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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郭刚堂坐在《环球人物》记者对面，谈到了余华在《活着》序言中的这句话。这对他影响很深，24年的漫漫寻子之路，让他有了这样的理解：“活着，是一种精神，毕竟那也是希望，我们是抱着希望去活，而不是抱着血淋淋的事实过日子。”
2021年7月11日，经过警方持续努力，郭刚堂终于和儿子拥抱在了一起。几年前，以他的事件为原型的电影《失孤》上映，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這位踏遍天涯寻子的父亲。20多年里，他骑着摩托车跑遍了除新疆和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市），而当他真的即将迎来与儿子的团圆时，内心却是格外平静的。
“警方问我，老郭，你这么多年帮人找到了多少孩子？”郭刚堂一听这句话就反问：“我的儿子在哪里？”多年的寻子经验让他对相关话题异常敏感，已经成为一种融入生活的潜意识。“就在今天中午，我在路上开车困了，停在路边睡了一会儿。闭上眼还是会将几个怀疑对象过一遍，哪个更像？吻合度更高？”他还在比对、质疑，还是没有走出过去那段痛苦但熟悉的人生。
郭刚堂曾说：只有在路上，我才是一名父亲。如今，走出深渊的他决定继续从事防拐打拐工作，拉那些仍在深渊里的人上岸。郭刚堂，依然想用自身的微光，照亮失散人群“回家的路”。
绝望与希望
24年的寻子生涯，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故事。
1997年9月21日下午6时，回到家的郭刚堂得知儿子被人贩子抱走了。后来，他开始了天涯寻子的漂泊，经历了重重磨难，电影《失孤》还原了他的很多真实经历，比如遭到抱养家庭的殴打，在路上遭遇车祸。
“一开始是抱怨，然后是愤恨，后来是偏激。”寻子过程中，郭刚堂结识了不少与他有相同经历的父母，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变化，他自己也不例外。但这种心态是反复的，也是矛盾的。“在孩子刚丢的那几年，我同时发了5封公开信，分别写给孩子、养父母、人贩子、诈骗贩子和社会群众，信中的语气，无一例外，都是乞求。”郭刚堂说，这其实也是失孤群体的普遍心态，当自身已经绝望和无助，只能寄希望于外界，“不论是谁，我那时候都希望他们能良心发现”。
当郭刚堂被媒体广泛报道，特别是《失孤》电影上映后，每年都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失孤父母来找他。前段时间，有个四川妈妈来找他，“她对我抱怨世界上没有好人，我就问她：那个在你下车后给你资助的小姑娘，还有得知你经历后免单的饭店老板，他们是不是好人？她说：他们除外。”然后郭刚堂又给她举了很多例子，让这位母亲无话可说。
还有更糟的情况。郭刚堂见过一位失孤妈妈，在儿子丢失的第十五年，她的丈夫自杀了。“又过了11年，儿子找到了，还带来漂亮的儿媳和孙子”，但重聚越美好，妈妈就越绝望，“儿子回来了，却一辈子没了父亲。” 这种团圆甚至比最初的失散更让人痛苦。
24年来，郭刚堂看到这个群体缺少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希望。郭刚堂也曾如此，直到他接触了失独群体。“在上海星星港（为全国丧子家庭或个人提供关爱的公益组织），不少人这样对我说：郭刚堂，不管孩子在哪里，你还有个希望，但你看我们，没有任何希望了。” 听到这些，郭刚堂痛彻心扉，也幡然醒悟。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子也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记者问。“从上路时，我就对自己说，要把命牢牢的攥在自己手里。”郭刚堂说。
为了将自己的希望情绪传递给失孤群体，他经常会劝颓废的夫妻再生个孩子，“一边重燃希望，一边继续寻找，最起码像一个家”。在全国各地奔波的路上，还有另一些人给了他希望，比如电影中制止他在高速公路行驶，并偷偷在地图里塞了200元钱的交警。“24年来，即便晚上在穷乡僻壤的地方骑车，也没出现过问题。我到了任何一个村，都没有陌生人对我有恶意，没有人抢我的车和钱，我看到中国人是善良的。”
不过，现实是残酷而艰难的。有次在大别山，郭刚堂摔倒在大雨倾盆的路上，旁边就是悬崖。那是他最难的一段时光，“如果往前迈一步，就真的解脱了”。恍惚间，他看到摩托车挂着的寻子照，儿子正盯着他，仿佛在说：“爸爸，我不是在和你一起淋雨吗？”冥冥之中，希望又回来了，“从我和儿子失散的那天起，就一直觉得我们之间就差一层纸，我抓不住他，看不到他，但他就在纸的另一面。”
乐观与感恩
2013年春节，《失孤》导演彭三源来到郭刚堂家里。看到屋里窗户漏风、供暖不足，彭三源对他说：“你要弄个暖气片，把玻璃换了，贴上窗花，无论怎样也要红红火火过个年！”郭刚堂不解，彭三源接着说：“每天早晨，都要对镜子笑一笑，不管经历了什么都要这样做。”彭三源学心理学出身，在此前的半年时间里，她发现郭刚堂总是皱着眉头，于是这样建议他。“这样尝试了半年，我真的快乐不少。”郭刚堂说。
还有一位刑警，主动找郭刚堂重新梳理案件。他送给郭刚堂4个字：善待自己。“他劝我不要骑着摩托车到处跑了，要对家人、对失散的儿子负责，万一哪天死在路上，怎么办？这样的寻找有意义吗？”
“当不幸发生，第一要报案，第二要全力配合职能部门，第三要及时止损，把家里要安顿好，否则接下来就倒霉连连。”郭刚堂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到第三点，“最难的还有第四点，长期坚守”。
郭刚堂不光坚守下来，还决定在重逢后从事公益事业，继续坚守。多年来，他也见过失散家庭重聚后迅速失联的，“寻亲并不是人生的正常状态，他们想尽可能地回归正常生活，也无可厚非，这是正常人性”。
失孤群体在社交上也有局限。“如果总和朋友谈这些话题，开始还会被包容，到后来就是对朋友的不公平，为什么要别人一起沉浸在这种压抑情绪中呢？”所以，从苦难中走来的郭刚堂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去帮助“曾经的自己”，因为他理解他们的全部感受。
理解与选择
有段时间，郭刚堂曾伪装成小贩，到一些新闻中曝出的、存在收养孩子的可疑地点卖水果。他热情地和乡亲们聊天，但格外注意一些“年纪大、健谈、心里不装事”的人，“聊得时间长了，我就会夸他两句，聊家常”。慢慢地，郭刚堂便会说：“人这一辈子，就是有了儿子、没得孙子，我们村就有抱养孙子的。”这时这些人就会无意中说出：“我们村也有抱来的。”
利用这些方法，郭刚堂找到不少失散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却杳无音信。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郭刚堂，他们就把自己孩子的信息给他，“但我最多只能记20个，再多就记不过来了”。后来，郭刚堂意识到，这很像大海里捞鱼，“一个人只有一根鱼竿，扔到海里最多有三四个鱼钩”。于是他想到了网络。
2012年，郭刚堂创办天涯寻亲网，帮助全国失孤群体发布信息。“以前我会无意中找到别人的孩子，如果别人都像我这样找，我的孩子就可能被找到。”
郭刚堂特别强调互助精神。因为他相信，仅靠单方面努力很难成功。他制作了“天下无拐”亲子防拐知识绘本，封面是一张“小手拉大手”，“为什么不是大手拉小手？就是强调孩子的自主意识。”
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是郭刚堂的特点之一，也是他自身厉行的原则。重逢时，儿子已经是成年人，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社交圈，所以郭刚堂说要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不给他造成二次伤害。“但每个失孤家庭情况不同，特别是有的孩子还未成年，所以思考角度和最终选择可能和我不同，但我相信这些考虑和选择都是为了给孩子最多的理解、包容和关爱。”
“有人要求严惩买方，但往往在现实中这种惩办有可能适得其反，加大寻亲难度。”惩罚无法抹去他曾经的痛苦，而宽容却可能解决现实问题。他的这个态度收获了不少信任。一些养父母找到他，称愿意提供孩子的头发、指甲、烟头等可以提取DNA的物品，供他比对。深谙各方心理的郭刚堂，正在做一个天涯寻亲APP，不光有失散孩子，还包括老人、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他希望利用网络，帮助更多家庭。
24年，已是人生的一大段。让“失散”的情感完全回归，已做不到了。寻亲路上，郭刚堂经常寄宿寺庙。有次一个法师问他：即便孩子找到了，但这么多年的光阴，还能找得回来吗？郭刚堂醒悟：光阴易逝，来者可追。重逢以来，他从来没看过儿子成长的照片，他不想把那段时间补上，因为那是不属于他的光阴。但是他想珍惜余下的光阴，过好同儿子未来相处的每一天。这是一条新的路，也是真正“回家的路”。
郭刚堂
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主角“雷泽宽”的原型。1997年，他两岁的儿子不幸被人贩子抱走，从此他开始跑遍全国，天涯尋亲。2021年7月11日，他终于和儿子相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