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上海县人，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作为历史人物，能载入史册的有三个身份：名臣、科学家、天主教徒。每一个身份都可以独立成册。
　　“独立”的史册造成我们割裂的目光，对有三个ID的徐光启难有3D般的立体印象。因为有的身份被遮蔽、有的身份被彰显。
　　教徒身份是历代史家的难题
　　位于上海市徐家汇的徐光启墓前的石坊上，有对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算是对徐光启的盖棺定论。但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并无着墨。
　　态度全在石坊后竖起的大十字架上，它的存废像一根矗在墓前的官方态度的晴雨表。
　　1903年，江南天主教会为纪念徐光启受洗300周年，在其墓前另建大理石十字架一座。这是目前所能追溯到的徐光启墓的最早形制。2003年，重修徐光启墓即循此例。
　　当时，有不少的群众提意见，“修个墓就可以了，你们用政府的钱，怎么可以去修十字架呢？”上海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宋浩杰的解释是：“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作为“中国天主教开教三大柱石（另二人是李之藻、杨廷筠，均为明朝官员）”之一，天主教徒或应是徐光启的第一顺位身份。
　　“群众的意见”多少说明其教徒身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忌讳。这种敏感不是一朝一代的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明或暗、闪烁其词。其教徒身份不会为官至一品的大学士带来荣誉，而是一个让各朝撰著者纠结的符号。
　　与徐光启同时代人，也对他的信仰选择看法不一。
　　东林党首领之一邹元标肯定天主教，认为“与吾国圣人语不异”，甚至说天主教教理比“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文学家沈德符特别赞许利玛窦（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性好施，能缓急人”的品格，但对他那套教理“不谓然亦不以为忤”；而徐光启的恩师焦告则指责徐追随了一个“外来的信条”。
　　徐光启本人亦不隐藏信仰，并且传教，还曾上疏护教。父亲徐思诚、妻子吴氏、儿子徐骥、儿媳顾氏和所育的五子四女，都是虔诚的教徒。徐光启又通过婚姻将天主教义带到了其他家族。比如，徐光启通过夫人吴氏和自己的姐姐，使岳父吴小溪、姐夫陈绍统、外甥陈于阶等都信了教。
　　明清更替，官修的《明史》和私修的《国榷》都回避了他的教徒身份。
　　民国时期，徐光启逝世300周年之际（1933~1935年）出现了一次整理徐著的高潮，其宗教著作得到前所未有的整理，传记也增加了与天主教有关的内容。
　　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拨款对墓地修整，重建了十字架基台。
　　1962年，徐光启400周年诞辰，这一年，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徐光启的文章有三四十篇，但大多只谈其科学成就。如王重民新编的《徐光启集》和《徐光启手迹》，均剔除了他认为有“宗教渲染”之嫌，“假托”徐光启之名的文章。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重修光启公园，并召开了盛况空前的“徐光启学术研究研讨会”。
　　进入新世纪后，纪念活动进入了史上最密集、也最开放的时期。2007年，上海徐汇区文化局借《几何原本》翻译（欧几里得著，徐光启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前6卷）出版40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了规模更大的学术研讨会。有媒体如此评价该研讨会：“借学者的嘴巴，公开承认徐光启是一位天主教徒。”
　　2012年5月10日，在纪念徐光启450周年诞辰“徐光启与近代中国”讨论会上，本刊记者注意到，每位发言者都提及了徐光启的宗教背景。
　　一个儒家士大夫为什么信耶稣
　　
　　在一个士大夫如何走向奉教之路的问题上，一个普遍说法是徐光启为了与传教士“零距离”接触，以便更好地学科学。
　　实非简单如斯。在徐光启看来，传教士所带来的天主教与科技知识是他所崇尚之“天学”的一体两面，层次上有道术之分，而本质上是一套完整体系，须一体引进。
　　徐光启深陷其中的，是生死这个大问题，他迫切需要解决死后的归属问题，尤其是在1598年会试不第之后。徐光启直指人生的终极。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桩不是闲事？
　　徐光启曾经从儒释道中探寻答案，均无所获。
　　1600年，他北上京师应进士试路过南京，特地去拜会利玛窦。徐光启向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传教士请教人生大事。传教士向士大夫灌输了灵魂不死、死后审判等宗教观念，并将“常念死候”视为人生之最急事。
　　年届不惑（39岁）的徐光启豁然了。
　　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领洗入教，教名“保禄”。次年，中进士。
　　这个骇俗的举动不是心血来潮，从1595年在韶州获晤传教士郭居静至1600年面见利玛窦，再至1603年由罗如望施洗入教，历8年，其间经过了深刻的思考。
　　除了对“生死”这一个体救赎问题的关怀，徐光启对“死后”很关心，更苦心于“拯救尘世”的答案，这个“尘世”即是明末。
　　徐光启认为耶教教义与他心目中地位崇高的正统儒家精神多有相合之处。这既与传教士的儒化（为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利玛窦等西方早期的传教士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寻找与天主教的接合点）有关，又与时代提出的命题相关。
　　徐光启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朝，大体上是历史家们所说的晚明时期。
　　这是黄宗羲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农民起义、城市民变等事件不断冲击着王朝的根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理学——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已经走入末途，满足不了维系一个官僚大帝国的统治需要；党争使官员们愈来愈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贪污敛财、结党营私上去。
　　徐光启在激荡中苦苦索解，他力主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不屑空谈性理。尽管这一思潮在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等还要再过二三十年才登上舞台，但科技领域已有人捷足先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集中出现，而徐光启也是晚明实学思潮涌托出的杰出人物之一。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打的旗号是恢复古希腊文化一样，很多晚明士人对现实的批判也都有意识地与复兴先秦的正统儒学相结合。
　　万历年代虽然政治不好，但是在思想文化上是个了不起的年代，学者有独立思考和思想的自由，历史上称为“万历的一代”。徐光启郑重地向万历推荐他所信奉的天主教教义，并打保票“事天之学补益王化”。他将God译为皇家祭祀里一直使用的“上帝”一词，以便在这里找到天（主教）、儒同构的焦点。
　　儒家理念、复古思绪、近代科学精神、基督文明，这些异质文化要素统一在徐光启身上，形成了其人格的巨大张力。研究者就此发明了一个词叫“儒家天主教徒”。
　　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身后由朝廷追封加谥，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超前而寂寞
　　徐光启的生命历程，在科举道路上走了22年，与传教士相处的时间长达38年。受洗是徐光启人生的分水岭，之前，他一直在乡间教书，兼事农耕治水，垂20年，实为一乡间农耕儒者；之后，考中进士、入仕、科研实践、过宗教生活。
　　教徒身份既规约着为官的徐光启，又助力作为科学家的徐光启。
　　比如，他不收礼受贿，以免陷入良心上的危险。入教唯一让他苦闷的是不能纳妾，而他只有一个儿子。
　　他在上海徐家汇自家的田地上建立试验园，从福建引种甘薯；又在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历史上第一个农业试验园，将南方的水稻在天津引种成功，棉花选种、栽培、收获、纺织成为体系都是由此开始的，被称为河北省第一个Academy的雏型——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建立的试验园就称为Academy。
　　他最大胆的设想，是官方主持设立“特区”，正式给基督教一定发展空间，观察其对市井小民风俗礼教的作用。对此，万历皇帝批复“知道了”三个字，没有批准实施。
　　徐光启试图将逻辑的精神植入中国传统文化里，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即是一次伟大的努力。1607年的徐、利译本是该书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第一个东方译本。徐光启没有把“点、线、面、体”译成“粒、棍、饼、块”。俄罗斯、瑞典、丹麦、波兰等文字的译本分别出现于1739、1744、1745和1817年。
　　徐光启坚信他译的《几何原理》“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他太乐观了，实际用了250年。
　　为了帮助明王朝抵御清军，徐光启从澳门招募葡兵、引进火炮，大规模引入西洋火器的行动激起了明王朝内部新旧观念的激烈斗争，计划半途而废。
　　徐光启参与编制的《崇祯历法》也未及启用，后被汤若望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帝。
　　站在今天打量，徐光启就像一柄单刀的前锋，突围到了时代的最前沿，猛回头，超前而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