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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正在柏林攻读博士学位的朱维毅，对公园中的德国老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只要当时80岁左右的德国老头，差不多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朱维毅想知道，对那段历史，这些老人会不会对一个中国人坦诚相告？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党卫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然而这支部队在战后却很少被人提及，何故？德国朋友告诉朱维毅，让未成年人去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送死，这是一个民族太深的耻辱，就连习惯于客观写史的德国人也难以面对。
除了党卫军少年师之外，更多的德国少年在战争后期被征召入伍，用于补充本土的空防作战。朱维毅的寻访就是从这样一位当年的德国少年开始的。
朱维毅读博的导师是克拉茨教授，在采矿破坏学领域，他是国际顶尖的学者。朱维毅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大名，当初赴德师从克拉茨教授，实是慕名而来。读博期间，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好。有一次，朱维毅在阅读克拉茨当年的博士论文时，看到了最后一页上的教授简历：“1927年9月4日出生于柏林……1943年6月-1945年4月：在国防军服役；1945年4月-1946年6月：在美军的战俘营……”计算之下，朱维毅发现，克拉茨教授参军时的年龄是15岁零9个月，完完全全就是个孩子兵。朱维毅记住了这一点。
几年之后，已经毕业的朱维毅重返柏林大学，在当初他作博士论文答辩的采矿冶金楼10层，约访自己的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时不同，问与答的对象调了个儿。在朱维毅寻访的所有德国老兵中，克拉茨教授是最熟悉的人。但是他的讲述，让他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朱维毅的眼前，渐渐浮现出导师年轻时的模样……
孩子兵的回忆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德军前线的兵力严重不足，德国本土的防空部队被大批调往苏联战场，留下的位置只能由中学生填补。1943年6月，克拉茨他们全年级（都是1927年出生的，时年16岁左右）一锅端，全部被召入伍，然后被送到柏林城北泰格尔地区的高炮部队参战。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他们不是军人，只算是“军事助手”。当时这样的人一共征召了10万。他们的军服上除了空军的黑鹰标记外，还印有“LH”字样，即“空防助手”（Luftwaffenhelfer）的缩写。但孩子们暗地里都把它称为“最后的希望”（Letzte Hoffnung）。他们得到的承诺是，“只在我们的家乡城市参战”。
柏林遭受盟军的空袭是从1940年9月开始的，以后空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起初一次只有30至50架盟军的飞机参与轰炸，最后增加到一次来上千架飞机”。克拉茨他们驻防的泰格尔区有一个大湖，它在夜间的反光是英国轰炸机寻找柏林的重要参照，所以设在那里的高炮阵地重要而危险。“在我们参战前三个月，这里曾有沙道夫中学的十多个‘空防助手’一起被一颗巨型炸弹炸死。”
在极度恐惧中，克拉茨们还要作战。而此时在德国半官方的航空杂志上，学生兵参战的意义曾被这样描述：“通过接触防空武器和技术，学生们知道了工程师、飞行员和自然科学家所要解决的是多么美好和重要的课题，一些学生因此重新定位自己的前途。由此产生的职业定向给人们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因耽误课程和晚进入大学带来的损失多得多。”
1945年4月，哈勒战役之后，克拉茨接到了他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道命令，放弃战斗自行解散。他们成了美军的俘虏。克拉茨说：“在他们的持枪监视下，我们用双手高举自己的武器走过去，把武器、钢盔和全部行李都按指定地点放下，然后空手去战俘队伍集中。我在缴械时留了个心眼，把布军帽塞在了裤兜里没有上缴。这顶带帽檐的布军帽在我后来的露天战俘营生活中起到了遮阳挡雨的作用，很让其他人羡慕。”
朱维毅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疑问——1990年德国统一后，克拉茨教授从家里带来一包库存日用品分给同事们，朱维毅分得了两包烟丝。教授并不抽烟，何以分发烟丝？
这一次，他将这个疑问提出，克拉茨教授道出了缘由。
1948年，苏联曾封锁西柏林通往西德的全部水陆交通长达11个月，迫使西柏林全城的生活物资供应全部依靠盟军的飞机空运来解决。当地人被饿怕了，更担心一旦冷战转为热战时，“孤岛”西柏林会首当其冲，所以很多人养成了储备物资以应不时之需的习惯。教授虽不抽烟，但也为了必要时他人的需要而储备了一些烟丝。“对我而言，战争已经印刻在心里。我体会过国家将要倾塌，命运将要交给别人安排时的感觉。在无法具有安全感的冷战时期，我始终有战火在某一天要再次降临的担忧。这种感觉直到德国统一以后才开始减弱。所以在此之前我一直保持着储备应急用品的习惯。”
艰难的开始
采访克拉茨教授之后，朱维毅决定大规模地寻访老兵。时为1990年代末，仍然在世的德国老兵的人数还不算少，在超市里、公园中、马路边都能看到他们。不用猜，只要是80岁左右的老头差不多都是。
一开始却并非一帆风顺。朱维毅说：“随便聊聊可以，但正式采访和随便聊天不同，对方会有心理上的压力，甚至是心理障碍。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思想交流本来就不容易深入，放在老人身上就更是这样了。你要挖掘他的‘二战’经历，他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你我有什么交情让我给你讲自己的私人经历；第二反应是‘为什么？’——你一个学工科的中国人，既不搞文学也不搞历史，为什么要关心德国人打仗时的那点事儿？第三个反应是‘干什么？’——采访之后你是要写文章还是写书？你会怎么写我？写出来用在什么地方？”
这些反应，朱维毅都能理解。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名老兵。在朱维毅很小的时候，曾是新四军敌工部军人的父亲就开始给他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了解自己的父亲，“如果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中国找到我父亲，让他说说当新四军时抗战的故事，我父亲也会有‘凭什么’‘为什么’‘干什么’这一系列的顾虑，多半也不会配合他的采访。” 面对困难，朱维毅决定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
想要在德国做一件事，查找相关的信息源是不难做到的。想寻找有战俘经历的人，只需去图书馆找一本这方面的大书，马上就能在查到一连串的与战俘事务有关的机构、组织和研究部门。在德国，凡是对外的单位，其联系方式都是公开的。
朱维毅找了一大堆相关的地址，有军史研究单位的，有战争遗留事务处理机构的，有反纳粹抵抗组织基金会的，还有各种老兵协会的。然后分别给它们去信，做自我介绍，说明写作意图，提出介绍采访对象的请求……信发出了一批又一批，最终寸功未建。那时德国还不流行使用电子邮件，收到回信的形式多为传真和信件，下班回家时他经常能收到一堆信件，看到桌子上传真机吐出的信件连成长长的纸带一直拖到地上——全部是婉言拒绝。
德国人在通信上有个好习惯，只要接收到的信不是群发的盲信，一般都要给一个答复。朱维毅收到的回信有两种类型，或者是表示爱莫能助，或者是推荐一个其他组织的地址让他去碰运气。有两次朱维毅都遭遇了“推诿大循环”：张三介绍李四，李四介绍王五，王五又介绍了张三。唯一例外的情况出现在一个空军老兵协会。那个老会长是一个空军的上校，已经90多岁了，他委托助手回了一封信，说他正住医院，出院后他很愿意在协会里找几个肯和朱维毅对话的老兵，让他等消息。结果朱维毅等来的却是这个会长在医院病逝的消息。
朱维毅尝试了各种方法，找熟人、贴广告，但都没有丝毫效果。这件事似乎就要夭折，但他没有想过放弃。
有一天，朱维毅约德国朋友迪尔克一起喝啤酒。迪尔克是一个异常聪明和热情的中国通，在德国人里属于那种罕见的既灵活又严谨的人，他会用中文说“随便你吧”，也会很德国地说“让我想想”。两杯啤酒下肚后，迪尔克说：“我给你指一条生路吧。要想找到愿意接受你采访的老兵，你得找到让老兵们信得过的介绍人！”
朱维毅对此颇为感叹，“突破一个难关有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念头”。一向很仗义的迪尔克没有停留在提出创意上，他马上用手机给他在北威州花山市的老父亲布置了一个任务：调查当地是否有“二战”老兵愿意接受一个中国博士的采访。
迪尔克的父亲是花山市的离职老市长，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手上有一大把老兵朋友。于是就有了朱维毅的花山之行，有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座谈会：一个纯民间的，由一对德国夫妇组织，一个中国人主导，八个德国老兵参加的“二战”历史回顾会……
就这样，朱维毅的寻访正式上路了。作为工科出身的学者，朱维毅说，自己有一些特殊的优势——中国人重官位，德国人重学位，他们认为官位是一时的，学位是一世的。在交往中，当朱维毅把一个印有博士头衔的名片递过去，就会被人另眼看待。非学者身份的老兵一般都比较重视和他的会面，有学者身份的老兵和他就更容易相互理解。
十多年来，朱维毅总共和多少老人聊过“二战”已无从统计，正式接受过他采访的人大约在四五十人。素材多了以后，他开始“挑肥拣瘦”，有些人的信息最后没有进入他的记录，比如说有个老兵入伍后在挪威的海岸守了三年高射机枪，一天仗也没打过，每天就是望着蓝天白云想家。
铁丝网的记忆
最初决定做德国老兵口述史时，朱维毅的动力主要是求知欲。但做着做着，另一种感觉不知不觉浮现出来。对这种微妙的感觉，他如此描述：“当老兵拿出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拍摄的照片，他爷爷在俾斯麦执政时期使用过的小学课本时，你感觉被带进了久远的过去；当老兵讲述自己在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经历时，你会产生触摸半个多世纪德国历史的感受；而当你接触老兵的儿孙和重孙时，你又被带回德国的当代，联想到它的未来。你的收获不再局限于了解某一段历史，而在于一种贯穿几代人的历史行走，在于体会一个民族的气质的变化过程，你由此会明白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有别于其他国家。”
朱维毅觉得，这种历史感有助于人们超越地域和自身利益去思考一些更深更远的问题，比如说美军在莱茵河畔设置露天战俘营安排德军战俘的历史。
多数人只知道这件事，却很少了解其中的细节，于是发生在1945年的那段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虐俘的事实就要从历史视界中淡出了。朱维毅从采访中得知这件事后，决定去寻找那些细节。先查大致的脉络，然后查当事人回忆、第三方记者的调查。终于，在与多个老兵的访谈中，他一步步地接近了那些细节。
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带有明显的“西贵东贱”的特征，于是纳粹德国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对待战俘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对于在东线俘虏的敌人，纳粹几乎是为所欲为，而对在西线俘虏的敌人，则基本上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行事。反之亦然，当德国兵不得不缴械投降时，无不希望成为西线对手的战俘，“降美不降苏”成了面临失败时德国兵的普遍心态。
但美国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曾经号称“不可战胜”的德军中呈现出“树倒猢狲散”的态势。在希特勒自杀后的一周时间内，德国的武装力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垮塌，从5月9日开始，400多万德国军人沦为俘虏。
战争的迅速终结使胜利者有些猝不及防，但盟军总司令、美国人艾森豪威尔却创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逻辑，5月4日，他下令：把在德国境内收押的德国军人当作“被缴械的敌军”（Disarmed Enemy Forces）而非“战争俘虏”（Prisoner of War）对待。于是，在德国境内被俘的德军，依然是敌人，既然是敌人，就可以不用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俘待遇对待，那么诸如公约中第10条的规定，“……至于宿舍的总面积、最小限度的空间、起居设备和材料，其条件应与收押国安置自己部队的条件相同”，第11条的规定，“战俘的口粮在数量和质量上应与收押国自己的部队相同”等，都可以弃之不顾。同时可以禁止国际红十字会向这些人提供生活物资，并有权向国际红十字会封闭有关这些人所获待遇的一切信息。
这些在艾森豪威尔眼中仍然是“敌人”的战俘，事实上已完全丧失了与美军为敌的资格，他们像任人宰割的动物一样，被美军用卡车从各个受降地点拉到了莱茵河畔，然后像倾倒垃圾一般被一批批地“倒”进了一座座“莱茵大营”。 1945年4月，孩子兵克拉茨在哈勒战役后“幸运”地成为美军的俘虏。克拉茨教授告诉朱维毅，在阿登战役之前，许多德国战俘被送往美国本土“洗脑”，其目的是通过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来瓦解德军的战斗力。但阿登战役之后，美军大举深入德国本土，尤其在德国投降的前一个月，面对人海一般的德军俘虏，国际公约就像被用过的抹布一样被抛在了一边。
克拉茨教授回忆那段时间时说：“我们的战俘营就设在露天野地里，沿着莱茵河以10000个战俘为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挨一个方阵地排开。方阵之间用铁丝网隔开……我们的方阵中大多数人都是在校的或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我们没有帐篷，没有被褥，更没有雨具，就这样在野地里拥挤着熬时间。我们白天挨晒，晚上受冻，下雨时最苦，所有人都被浇得透湿，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盼望着雨停下来，然后用体温把衣服烘干……”
在克拉茨的印象里，“按战俘待遇优劣来比较，战胜国的排列是：英、美、法、苏。英国人给予战俘的待遇最符合国际法规定，苏联人对战俘的虐待最甚，因为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最深。但苏联人是性情中人，他们酒后会发疯，清醒时却是有同情心的。”
对于教授的这段回忆，朱维毅并没有马上认同，因为他凭直觉感到这需要进一步证实。经过大量查询和后续的访谈，他发现教授排列出来的待遇水平顺序并不十分准确。在战俘待遇的优劣比较上，英国最好，苏联最差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美国和法国谁排在第三。他的结论是：教授没有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呆过，很容易根据德、法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来判定法国人对德军战俘的态度，认为一定会比美国人更狠。但朱维毅发现，法国军方虽然做过一些报复式的、情节严重的虐俘行为，但在规模和程度上都难以和美军的“莱茵大营”相提并论。
美军是欧洲战场的“外来户”，不可能长期管理如此众多的德军战俘。所以“莱茵大营”中的德军战俘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却没有想到，这样日晒雨淋缺乏食品和饮水的日子会长达四个月之久。在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的情况下，许多人因病死去，还有些在雨天被塌方土壤活埋在自己挖出的小地洞里。
战后，美军公布的“莱茵大营”全部死亡人数为5000人，和500万的战俘总人数相比，死亡率为0.1%，与和平年代德国人口的死亡率完全一致。朱维毅说，接受这个数字的条件是在两个前提下选择其一：或者是500万德国俘虏的生存能力远超人类的一般水平，或者是美国给予他们的确实是“日内瓦待遇”。如果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人们就可以确定美国人没有说真话”。
事实上，质疑的人很多。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在多年查阅各国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战俘死亡人数为75万左右；1998年战俘韦尔纳出版了《布瑞曾海姆战俘营》一书，据他自己及战俘营附近居民的回忆，韦尔纳推算：有75万德国战俘死在“莱茵大营”中。
据德国红十字会的统计，“二战”中共有130万德国军人失踪，西方的历史学家，将黑锅背到了“杀人不吭气”的苏联身上。但巴克切等人的结论，把美国推到了风口浪尖。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阿瑟·史密斯用《消失的100万人》一书，再次把责任推回到俄国人的头上……朱维毅想知道真相，不过他也承认，这场争论永远不会再有结果。
即便没有结论，对朱维毅来说，寻找历史真相的行为，本身就让他获益匪浅。
这样的认识，改变了朱维毅的人生走向。曾为工程师、总经理的工科博士朱维毅，选择了一条发现和记录历史的道路，去寻访更多还留在人们脑海中的鲜活的历史记忆。
“二战”后期，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支震惊世界的党卫军少年师，其作战之勇猛，伤亡之惨重，结局之凄凉，在“孩子兵”参与战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然而这支部队在战后却很少被人提及，何故？德国朋友告诉朱维毅，让未成年人去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送死，这是一个民族太深的耻辱，就连习惯于客观写史的德国人也难以面对。
除了党卫军少年师之外，更多的德国少年在战争后期被征召入伍，用于补充本土的空防作战。朱维毅的寻访就是从这样一位当年的德国少年开始的。
朱维毅读博的导师是克拉茨教授，在采矿破坏学领域，他是国际顶尖的学者。朱维毅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大名，当初赴德师从克拉茨教授，实是慕名而来。读博期间，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好。有一次，朱维毅在阅读克拉茨当年的博士论文时，看到了最后一页上的教授简历：“1927年9月4日出生于柏林……1943年6月-1945年4月：在国防军服役；1945年4月-1946年6月：在美军的战俘营……”计算之下，朱维毅发现，克拉茨教授参军时的年龄是15岁零9个月，完完全全就是个孩子兵。朱维毅记住了这一点。
几年之后，已经毕业的朱维毅重返柏林大学，在当初他作博士论文答辩的采矿冶金楼10层，约访自己的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时不同，问与答的对象调了个儿。在朱维毅寻访的所有德国老兵中，克拉茨教授是最熟悉的人。但是他的讲述，让他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朱维毅的眼前，渐渐浮现出导师年轻时的模样……
孩子兵的回忆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德军前线的兵力严重不足，德国本土的防空部队被大批调往苏联战场，留下的位置只能由中学生填补。1943年6月，克拉茨他们全年级（都是1927年出生的，时年16岁左右）一锅端，全部被召入伍，然后被送到柏林城北泰格尔地区的高炮部队参战。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他们不是军人，只算是“军事助手”。当时这样的人一共征召了10万。他们的军服上除了空军的黑鹰标记外，还印有“LH”字样，即“空防助手”（Luftwaffenhelfer）的缩写。但孩子们暗地里都把它称为“最后的希望”（Letzte Hoffnung）。他们得到的承诺是，“只在我们的家乡城市参战”。
柏林遭受盟军的空袭是从1940年9月开始的，以后空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起初一次只有30至50架盟军的飞机参与轰炸，最后增加到一次来上千架飞机”。克拉茨他们驻防的泰格尔区有一个大湖，它在夜间的反光是英国轰炸机寻找柏林的重要参照，所以设在那里的高炮阵地重要而危险。“在我们参战前三个月，这里曾有沙道夫中学的十多个‘空防助手’一起被一颗巨型炸弹炸死。”
在极度恐惧中，克拉茨们还要作战。而此时在德国半官方的航空杂志上，学生兵参战的意义曾被这样描述：“通过接触防空武器和技术，学生们知道了工程师、飞行员和自然科学家所要解决的是多么美好和重要的课题，一些学生因此重新定位自己的前途。由此产生的职业定向给人们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因耽误课程和晚进入大学带来的损失多得多。”
1945年4月，哈勒战役之后，克拉茨接到了他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道命令，放弃战斗自行解散。他们成了美军的俘虏。克拉茨说：“在他们的持枪监视下，我们用双手高举自己的武器走过去，把武器、钢盔和全部行李都按指定地点放下，然后空手去战俘队伍集中。我在缴械时留了个心眼，把布军帽塞在了裤兜里没有上缴。这顶带帽檐的布军帽在我后来的露天战俘营生活中起到了遮阳挡雨的作用，很让其他人羡慕。”
朱维毅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疑问——1990年德国统一后，克拉茨教授从家里带来一包库存日用品分给同事们，朱维毅分得了两包烟丝。教授并不抽烟，何以分发烟丝？
这一次，他将这个疑问提出，克拉茨教授道出了缘由。
1948年，苏联曾封锁西柏林通往西德的全部水陆交通长达11个月，迫使西柏林全城的生活物资供应全部依靠盟军的飞机空运来解决。当地人被饿怕了，更担心一旦冷战转为热战时，“孤岛”西柏林会首当其冲，所以很多人养成了储备物资以应不时之需的习惯。教授虽不抽烟，但也为了必要时他人的需要而储备了一些烟丝。“对我而言，战争已经印刻在心里。我体会过国家将要倾塌，命运将要交给别人安排时的感觉。在无法具有安全感的冷战时期，我始终有战火在某一天要再次降临的担忧。这种感觉直到德国统一以后才开始减弱。所以在此之前我一直保持着储备应急用品的习惯。”
艰难的开始
采访克拉茨教授之后，朱维毅决定大规模地寻访老兵。时为1990年代末，仍然在世的德国老兵的人数还不算少，在超市里、公园中、马路边都能看到他们。不用猜，只要是80岁左右的老头差不多都是。
一开始却并非一帆风顺。朱维毅说：“随便聊聊可以，但正式采访和随便聊天不同，对方会有心理上的压力，甚至是心理障碍。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思想交流本来就不容易深入，放在老人身上就更是这样了。你要挖掘他的‘二战’经历，他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你我有什么交情让我给你讲自己的私人经历；第二反应是‘为什么？’——你一个学工科的中国人，既不搞文学也不搞历史，为什么要关心德国人打仗时的那点事儿？第三个反应是‘干什么？’——采访之后你是要写文章还是写书？你会怎么写我？写出来用在什么地方？”
这些反应，朱维毅都能理解。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名老兵。在朱维毅很小的时候，曾是新四军敌工部军人的父亲就开始给他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了解自己的父亲，“如果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中国找到我父亲，让他说说当新四军时抗战的故事，我父亲也会有‘凭什么’‘为什么’‘干什么’这一系列的顾虑，多半也不会配合他的采访。” 面对困难，朱维毅决定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
想要在德国做一件事，查找相关的信息源是不难做到的。想寻找有战俘经历的人，只需去图书馆找一本这方面的大书，马上就能在查到一连串的与战俘事务有关的机构、组织和研究部门。在德国，凡是对外的单位，其联系方式都是公开的。
朱维毅找了一大堆相关的地址，有军史研究单位的，有战争遗留事务处理机构的，有反纳粹抵抗组织基金会的，还有各种老兵协会的。然后分别给它们去信，做自我介绍，说明写作意图，提出介绍采访对象的请求……信发出了一批又一批，最终寸功未建。那时德国还不流行使用电子邮件，收到回信的形式多为传真和信件，下班回家时他经常能收到一堆信件，看到桌子上传真机吐出的信件连成长长的纸带一直拖到地上——全部是婉言拒绝。
德国人在通信上有个好习惯，只要接收到的信不是群发的盲信，一般都要给一个答复。朱维毅收到的回信有两种类型，或者是表示爱莫能助，或者是推荐一个其他组织的地址让他去碰运气。有两次朱维毅都遭遇了“推诿大循环”：张三介绍李四，李四介绍王五，王五又介绍了张三。唯一例外的情况出现在一个空军老兵协会。那个老会长是一个空军的上校，已经90多岁了，他委托助手回了一封信，说他正住医院，出院后他很愿意在协会里找几个肯和朱维毅对话的老兵，让他等消息。结果朱维毅等来的却是这个会长在医院病逝的消息。
朱维毅尝试了各种方法，找熟人、贴广告，但都没有丝毫效果。这件事似乎就要夭折，但他没有想过放弃。
有一天，朱维毅约德国朋友迪尔克一起喝啤酒。迪尔克是一个异常聪明和热情的中国通，在德国人里属于那种罕见的既灵活又严谨的人，他会用中文说“随便你吧”，也会很德国地说“让我想想”。两杯啤酒下肚后，迪尔克说：“我给你指一条生路吧。要想找到愿意接受你采访的老兵，你得找到让老兵们信得过的介绍人！”
朱维毅对此颇为感叹，“突破一个难关有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念头”。一向很仗义的迪尔克没有停留在提出创意上，他马上用手机给他在北威州花山市的老父亲布置了一个任务：调查当地是否有“二战”老兵愿意接受一个中国博士的采访。
迪尔克的父亲是花山市的离职老市长，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手上有一大把老兵朋友。于是就有了朱维毅的花山之行，有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座谈会：一个纯民间的，由一对德国夫妇组织，一个中国人主导，八个德国老兵参加的“二战”历史回顾会……
就这样，朱维毅的寻访正式上路了。作为工科出身的学者，朱维毅说，自己有一些特殊的优势——中国人重官位，德国人重学位，他们认为官位是一时的，学位是一世的。在交往中，当朱维毅把一个印有博士头衔的名片递过去，就会被人另眼看待。非学者身份的老兵一般都比较重视和他的会面，有学者身份的老兵和他就更容易相互理解。
十多年来，朱维毅总共和多少老人聊过“二战”已无从统计，正式接受过他采访的人大约在四五十人。素材多了以后，他开始“挑肥拣瘦”，有些人的信息最后没有进入他的记录，比如说有个老兵入伍后在挪威的海岸守了三年高射机枪，一天仗也没打过，每天就是望着蓝天白云想家。
铁丝网的记忆
最初决定做德国老兵口述史时，朱维毅的动力主要是求知欲。但做着做着，另一种感觉不知不觉浮现出来。对这种微妙的感觉，他如此描述：“当老兵拿出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拍摄的照片，他爷爷在俾斯麦执政时期使用过的小学课本时，你感觉被带进了久远的过去；当老兵讲述自己在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经历时，你会产生触摸半个多世纪德国历史的感受；而当你接触老兵的儿孙和重孙时，你又被带回德国的当代，联想到它的未来。你的收获不再局限于了解某一段历史，而在于一种贯穿几代人的历史行走，在于体会一个民族的气质的变化过程，你由此会明白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有别于其他国家。”
朱维毅觉得，这种历史感有助于人们超越地域和自身利益去思考一些更深更远的问题，比如说美军在莱茵河畔设置露天战俘营安排德军战俘的历史。
多数人只知道这件事，却很少了解其中的细节，于是发生在1945年的那段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虐俘的事实就要从历史视界中淡出了。朱维毅从采访中得知这件事后，决定去寻找那些细节。先查大致的脉络，然后查当事人回忆、第三方记者的调查。终于，在与多个老兵的访谈中，他一步步地接近了那些细节。
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带有明显的“西贵东贱”的特征，于是纳粹德国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对待战俘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对于在东线俘虏的敌人，纳粹几乎是为所欲为，而对在西线俘虏的敌人，则基本上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行事。反之亦然，当德国兵不得不缴械投降时，无不希望成为西线对手的战俘，“降美不降苏”成了面临失败时德国兵的普遍心态。
但美国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曾经号称“不可战胜”的德军中呈现出“树倒猢狲散”的态势。在希特勒自杀后的一周时间内，德国的武装力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垮塌，从5月9日开始，400多万德国军人沦为俘虏。
战争的迅速终结使胜利者有些猝不及防，但盟军总司令、美国人艾森豪威尔却创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逻辑，5月4日，他下令：把在德国境内收押的德国军人当作“被缴械的敌军”（Disarmed Enemy Forces）而非“战争俘虏”（Prisoner of War）对待。于是，在德国境内被俘的德军，依然是敌人，既然是敌人，就可以不用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俘待遇对待，那么诸如公约中第10条的规定，“……至于宿舍的总面积、最小限度的空间、起居设备和材料，其条件应与收押国安置自己部队的条件相同”，第11条的规定，“战俘的口粮在数量和质量上应与收押国自己的部队相同”等，都可以弃之不顾。同时可以禁止国际红十字会向这些人提供生活物资，并有权向国际红十字会封闭有关这些人所获待遇的一切信息。
这些在艾森豪威尔眼中仍然是“敌人”的战俘，事实上已完全丧失了与美军为敌的资格，他们像任人宰割的动物一样，被美军用卡车从各个受降地点拉到了莱茵河畔，然后像倾倒垃圾一般被一批批地“倒”进了一座座“莱茵大营”。 1945年4月，孩子兵克拉茨在哈勒战役后“幸运”地成为美军的俘虏。克拉茨教授告诉朱维毅，在阿登战役之前，许多德国战俘被送往美国本土“洗脑”，其目的是通过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来瓦解德军的战斗力。但阿登战役之后，美军大举深入德国本土，尤其在德国投降的前一个月，面对人海一般的德军俘虏，国际公约就像被用过的抹布一样被抛在了一边。
克拉茨教授回忆那段时间时说：“我们的战俘营就设在露天野地里，沿着莱茵河以10000个战俘为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挨一个方阵地排开。方阵之间用铁丝网隔开……我们的方阵中大多数人都是在校的或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我们没有帐篷，没有被褥，更没有雨具，就这样在野地里拥挤着熬时间。我们白天挨晒，晚上受冻，下雨时最苦，所有人都被浇得透湿，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盼望着雨停下来，然后用体温把衣服烘干……”
在克拉茨的印象里，“按战俘待遇优劣来比较，战胜国的排列是：英、美、法、苏。英国人给予战俘的待遇最符合国际法规定，苏联人对战俘的虐待最甚，因为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最深。但苏联人是性情中人，他们酒后会发疯，清醒时却是有同情心的。”
对于教授的这段回忆，朱维毅并没有马上认同，因为他凭直觉感到这需要进一步证实。经过大量查询和后续的访谈，他发现教授排列出来的待遇水平顺序并不十分准确。在战俘待遇的优劣比较上，英国最好，苏联最差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美国和法国谁排在第三。他的结论是：教授没有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呆过，很容易根据德、法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来判定法国人对德军战俘的态度，认为一定会比美国人更狠。但朱维毅发现，法国军方虽然做过一些报复式的、情节严重的虐俘行为，但在规模和程度上都难以和美军的“莱茵大营”相提并论。
美军是欧洲战场的“外来户”，不可能长期管理如此众多的德军战俘。所以“莱茵大营”中的德军战俘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却没有想到，这样日晒雨淋缺乏食品和饮水的日子会长达四个月之久。在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的情况下，许多人因病死去，还有些在雨天被塌方土壤活埋在自己挖出的小地洞里。
战后，美军公布的“莱茵大营”全部死亡人数为5000人，和500万的战俘总人数相比，死亡率为0.1%，与和平年代德国人口的死亡率完全一致。朱维毅说，接受这个数字的条件是在两个前提下选择其一：或者是500万德国俘虏的生存能力远超人类的一般水平，或者是美国给予他们的确实是“日内瓦待遇”。如果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人们就可以确定美国人没有说真话”。
事实上，质疑的人很多。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在多年查阅各国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战俘死亡人数为75万左右；1998年战俘韦尔纳出版了《布瑞曾海姆战俘营》一书，据他自己及战俘营附近居民的回忆，韦尔纳推算：有75万德国战俘死在“莱茵大营”中。
据德国红十字会的统计，“二战”中共有130万德国军人失踪，西方的历史学家，将黑锅背到了“杀人不吭气”的苏联身上。但巴克切等人的结论，把美国推到了风口浪尖。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阿瑟·史密斯用《消失的100万人》一书，再次把责任推回到俄国人的头上……朱维毅想知道真相，不过他也承认，这场争论永远不会再有结果。
即便没有结论，对朱维毅来说，寻找历史真相的行为，本身就让他获益匪浅。
这样的认识，改变了朱维毅的人生走向。曾为工程师、总经理的工科博士朱维毅，选择了一条发现和记录历史的道路，去寻访更多还留在人们脑海中的鲜活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