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报道：经典风，新瓶装老酒。遍览2015年各大出版社的好书，笔者发现，老书新做的变脸术也是今年的一大特色。译林出版社这次就推出了《麦田的守望者》《老人与海》等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了钱钟书的《围城》、杨绛的《洗澡》、刘醒龙的《天行者》、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平凹四书》、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新”书。而在经典图书变脸术的热潮中，有些图书开始走起了高定价、豪华包装的路线。
　　数字风，依然镜中花。在当今信息多元化年代，数字出版风生水起，许多出版社招兵买马，组建专门的数字出版机构。订贷会今年也特地设立了数字出版、电子光盘、游戏专馆。然而，各出版社探索数字出版的步履依然沉重。面对这个话题，十几家出版社回答都是“还没找到清晰的赢利模式”。
　　贝壳阅读网原总编辑张金直言数字出版的未来还是有赢利的可能，且首先会在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这两个领域。显然，眼下的路还极为艰难，但数字化这个方向却已明了。好在各出版社把数字化看做是“偏长线的项目”，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培育市场。
　　国家出版基金的着力点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新闻出版总暑署长柳斌杰日前表示，国家出版基金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产物，也是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来的实践证明，要真正管好用好国家出版基金，必须坚持职能定位，坚持从严把关，着力打造精品力作。对国家出版基金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保证把钱用在刀刃上，用出成效。
　　柳斌杰强调，今后要从三个方面着力提高国家出版基金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一是定位科学化。国家出版基金要以国家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为导向，必须强调服务大局、服务人民，基金资助项目必须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彰显中国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二是项目科学化。扶持精品项目，是国家出版基金的根本任务，文化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鼓励创新、确保质量，突出文化先进性。三是管理科学化。要充分吸纳各有关部门、各方面专家的经验和智慧，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健全制度、创新管理，不断在公共用书、公众服务、成果公开上下功夫。
　　出版业或将进入作家经纪人时代
　　《北京商报》报道：签约作家与签约作品的区别在于条约里围绕的主体是作家，而不是单一的某部作品，签约一位作家意味着这个作家在合约期内的所有作品都是交由公司来运作，其次公司将不仅仅拥有这些作品的出版权，同时还将拥有衍生品等附属权利。
　　对于作家经纪，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黎明有一个更广泛的阐述：即是以文化产业的思路来操作作家的核心知识产权。陈黎明解释说，和传统的出版社一样，名家经纪也包括纸质书出版、数字版权和影视版权的管理，与此同时，名家经纪还会为名家推荐文化活动。另外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名家的衍生品开发，这可以产生很多附加值，比如说公众形象、雕塑等，而名家衍生品的经纪服务也是精典博维的核心服务内容。
　　在数字出版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作家经纪尤为必要。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作者完全可以绕开出版商，直接和亚马逊这类数字平台合作，出版图书、对外发行并获得利益。无形中就铸造了一个作者、数字平台和读者组成的简短产业链条。
　　出版企业应成文化创造主体
　　《光明日报》报道：“在强调出版企业是市场主体的同时，更要努力使之成为文化创造主体。”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日前对记者说。
　　李学谦认为，全民阅读是一项改善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文化工程。要搞好全民阅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出版界的源头进行关注，提高出版物质量，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让读者读到好书。
　　李学谦建议，进一步明确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强调出版企业市场主体的同时，更要通过一些具体措施的引领，努力使其成为文化创造主体。“如果仅仅用一些经济指标来衡量出版单位，可能会有问题。”他以年销售收入超过3000亿元的大型企业宝钢为对象，认为如果仅仅从经济指标上进行比较，出版业很难和这样的行业相提并论，不易显示出自身作为和价值。因此，李学谦提出，要按照十八大精神的要求，出台具体措施，积极引导出版单位成为文化创造主体，使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内容创新、原创出版、业态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去，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