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启动庞大内需破题之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应该如何作答，未来潜在的经济过热甚至通胀应该如何做好应对准备，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注点，也是各部委未来的工作重心。楼市、教育、医疗很可能将是未来政策着力点。
时近年底，在国家统计局高调宣布“保八”已是囊中之物后，市场的眼光已经瞄准了2010年。按照往年的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2月10日前后召开，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们共商2010年经济工作主题及任务。“GDP增速和CPI等宏观经济指标会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按照惯例，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国内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将为第二年经济工作定调。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0年经济大政方针后，国家发改委、央行和财政部将分别召开工作会议，制订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计划，及财政支出计划报国务院审批，最后在2010年人大会议上通过。
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包括中财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多个部门的专家正在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内容进行研究和探讨。
去年11月中央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后，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愈见清晰，时下又面临新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走向成为各界关注焦点。由于经济界对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仍有争议，是次会议有必要为有关问题破解悬疑。“一是有关实质复苏的争议，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已率先步入复苏，全球各经济体也开始复苏：但发达国家经济会否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这要做出相应的判断。二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三是宏调政策不变下，要不要预设退出机制。西方国家都开始研究退出机制，中国宏调政策要不要研究退出机制、如何退出和何时退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应当有所决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研究员分析。
有官方背景的《瞭望》周刊称，这次会议将把“调结构、防通胀”作为重点。在今年投资整体情况良好且“保八”已无悬念的同时，决策层要着重解决当前经济结构调整总体进展不快的突出问题。正是基于此，近期中央领导频频考察调研各地，调研重点包括节能降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常修泽认为从释放出来的信号看当下对“通胀”的警惕性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中央高层内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11月已经不存在大的分歧，政策向“调结构、防通胀”倾斜的大方向进一步明确。
在10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管理通胀预期”之前，国务院部委中即有不同意见，而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更多的是一种妥协的结果，“管理好通胀预期”既是侧面否认通胀已经出现之论，又承认通胀已成较大的威胁。时过半月，中央政策的难点进一步向通胀汇聚。国务院智囊正在对通胀会否由“预期”转为现实，来年的通胀是输入型还是内源型，是温和的还是恶性的等问题进行研究。
现阶段国内的通胀风险已经越来越大，虽然四季度仍将处于通胀酝酿的时期，不过CPI和PPI的同比增速很可能都将在四季度转正，通胀即将出现明显拐点。
“尽管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主基调不变，但是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管理层已经开始为政策转变做准备了!”刘元春表示，目前煤电油运、基础产业、交通等一些以前的瓶颈部门相对紧张起来了，国际油价再次突破80美元／桶，社会各界通胀预期强烈，如果未来需求快速扩张，将会使得这些瓶颈部门供应再次紧张。“在危机状态下以保增长为第一要务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正在告一段落，保增长不是重中之重了，转而与调整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相结合，这就是当下经济政策的主基调。而进入2010年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会继续提升。”
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常修泽分析，对中国经济来说，中央财政依然是在为高投资保驾护航，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靠投资，投资增长靠政府财政的格局仍將持续下去，否则已经上马的大规模项目将面临后续乏力。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2010年的信贷政策，今年新增信贷规模在10万亿左右，2010年货币政策即使回归适度宽松，但与以往年份的“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2010年的银行贷款规模想要大幅缩水几无可能。
然而，必须警惕的是，政府大规模掏钱虽然支撑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在贡献GDP份额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毕竟巨额财政赤字犹如“兴奋剂”，不能过分迷恋，今年庞大的财政刺激已经催生了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失衡加剧，投资效率下降十分严重，财政信贷化愈演愈烈等问题，2010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继续放大这些正在发酵的风险。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建平估算，伴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落实，中国的投资率已大幅攀升到33％～40％，这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52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9％，2004年缩减至35％。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95％，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三季度降到了35％以下。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增长，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继续下降。
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如果以增量资本产出率来衡量，中国从1995年至2009年15年内平均增量资本产出率是4，也就是说中国每增加1元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4元。“预计2009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将达到创纪录的9.5，不仅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增量资本产出率水平。”范建平表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只需要投资1～2元。
其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是只关注GDP这个目标，还有几个更为重要的指标：一是就业率；二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三是节能减排。“中国经济复苏更多的是重量轻质，GDP被快速拉升，但也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经济复苏大势已定，调结构将成为中央下一步关注的主旋律，不管是就业率，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及节能减排指标，其实都是中央将在调结构方面进一步做文章的体现。”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表示，“调结构”将包括多方面：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不平衡问题；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调整投资结构，解决重复建设等。从中央的愿望来看，希望调结构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后的结构调整将以改革来推动，包括投资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价格体系改革等。决策层希望，改革能成为结构调整的动力，也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保证。
10月16日至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山东考察期间多次强调，必须痛下决心、狠 下功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为当前保增长提供强有力推动，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从2009年10月开始，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主管部门，先后对钢铁、风电、多晶硅等行业进行了“产能过剩”的定义，并出台多项政策对其投资以及产能扩张进行限制，这表明中国政府经过一段经济刺激周期后，已经注意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透露，根据抑制产能过剩的原则和政策导向，未来将严格市场准入，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传统煤化工产业要进一步提高能源消耗、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的准入门槛，强化环境监管。国家发改委准备和环保部一起开展区域产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的核准已经由地方拿到中央，全部由发改委审批。”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担心一连串产能压缩行政命令的结果，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导致相关产业供需失衡，结果引发新一轮产品价格上涨浪潮。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分析，“民营资金争先恐后扎堆这些国家严厉调控的行业，难道都看不出行业产能过剩的势头?莫非都是喜欢拿钱打水漂?其实，这些行业现在都有钱赚，但就不是让你赚而已。所谓‘宏观调控、有保有压、产能压缩、结构调整’，就是撵走那些不识相的资金，然后好吃独食。”
张刚认为每次经济衰退就是经济体内部结构调整、压缩产能的过程，那些在繁荣期内投资过度的项目纷纷关门大吉，错误决策的企业主就破产睡大街。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失业率飙升伴随着物价狂跌，但这也是经济体必不可少的吐故纳新。那些做出正确决策的企业，这时可以廉价收购那些破产企业的资产和劳动力，然后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扩张周期。“如果中央真的要想调产业结构，压产能过剩，那就要货币紧缩外加稳健财政，这可就是新一轮经济衰退——中央愿意看到这个情景么?”
张燕生认为未来一年，如何调整结构，重点解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牵涉资源的再次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央企和地方政府、国企和民企等传统意义上的关联方都面临再次的定位和博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国际上期望值很高，但中国自己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后劲在哪里的问题。现在是外需没得靠，投资不可靠，内需不能靠，如何找后劲々相当关键。”
扩张和退出如何平衡
目前一份包括2010财年赤字、中央国债、地方债等内容的“全面方案”，已经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经济政策的参考依据和基础，在此方案中，2010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延续“高赤字预算”的路线，这无疑表明中国经济2010年又是新一轮“大赤字财政”，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大方向不变已是板上钉钉。
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已经将退出战略提上了日程，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力度丝毫不亚于发达国家，何况中国经济复苏形势还是全球最好的，因此，刺激经济政策的退出对中国政府更是一大严峻挑战。从目前中央的多次表态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已经有所“微调”，但为了保增长、保稳定，“双宽”政策基调肯定是不会变的。
不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看来，中国政府推行的4万亿刺激计划和由此制造出的天量信贷，已经让资产价格泡沫急速放大，通胀风险开始浮出水面。中国政府应该对退出战略做好提前应对的准备，这实际上考验着决策层的预见性和判断力。因为要准确判断宽松政策退出的时机和力度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不预先作出战略思考，只怕到真正退出时就有点唐突了。“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它必然要有前瞻性，必然要注重战略层次。对未来中国通胀的关注，这是一个大目标。不仅要关注当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还要关注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稳定。否则，中国的很多政策可能会短视。”
尽管面对越来越多的“退出”声音，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坚持退出还未到时候。据新华社的报道，國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分别在不同外事场合表示，对于目前的中国，谈刺激政策的“退出”，还为时尚早。
之所以继续维持“扩张”意味的政策，与决策层认为2010年的世界经济走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不过，对于长期实施高强度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已有所警觉，日前央行在表示未来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将审慎关注潜在的通胀风险。
常修泽认为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可能会分三步走。首先是暗中收紧，配以温和的、主要针对银行风险控制的窗口指导；其次是对外暗示政策转向，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有可能成为暗示政策转向的关键时间点。目前的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仍将维持一段时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退出“为时尚早”，但实际上对此问题已经有所考虑；再次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窗口指导、流动性吸收的力度加大比如央票发行及调整准备金率、加息甚至贷款额度等限制。
目前中国已开始实施第二步策略，即对外暗示政策转向。“下一步，有可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及通胀上行速度加快，导致政府做出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上的改变，比如加息和调准备金。”常修泽表示如果提前加息，就会有热钱的问题，流动性可能更多。就目前情况来看，监管部门仍然强调支持经济增长，而且直到增长势头企稳，或通胀上行风险出现之前，很可能会维持保增长的政策立场。“一旦国内GDP连续两个季度同比都超过10％，出口在2010年第一季度恢复到10％以上的增长，通胀达3％以上。这都是政策转向的风向标。”
补课社会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个重点议题是民生建设。当下各界对民生问题的意见多多，其中包括百姓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以及长期以来矛盾尖锐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甚至有报告表示，老百姓没有完全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更没有享受到这一轮保增长的成果。
“这一年来集中力量去保增长，多方面改革不是停顿就是放缓，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方面，下的力气不多。特别是在民众反应强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要下更大的力气出台具体政策或措施。”刘元春分析，决策层应该全面解决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各种问题，使中国经济在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第二次大改革中获得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其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改革长期规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改革。“改革全面放缓，对整体发展的影响将渐次浮现，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些已不能等待。只有尽快把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起来，才能为扩内需、调结构创造根本条件”
时近年底，在国家统计局高调宣布“保八”已是囊中之物后，市场的眼光已经瞄准了2010年。按照往年的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2月10日前后召开，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们共商2010年经济工作主题及任务。“GDP增速和CPI等宏观经济指标会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按照惯例，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国内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将为第二年经济工作定调。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0年经济大政方针后，国家发改委、央行和财政部将分别召开工作会议，制订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计划，及财政支出计划报国务院审批，最后在2010年人大会议上通过。
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包括中财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多个部门的专家正在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内容进行研究和探讨。
去年11月中央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后，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愈见清晰，时下又面临新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走向成为各界关注焦点。由于经济界对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仍有争议，是次会议有必要为有关问题破解悬疑。“一是有关实质复苏的争议，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已率先步入复苏，全球各经济体也开始复苏：但发达国家经济会否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这要做出相应的判断。二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三是宏调政策不变下，要不要预设退出机制。西方国家都开始研究退出机制，中国宏调政策要不要研究退出机制、如何退出和何时退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应当有所决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研究员分析。
有官方背景的《瞭望》周刊称，这次会议将把“调结构、防通胀”作为重点。在今年投资整体情况良好且“保八”已无悬念的同时，决策层要着重解决当前经济结构调整总体进展不快的突出问题。正是基于此，近期中央领导频频考察调研各地，调研重点包括节能降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常修泽认为从释放出来的信号看当下对“通胀”的警惕性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中央高层内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11月已经不存在大的分歧，政策向“调结构、防通胀”倾斜的大方向进一步明确。
在10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管理通胀预期”之前，国务院部委中即有不同意见，而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更多的是一种妥协的结果，“管理好通胀预期”既是侧面否认通胀已经出现之论，又承认通胀已成较大的威胁。时过半月，中央政策的难点进一步向通胀汇聚。国务院智囊正在对通胀会否由“预期”转为现实，来年的通胀是输入型还是内源型，是温和的还是恶性的等问题进行研究。
现阶段国内的通胀风险已经越来越大，虽然四季度仍将处于通胀酝酿的时期，不过CPI和PPI的同比增速很可能都将在四季度转正，通胀即将出现明显拐点。
“尽管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主基调不变，但是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管理层已经开始为政策转变做准备了!”刘元春表示，目前煤电油运、基础产业、交通等一些以前的瓶颈部门相对紧张起来了，国际油价再次突破80美元／桶，社会各界通胀预期强烈，如果未来需求快速扩张，将会使得这些瓶颈部门供应再次紧张。“在危机状态下以保增长为第一要务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正在告一段落，保增长不是重中之重了，转而与调整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相结合，这就是当下经济政策的主基调。而进入2010年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会继续提升。”
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常修泽分析，对中国经济来说，中央财政依然是在为高投资保驾护航，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靠投资，投资增长靠政府财政的格局仍將持续下去，否则已经上马的大规模项目将面临后续乏力。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2010年的信贷政策，今年新增信贷规模在10万亿左右，2010年货币政策即使回归适度宽松，但与以往年份的“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2010年的银行贷款规模想要大幅缩水几无可能。
然而，必须警惕的是，政府大规模掏钱虽然支撑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在贡献GDP份额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毕竟巨额财政赤字犹如“兴奋剂”，不能过分迷恋，今年庞大的财政刺激已经催生了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失衡加剧，投资效率下降十分严重，财政信贷化愈演愈烈等问题，2010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继续放大这些正在发酵的风险。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建平估算，伴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落实，中国的投资率已大幅攀升到33％～40％，这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52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9％，2004年缩减至35％。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95％，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三季度降到了35％以下。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增长，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继续下降。
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如果以增量资本产出率来衡量，中国从1995年至2009年15年内平均增量资本产出率是4，也就是说中国每增加1元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4元。“预计2009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将达到创纪录的9.5，不仅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增量资本产出率水平。”范建平表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只需要投资1～2元。
其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是只关注GDP这个目标，还有几个更为重要的指标：一是就业率；二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三是节能减排。“中国经济复苏更多的是重量轻质，GDP被快速拉升，但也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经济复苏大势已定，调结构将成为中央下一步关注的主旋律，不管是就业率，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及节能减排指标，其实都是中央将在调结构方面进一步做文章的体现。”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表示，“调结构”将包括多方面：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不平衡问题；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调整投资结构，解决重复建设等。从中央的愿望来看，希望调结构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后的结构调整将以改革来推动，包括投资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价格体系改革等。决策层希望，改革能成为结构调整的动力，也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保证。
10月16日至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山东考察期间多次强调，必须痛下决心、狠 下功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为当前保增长提供强有力推动，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从2009年10月开始，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主管部门，先后对钢铁、风电、多晶硅等行业进行了“产能过剩”的定义，并出台多项政策对其投资以及产能扩张进行限制，这表明中国政府经过一段经济刺激周期后，已经注意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透露，根据抑制产能过剩的原则和政策导向，未来将严格市场准入，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传统煤化工产业要进一步提高能源消耗、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的准入门槛，强化环境监管。国家发改委准备和环保部一起开展区域产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的核准已经由地方拿到中央，全部由发改委审批。”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担心一连串产能压缩行政命令的结果，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导致相关产业供需失衡，结果引发新一轮产品价格上涨浪潮。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分析，“民营资金争先恐后扎堆这些国家严厉调控的行业，难道都看不出行业产能过剩的势头?莫非都是喜欢拿钱打水漂?其实，这些行业现在都有钱赚，但就不是让你赚而已。所谓‘宏观调控、有保有压、产能压缩、结构调整’，就是撵走那些不识相的资金，然后好吃独食。”
张刚认为每次经济衰退就是经济体内部结构调整、压缩产能的过程，那些在繁荣期内投资过度的项目纷纷关门大吉，错误决策的企业主就破产睡大街。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失业率飙升伴随着物价狂跌，但这也是经济体必不可少的吐故纳新。那些做出正确决策的企业，这时可以廉价收购那些破产企业的资产和劳动力，然后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扩张周期。“如果中央真的要想调产业结构，压产能过剩，那就要货币紧缩外加稳健财政，这可就是新一轮经济衰退——中央愿意看到这个情景么?”
张燕生认为未来一年，如何调整结构，重点解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牵涉资源的再次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央企和地方政府、国企和民企等传统意义上的关联方都面临再次的定位和博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国际上期望值很高，但中国自己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后劲在哪里的问题。现在是外需没得靠，投资不可靠，内需不能靠，如何找后劲々相当关键。”
扩张和退出如何平衡
目前一份包括2010财年赤字、中央国债、地方债等内容的“全面方案”，已经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经济政策的参考依据和基础，在此方案中，2010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延续“高赤字预算”的路线，这无疑表明中国经济2010年又是新一轮“大赤字财政”，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大方向不变已是板上钉钉。
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已经将退出战略提上了日程，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力度丝毫不亚于发达国家，何况中国经济复苏形势还是全球最好的，因此，刺激经济政策的退出对中国政府更是一大严峻挑战。从目前中央的多次表态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已经有所“微调”，但为了保增长、保稳定，“双宽”政策基调肯定是不会变的。
不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看来，中国政府推行的4万亿刺激计划和由此制造出的天量信贷，已经让资产价格泡沫急速放大，通胀风险开始浮出水面。中国政府应该对退出战略做好提前应对的准备，这实际上考验着决策层的预见性和判断力。因为要准确判断宽松政策退出的时机和力度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不预先作出战略思考，只怕到真正退出时就有点唐突了。“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它必然要有前瞻性，必然要注重战略层次。对未来中国通胀的关注，这是一个大目标。不仅要关注当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还要关注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稳定。否则，中国的很多政策可能会短视。”
尽管面对越来越多的“退出”声音，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坚持退出还未到时候。据新华社的报道，國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分别在不同外事场合表示，对于目前的中国，谈刺激政策的“退出”，还为时尚早。
之所以继续维持“扩张”意味的政策，与决策层认为2010年的世界经济走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不过，对于长期实施高强度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已有所警觉，日前央行在表示未来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将审慎关注潜在的通胀风险。
常修泽认为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可能会分三步走。首先是暗中收紧，配以温和的、主要针对银行风险控制的窗口指导；其次是对外暗示政策转向，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有可能成为暗示政策转向的关键时间点。目前的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仍将维持一段时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退出“为时尚早”，但实际上对此问题已经有所考虑；再次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窗口指导、流动性吸收的力度加大比如央票发行及调整准备金率、加息甚至贷款额度等限制。
目前中国已开始实施第二步策略，即对外暗示政策转向。“下一步，有可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及通胀上行速度加快，导致政府做出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上的改变，比如加息和调准备金。”常修泽表示如果提前加息，就会有热钱的问题，流动性可能更多。就目前情况来看，监管部门仍然强调支持经济增长，而且直到增长势头企稳，或通胀上行风险出现之前，很可能会维持保增长的政策立场。“一旦国内GDP连续两个季度同比都超过10％，出口在2010年第一季度恢复到10％以上的增长，通胀达3％以上。这都是政策转向的风向标。”
补课社会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个重点议题是民生建设。当下各界对民生问题的意见多多，其中包括百姓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以及长期以来矛盾尖锐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甚至有报告表示，老百姓没有完全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更没有享受到这一轮保增长的成果。
“这一年来集中力量去保增长，多方面改革不是停顿就是放缓，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方面，下的力气不多。特别是在民众反应强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要下更大的力气出台具体政策或措施。”刘元春分析，决策层应该全面解决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各种问题，使中国经济在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第二次大改革中获得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其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改革长期规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改革。“改革全面放缓，对整体发展的影响将渐次浮现，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些已不能等待。只有尽快把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起来，才能为扩内需、调结构创造根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