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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从没发生过……我还是会记得，全世界停下来，看着我沉默……”这是近来一部热播剧的插曲。不知为什么，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汪胜利。其实这首爱情歌曲与汪胜利毫无关系，但歌词还是引起了我的联想。
汪胜利和我是战友。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一起去部队当兵，去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的部队在一个海岛上，从家乡出发时谁也不清楚目的地，因为这是严格保密的。一路上我们乘坐汽车、火车和轮船。途中还经过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有不少人晕船呕吐，但我的情况还好，尽管肚里不断有东西往上翻涌。为了遏制恶心的感觉，我只好不停地来到舱外，站在甲板上任凉风吹拂，这样似乎可以好受点。
“来点这个！”有人在我边上说。
“啥？”
“生姜，我从伙房要的。”
他递过来一块生姜，让我含在嘴里。
“管用吗？”
“有点。”
我接过生姜含进嘴中，这才注意地看了他一下。他中等个子，瘦瘦的，皮肤光滑黑亮，颧骨突起，眼睛深凹下去，有点像越南人。最突出的一点是鼻子大，还有点歪。不用说，他也是一个新兵，这从他身上那套不那么服帖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服上便不难看出。当时正是夕阳西下之时，海面上金光闪烁，瑰丽无比。但受晕船影响，我根本无心欣赏。
“别吃东西，”那人又接着说，“越吃越难受。”他像是挺有经验的样子。我说你不晕啊，他说也有点。我们聊了几句，知道他是五湖北乡马头山的，与我所在的东阳关相距六十多里。后来——谢天谢地，船总算靠岸了。大家脚一沾地，便死鱼般又活了过来，重新有了欢声笑语。转乘火车后，我与汪胜利坐在一起。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汪胜利，上了火车后通过介绍才得知。汪胜利和我一样，也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才去服兵役的，希望找一条出路。不过，我比汪胜利要幸运，后来考上了军校并得到提干，而汪胜利只干了两年（没有比这更短的服役年限了）便复员了。当然，其中的原因说来话长。
汪胜利人很聪明，也很机灵，但他有时聪明过了头，反倒害了自己。在新兵连集训时，我和汪胜利在一个排，住在一个大房间。他学东西很快，可毛病是怕吃苦、怕吃亏。平时不论训练还是干活都想方设法偷懒，理由不是头痛，就是肚子不好。时间一长，大家都看出来了，他在偷奸耍滑。相反，于己有利的事，他从来不甘落后。比如连里改善生活，他每次都抢在头里，狼吞虎咽，生怕吃不着。再比如发放服装用品，他也抢着去领，目的是领回来后先挑选一番，留下最好的给自己。我曾说他，你挑啥挑？还不都一样？他说那可不一样。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他还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小聪明。有一天早上，他们班轮值打扫院子卫生，他推说头痛不舒服，偎在火炉旁做病态状。我当时正在屋内擦窗子，忽见汪胜利一跃而起，窜出了房间，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倒把我吓了一跳。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已从一个战友手中抢过扫帚卖力地扫起来。我正疑惑间，只见连长从那边走了过来——这是巧合吗？我表示怀疑。后来又发生了几次类似的事（别人也对我说过）证实了我的看法。“他娘的，什么臭德行！”我在心里罵道。
然而，耍小聪明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样的事屡屡发生，当然引起众人的反感。后来，新兵连分配，我分到三连，汪胜利分到五连。听五连的老乡说，他的德行不改，多次受到批评，包括连长都点过他的名，后来虽有改进，但并不大，连里老兵新兵都烦他。他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却害了自己。人心都有一杆秤，谁也不是傻子。我曾劝过他，人还是踏踏实实好，吃点亏没啥，好心总有好报的，他听了不置可否，并岔开话题，几乎每次都如此。我知道他不爱听。
我和汪胜利的关系还算比较好。在新兵连我们不在一个班，没有直接矛盾，加上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打篮球。汪胜利个头不高，但比较灵活，速度也快，适合打后卫;我个头高，打中锋。我们配合默契，每次比赛我们排总拿第一。有时打完球，我们会坐在一起抽烟聊天，从他口中得知，他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兄弟姐妹九个，他是老幺，每次吃饭回家晚了，不仅吃不到菜，有时连饭也吃不饱。也许正是这种环境养成了他的所谓精明，我心里想。
汪胜利有个绰号叫狗鼻子。关于这个绰号的由来，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而他退伍的真正原因也与此直接有关。汪胜利一生下来鼻子就不好，主要是鼻塞爱淌鼻涕，鼻涕是那种又黄又黏的液体，散发着臭鸡蛋的气味，到了春秋两季发作最厉害时，头还会隐隐作痛，像谁在他脑袋里砸了根钉子。由于常年鼻塞，他的嗅觉也特别差，几乎什么都闻不到。医生说他这是综合性鼻炎，很难治疗。有一次，省医院的大夫下乡巡诊，一个专家用药钳伸进他的鼻孔，只看了一眼，便说他鼻正骨严重弯曲，并诊断说这是导致他鼻子毛病的根源所在，建议做矫正手术。汪胜利爹娘一听手术就吓了一跳，他们没钱也没这个工夫，也就随他去了。
七岁那年，汪胜利有一次放鸭子。他们家养鸭，每天早上都要放出去打食，晚上再赶回来。这个任务由汪胜利和比他大一岁的七哥轮流担任。这天轮到汪胜利。他早上出去，中午带了两块饼填饱了肚子，便躺在河堤上眯盹。也不知躺了多久，忽然一声炸雷把他惊醒，睁眼一看，乌云滚滚，天也黑了下来。接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雨来得太急太猛，惊得鸭群四散奔逃。汪胜利手忙脚乱，左挡右拦，可受惊的鸭子根本不听指挥。就在这时，他的七哥赶到了，好不容易把鸭子拢到一处。这时雨越下越大，天地间混沌一片，只见一道道闪电撕破天幕，凌空而下，雷声也越发猛烈。忽然，他七哥一回头，发现汪胜利不见了。于是大声喊叫，回过头去找，这才发现汪胜利脸朝下趴在田埂上不省人事。七哥把他抱起来，看见他脸肿得像个馒头，连眼睛都陷进去看不见了，血水不知从哪里汩汩冒出来，随着雨水淌个不停，把周边的田埂都染红了……
后来，大人们赶来了。
再后来，他被送到了白马山镇医院紧急抢救。
算他命大被救了过来，但检查结果令人惊愕。他的鼻梁骨被雷电击得粉碎（血正是从鼻子流出的）。等到病情稳定后他被转去五湖市医院，CT片子出来后，吓了医生们一跳，他们从没见过如此严重的损伤。据说汪胜利的鼻梁骨碎成了三十几块，要不就是二十几块——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总之碎得非常严重，以至于连手术都无法进行，只能将鼻子固定住，由它自然愈合。 幸运的是，这次雷击并未造成太大的后遗症。汪胜利的鼻子很快恢复，除了鼻子略显歪，加上药物刺激，软组织变得肥厚，看上去有点大外，表面倒也看不出其他损伤。医生开始还担心他颅脑受损，因为如此严重的雷击，不损伤脑部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核磁共振显示，除了轻微的脑震荡，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孩子命真大！”医生感叹道。
半年后，汪胜利恢复如常，他又去放鸭子了。让他惊奇的是，他的鼻塞突然好了，呼吸通畅了，鼻涕不淌了，头也不痛了。更让人惊奇的是，他的嗅觉变得灵敏起来，任何气味远远地就能闻到。有时丢了鸭子，他不用吹灰之力便能找到，因为他能循着气味寻迹而至。有人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可事实就是如此。他也说不出理由，至于这种情况是啥时出现的，他也搞不清楚，反正是在雷击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打这起，家里好吃的东西再也藏不住了，不论你藏在哪里他都能找出来。他五姐同学给五姐一块巧克力，她没舍得吃，藏在墙缝里，结果几天后发现不见了。他娘收的两个礼盒（是亲戚走动时带的，一般家里都舍不得吃，等到以后走亲戚时再拎上）挂到房梁上，结果不久也发现空了。他娘气得要命，对几个伢儿挨个审问，很快查清是汪胜利干的。他娘揪住他的耳朵，骂道：“咋不让雷劈死你！”那天娘是气狠了，因为她正要去走一个亲戚家，事到临头发现礼盒空了，顿时措手不及，整个计划被打乱了。
慢慢地，汪胜利的鼻子开始出名了，但真正让他名声大振的是他十一岁那年发生的事。村里有个伢儿放学途中失踪了。汪胜利所在的村叫黄滩，村里的伢儿上学都去镇中心小学，那里距村五里路。路虽不算远，但要翻过一座山，山名小花山。山不高，路也不陡，有条小路可直插村中。那天放学，几个伢儿说说笑笑走上山来。这条道他们天天走，闭着眼睛也能走过来。后来有个伢儿说他要拉屎，便落在了后边，没想到此后便没了消息。当晚家人发现了，便四处邀人去找，最后惊动了全村。
村民们举着火把打着手电一字长蛇般上了山，可沿着山上小路来来回回找了个遍，又扩大范围，几经搜索就是不见人影。小花山不大，海拔二百多米，属火山地貌，形成与远古地壳运动有关。山上植被茂盛，水杉、雪松、毛竹等郁郁葱葱。不过，由于山不大，四周均为村落，不宜野兽生存，除了野猪，几乎没有什么大型的动物。有人说山上曾有过狼，可如今早已踪影全无，因此野兽伤人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况且他离开同学是在白天，迷路的可能也不存在。
全村人折腾了一夜，毫无所获。丢伢儿的那家人哭得昏天暗地。天亮后民警接到报警也赶来了，查看地形后果断致电市刑警队请求调派警犬协查。
然而，没等警犬赶到，那伢儿就找到了。原来他掉进了一个十几米深的暗坑。那个暗坑就在离小路不远的低洼处，可能是岩溶作用形成的，也可能是大水之后土质疏松导致的。那伢儿不慎滑了下去，带起的浮土遮蔽了坑口，根本不易觉察，尽管人们多次走过那里，有的甚至离那个暗坑只有几步之遥，都没有发现。
立功的是汪胜利。汪胜利也在中心小学上学，那天本来要去学校，可他走到半道上临时改变了主意。他昨天就听说五叔公家的孙子走失了，满村的人都去找也没找到。他感到好奇，早上上学时又看到满山都是人，便跟着凑起热闹。当然，凑热闹的不止他一个伢儿，还有好几个，大呼小叫地跟在大人后边。后来，他们来到暗坑附近，汪胜利嗅着鼻子突然大叫起来：“在这里！在这里……”他大声唤道，可没人理他。汪胜利急了，他拉这人，这人说走开;他拉那人，那人说别添乱。还有人冲他吼你再捣乱看老子捶你。后来，村长过来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近前打探。这一看不打紧，竟发现了暗坑。当人们把那伢儿救出时，他早已昏迷不醒。事后，村长问汪胜利，你咋知道人在那儿，汪胜利答：“我闻到了屎尿味。”
据救人的村民说，那伢儿被挖出来时，裤裆里满是屎尿，可能是吓出来的。村长看着汪胜利笑道：“都说你鼻子灵，你他娘的还真灵！比狗鼻子还灵！”
这下，汪胜利狗鼻子的绰号便传开了。我曾问过汪胜利这件事，汪胜利很得意，他说要没我大胖早没了。大胖就是五叔公家的孙子——那个被救出的伢儿。我说你的鼻子还真这么灵啊，汪胜利说：“那是，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
关于汪胜利的鼻子有许多传闻，比如他能隔着房间闻出谁有狐臭谁有汗脚，远在半里路之外就能说出伙房里今天烧的是啥菜，还有人说他能分辨人身上的气味。这个可能也许存在。我怀疑那次他从房里冲出来抢着扫地就是闻到了连长身上的气味。
当然也有人表示怀疑，他们承认汪胜利的鼻子比较灵，超过常人也是可能的，但绝对没有这样神乎其神。因为人的鼻子构造注定了不能与狗鼻子相媲美，这是有科学做依据的。有一次，我们和团里的军医聊起汪胜利的鼻子。这位军医毕业于军医大学，是个老大学生，他对我们说，人的嗅觉灵敏与否，主要取决于嗅觉神经。这根神经就在人脑中，比头发丝还要细几百倍，就连显微镜也看不见。他认为，如果汪胜利被雷击了之后嗅觉变好了，那不是因为雷击中了他的鼻子，而是击中了他大脑中的嗅觉神经，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如果真是这样，”他说，“如你们所言，那只能是奇迹。”
说奇迹，奇迹还真的发生了。那是在汪胜利入伍的第二年，说起来这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有一次，汪胜利跟班长去检查弹药库。海岛部队的弹药库大多修在坑道內，这是战备需要。所有的弹药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一小查，每周一大查，而且每次检查必须两人以上方能开库。检查重点一是防潮，二是防鼠。防潮主要在夏季，坑道里冬暖夏凉，冬天干燥，夏季四处渗水，这时就要加强防潮，以免对弹药造成影响。至于防鼠则不分季节。老鼠对弹药的危害极大，尤其是手榴弹木柄有甜味，很容易吸引老鼠啃咬。这样的教训不算少。从军区的通报看，有一些弹药库就是因为老鼠啃咬手榴弹柄导致爆炸，损失不可估量。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坑道弹药库具有先天优势，首先它是用钢筋水泥浇筑的，厚度达到八十厘米以上，四壁如此，库门亦如此，密封性极强。老鼠即便善于打洞，但还不具备对付钢筋水泥的能力。不过，意外总是难免。比如开门关门时不注意让老鼠趁机钻入，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对弹药库来说，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也绝不允许存在。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天查库时汪胜利发现了问题。五连的坑道有数个弹药库，他们挨个对每个库进行了检查，一切很正常。到了最后一个库，汪胜利表现出了异常。他一个劲地猛吸鼻子，硕大的鼻头一进一出地扇着风，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真和狗一样，后来班长形容说），然后不停地围着堆积如山的弹药箱四下乱转。“你咋了？”班长不耐烦地说。
“不对啊。”汪胜利一边吸着鼻子一边说。
“啥不对啊？”班长问。
“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汪胜利嘴里咕哝着。
“你搞什么鬼？”班长有些恼了。因为开饭时间就要到了，他急着赶回去吃饭。营房离坑道还有两里多路。汪胜利说你别急啊。他又围着弹药箱转了一圈，然后说弹药里可能有老鼠。
“啥？”班长叫了起来，“你咋知道？”
“有老鼠味。”
“你胡说啥？这咋可能？”班长瞪起眼睛以为他在恶作剧。
“没错，我可没胡说。”汪胜利说，他眯起眼睛看着班长，那副认真的模样不像是在开玩笑。
班长是河南兵，他不喜欢汪胜利，嫌他人太滑，经常批评他。但这种事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你说的是真的？”他再次确认。
于是，一级级上报，最后报到连部。
连长和指导员都紧张起来。
“你肯定？”他们问。
汪胜利点头。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真肯定？”在连长、指导员轮番询问之下，汪胜利显得有些犹豫，口气也不那么确定了。“反正我……我，我感觉是……”
“他妈的，什么叫你感觉是？”连长恼了，但恼归恼，不敢掉以轻心。“走，看看去。”他说着就向外走，排长、班长和汪胜利跟在后边。刚走到操场，开饭号便响了起来。汪胜利说：“开饭了。”他想提醒连长，生怕误了饭点，可在这当口连长哪有心思吃饭？他一瞪眼说：“开个屁！”
几个人匆匆赶到弹药库，进行仔细检查，表面没有任何异常，就连墙角放的面包屑也依然如故，没有丝毫被触动的痕迹。这些面包屑是发现老鼠的土办法，因为老鼠进了库首先会食用这些面包屑，如果发现这些面包屑被啃咬了，就等于发出了警报。可是，自打进了弹药库，刚才口气还有些犹豫的汪胜利这时又坚定起来。
“没错，”他使劲吸着鼻子说，“是老鼠味！”
连长将信将疑：“你他妈的还真是狗鼻子？能闻出来？”汪胜利不置可否。连长说，要是真有老鼠，那为啥不吃？他指了指地上的面包屑。
“说的是啊。”排长、班长都附和道。
“这我哪知道。”汪胜利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连长又来了一句，自从接到报告后这句话他已说了好多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看着汪胜利说，“要是弄错了，我非扒你的皮不可！”
回到连队，连长和指导员召集几个连干部一起商量。有的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弹药库进出有严格的规定，老鼠不可能进去。但也有人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谁能保证不出闪失？况且就在昨天团里还补充了一批弹药进库，在搬运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差错？商量到最后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汪胜利的话不可信，他的鼻子哪有那么灵？这不符合科学道理，而且面包屑没有动也说明了问题。另一种认为汪胜利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兹事体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指导员是党支部书记，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那就是再观察一下，看看面包屑下一步会不会有变化，如果出现变化就立即采取行动。大家都觉得有理。
然而，连长心里一直不踏实，睡到半夜让一个噩梦惊醒了。他一骨碌翻身爬起，推醒了指导员，说这事不能再等了，万一出事谁也担不了干系。于是，当天夜里连長便带了两个排赶往弹药库，下令将库内弹药全部搬出进行彻查。弹药库里有几千箱弹药，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但坑道里地方小，人多转不开，便由两个排轮换作业。“这是干吗呢？”有人打听，得知原委后都表示难以相信：“他能闻出来？这怎么可能？”一些老兵气得当面骂：“？菖你妈的汪胜利，你搞什么名堂？害得老子觉也睡不成，找不到老鼠，当心打断你的狗鼻子！”
汪胜利也害怕起来。这事闹大了，如果真找不到老鼠，大家能饶他吗？他去找连长，声音里带着哭腔，说这事不赖他，他只是如实报告，到底有没有老鼠他也不敢保证。连长这时正闹心烦躁，哪有心思理他。
“滚一边去，”他吼道，“现在说这些还有屁用？”
连续干了大半夜，弹药库眼见就要搬空了，全无老鼠动静。就在大家认为肯定白忙活一晚上时，忽然听得库内一片叫喊：“看，在这里！”“这里！”“打！”“打死它！”接着又听见有人说找到了，还真有老鼠。汪胜利当时正在坑道里搬弹药，听见喊声便朝库内跑，他挤进人堆，只见一只小老鼠早已被踏成肉泥。人们欢呼起来，汪胜利一颗心落了地。“咋着？”他脸上浮起笑容，得意道，“我没说错吧？”
“嘿，”有人叫起来，“汪胜利你真神了！”
“太奇了！”
“真是狗鼻子名不虚传！”
一个老兵上来拧住他的鼻子，“小子，让我瞧瞧你这是啥鼻子！”汪胜利痛得大叫，说捏不得、捏不得，我这鼻子可碎过。众人听了，哄然大笑。
这事发生后，汪胜利神气起来。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说就是这家伙，简直是个神人。有一次老乡聚会，他对我说老子立了大功，要不是我，麻烦大了，那口气牛得不行，就像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过去他与班长关系一直不好，这当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这小子嫉贤妒能，”他曾说过，“老子摊到他手下，啥也别想了。”说这话时情绪十分消沉，这次聚会他却拿出入团申请书，请我帮他修改。我那时在三连当文书，是老乡中公认的笔杆子。“咋了？”我说，“你们班长同意了？”
“他敢不同意？”汪胜利说，“他要敢打坝，老子直接找连长！”那口气颇有点势不可当的味道。
就在那次聚会后没多久，我所在的三连突然接到命令，去陆地上一个县执行农垦任务，那里有师部的一个农场，由各连轮调前往，时间一般两年。由于走得匆忙，我来不及向老乡们告别，到了农场后才分别写信告知。我也给汪胜利写了信，他也回了信，后来一忙也就没有联系了。 到了年底，忽然接到柱子的来信，说汪胜利复员了。“啥？”我吃了一惊，“怎么会？”我心里想，入伍才两年，这也太快了，除非干得太差，一般不会如此呀。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便摇长途电话，通过场部总机转师部、团部，再到连部，好不容易找到柱子。柱子与汪胜利是一个连的，在连部当通讯员，也是我们老乡。
“这是咋回事啊？”我问柱子，“他不是刚立过功吗？”
“啥功啊？”柱子说，“你别听他吹。”
“他人呢？”
“昨天就走了。”
“他入团了吗？”
“做梦吧，那是不可能的。”
长途电话线路不好，时断时续，有时也听不清楚。柱子说，电话里讲不清，以后见面再说吧。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半年后，我去团部送军务报告。我们连虽然调去农场，但建制仍属原来团，每年都要向团部送交军务报告。进岛后，我在团部见到了二蛋。二蛋大名郑军，也是五湖老乡，在团部开小车。晚上他来招待所看我，谈到汪胜利时悄悄向我透了底。“这家伙太倒霉了！”他对我说，本来他是有功的，但这毕竟是一次严重事故（弹药库进老鼠那还得了）。当时团里正在创优，师部评比已到了最后关键阶段。于是，团里悄悄按下了这件事，只是做了内部处理，五连连长、指导员分别记大过，同时要求各连加强管理。这事没有对外声张，严格保密。至于汪胜利，年底便让他走人了。
“这事胜利知道吗？”
“他咋会知道？”二蛋说，“我也是开车时听团长和人说起这事才听了一耳。”说到这里，他一再叮嘱我说，“这事千万别外传，我只告诉你一个。”
听了二蛋的话，我半晌无语，心里直为汪胜利抱屈。
不过，倒霉归倒霉，坏事有时也会变好事。复员军人的安置政策一般是哪里来哪里去，历来如此，不知啥原因，偏巧那一年省里政策有了变化，当年复员的军人一律安排就业。汪胜利本来是要回农村的，这一下走了大运，被安排进了一家国有单位——红星制药厂。他可高兴坏了，忙不迭地给部队各位老乡写信炫耀。他也给我写了信。信中说走运不如撞运，这样的好事千载难逢，打着灯笼也难找——这确是实情，在他复员后的第二年政策又恢复了老样子。很多老乡都羡慕死了，说这家伙祖坟冒青烟，撞了狗屎运。
汪胜利进了工厂，成了城里人，而且是正式职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当兵就是为了找出路，而除了提干还有啥比这更好的呢？汪胜利心满意足，开始鼓起理想的风帆，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在部队时家里替他说过一门亲，现在被他义无反顾地退掉了。“我要找个城里人，过双职工生活。”有一年我回来探亲时他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口气充满了优越感。那时，汪胜利确实比我们这些战友高出一等，因为城里人与农村人可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很多战友回来想见他一面，他都爱理不理，不过，对我还算高看一眼，因为我考上了军校，将来不出意外自然要提干，即便转业了也可留在城里，和他一样成为城里人。
然而，汪胜利找对象并不顺利。他是农村人，家里穷，在城里没房子，而且长相也不够好，除了黑瘦，眼睛凹，鼻子还偏大、偏歪。条件好的看不上他，条件差的他也看不上，就这么蹉跎了好几年。汪胜利表面不急，心里却上火。就在这当口，一个亲戚给他牵线了。那是一个肉联厂的姑娘，名叫沈菊妹，是五湖西乡大牯岭人，顶替父亲进厂，虽然家在农村，但毕竟是城市户口，又有正式工作，符合汪胜利“双职工”的基本规划。见了一面，双方表示认可。虽说那姑娘胖了一点，汪胜利事后曾对人说，但人家不挑他，他也没有理由挑别人。毕竟自己的条件在那儿，你想找仙女得有那个命啊！
之后雙方开始交往。让汪胜利满意的是，菊妹性格不错，事事顺着他。而且她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是那种桂花和青草混合的味道——别人不一定能闻到，因为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来往了几次，汪胜利手脚便不老实了。菊妹也由着他（当然也喜欢），只要不越过最后的底线。每次见面，他们大都躲在护城河的树林里缠绵，每当这时，汪胜利手和嘴都忙个不停，有时过分了，菊妹也不生气，只是咯咯笑着把他推开了。菊妹胖归胖，但摸上去手感很好。特别是那双奶子，肉乎乎的，特饱满。有一次喝醉了酒，汪胜利忍不住向别人吹嘘道：“将来有伢了，奶粉钱肯定是省了。”
他们的关系进展很快，万事俱备，只等菊妹爹妈进城来相看便可定下终身。这天，汪胜利正在厂里加班，电话来了。是菊妹，通知她爹娘明天来，让他做好准备。“好嘞，”汪胜利兴奋地说，“一切等我安排，包他们满意。”他喜不自禁，立即开始在心里盘算：先和菊妹一起去接站，打辆出租车，再找一家饭店，档次不能太差。就在离他住处不远有一家同庆楼，是老字号，菜不错，汪胜利吃过。酒是现成的，春节厂里发的好酒，他还没喝，正好拿出来。对了，不知她老爹抽不抽烟？抽的话就买一条中华，硬壳的便宜点，当然软壳的更冲气。“妈的，”转念一想，不就多几百元吗？第一次孝敬老丈人，索性多出点血……正想着，车间主任来宣布明天厂里加班，任何人不准请假。
汪胜利一听便急了。本来明天是周末，去接老丈人不成问题，他已答应菊妹，不好改口，便连忙去找主任说明情况。
主任老戚五十多岁，矮墩墩的，身体很结实。他脾气暴躁，驭下很严，遇到不顺心的事张口就骂人，车间里的人都怕他。此刻，他正在主任室做明天的加班计划，汪胜利来找他时，他头也不抬便说：“你少来这套！你小子我还不知道？就会偷奸耍滑，哪次不是屎屎尿尿的？就你事多！”
汪胜利一阵脸红，马上解释说这次是真有事，而且非常重要非去不可。但戚主任根本不信。过去汪胜利经常七屁八磨，每到加班就想尽办法逃避，加上平时上班也喜欢偷懒，溜班的次数也不少。戚主任对他的印象一直很糟糕，以为这次他又是故技重施，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好了，好了，别啰唆，”他不耐烦地一挥手，“去去去，我可没有闲工夫，不行就不行，哪怕说下大天来也没用！”他干巴利脆地结束了谈话，不留一点余地。汪胜利的脸苦瓜似的泛起青色。在他向外走时，戚主任又喊了一声：“站住！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明天你要敢不来，这个季度的奖金就别要了！” 这一招直接打在七寸上，汪胜利别的不怕就怕扣钱。戚主任治他的办法很简单，专找命门，说到做到，毫不留情。有一次汪胜利翘班被主任发现，二话没说，当月的奖金便泡了汤，这让他心痛了好久。
万般无奈之下，汪胜利只好硬起头皮给菊妹打电话说明情况，菊妹平时好说话，但这次事关重大，关乎她和二老的颜面，于是也撂了重话：“你看着办吧，来不来由你！”汪胜利左右为难了，便和菊妹商量能不能由她先去接站，他到班上点个卯，然后再溜出来，饭店的事由他安排。他还讨好说给二老买了好烟好酒。酒是十六年古井原浆，烟是软中华。听他这样说，菊妹也就答应了。
第二天，汪胜利早早去了厂里，身上穿着工作服，另外备了西装领带放在提包里，准备溜班后再换上。厂里的这批订单要得很紧，据说是支援亚非拉，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戚主任亲自盯班，车间里四处转悠。汪胜利好不容易抽了个空子，以上厕所为由，溜了出来。临走时他和白师傅打了个招呼。白师傅是班长，也是马头乡的人，他们村离黄滩只有三里路，平时与汪胜利关系不错，答应替他瞒着，但也讲明了如果瞒不住也别怪他。
汪胜利进了厕所，装模作样地尿了一下，然后直奔自行车棚。当他推出自行车，跨腿上去后才发现装西装的提包忘了带，只好停下回去拿。这一拿便误了事，都说细节决定成败，一点不假，等他取回提包重新骑上车，一抬头看见戚主任迎面走过来，想躲也来不及了。
“小狗？菖的汪胜利，”戚主任怒道，“你今天要敢跑，老子就开除你！”说着上去锁了他的自行车，把车钥匙一攥，塞进自己口袋。汪胜利苦苦哀求，全无用处。这下麻烦大了！他心里想，那时还没有手机，想联系菊妹也联系不上。
回到车间，他心烦意乱，心里愁死了。接下来便发生了那件事——这件事后来轰动一时，确切地说与汪胜利的鼻子有关——当然，如果汪胜利那天逃班成功，也就没有这回事了，起码与他无关，偏偏他没有逃成。
据事后调查，时间好像是在上午九点，也许是十点，总之就在这前后吧，汪胜利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味道就在他所在的一车间。一车间是密封的，外边的气味很难传进来。“啥味儿？”他使劲地嗅了嗅，又问白师傅闻到了没有。白师傅说没有啊。“你们呢？”他又问班上其他人，回答也是没有。确实，当时在场的没有任何人闻到，除了汪胜利。
这件事很快就被戚主任知道了，尽管他事后矢口否认，但事实是（据汪胜利所言），他正与白师傅和班上人讲这件事时，戚主任走了过来，看到他们交头接耳，便大声喝道：“你们干啥呢？这是上班时间！”戚主任沉着脸，表情有些不悦。白師傅连忙汇报说，汪胜利闻到了奇怪的气味。戚主任一愣，使劲吸了吸鼻子，但什么也没闻到，“你们闻到了吗？”
“没有。”
戚主任扭过头来看着汪胜利，“你闻到了？”
“是啊主任。”
“什么味儿？”
“说不出来。”
“是不是材料味？”
“不是，以前没有过。”
戚主任将信将疑，制药需要氨气和氢气，但这两种气体很容易就可以闻到。安全起见，他叫来安检员让他立即检查设备和仪表。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时戚主任已经回到主任室。“去，”他说，“把汪胜利叫来。”
不一会儿，汪胜利来了。
“汪胜利，你想干啥？”戚主任斜起眼睛说，话语中压着不小的怒气。
“我没干啥？”
“哼，”戚主任冷笑道，“你小子别给我耍滑头，我警告你不要生事！”
“我没生事……”
“哪来的气味？”
“这我哪晓得。”
戚主任勃然大怒，“好你个小狗？菖的，你存心捣乱是吗？”
“没啊……我真闻到了……”
“放屁！”戚主任一拍桌子，“你当你真是狗鼻子啊？别给老子耍聪明，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你才多大？就和老子玩心眼。告诉你吧，你翘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再敢惹事，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主任……”
“滚！”
戚主任一通臭骂，赶走了汪胜利。事后有人说，这事也赶巧了，如果那天不是汪胜利溜班，戚主任也不会发那么大的火，或许对他的话引起重视也未可知。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在戚主任看来，汪胜利这么做纯属不满故意捣蛋，况且他平时就谎话连篇，三句话中有两句不靠谱。总之，他的话没人相信。不仅是戚主任，就连白师傅和班上的人也都不信。
“算了吧，别闹了。”白师傅好心劝他。“我没闹，”汪胜利说，“我真闻到了。”众人听了都笑，说到底是狗鼻子，厉害啊。汪胜利又气又恨，说我是担心出事。“出啥事？”白师傅说，“不都检查过了吗？快干活！”可汪胜利仍然喋喋不休。大家也见怪不怪，因为他平时也是这样，死抬杠，从不认输。于是也都不理他，各自干起活来。
汪胜利感到无趣，心里更为菊妹的事七上八下，心想我咋这么倒霉呢？摊上了这事？他越想越窝囊，干活也提不起精神。中午开饭前，车间里的气味更浓了。汪胜利又说起了这事，可还是没人相信，因为一切很正常。汪胜利找到主任室报告情况，声称气味越来越浓了，肯定哪里出了问题。戚主任看他纠缠不休，以为他还在打逃班的主意，心里的火气又冒了上来。“汪胜利！”他说，“你小子没完了是吧？别以为我治不了你，再胡搅蛮缠，老子就停你的职！”汪胜利憋了一肚子气这时也火了，“停就停！有本事你现在就停！”戚主任吼道：“反了你！我还不晓得你的鬼主意？今天你要敢离开岗位一步，我就报告厂里开除你！”
两人正吵着，厂长来了。他是来检查生产进度的，身后跟着办公室主任，忙问这是咋了。这时有人过来拉走了汪胜利，戚主任说这家伙不老实，想逃班被我抓住了便无理取闹，胡诌八扯散布谣言。“啥谣言？”厂长问道。戚主任便说了缘由，厂长倒是很警惕：“气味？啥气味？”
“谁知道呢？别人都没闻到。” “以前有过吗？”
“没有。”
“查过了吗？”
“查了，都正常。”
厂长点点头，让戚主任再查查，又说小心无大错，安全生产马虎不得，更不可掉以轻心。戚主任连声说好，又派人去查。厂长接着坐下来，开始了解生产进度，之后又提出具体要求。这时，派去检查的人回来了，报告说没有发现问题。厂长松了一口气，临走时说：“他叫什么？”
“汪胜利。”老戚说。
“就是那个狗鼻子。”办公室主任插话道。
厂长新来不久，是轻工局派下来的。他没听说过汪胜利的传闻，也不感兴趣。老戚补充说：“这家伙贼得很，今天他要请假，我没准，他就给我来这套！”
“那还成？”厂长说，“这种人要好好教育。我们要提倡好的厂风，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更不能让刁滑的人占便宜。”
下午终于过去了。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汪胜利连晚饭也没吃，便忙不迭地跳上自行车去找菊妹。他心里火烧火燎的，生怕菊妹不肯原谅他，尤其是得罪了二老，后果严重，更让他忐忑不安。他心里发急，想蹬快点，可越急腿上越使不上劲。
渐渐地，身上开始发冷发软，头也一阵阵发沉。其实，这种感觉下午当班时就有了，伴随着咽痛、干咳、流泪，像是感冒，他也没当回事。汪胜利身体不错，平时有个头疼脑热，扛一扛就过去了，从不吃药。可这会儿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胸口发闷，呼吸也短促起来，嗓子里阵阵冒火。他不得不停下车，在路边买了一瓶矿泉水（要在平时他可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喝了几口，借机喘口气。这时天光已经暗了，路灯陆续亮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汪胜利定了定神，然后重新跨上车。又骑了一段，越发感到气力不支，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天气很冷，但他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了。难道真病了？他心里想着，兴许是急的？可现在顾不上这些了，他咬着牙继续蹬车。
前边到了状元桥，这里有一个上坡。坡并不大，平时他骑车到这里猛蹬几脚便上去了，下桥不远便到了菊妹的住处，可此刻他实在蹬不动了，直感到浑身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不得不中途下了车，勉强把车推上桥。到了桥上，他不停地喘气，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然后重新跨上车，正想顺坡滑行下去，忽感天旋地转，随之一阵虚脱山一样扑面压下来，他眼前一黑，便连人带车飞了出去……
汪胜利醒来时，已经躺在市中医院的病床上。他的胳膊摔断了，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最严重的是头撞在桥栏上造成了重度脑震荡。医生给他进行紧急处理。从外伤角度看，他的伤情不难控制。可入院以后，他的心率在急剧下降，人也昏迷不醒。医院紧急会诊，但找不到病因，只得送進重症监护室，采取吸氧、打强心针等对症办法暂时缓解症状。到了第二天，他的病情继续加重，甚至一度出现弥留状态。直到傍晚，有人找到他，他才脱离了危险。
来找他的人是市应急指挥部的成员，他们在排查人员名单，找到了汪胜利。据说他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
原来在汪胜利昏迷不醒期间，市人民医院急诊室早已人满为患。据急诊科的医生回忆，求诊者在晚上六七点时开始出现，此后人数逐步增加，密集拥来。患者主要有咳嗽、咽痛、胸闷、流泪、淌清涕等症状。已是冬季，正是流感发作期间，这种情况起先并未引起重视。医生只是按一般感冒施治，轻者开了药让他们回去休息，重者留下输液。后来求诊者越来越多，打吊液的挤满了急诊室，就连走廊和大厅也一个挨一个全是人。急诊科不得不向医务处求援，请求增派人手。一时间，整个急诊室人来人往，乱作一团。令人不安的还不只是患者人数众多，而是治疗毫无效果。几个小时后，不少患者的病情开始加重，有的出现肺部感染，几个年纪大的竟陷入昏迷。当天夜里，病情恶化的患者越来越多，其中一人因肺部积水抢救无效去世。一部分先前开了药回家的患者这时被重新送到医院，他们的病情均有不同程度的加重。这引起了医院领导的重视。第二天一早，各科专家被紧急召来会诊，可这种奇怪的病症谁也没有见过，究竟如何施治，一时束手无策。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有人提出了这个看法，主张立即向上报告。
省卫生厅接到报告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出专家小组。当天中午，专家小组便赶到五湖市。这时市一医院的专家有了新发现，即所有患者无一例外来自红星制药厂，而且患者具有明显的中毒症状。应急小组赶到后，在当地专家的配合下，进一步调查，很快查明罪魁祸首是泄漏的三光气。三光气是一种固体光气，无色无味（只有轻微的类似光气的气味，人的嗅觉几乎无法分辨），通过光、热或试剂引发氯化反应，是生产抗生素等药品的辅助材料。查明了原因，市政府立即成立了应急指挥部。第一步首先是切断毒气来源，第二步是全力抢救中毒人员。
从患者的情况看，一车间是光气泄漏的源头所在，所以人员中毒情况较为严重;其他车间由于远离源头，只是被不同程度地波及，中毒情况较轻。三光气中毒虽然没有特效药，但可根据病情对症缓解。应急指挥部要求对重度患者集中就治，轻微患者则视情况采取住院和居家相结合的方法施治，对红星厂当天所有上班人员必须逐一排查，不漏一人。
这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一些当晚没有去医院的患者陆续被找到送往医院，有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但及时救了回来，只有一人，找到时已停止了呼吸。那人也是一车间的，当晚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老家了，只有他一人在家。人们撬开门时发现他已停止呼吸，倒在离门一步之遥的地方，手还在向前伸着。在他的床头，人们看到了一些感冒药品，他可能误以为感冒了，自己买了药没去医院，才造成了悲剧。
到了第二天傍晚，一车间大部分人找到了，就差汪胜利一人了。住处没有人（他与人合租一间房，同屋者说他那晚没回来），老家也没有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应急指挥部找到戚主任。他正躺在医院里打吊瓶，胸部严重感染，说话有气无力。据他回忆，汪胜利那天找他请假说要去接老丈人。当时他未准，还扣了汪胜利的车，下班后才把钥匙还给汪胜利，估计汪胜利是去了他对象那里。至于汪胜利的对象姓甚名谁，在哪里上班，住在哪里，他并不清楚，因为汪胜利没有说，他也没有问。 不过，好在汪胜利和白师傅说过这事。应急指挥部辗转找去，先是找到菊妹，菊妹说汪胜利没来，她正为这事生气哩。经过一番周折，指挥部终于打听到在事发当晚，状元桥上曾摔伤一人，被路过的民警送往附近的中医院。经菊妹辨认，那辆摔坏的自行车正是汪胜利的。
汪胜利找到了，经过对症治疗，病情很快缓解。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摔倒造成脑部受伤，损坏了嗅觉神经，嗅觉大打折扣。有一次家里的饭烧煳了，他也没有闻到，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他曾想过告厂里，后来又放弃了这个打算。据说是菊妹不让他告，她说你告了将来在厂里还咋混？汪胜利在事情过去第二年，与菊妹结了婚。有一次我回去探亲，他对我说起这事，还说厂长找他谈过话，要他以大局为重。他们所说的大局就是要汪胜利保持沉默，因为那次事故是由三光气瓶质量不过关造成的，厂里只负次要责任，局里和市里的责任也不大，所有的损失均由三光气生产单位负责。厂长在事件中也出现了症状，但十分轻微，吃了一点药很快就恢复了。他对汪胜利说：“其实我也无所谓，大不了撤职，可你想过这会把工厂搞垮吗？”据说那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不低，至少好几百万元。“如果把厂子搞垮了，这对你有啥好处？你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衰，为了工厂、为了大家，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厂长语重心长，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把汪胜利说服了。“忘了吧，都过去了，就当从没发生过，一切向前看。”临走时，厂长紧紧握着汪胜利的手，甚至动了感情。当然，厂里也说话算话，承诺对受害人员的补偿也全部到位，据说补偿的金额相当丰厚。
这事发生几年后，红星厂进行了国企改革，转为民营，原来的厂长联合几个厂干部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了工厂，转而搞房地产开发。工人们被买断，纷纷下岗。那之后，据说汪胜利南下东莞（一说是深圳）打工去了，我们便断了联系。
又过了几年，我转业回五湖，在报社工作。有一天，市里开会，有人请客吃饭，不知怎么谈起当年的事故，在座的一个市领导，当年在卫生局任职，参与了应急指挥部工作，自认为最有发言权。他说关于汪胜利的事全是瞎扯，压根不可信。因为有人反映过这事，应急指挥部还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根本无法证实。当事人均已否认。慎重起見，他们还对汪胜利的嗅觉进行了测试。
“你们猜怎么着？”那个领导说。
“怎么着？”大家都充满好奇。
“他的嗅觉只有三级，”那个领导伸出三个指头晃了晃，“正常人是十级，差着一大截哩！”说到这里，他一撇嘴巴，用权威的口气概括道，“你们说这话能信吗？全是瞎扯！”
饭桌上一片笑声，只有我笑不出来，心里泛起一股难言的苦涩。
原刊责编 俞 胜
汪胜利和我是战友。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一起去部队当兵，去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的部队在一个海岛上，从家乡出发时谁也不清楚目的地，因为这是严格保密的。一路上我们乘坐汽车、火车和轮船。途中还经过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有不少人晕船呕吐，但我的情况还好，尽管肚里不断有东西往上翻涌。为了遏制恶心的感觉，我只好不停地来到舱外，站在甲板上任凉风吹拂，这样似乎可以好受点。
“来点这个！”有人在我边上说。
“啥？”
“生姜，我从伙房要的。”
他递过来一块生姜，让我含在嘴里。
“管用吗？”
“有点。”
我接过生姜含进嘴中，这才注意地看了他一下。他中等个子，瘦瘦的，皮肤光滑黑亮，颧骨突起，眼睛深凹下去，有点像越南人。最突出的一点是鼻子大，还有点歪。不用说，他也是一个新兵，这从他身上那套不那么服帖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服上便不难看出。当时正是夕阳西下之时，海面上金光闪烁，瑰丽无比。但受晕船影响，我根本无心欣赏。
“别吃东西，”那人又接着说，“越吃越难受。”他像是挺有经验的样子。我说你不晕啊，他说也有点。我们聊了几句，知道他是五湖北乡马头山的，与我所在的东阳关相距六十多里。后来——谢天谢地，船总算靠岸了。大家脚一沾地，便死鱼般又活了过来，重新有了欢声笑语。转乘火车后，我与汪胜利坐在一起。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汪胜利，上了火车后通过介绍才得知。汪胜利和我一样，也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才去服兵役的，希望找一条出路。不过，我比汪胜利要幸运，后来考上了军校并得到提干，而汪胜利只干了两年（没有比这更短的服役年限了）便复员了。当然，其中的原因说来话长。
汪胜利人很聪明，也很机灵，但他有时聪明过了头，反倒害了自己。在新兵连集训时，我和汪胜利在一个排，住在一个大房间。他学东西很快，可毛病是怕吃苦、怕吃亏。平时不论训练还是干活都想方设法偷懒，理由不是头痛，就是肚子不好。时间一长，大家都看出来了，他在偷奸耍滑。相反，于己有利的事，他从来不甘落后。比如连里改善生活，他每次都抢在头里，狼吞虎咽，生怕吃不着。再比如发放服装用品，他也抢着去领，目的是领回来后先挑选一番，留下最好的给自己。我曾说他，你挑啥挑？还不都一样？他说那可不一样。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他还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小聪明。有一天早上，他们班轮值打扫院子卫生，他推说头痛不舒服，偎在火炉旁做病态状。我当时正在屋内擦窗子，忽见汪胜利一跃而起，窜出了房间，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倒把我吓了一跳。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已从一个战友手中抢过扫帚卖力地扫起来。我正疑惑间，只见连长从那边走了过来——这是巧合吗？我表示怀疑。后来又发生了几次类似的事（别人也对我说过）证实了我的看法。“他娘的，什么臭德行！”我在心里罵道。
然而，耍小聪明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样的事屡屡发生，当然引起众人的反感。后来，新兵连分配，我分到三连，汪胜利分到五连。听五连的老乡说，他的德行不改，多次受到批评，包括连长都点过他的名，后来虽有改进，但并不大，连里老兵新兵都烦他。他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却害了自己。人心都有一杆秤，谁也不是傻子。我曾劝过他，人还是踏踏实实好，吃点亏没啥，好心总有好报的，他听了不置可否，并岔开话题，几乎每次都如此。我知道他不爱听。
我和汪胜利的关系还算比较好。在新兵连我们不在一个班，没有直接矛盾，加上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打篮球。汪胜利个头不高，但比较灵活，速度也快，适合打后卫;我个头高，打中锋。我们配合默契，每次比赛我们排总拿第一。有时打完球，我们会坐在一起抽烟聊天，从他口中得知，他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兄弟姐妹九个，他是老幺，每次吃饭回家晚了，不仅吃不到菜，有时连饭也吃不饱。也许正是这种环境养成了他的所谓精明，我心里想。
汪胜利有个绰号叫狗鼻子。关于这个绰号的由来，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而他退伍的真正原因也与此直接有关。汪胜利一生下来鼻子就不好，主要是鼻塞爱淌鼻涕，鼻涕是那种又黄又黏的液体，散发着臭鸡蛋的气味，到了春秋两季发作最厉害时，头还会隐隐作痛，像谁在他脑袋里砸了根钉子。由于常年鼻塞，他的嗅觉也特别差，几乎什么都闻不到。医生说他这是综合性鼻炎，很难治疗。有一次，省医院的大夫下乡巡诊，一个专家用药钳伸进他的鼻孔，只看了一眼，便说他鼻正骨严重弯曲，并诊断说这是导致他鼻子毛病的根源所在，建议做矫正手术。汪胜利爹娘一听手术就吓了一跳，他们没钱也没这个工夫，也就随他去了。
七岁那年，汪胜利有一次放鸭子。他们家养鸭，每天早上都要放出去打食，晚上再赶回来。这个任务由汪胜利和比他大一岁的七哥轮流担任。这天轮到汪胜利。他早上出去，中午带了两块饼填饱了肚子，便躺在河堤上眯盹。也不知躺了多久，忽然一声炸雷把他惊醒，睁眼一看，乌云滚滚，天也黑了下来。接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雨来得太急太猛，惊得鸭群四散奔逃。汪胜利手忙脚乱，左挡右拦，可受惊的鸭子根本不听指挥。就在这时，他的七哥赶到了，好不容易把鸭子拢到一处。这时雨越下越大，天地间混沌一片，只见一道道闪电撕破天幕，凌空而下，雷声也越发猛烈。忽然，他七哥一回头，发现汪胜利不见了。于是大声喊叫，回过头去找，这才发现汪胜利脸朝下趴在田埂上不省人事。七哥把他抱起来，看见他脸肿得像个馒头，连眼睛都陷进去看不见了，血水不知从哪里汩汩冒出来，随着雨水淌个不停，把周边的田埂都染红了……
后来，大人们赶来了。
再后来，他被送到了白马山镇医院紧急抢救。
算他命大被救了过来，但检查结果令人惊愕。他的鼻梁骨被雷电击得粉碎（血正是从鼻子流出的）。等到病情稳定后他被转去五湖市医院，CT片子出来后，吓了医生们一跳，他们从没见过如此严重的损伤。据说汪胜利的鼻梁骨碎成了三十几块，要不就是二十几块——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总之碎得非常严重，以至于连手术都无法进行，只能将鼻子固定住，由它自然愈合。 幸运的是，这次雷击并未造成太大的后遗症。汪胜利的鼻子很快恢复，除了鼻子略显歪，加上药物刺激，软组织变得肥厚，看上去有点大外，表面倒也看不出其他损伤。医生开始还担心他颅脑受损，因为如此严重的雷击，不损伤脑部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核磁共振显示，除了轻微的脑震荡，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孩子命真大！”医生感叹道。
半年后，汪胜利恢复如常，他又去放鸭子了。让他惊奇的是，他的鼻塞突然好了，呼吸通畅了，鼻涕不淌了，头也不痛了。更让人惊奇的是，他的嗅觉变得灵敏起来，任何气味远远地就能闻到。有时丢了鸭子，他不用吹灰之力便能找到，因为他能循着气味寻迹而至。有人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可事实就是如此。他也说不出理由，至于这种情况是啥时出现的，他也搞不清楚，反正是在雷击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打这起，家里好吃的东西再也藏不住了，不论你藏在哪里他都能找出来。他五姐同学给五姐一块巧克力，她没舍得吃，藏在墙缝里，结果几天后发现不见了。他娘收的两个礼盒（是亲戚走动时带的，一般家里都舍不得吃，等到以后走亲戚时再拎上）挂到房梁上，结果不久也发现空了。他娘气得要命，对几个伢儿挨个审问，很快查清是汪胜利干的。他娘揪住他的耳朵，骂道：“咋不让雷劈死你！”那天娘是气狠了，因为她正要去走一个亲戚家，事到临头发现礼盒空了，顿时措手不及，整个计划被打乱了。
慢慢地，汪胜利的鼻子开始出名了，但真正让他名声大振的是他十一岁那年发生的事。村里有个伢儿放学途中失踪了。汪胜利所在的村叫黄滩，村里的伢儿上学都去镇中心小学，那里距村五里路。路虽不算远，但要翻过一座山，山名小花山。山不高，路也不陡，有条小路可直插村中。那天放学，几个伢儿说说笑笑走上山来。这条道他们天天走，闭着眼睛也能走过来。后来有个伢儿说他要拉屎，便落在了后边，没想到此后便没了消息。当晚家人发现了，便四处邀人去找，最后惊动了全村。
村民们举着火把打着手电一字长蛇般上了山，可沿着山上小路来来回回找了个遍，又扩大范围，几经搜索就是不见人影。小花山不大，海拔二百多米，属火山地貌，形成与远古地壳运动有关。山上植被茂盛，水杉、雪松、毛竹等郁郁葱葱。不过，由于山不大，四周均为村落，不宜野兽生存，除了野猪，几乎没有什么大型的动物。有人说山上曾有过狼，可如今早已踪影全无，因此野兽伤人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况且他离开同学是在白天，迷路的可能也不存在。
全村人折腾了一夜，毫无所获。丢伢儿的那家人哭得昏天暗地。天亮后民警接到报警也赶来了，查看地形后果断致电市刑警队请求调派警犬协查。
然而，没等警犬赶到，那伢儿就找到了。原来他掉进了一个十几米深的暗坑。那个暗坑就在离小路不远的低洼处，可能是岩溶作用形成的，也可能是大水之后土质疏松导致的。那伢儿不慎滑了下去，带起的浮土遮蔽了坑口，根本不易觉察，尽管人们多次走过那里，有的甚至离那个暗坑只有几步之遥，都没有发现。
立功的是汪胜利。汪胜利也在中心小学上学，那天本来要去学校，可他走到半道上临时改变了主意。他昨天就听说五叔公家的孙子走失了，满村的人都去找也没找到。他感到好奇，早上上学时又看到满山都是人，便跟着凑起热闹。当然，凑热闹的不止他一个伢儿，还有好几个，大呼小叫地跟在大人后边。后来，他们来到暗坑附近，汪胜利嗅着鼻子突然大叫起来：“在这里！在这里……”他大声唤道，可没人理他。汪胜利急了，他拉这人，这人说走开;他拉那人，那人说别添乱。还有人冲他吼你再捣乱看老子捶你。后来，村长过来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近前打探。这一看不打紧，竟发现了暗坑。当人们把那伢儿救出时，他早已昏迷不醒。事后，村长问汪胜利，你咋知道人在那儿，汪胜利答：“我闻到了屎尿味。”
据救人的村民说，那伢儿被挖出来时，裤裆里满是屎尿，可能是吓出来的。村长看着汪胜利笑道：“都说你鼻子灵，你他娘的还真灵！比狗鼻子还灵！”
这下，汪胜利狗鼻子的绰号便传开了。我曾问过汪胜利这件事，汪胜利很得意，他说要没我大胖早没了。大胖就是五叔公家的孙子——那个被救出的伢儿。我说你的鼻子还真这么灵啊，汪胜利说：“那是，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
关于汪胜利的鼻子有许多传闻，比如他能隔着房间闻出谁有狐臭谁有汗脚，远在半里路之外就能说出伙房里今天烧的是啥菜，还有人说他能分辨人身上的气味。这个可能也许存在。我怀疑那次他从房里冲出来抢着扫地就是闻到了连长身上的气味。
当然也有人表示怀疑，他们承认汪胜利的鼻子比较灵，超过常人也是可能的，但绝对没有这样神乎其神。因为人的鼻子构造注定了不能与狗鼻子相媲美，这是有科学做依据的。有一次，我们和团里的军医聊起汪胜利的鼻子。这位军医毕业于军医大学，是个老大学生，他对我们说，人的嗅觉灵敏与否，主要取决于嗅觉神经。这根神经就在人脑中，比头发丝还要细几百倍，就连显微镜也看不见。他认为，如果汪胜利被雷击了之后嗅觉变好了，那不是因为雷击中了他的鼻子，而是击中了他大脑中的嗅觉神经，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如果真是这样，”他说，“如你们所言，那只能是奇迹。”
说奇迹，奇迹还真的发生了。那是在汪胜利入伍的第二年，说起来这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有一次，汪胜利跟班长去检查弹药库。海岛部队的弹药库大多修在坑道內，这是战备需要。所有的弹药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一小查，每周一大查，而且每次检查必须两人以上方能开库。检查重点一是防潮，二是防鼠。防潮主要在夏季，坑道里冬暖夏凉，冬天干燥，夏季四处渗水，这时就要加强防潮，以免对弹药造成影响。至于防鼠则不分季节。老鼠对弹药的危害极大，尤其是手榴弹木柄有甜味，很容易吸引老鼠啃咬。这样的教训不算少。从军区的通报看，有一些弹药库就是因为老鼠啃咬手榴弹柄导致爆炸，损失不可估量。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坑道弹药库具有先天优势，首先它是用钢筋水泥浇筑的，厚度达到八十厘米以上，四壁如此，库门亦如此，密封性极强。老鼠即便善于打洞，但还不具备对付钢筋水泥的能力。不过，意外总是难免。比如开门关门时不注意让老鼠趁机钻入，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对弹药库来说，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也绝不允许存在。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天查库时汪胜利发现了问题。五连的坑道有数个弹药库，他们挨个对每个库进行了检查，一切很正常。到了最后一个库，汪胜利表现出了异常。他一个劲地猛吸鼻子，硕大的鼻头一进一出地扇着风，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真和狗一样，后来班长形容说），然后不停地围着堆积如山的弹药箱四下乱转。“你咋了？”班长不耐烦地说。
“不对啊。”汪胜利一边吸着鼻子一边说。
“啥不对啊？”班长问。
“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汪胜利嘴里咕哝着。
“你搞什么鬼？”班长有些恼了。因为开饭时间就要到了，他急着赶回去吃饭。营房离坑道还有两里多路。汪胜利说你别急啊。他又围着弹药箱转了一圈，然后说弹药里可能有老鼠。
“啥？”班长叫了起来，“你咋知道？”
“有老鼠味。”
“你胡说啥？这咋可能？”班长瞪起眼睛以为他在恶作剧。
“没错，我可没胡说。”汪胜利说，他眯起眼睛看着班长，那副认真的模样不像是在开玩笑。
班长是河南兵，他不喜欢汪胜利，嫌他人太滑，经常批评他。但这种事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你说的是真的？”他再次确认。
于是，一级级上报，最后报到连部。
连长和指导员都紧张起来。
“你肯定？”他们问。
汪胜利点头。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真肯定？”在连长、指导员轮番询问之下，汪胜利显得有些犹豫，口气也不那么确定了。“反正我……我，我感觉是……”
“他妈的，什么叫你感觉是？”连长恼了，但恼归恼，不敢掉以轻心。“走，看看去。”他说着就向外走，排长、班长和汪胜利跟在后边。刚走到操场，开饭号便响了起来。汪胜利说：“开饭了。”他想提醒连长，生怕误了饭点，可在这当口连长哪有心思吃饭？他一瞪眼说：“开个屁！”
几个人匆匆赶到弹药库，进行仔细检查，表面没有任何异常，就连墙角放的面包屑也依然如故，没有丝毫被触动的痕迹。这些面包屑是发现老鼠的土办法，因为老鼠进了库首先会食用这些面包屑，如果发现这些面包屑被啃咬了，就等于发出了警报。可是，自打进了弹药库，刚才口气还有些犹豫的汪胜利这时又坚定起来。
“没错，”他使劲吸着鼻子说，“是老鼠味！”
连长将信将疑：“你他妈的还真是狗鼻子？能闻出来？”汪胜利不置可否。连长说，要是真有老鼠，那为啥不吃？他指了指地上的面包屑。
“说的是啊。”排长、班长都附和道。
“这我哪知道。”汪胜利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连长又来了一句，自从接到报告后这句话他已说了好多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看着汪胜利说，“要是弄错了，我非扒你的皮不可！”
回到连队，连长和指导员召集几个连干部一起商量。有的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弹药库进出有严格的规定，老鼠不可能进去。但也有人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谁能保证不出闪失？况且就在昨天团里还补充了一批弹药进库，在搬运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差错？商量到最后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汪胜利的话不可信，他的鼻子哪有那么灵？这不符合科学道理，而且面包屑没有动也说明了问题。另一种认为汪胜利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兹事体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指导员是党支部书记，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那就是再观察一下，看看面包屑下一步会不会有变化，如果出现变化就立即采取行动。大家都觉得有理。
然而，连长心里一直不踏实，睡到半夜让一个噩梦惊醒了。他一骨碌翻身爬起，推醒了指导员，说这事不能再等了，万一出事谁也担不了干系。于是，当天夜里连長便带了两个排赶往弹药库，下令将库内弹药全部搬出进行彻查。弹药库里有几千箱弹药，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但坑道里地方小，人多转不开，便由两个排轮换作业。“这是干吗呢？”有人打听，得知原委后都表示难以相信：“他能闻出来？这怎么可能？”一些老兵气得当面骂：“？菖你妈的汪胜利，你搞什么名堂？害得老子觉也睡不成，找不到老鼠，当心打断你的狗鼻子！”
汪胜利也害怕起来。这事闹大了，如果真找不到老鼠，大家能饶他吗？他去找连长，声音里带着哭腔，说这事不赖他，他只是如实报告，到底有没有老鼠他也不敢保证。连长这时正闹心烦躁，哪有心思理他。
“滚一边去，”他吼道，“现在说这些还有屁用？”
连续干了大半夜，弹药库眼见就要搬空了，全无老鼠动静。就在大家认为肯定白忙活一晚上时，忽然听得库内一片叫喊：“看，在这里！”“这里！”“打！”“打死它！”接着又听见有人说找到了，还真有老鼠。汪胜利当时正在坑道里搬弹药，听见喊声便朝库内跑，他挤进人堆，只见一只小老鼠早已被踏成肉泥。人们欢呼起来，汪胜利一颗心落了地。“咋着？”他脸上浮起笑容，得意道，“我没说错吧？”
“嘿，”有人叫起来，“汪胜利你真神了！”
“太奇了！”
“真是狗鼻子名不虚传！”
一个老兵上来拧住他的鼻子，“小子，让我瞧瞧你这是啥鼻子！”汪胜利痛得大叫，说捏不得、捏不得，我这鼻子可碎过。众人听了，哄然大笑。
这事发生后，汪胜利神气起来。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说就是这家伙，简直是个神人。有一次老乡聚会，他对我说老子立了大功，要不是我，麻烦大了，那口气牛得不行，就像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过去他与班长关系一直不好，这当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这小子嫉贤妒能，”他曾说过，“老子摊到他手下，啥也别想了。”说这话时情绪十分消沉，这次聚会他却拿出入团申请书，请我帮他修改。我那时在三连当文书，是老乡中公认的笔杆子。“咋了？”我说，“你们班长同意了？”
“他敢不同意？”汪胜利说，“他要敢打坝，老子直接找连长！”那口气颇有点势不可当的味道。
就在那次聚会后没多久，我所在的三连突然接到命令，去陆地上一个县执行农垦任务，那里有师部的一个农场，由各连轮调前往，时间一般两年。由于走得匆忙，我来不及向老乡们告别，到了农场后才分别写信告知。我也给汪胜利写了信，他也回了信，后来一忙也就没有联系了。 到了年底，忽然接到柱子的来信，说汪胜利复员了。“啥？”我吃了一惊，“怎么会？”我心里想，入伍才两年，这也太快了，除非干得太差，一般不会如此呀。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便摇长途电话，通过场部总机转师部、团部，再到连部，好不容易找到柱子。柱子与汪胜利是一个连的，在连部当通讯员，也是我们老乡。
“这是咋回事啊？”我问柱子，“他不是刚立过功吗？”
“啥功啊？”柱子说，“你别听他吹。”
“他人呢？”
“昨天就走了。”
“他入团了吗？”
“做梦吧，那是不可能的。”
长途电话线路不好，时断时续，有时也听不清楚。柱子说，电话里讲不清，以后见面再说吧。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半年后，我去团部送军务报告。我们连虽然调去农场，但建制仍属原来团，每年都要向团部送交军务报告。进岛后，我在团部见到了二蛋。二蛋大名郑军，也是五湖老乡，在团部开小车。晚上他来招待所看我，谈到汪胜利时悄悄向我透了底。“这家伙太倒霉了！”他对我说，本来他是有功的，但这毕竟是一次严重事故（弹药库进老鼠那还得了）。当时团里正在创优，师部评比已到了最后关键阶段。于是，团里悄悄按下了这件事，只是做了内部处理，五连连长、指导员分别记大过，同时要求各连加强管理。这事没有对外声张，严格保密。至于汪胜利，年底便让他走人了。
“这事胜利知道吗？”
“他咋会知道？”二蛋说，“我也是开车时听团长和人说起这事才听了一耳。”说到这里，他一再叮嘱我说，“这事千万别外传，我只告诉你一个。”
听了二蛋的话，我半晌无语，心里直为汪胜利抱屈。
不过，倒霉归倒霉，坏事有时也会变好事。复员军人的安置政策一般是哪里来哪里去，历来如此，不知啥原因，偏巧那一年省里政策有了变化，当年复员的军人一律安排就业。汪胜利本来是要回农村的，这一下走了大运，被安排进了一家国有单位——红星制药厂。他可高兴坏了，忙不迭地给部队各位老乡写信炫耀。他也给我写了信。信中说走运不如撞运，这样的好事千载难逢，打着灯笼也难找——这确是实情，在他复员后的第二年政策又恢复了老样子。很多老乡都羡慕死了，说这家伙祖坟冒青烟，撞了狗屎运。
汪胜利进了工厂，成了城里人，而且是正式职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当兵就是为了找出路，而除了提干还有啥比这更好的呢？汪胜利心满意足，开始鼓起理想的风帆，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在部队时家里替他说过一门亲，现在被他义无反顾地退掉了。“我要找个城里人，过双职工生活。”有一年我回来探亲时他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口气充满了优越感。那时，汪胜利确实比我们这些战友高出一等，因为城里人与农村人可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很多战友回来想见他一面，他都爱理不理，不过，对我还算高看一眼，因为我考上了军校，将来不出意外自然要提干，即便转业了也可留在城里，和他一样成为城里人。
然而，汪胜利找对象并不顺利。他是农村人，家里穷，在城里没房子，而且长相也不够好，除了黑瘦，眼睛凹，鼻子还偏大、偏歪。条件好的看不上他，条件差的他也看不上，就这么蹉跎了好几年。汪胜利表面不急，心里却上火。就在这当口，一个亲戚给他牵线了。那是一个肉联厂的姑娘，名叫沈菊妹，是五湖西乡大牯岭人，顶替父亲进厂，虽然家在农村，但毕竟是城市户口，又有正式工作，符合汪胜利“双职工”的基本规划。见了一面，双方表示认可。虽说那姑娘胖了一点，汪胜利事后曾对人说，但人家不挑他，他也没有理由挑别人。毕竟自己的条件在那儿，你想找仙女得有那个命啊！
之后雙方开始交往。让汪胜利满意的是，菊妹性格不错，事事顺着他。而且她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是那种桂花和青草混合的味道——别人不一定能闻到，因为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来往了几次，汪胜利手脚便不老实了。菊妹也由着他（当然也喜欢），只要不越过最后的底线。每次见面，他们大都躲在护城河的树林里缠绵，每当这时，汪胜利手和嘴都忙个不停，有时过分了，菊妹也不生气，只是咯咯笑着把他推开了。菊妹胖归胖，但摸上去手感很好。特别是那双奶子，肉乎乎的，特饱满。有一次喝醉了酒，汪胜利忍不住向别人吹嘘道：“将来有伢了，奶粉钱肯定是省了。”
他们的关系进展很快，万事俱备，只等菊妹爹妈进城来相看便可定下终身。这天，汪胜利正在厂里加班，电话来了。是菊妹，通知她爹娘明天来，让他做好准备。“好嘞，”汪胜利兴奋地说，“一切等我安排，包他们满意。”他喜不自禁，立即开始在心里盘算：先和菊妹一起去接站，打辆出租车，再找一家饭店，档次不能太差。就在离他住处不远有一家同庆楼，是老字号，菜不错，汪胜利吃过。酒是现成的，春节厂里发的好酒，他还没喝，正好拿出来。对了，不知她老爹抽不抽烟？抽的话就买一条中华，硬壳的便宜点，当然软壳的更冲气。“妈的，”转念一想，不就多几百元吗？第一次孝敬老丈人，索性多出点血……正想着，车间主任来宣布明天厂里加班，任何人不准请假。
汪胜利一听便急了。本来明天是周末，去接老丈人不成问题，他已答应菊妹，不好改口，便连忙去找主任说明情况。
主任老戚五十多岁，矮墩墩的，身体很结实。他脾气暴躁，驭下很严，遇到不顺心的事张口就骂人，车间里的人都怕他。此刻，他正在主任室做明天的加班计划，汪胜利来找他时，他头也不抬便说：“你少来这套！你小子我还不知道？就会偷奸耍滑，哪次不是屎屎尿尿的？就你事多！”
汪胜利一阵脸红，马上解释说这次是真有事，而且非常重要非去不可。但戚主任根本不信。过去汪胜利经常七屁八磨，每到加班就想尽办法逃避，加上平时上班也喜欢偷懒，溜班的次数也不少。戚主任对他的印象一直很糟糕，以为这次他又是故技重施，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好了，好了，别啰唆，”他不耐烦地一挥手，“去去去，我可没有闲工夫，不行就不行，哪怕说下大天来也没用！”他干巴利脆地结束了谈话，不留一点余地。汪胜利的脸苦瓜似的泛起青色。在他向外走时，戚主任又喊了一声：“站住！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明天你要敢不来，这个季度的奖金就别要了！” 这一招直接打在七寸上，汪胜利别的不怕就怕扣钱。戚主任治他的办法很简单，专找命门，说到做到，毫不留情。有一次汪胜利翘班被主任发现，二话没说，当月的奖金便泡了汤，这让他心痛了好久。
万般无奈之下，汪胜利只好硬起头皮给菊妹打电话说明情况，菊妹平时好说话，但这次事关重大，关乎她和二老的颜面，于是也撂了重话：“你看着办吧，来不来由你！”汪胜利左右为难了，便和菊妹商量能不能由她先去接站，他到班上点个卯，然后再溜出来，饭店的事由他安排。他还讨好说给二老买了好烟好酒。酒是十六年古井原浆，烟是软中华。听他这样说，菊妹也就答应了。
第二天，汪胜利早早去了厂里，身上穿着工作服，另外备了西装领带放在提包里，准备溜班后再换上。厂里的这批订单要得很紧，据说是支援亚非拉，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戚主任亲自盯班，车间里四处转悠。汪胜利好不容易抽了个空子，以上厕所为由，溜了出来。临走时他和白师傅打了个招呼。白师傅是班长，也是马头乡的人，他们村离黄滩只有三里路，平时与汪胜利关系不错，答应替他瞒着，但也讲明了如果瞒不住也别怪他。
汪胜利进了厕所，装模作样地尿了一下，然后直奔自行车棚。当他推出自行车，跨腿上去后才发现装西装的提包忘了带，只好停下回去拿。这一拿便误了事，都说细节决定成败，一点不假，等他取回提包重新骑上车，一抬头看见戚主任迎面走过来，想躲也来不及了。
“小狗？菖的汪胜利，”戚主任怒道，“你今天要敢跑，老子就开除你！”说着上去锁了他的自行车，把车钥匙一攥，塞进自己口袋。汪胜利苦苦哀求，全无用处。这下麻烦大了！他心里想，那时还没有手机，想联系菊妹也联系不上。
回到车间，他心烦意乱，心里愁死了。接下来便发生了那件事——这件事后来轰动一时，确切地说与汪胜利的鼻子有关——当然，如果汪胜利那天逃班成功，也就没有这回事了，起码与他无关，偏偏他没有逃成。
据事后调查，时间好像是在上午九点，也许是十点，总之就在这前后吧，汪胜利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味道就在他所在的一车间。一车间是密封的，外边的气味很难传进来。“啥味儿？”他使劲地嗅了嗅，又问白师傅闻到了没有。白师傅说没有啊。“你们呢？”他又问班上其他人，回答也是没有。确实，当时在场的没有任何人闻到，除了汪胜利。
这件事很快就被戚主任知道了，尽管他事后矢口否认，但事实是（据汪胜利所言），他正与白师傅和班上人讲这件事时，戚主任走了过来，看到他们交头接耳，便大声喝道：“你们干啥呢？这是上班时间！”戚主任沉着脸，表情有些不悦。白師傅连忙汇报说，汪胜利闻到了奇怪的气味。戚主任一愣，使劲吸了吸鼻子，但什么也没闻到，“你们闻到了吗？”
“没有。”
戚主任扭过头来看着汪胜利，“你闻到了？”
“是啊主任。”
“什么味儿？”
“说不出来。”
“是不是材料味？”
“不是，以前没有过。”
戚主任将信将疑，制药需要氨气和氢气，但这两种气体很容易就可以闻到。安全起见，他叫来安检员让他立即检查设备和仪表。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时戚主任已经回到主任室。“去，”他说，“把汪胜利叫来。”
不一会儿，汪胜利来了。
“汪胜利，你想干啥？”戚主任斜起眼睛说，话语中压着不小的怒气。
“我没干啥？”
“哼，”戚主任冷笑道，“你小子别给我耍滑头，我警告你不要生事！”
“我没生事……”
“哪来的气味？”
“这我哪晓得。”
戚主任勃然大怒，“好你个小狗？菖的，你存心捣乱是吗？”
“没啊……我真闻到了……”
“放屁！”戚主任一拍桌子，“你当你真是狗鼻子啊？别给老子耍聪明，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你才多大？就和老子玩心眼。告诉你吧，你翘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再敢惹事，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主任……”
“滚！”
戚主任一通臭骂，赶走了汪胜利。事后有人说，这事也赶巧了，如果那天不是汪胜利溜班，戚主任也不会发那么大的火，或许对他的话引起重视也未可知。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在戚主任看来，汪胜利这么做纯属不满故意捣蛋，况且他平时就谎话连篇，三句话中有两句不靠谱。总之，他的话没人相信。不仅是戚主任，就连白师傅和班上的人也都不信。
“算了吧，别闹了。”白师傅好心劝他。“我没闹，”汪胜利说，“我真闻到了。”众人听了都笑，说到底是狗鼻子，厉害啊。汪胜利又气又恨，说我是担心出事。“出啥事？”白师傅说，“不都检查过了吗？快干活！”可汪胜利仍然喋喋不休。大家也见怪不怪，因为他平时也是这样，死抬杠，从不认输。于是也都不理他，各自干起活来。
汪胜利感到无趣，心里更为菊妹的事七上八下，心想我咋这么倒霉呢？摊上了这事？他越想越窝囊，干活也提不起精神。中午开饭前，车间里的气味更浓了。汪胜利又说起了这事，可还是没人相信，因为一切很正常。汪胜利找到主任室报告情况，声称气味越来越浓了，肯定哪里出了问题。戚主任看他纠缠不休，以为他还在打逃班的主意，心里的火气又冒了上来。“汪胜利！”他说，“你小子没完了是吧？别以为我治不了你，再胡搅蛮缠，老子就停你的职！”汪胜利憋了一肚子气这时也火了，“停就停！有本事你现在就停！”戚主任吼道：“反了你！我还不晓得你的鬼主意？今天你要敢离开岗位一步，我就报告厂里开除你！”
两人正吵着，厂长来了。他是来检查生产进度的，身后跟着办公室主任，忙问这是咋了。这时有人过来拉走了汪胜利，戚主任说这家伙不老实，想逃班被我抓住了便无理取闹，胡诌八扯散布谣言。“啥谣言？”厂长问道。戚主任便说了缘由，厂长倒是很警惕：“气味？啥气味？”
“谁知道呢？别人都没闻到。” “以前有过吗？”
“没有。”
“查过了吗？”
“查了，都正常。”
厂长点点头，让戚主任再查查，又说小心无大错，安全生产马虎不得，更不可掉以轻心。戚主任连声说好，又派人去查。厂长接着坐下来，开始了解生产进度，之后又提出具体要求。这时，派去检查的人回来了，报告说没有发现问题。厂长松了一口气，临走时说：“他叫什么？”
“汪胜利。”老戚说。
“就是那个狗鼻子。”办公室主任插话道。
厂长新来不久，是轻工局派下来的。他没听说过汪胜利的传闻，也不感兴趣。老戚补充说：“这家伙贼得很，今天他要请假，我没准，他就给我来这套！”
“那还成？”厂长说，“这种人要好好教育。我们要提倡好的厂风，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更不能让刁滑的人占便宜。”
下午终于过去了。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汪胜利连晚饭也没吃，便忙不迭地跳上自行车去找菊妹。他心里火烧火燎的，生怕菊妹不肯原谅他，尤其是得罪了二老，后果严重，更让他忐忑不安。他心里发急，想蹬快点，可越急腿上越使不上劲。
渐渐地，身上开始发冷发软，头也一阵阵发沉。其实，这种感觉下午当班时就有了，伴随着咽痛、干咳、流泪，像是感冒，他也没当回事。汪胜利身体不错，平时有个头疼脑热，扛一扛就过去了，从不吃药。可这会儿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胸口发闷，呼吸也短促起来，嗓子里阵阵冒火。他不得不停下车，在路边买了一瓶矿泉水（要在平时他可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喝了几口，借机喘口气。这时天光已经暗了，路灯陆续亮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汪胜利定了定神，然后重新跨上车。又骑了一段，越发感到气力不支，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天气很冷，但他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了。难道真病了？他心里想着，兴许是急的？可现在顾不上这些了，他咬着牙继续蹬车。
前边到了状元桥，这里有一个上坡。坡并不大，平时他骑车到这里猛蹬几脚便上去了，下桥不远便到了菊妹的住处，可此刻他实在蹬不动了，直感到浑身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不得不中途下了车，勉强把车推上桥。到了桥上，他不停地喘气，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然后重新跨上车，正想顺坡滑行下去，忽感天旋地转，随之一阵虚脱山一样扑面压下来，他眼前一黑，便连人带车飞了出去……
汪胜利醒来时，已经躺在市中医院的病床上。他的胳膊摔断了，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最严重的是头撞在桥栏上造成了重度脑震荡。医生给他进行紧急处理。从外伤角度看，他的伤情不难控制。可入院以后，他的心率在急剧下降，人也昏迷不醒。医院紧急会诊，但找不到病因，只得送進重症监护室，采取吸氧、打强心针等对症办法暂时缓解症状。到了第二天，他的病情继续加重，甚至一度出现弥留状态。直到傍晚，有人找到他，他才脱离了危险。
来找他的人是市应急指挥部的成员，他们在排查人员名单，找到了汪胜利。据说他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
原来在汪胜利昏迷不醒期间，市人民医院急诊室早已人满为患。据急诊科的医生回忆，求诊者在晚上六七点时开始出现，此后人数逐步增加，密集拥来。患者主要有咳嗽、咽痛、胸闷、流泪、淌清涕等症状。已是冬季，正是流感发作期间，这种情况起先并未引起重视。医生只是按一般感冒施治，轻者开了药让他们回去休息，重者留下输液。后来求诊者越来越多，打吊液的挤满了急诊室，就连走廊和大厅也一个挨一个全是人。急诊科不得不向医务处求援，请求增派人手。一时间，整个急诊室人来人往，乱作一团。令人不安的还不只是患者人数众多，而是治疗毫无效果。几个小时后，不少患者的病情开始加重，有的出现肺部感染，几个年纪大的竟陷入昏迷。当天夜里，病情恶化的患者越来越多，其中一人因肺部积水抢救无效去世。一部分先前开了药回家的患者这时被重新送到医院，他们的病情均有不同程度的加重。这引起了医院领导的重视。第二天一早，各科专家被紧急召来会诊，可这种奇怪的病症谁也没有见过，究竟如何施治，一时束手无策。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有人提出了这个看法，主张立即向上报告。
省卫生厅接到报告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出专家小组。当天中午，专家小组便赶到五湖市。这时市一医院的专家有了新发现，即所有患者无一例外来自红星制药厂，而且患者具有明显的中毒症状。应急小组赶到后，在当地专家的配合下，进一步调查，很快查明罪魁祸首是泄漏的三光气。三光气是一种固体光气，无色无味（只有轻微的类似光气的气味，人的嗅觉几乎无法分辨），通过光、热或试剂引发氯化反应，是生产抗生素等药品的辅助材料。查明了原因，市政府立即成立了应急指挥部。第一步首先是切断毒气来源，第二步是全力抢救中毒人员。
从患者的情况看，一车间是光气泄漏的源头所在，所以人员中毒情况较为严重;其他车间由于远离源头，只是被不同程度地波及，中毒情况较轻。三光气中毒虽然没有特效药，但可根据病情对症缓解。应急指挥部要求对重度患者集中就治，轻微患者则视情况采取住院和居家相结合的方法施治，对红星厂当天所有上班人员必须逐一排查，不漏一人。
这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一些当晚没有去医院的患者陆续被找到送往医院，有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但及时救了回来，只有一人，找到时已停止了呼吸。那人也是一车间的，当晚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老家了，只有他一人在家。人们撬开门时发现他已停止呼吸，倒在离门一步之遥的地方，手还在向前伸着。在他的床头，人们看到了一些感冒药品，他可能误以为感冒了，自己买了药没去医院，才造成了悲剧。
到了第二天傍晚，一车间大部分人找到了，就差汪胜利一人了。住处没有人（他与人合租一间房，同屋者说他那晚没回来），老家也没有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应急指挥部找到戚主任。他正躺在医院里打吊瓶，胸部严重感染，说话有气无力。据他回忆，汪胜利那天找他请假说要去接老丈人。当时他未准，还扣了汪胜利的车，下班后才把钥匙还给汪胜利，估计汪胜利是去了他对象那里。至于汪胜利的对象姓甚名谁，在哪里上班，住在哪里，他并不清楚，因为汪胜利没有说，他也没有问。 不过，好在汪胜利和白师傅说过这事。应急指挥部辗转找去，先是找到菊妹，菊妹说汪胜利没来，她正为这事生气哩。经过一番周折，指挥部终于打听到在事发当晚，状元桥上曾摔伤一人，被路过的民警送往附近的中医院。经菊妹辨认，那辆摔坏的自行车正是汪胜利的。
汪胜利找到了，经过对症治疗，病情很快缓解。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摔倒造成脑部受伤，损坏了嗅觉神经，嗅觉大打折扣。有一次家里的饭烧煳了，他也没有闻到，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他曾想过告厂里，后来又放弃了这个打算。据说是菊妹不让他告，她说你告了将来在厂里还咋混？汪胜利在事情过去第二年，与菊妹结了婚。有一次我回去探亲，他对我说起这事，还说厂长找他谈过话，要他以大局为重。他们所说的大局就是要汪胜利保持沉默，因为那次事故是由三光气瓶质量不过关造成的，厂里只负次要责任，局里和市里的责任也不大，所有的损失均由三光气生产单位负责。厂长在事件中也出现了症状，但十分轻微，吃了一点药很快就恢复了。他对汪胜利说：“其实我也无所谓，大不了撤职，可你想过这会把工厂搞垮吗？”据说那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不低，至少好几百万元。“如果把厂子搞垮了，这对你有啥好处？你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衰，为了工厂、为了大家，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厂长语重心长，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把汪胜利说服了。“忘了吧，都过去了，就当从没发生过，一切向前看。”临走时，厂长紧紧握着汪胜利的手，甚至动了感情。当然，厂里也说话算话，承诺对受害人员的补偿也全部到位，据说补偿的金额相当丰厚。
这事发生几年后，红星厂进行了国企改革，转为民营，原来的厂长联合几个厂干部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了工厂，转而搞房地产开发。工人们被买断，纷纷下岗。那之后，据说汪胜利南下东莞（一说是深圳）打工去了，我们便断了联系。
又过了几年，我转业回五湖，在报社工作。有一天，市里开会，有人请客吃饭，不知怎么谈起当年的事故，在座的一个市领导，当年在卫生局任职，参与了应急指挥部工作，自认为最有发言权。他说关于汪胜利的事全是瞎扯，压根不可信。因为有人反映过这事，应急指挥部还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根本无法证实。当事人均已否认。慎重起見，他们还对汪胜利的嗅觉进行了测试。
“你们猜怎么着？”那个领导说。
“怎么着？”大家都充满好奇。
“他的嗅觉只有三级，”那个领导伸出三个指头晃了晃，“正常人是十级，差着一大截哩！”说到这里，他一撇嘴巴，用权威的口气概括道，“你们说这话能信吗？全是瞎扯！”
饭桌上一片笑声，只有我笑不出来，心里泛起一股难言的苦涩。
原刊责编 俞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