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一是包容，一是融合。众所周知，自汉唐以来，佛教、袄教(俗称拜火教)、摩民教、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都曾流行中国于一时，为中华文化所包容。有的宗教曾盛极一时，如大家所熟知的明朝的国号“明”，就是源于摩民教。尽管如此，但在中华主流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只选择了外来的佛教，形成了以儒、释、道三家为核心的中华主流文化。这种选择是中华文化自身的选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佛教对“彼岸世界”的研究，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或者说缺失。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印度，公元前3世纪时大力向外传布。向外传布的路线有两条：一条经伊斯兰卡到东南亚，再传人中国，成为南传佛教；一条由西北印度到中亚，再传入中国，成为北传佛教。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最早传人中国的应该是北传佛教，即沿着“丝绸之路”传人的佛教。
　　佛教沿“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第一站就是现在的新疆，古称西域，时间大约在汉代。佛教传人西域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达到了鼎盛，许多小国的佛教高僧为国师，国王乃至居民，大多改信佛教。到宋代时，喀什的伊斯兰教与于阗(经和田)的佛教之间，发生了长达50年的战争，最后以伊斯兰教的胜利而告终。这样，就形成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伊斯兰教和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佛教之间的对峙。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4世纪左右。15世纪吐鲁番王室皈依伊斯兰教，16世纪初哈密王室皈依伊斯兰教，至此，在西域流传了1700多年的佛教消亡。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业已占据新疆北部。
　　在长达1700多年的时代里，西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也给今天的新疆留下了丰厚的人文资源。现存佛教遗址中，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近30处，如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三仙洞、热瓦克佛寺、苏巴什佛寺、北庭西大寺、楼兰佛塔等。在千佛洞中，保存有塑像、壁画、佛经等珍贵文物，这里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壁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龟兹风格、于阗风格的佛教美术作品；龟兹乐舞、疏勒、高昌乐等音乐舞蹈风靡长安，蜚声中外。在此期间，还出现了汉文、怯卢文、梵文、龟兹一焉耆文、和田塞语文、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突厥文、藏文、巴思八文、蒙文，用于书写佛教典籍、诗文、剧本；语言方面涵盖了印度一欧罗巴语系、汉藏语系、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系，使得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姿多彩、丰富多样。
　　佛教初传中原时，由于语言障碍，佛经的翻译者大都是西域人，为汉文佛经的保存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西晋时的于阗僧人无罗叉(即敦煌菩萨法护)、龟兹僧人鸠摩罗什，大量地介绍了大乘佛典，特别是鸠摩罗什，以他对佛经的准确理解，优雅的笔触，所译佛经至今还是各寺院，包括日本、韩国寺院诵读的经本。可以说，鸠摩罗什及其门下是汉传佛教的奠基人。正因为有了鸠摩罗什等一批大德的贡献，才使中原真正认识了佛教，才创建了中国佛教。
　　由于佛教文化的昌盛，在中原人的眼中，古代西域就是“小西天”，取经僧人络绎不绝。如曹魏时的米士行，目的地就是于阗。晋法显、唐玄奘更是西天取经中的赫赫伟人。由中原人将印度文佛经直接译成汉文，玄奘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基本结束了由西域人译经的局面。
　　可以这样说，佛教在西域的文化发展史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陈世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