，却从没有见过妈妈。我跟他描述起来妈妈的时候，他总是听得入迷。即便是刚摔伤了膝盖或是流过血，关于妈妈的三言两语也能让他迅速忘记疼痛。我后悔没有多留些照片或者影像资料，我有过那么多梦境，里面的鹿惊丽那么生动，如果有个录梦机就好了，我要把它们都录下来交给儿子。现在，范特西手里就有这么个玩意儿。
毕竟，一台高压柴油联组发动机也就三四万块钱而已。
维摩，编辑、作家，现居河南洛阳。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巨翅白鸟》等。
我摸进厨房，那里有我睡前准备的一杯酒。九都大曲，五十二度，三两三的玻璃杯，能保证一条壮汉十分钟后再次入睡。罐子里常年存着椒盐花生，摸几颗丢在嘴里，三五下就嚼得满嘴焦香。喉头已有渴意，正是喝酒的好时候。我已经喝下一半，还需另一半解渴。
手机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我丢掉杯子奔向卧室，路过餐厅时踢到了桌子腿，疼痛从脚趾跳上了太阳穴。即便如此，还是晚了，儿子坐在黑暗里，揉着眼问几点，瘦窄的肩膀让人心疼。我摁灭手机，重新把他放进毯子里，还早，你安心睡。他翻了个身，呼吸变得细碎悠长。手机再次亮起，这一次我已经把它静了音，震动和闪光让房间变得狂躁。我走出卧室，拉上木门，又走进卫生间，关上玻璃门，手机还在兜里狂躁地跳动。好在它已经远离了儿子的梦境。我坐在马桶上，掏出手机，对范特西说，半夜三更打电话，你小子病得不轻。他说对，没救了。然后他告诉我，量子录梦机研制成功了，第一代原型机就在他的实验室里。几分钟前空机运转了一次，看起来非常安全。
面对他特意强调的“安全”俩字，我丢过去一声“呵呵”。
他习惯于我的不屑，他知道我对量子世界一无所知。他在地摊儿上给我大讲量子纠缠时，我正跟面前的麻辣小龙虾搏杀得难解难分。他举起扎啤杯要阻止我继续战斗，而我不屈不挠地想歼灭盘中的余部，他只好拎起我的酒杯塞在我手里，这一下有效地打乱了我的军事部署。他说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原子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如果一个梦在你脑子里形成，同时也可以出现在一架机器里。只需要把机器记录下的原子轨迹用画面转译出来，不就是录梦机了吗？
我叼着虾钳，右手捏着虾尾，左手举杯跟他碰了一下，边吸溜酱汁边说，祝你成功。
当天晚上，他给我发来一条消息，题目是《美国实验室观测到2000个原子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我说网上信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他就又转来一条内容相似的消息，这回的发布平台是“学习强国”。这家伙从小不求上进，六年级勉强加入了少先队，入团大业五年未成，现在居然使用上了“学习强国”。他说这个平台信息审核很严，有公信力。我说对，我每天都看。他问我对他这个项目的看法，我想了想说，祝你成功，真心的。
很显然，这句“真心的”终于让他在我这里挽回了尊严。我和老王跟他小学起就是同学，一直到高中三年级，算起来同窗将近十二年，却没什么交情。他家在河西大厂，工人阶级，我和老王是大院子弟，各有各的圈儿。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我和老王大学时通信不断，经常率团互访，代表两所高校在足球场和酒桌旁杀得昏天黑地，续写了许多友谊的故事。工作后手头宽裕，更是隔三差五就鬼混在一起。有一回我俩在烧烤摊喝酒，范特西骑车从旁边路过，骑出很远又折回来，指着我叫，孟山河你跟鹿惊丽好上没？我一口啤酒顶在胸口，差点背过气去。倒是老王很镇定，说你是谁啊，乱嚷嚷啥。他跳下车，坐在旁边的空板凳上，我是范特西啊，数学课代表，凯小三班。
我这才想起来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同学。小学时老师让计算从一加到一百的和，他不假思索就答了上来，满教室女生爆发出惊叹声，把我羡慕得要死。我记得高中以前他的数学成绩非常好，其他课程一塌糊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数学也不行了。或许是太行了，超出了中学课程的范围，让数学老师自惭形秽。他公然在三角函数课上问哥德巴赫猜想那次，数学老师终于掩饰不住怒火，痛斥他不务正业，把一截粉笔头扔在他腦门上。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来过学校。他母亲来学校替他办手续，隔窗看见我们正在卖力自习，叹了口气说，多好的孩子们啊，被学校教育给毁啦。
我坐在窗户口，听到这句感叹，觉得胸口热热的。
隔天范特西来农科所找我，张口闭口都是“科学家”。我臊得脸皮发烫，告诉他说我只是个技术员，算不上科学家。他说咱班同学里，唯一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就是你，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呀。这话缓解了我的尴尬，给脸皮有效降了温。我问他来干嘛，他说请教一下关于费马定理的问题。我脸皮再次高烧起来，我说要是胚胎优选、基因染色什么的，我还略知一二，费马先生跟我跨了学科，隔行如隔山啊，不好说，不好说。你总是这么谦虚，他说，据我所知，你的数学高考成绩全班最好，大学又得到了名师指点，只要在这方面多用点心，一定能够有所成就，其实夺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靠的并不是什么天分，而是锲而不舍的精神。
他这句话前半截表扬了我，让我很开心，后半截又像是在批评我，要做我的人生导师，很让人恼火。我对面的刘芳芳听完，终于克制不住站起身来，借口去接水，快步逃离了屋子，走廊里撒下一串活泼的笑声。她是学土壤分析的，笑点有些低，但是笑声很好听。笑声让屋子里安静了片刻，尴尬在沉默中缓慢融解，范特西掏出一本旧书说，这是徐迟说的，还记得吗，你拿到班里的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他递过来的书少皮没毛，页边翻卷，像沉睡初醒的蓬头老妇。我记忆里残存着这个老妇的碎片，却没有贸然去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原本想给你买一本新的，路过新华书店时，忘记下公交车了。我说没什么，你喜欢就留着吧。他说我来不是为这个，说完他从挎包里取出厚厚一摞稿纸，递给我说，这是我演算费马定理的手稿，我还有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能不能帮我推荐发表？
我说，我不认识杂志社的人。
他说，老王不就是《九都文艺》杂志社的吗，听说还是编辑部主任。
我说《九都文艺》不是数学杂志，也不权威，没有那么多人读。他打断我说，陈景润是中学教师，不也成了数学家吗？要知道费马定理的证法是世界数学史上的百年难题，现在我解了出来，我是哪儿人？九都。九都有几本杂志？一本。这时候这本杂志就应该把本市最大的科学发现报道出来，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面前，谁还在意它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孟山河你知道的，徐迟不是数学家，但是他写的《哥德巴赫猜想》感动了无数人，《九都文艺》不是数学杂志，但它刊登的论文可能震惊整个数学界。 想想吧，以老王那样的德性，一辈子能做几件这样的大事。
带着范特西去找老王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说服他登载这篇论文。我不是数学家，但是知道这件事对于数学界的重大意义。也许我什么都不必说，范特西就会给老王讲明白。我相信以老王的野心和理解力，必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出名良机。当然，他可能不知道费马定理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资深的数学学渣需要我的及时科普，这时候我就可以晓之以理，用科学之美打动他。
出人意料的是，老王答应得很爽快。这爽快来得太容易，让我的舌头失去了用武之地。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范特西在中州路135号危楼的一层找到老王时，他正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敲击键盘。屏幕的蓝光投在他脸上，看上去很严肃，与地摊上的老王相比判若两人。屋子里外乱糟糟的，据说这栋楼要拆，他们得尽快搬到别处去。他踢开书堆，把我俩让到沙发上，又让年轻的女编辑倒上茶。我说你还记得范特西吗，前几天晚上一起喝啤酒的那个。他说当然记得，他饭量挺大，那天晚上是我结的账。我说下次我结，范特西找你有事。
范特西从挎包里取出几个红本本，递给老王：这是我近几年获得的主要荣誉，包括中华现代数学大师、炎黄数理科学院院士、改革开放40年最优秀40名数学理论家等等，最后这个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的。
他递给老王一张照片，老王看完又递给我。很显然，那根本不是人民大会堂，也许是北京哪个酒店的多功能厅。
祝贺你呀，老同学。老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把红本本和照片还给范特西，问，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范特西把那摞厚厚的手稿捧给老王，说费马定理你知道吧？这是我的解法和论文，请在贵刊发表出来。这是为中国人争气的事，一定要重视。
好，老王接下手稿，说，我转交给领导审定。
一定要尽快发表，如果被外国人抢了先，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你说得对，我们一定从速办理。老王站起身，诚恳地握着范特西的手说，范特西同志，辛苦你啦。
那天晚上我刚到家，老王打来电话，约我在楼下地摊喝二茬酒。我欢快地跑下楼去，大腰片和烤板筋已经上桌。我伸手去抄串满烤肉的铁钎子，他按住我的手，把一个厚实的档案袋塞在我手里。
以后长点儿心，别把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往我办公室领。
很显然，他把震惊世界的发现给枪毙了，而且没有食言——尽快处理了，退稿任务交给了我。
范特西来取手稿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愤懑，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孟山河，你和老王也只是普通人而已，不具备做大事的潜质。
这话一点儿不假，我确实在乏善可陈的生活里持之以恒地浪费着光阴和粮食，唯一的亮点是娶了鹿惊丽，这个消息在同学圈里传了好几个月。我被当作励志故事里的男主角，寫进了老王在本地报纸上开设的专栏里。我不知道范特西是否读过那张报纸，他在烧烤摊前与我久别重逢的那句问话，算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答案。
没过多久，鹿惊丽怀孕了。我减少了外出应酬，老王很识趣地不再邀我喝酒，岁月这时静好了许多。我习惯于每天迟到半个小时，在下班前一小时偷偷早退，单位事情不多，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遇到紧急情况，刘芳芳也能帮我搪塞过去。这个规律不久以后就被老谭头摸透了，他在我关闭电脑前五分钟打来电话，说晚上有个饭局，一定要参加。我说我除去酒量就是个废柴，现在要照顾老婆，不能放开喝，你还是找别人吧。老谭头问你是不是认识范特西。我说他是我小学同学，数学成绩挺好。我慎重地隐瞒了中学部分，免得遇到意外不好收场。老谭头哦了一声，说晚上还是参加一下吧，我批准你提前离席。
老谭头是所里的领导，年龄刚挂住退二线的边儿，这时候正是特别敏感期，拒绝他显然不够明智，更何况这个饭局还和范特西有关。我很想知道，自从他证明费马定理失败后，又搞出了什么惊人的数学研究，这次的研究对象不知是欧拉还是高斯。我沉迷在琐碎的俗世生活中太久了，应该听听世外高人的故事。
组局的是一个过气的乡镇企业家，老谭头的朋友。据说早年在南方挖了个技术员，搞化工起家，掘了第一桶金，正要大展拳脚的时候，遇上环保限产。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乡镇企业家还没挣到金山银山，就已经把城郊乡的绿水青山整出了氨水味儿。厂子自然是不让开了，技术员果断下江南另觅高枝，乡镇企业家只好雇了个厨子，在自家果园里搞起了农家乐。
把一个雄心万丈的乡镇企业家锁在农家乐里，实在是违背资本的本性。但是放眼九都，能挣大钱的机会就只剩房地产了。以乡镇企业家的实力，还玩不起这种高级货。他想用更小的投入，撬动更大的市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项目真的被他找到了。
你当然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态：乡镇企业家急于向领导汇报成果，在酒局参与者还未到齐的时候就开始了激情演讲：
据美国及英国汽车分析家的一项联合报告预计，全球汽车每年将以2500万辆的速度增加。明年，全世界小轿车及卡车的数量将达10亿辆。报告还说，现在行驶的4.75亿辆小轿车及1.47亿辆卡车中近百分之三十已有十年以上的车龄。这些车的共同特点是使用内燃机，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燃油，产出二氧化碳。燃油消耗将造成全球能源紧张，二氧化碳排放将造成温室效应，总体来说，淘汰已成必然。日本在大力研发电力驱动汽车，但是成本高昂。欧美在搞氢能源，也是没谱的事儿。我现在投了一个项目，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不烧油，清洁环保，可以说是未来的产业黑马。老领导啊，到时候你的车就不用花油钱了，气瓶子一装，轻松跑起来，跑光了来我这里换，免费的啊，终身免费。
我听说过，我打断他说，好像几十年前美国佬搞过这个研究，后来发现压缩空气耗电太多，如果把这些电直接装在车上，跑得比一瓶子气还远，不划算，就放弃了。不知道你的这个压缩设备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
小孟，话没有听完不要乱插嘴。老谭头显然还沉浸在免费换气瓶子的快乐里，多年的宦海沉浮并没有让他看破红尘，反而让他更加留恋于此。他在很多场合讲过，自己之所以能从乡镇混到城里，从办事员混到副县级，是因为自己能不断创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现在他老了，创不动了，但是还可以甘为人梯嘛，只要年轻人肯创新，他就百分之百支持。不求名，不求利，不求你一瓶子压缩气。 眼下正是一个创新的大项目，虽然跟农科跨了行，老谭头还是兴致勃勃，要帮乡镇企业家跟科技局搭线铺路。如果能被市里立成重大项目，还能得到资金支持哩。老伙计，你这回耍大啦，赶紧倒上酒吧，先敬你一个。
连阴的秋雨里，九都城气温骤降了不少，街上的灯光混着雨水，斜照过来，立刻被黏在玻璃窗上。包间里并不热，乡镇企业家还是让服务员打开了空调。我看到他额头亮晶晶的，右手食指缝纫机一般在饭桌上敲击，发出急促而散乱的声响。短短五分钟，他打了两通电话，催促范特西迅速赶过来。我后悔于刚才的莽撞，决定今晚不再乱发一言。老谭头兴致热烈，一再举杯，应者云集，酒宴重新变得明亮温暖。
范特西的位子被安排在老谭头的右手，略高于我。他入席时看到了我，没有丝毫讶异。我决意把时间浪费在餐盘里，也让他越来越放松。那天晚上他妙语连珠，给在座的上了一堂饱满的科学课。从宇宙大爆炸到弦理论，从牛顿力学到霍金虫洞，从摩斯密码到二进制编程，当然也包括他的高能气体压缩机。他说虽然还没有量产，但是样机已经通过实验检测，接下来就是大型化。
申请专利没有？老谭头严肃地说道，要注意保护知识产权。
是的，范特西说，我正在准备材料，请老领导给予批评指导。
好，这个年轻人相当不错，老谭头很满意，材料准备好先给我过目，审定以后报送有关部门，需要我做什么工作你们只管开口。
老领导，太感谢啦，乡镇企业家的脸色终于生动起来，招呼范特西说，来，咱们共同敬老领导一杯酒。
老谭头喝得很尽兴，夜里我送他回去，一路上还在喋喋不休地构思高能气体压缩项目的美好前景。我也喝了不少，舌头有些大，不想说话。
六年过去了，九都市的大街上来回穿梭的仍然是燃油汽车，也有一些油电混动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差别，不知道北上广深是否已经用上了高能压缩气体驱动的新型汽车？老谭头退休前，我借着酒劲儿，问他这个项目的进度。他大谈颜筋柳骨，笔墨法度，好像从没见过乡镇企业家这个朋友，更不知范特西是何许人也。我送给他一刀红星宣，他笑呵呵地收下了。他说忙碌了半辈子，才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魅力深沉，就说这个书法吧，不仅练艺，而且养气，养浩然之气。山河，你虽然是学农科的，也应该学学传统文化，不要把自己搞得急功近利。温柔敦厚，君子之风嘛。红星宣是好东西，自家用有点浪费啦，我是初级阶段，下回给点三星就行。
我说，论起传统文化的修养，我是开着火箭也撵不上您老，自暴自弃啦。说这话的时候，我想着范特西会不会也自暴自弃，不在科学的荆棘之路上跋涉了。
万万没有想到，范特西还会打电话给我。
他的语气很真诚。他说来我的实验室看看吧，然后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个定位。我骑着共享单车赶往河西区，险些在那些整齐划一的苏式红砖楼群里迷路。建国初期，这里曾有过十几个国营大厂，无一例外皆是老大哥援建。老大哥们撤走以后，我们自力更生搞建设，盖学校盖厂房盖宿舍，也搞得风风火火，只是盖出来的楼房怎么看都带着点老大哥的味道，绿化树也是清一水的法国梧桐。等我们学会盖自己风格的房子，学会栽种不同种类的绿化树，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九都新区的繁华跟一线城市接了轨，河区西却被时代洪流远远抛在身后。我骑车拐进一个老街坊，院子里居然还有一小片土地。
那是一个露天篮球场，地面不是塑胶、柏油或者水泥的，是真真切切的土地。灰黄色的，有弹性的土地，长着草的土地。我锁好单车走过去，在那片土地上来回踱步，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学的操场上。
范特西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远远喊我，我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
他的实验室大约有六平米，三面靠墙的是工作台，墙上挂满各种油污和磨损的零件，工作台下堆放着许多工具，剩余的空地只能容一人转身。我挤进去以后，他让我关上门，我拒绝了。我说这里没窗户，要注意消防安全。他说，你见哪个实验室有窗户，实验室需要隔绝外部环境，你懂吗？我说实验室我去过很多，煤球棚改造的还是第一次。这话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他眼里伸出刀子想要刺死我，我用锋利的目光迎击他，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他说，那就先不关门，看完量子录梦机再说。
我说，好。
他转身从工作台下拖出一只纸箱，然后从纸箱里取出一架机器，小心翼翼地放在我面前。
借着屋里的灯光和门外挤进来的阳光，我看出眼前放着的是一个头盔。
一个摩托车头盔，七成新，黑色。
这玩意儿能值五十块不？我有点儿嘲弄的语气了。这份嘲弄背后是我对自己的羞愤，我明知道他曾经干过证明费马定理那样不靠谱的事儿，居然还浪费整整一个下午时间来看他的实验室。刘芳芳那个干净明亮的实验室我都懒得去，现在竟然跟着一个搞民科的在煤球棚里玩儿头盔。我真是昏了头。人不能在同一件事情上犯两次错误，而我却是接二连三掉进范特西的坑里，我越想越生气，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拎起头盔扔到他脸上，或者离开的时候重重摔一下门，但是范特西及时稳住了我。
我没有注意到工作台上摆放了一架小巧的机器，他从机器上扯出一根三角插头，往头盔后面一接，整个屋子就亮了起来。
那些蓝光是从头盔面罩上发出的，伴随蓝光出现的还有细微的嗡鸣声。嗡鸣和蓝光跟我此刻的呼吸节奏如此合拍，竟然让我生出来想试一试的冲动。
能戴戴看吗？我问。
现在还不行，范特西说，常规家用电源无法驱动高能干涉仪，这是量子录梦机的核心部件。前几天我在小区主干线上试过一次，运行很安全，只是造成了附近大面积跳闸。山河，你也是知道的，偷电这种事，不能经常干，要是我自己有个高压电源就好了。
我走出范特西的实验室，他还在我身后跟着，喋喋不休说着废话。他说他刚和老婆离过婚，因为压缩气能源汽车的事儿，他惹上了官司，乡镇企业家要他二十万。我哪儿有二十万，光是去北京领个奖，会务费就收了我一万多，这些年挣的钱都花在这个上了。我说卖房子吧，老婆就哭就闹。这房子是老丈人留给老婆的，雖然不大，她和孩子还够住。我说干脆离婚吧，我一个人债多不愁。她娘俩都接茬说行，就差跳起来叫好了。
她们不知道我有量子录梦机，我在动手前就想好了，要悄悄弄好一鸣惊人。我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搞成了，我今后的路就是金光大道，我将来的身价绝对是超级富豪。到那时候，她俩再怎么求我都没用，我在最需要家人支持的时候她们站在了我的反面，这是她俩该有的结局。当然，我要报答社会，我要建设祖国，我要造更多更厉害的机器，我要当中国的托尼·史塔克，我知道那件钢铁战衣的关键，我能制造出比它更牛的。
范特西说得很兴奋，但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此刻我已经又重新走到了那个篮球场，耳边响起了运球的嘭嘭声，我看见篮筐就在不远处，只要有球就可以再扔个三分。我想起鹿惊丽看球时的样子，也想起了她进手术室的样子，如果那次她能挺过来，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儿子。他已经六岁，却从没有见过妈妈。我跟他描述起来妈妈的时候，他总是听得入迷。即便是刚摔伤了膝盖或是流过血，关于妈妈的三言两语也能让他迅速忘记疼痛。我后悔没有多留些照片或者影像资料，我有过那么多梦境，里面的鹿惊丽那么生动，如果有个录梦机就好了，我要把它们都录下来交给儿子。现在，范特西手里就有这么个玩意儿。
毕竟，一台高压柴油联组发动机也就三四万块钱而已。
维摩，编辑、作家，现居河南洛阳。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巨翅白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