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林顿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成功说服，批准了拨给巴西40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但还有官员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从没有对巴西削减开支的计划感到满意。讽刺的是，我在国内被很多人贴上新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但我的改革进度却不足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满意。
　　完结篇的序曲在1998年12月2日奏响，众议院当天否决了一项限制政府高薪官员收入的提案，它本可以节省将近50亿美元。205票对187票，议会毁掉了我们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少数巴西人的特权再次成功凌驾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
　　每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横扫全世界的危机都各具特色，尽管最根本的病因常是一样的。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经济崩溃变成了债务拖欠。而在巴西，多年前就已很明确，如果我们失败，将是因为货币危机，也就是雷格尔贬值。
　　在高压之下，我们许多年来一直阻止雷格尔贬值。毫无疑问，雷格尔的价值被高估了，因为中央银行把雷格尔对美元的币值一直限定在一个较为狭小的浮动区域内。回想起来，如果能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良好的控制下让货币逐渐贬值是最好的选择；但问题是，因为持续的国外危机冲击，巴西紧缺平静时期。恐慌的气氛无时无刻不弥漫在空气中，甚至当巴西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正确时也是如此。
　　在1998年下半年的情况下，我的经济小组和我都害怕，如果突然允许雷格尔以其真实价格进行交易——用经济学的说法，也就是变成“浮动货币”——这一转型将太过突兀和激烈，会使许多巴西人恐慌起来。他们会对雷格尔失去信心，而巴西旧时的妖怪——通货膨胀——也会复仇式地重新出现。因此，在进行货币贬值之前，我们一直在等待风平浪静的征兆重新出现。但它从没有出现过。
　　许多人都相信，雷格尔一发不可收拾地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不进行贬值，那么市场会帮我们完成这一工作。从8月开始，中央银行已经花费了300亿美元的储备金来支撑币值，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者都选择购买美元，以保护自己免受冲击，他们认为灾祸已不可避免。总计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从巴西流出。就算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这样的趋势也不能持续下去。我们成为投机客垂涎的菜肴，在国内也失去了巴西公众的信任。
　　1999年1月13日，我们宣布会放宽雷格尔的交易幅度——实质上也就是容许雷格尔贬值。当天，雷格尔贬值8％，比整个1998年的总和还要大。股市受到重创，下跌10个百分点，将近20亿美元的资金逃离巴西。巴西的债券价格下降速度之快使得全球延迟交易。1月15日，我们全面放弃了货币交易区间限制。雷格尔，我执政的最大象征、巴西经济的基石，只能够自寻出路。全巴西都屏息以待。
　　萧条随之而来，却不是大部分人预期的那样。一开始，情景凄凉。1月中到3月初，雷格尔贬值近三分之二。经济学家们悲观地预测，巴西经济将会陷入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将缩减6％。同时他们还预测，通货膨胀会达到90％。但是，无论是我们的货币还是经济都迅速反弹，这令所有人感到意外。我们最大的担忧——巨大的通货膨胀会重新成为巴西的噩梦——并没有在现实中出现。1999年物价只上升了8.9个百分点；算不上很好，却也没有造成大麻烦。
　　4月初，我接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号人物斯坦利·费舍尔的来电，他说：“恭喜你，总统先生。通货膨胀正在下降，整个经济也会很快恢复的。”
　　我并不确定我们是否“赢了”——这场危机至少在短期内毁掉了许多人的生活。但可聊以慰藉的是，我们没有因为议会阻拦改革政策，而遭到更大的灾难。国内工业因为采取了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变得更有效率，这还要感谢强硬的货币和极低的关税。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被避免，部分是因为雷格尔计划成功将经济中的指数化废除。我们也批准了一些新的政策以安然度过危机，例如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就可以减免税务。
　　在我的任期内，巴西只有两年时间没有经历金融危机。有时候我真的很厌恶处理这些事情；我更加偏好一个全球经济平静无事的时期，一个经济稳定的国家。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两个期望一个都没有实现。巴西在我任内经历的转型，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改革路上碰到的诸多阻碍是尚未成熟的全球经济不可避免的产物。有些错误是议会的，而剩下的则应该由我来承担。
　　《巴西崛起：传奇总统卡多佐回忆录》，费尔南多·卡多佐著，秦雪征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3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一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