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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先生给出的“新诗发展中的‘变’与‘常”’是个高水平的学术话题，它最后也许不能像命题者所理想的那样，解决如何将汉语诗歌的传统之常付诸现代性转换的变异这样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性问题，但将新诗发展现象中的某种价值思考甚至这些现象的合法性问题纳人这种“常”与“变”的逻辑关系中进行审视，倒也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