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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校长是个乒乓球发烧友。黄昏时，他开车带我到他所在的学校打乒乓球。一到校门口，就看见一条红色的横幅挂在学校大门上，上面是“文明上网，拒绝毒害”八个大字。大字的四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仔细一瞧，原来是许多学生的签名。签名五花八门，有用铅笔的，有用毛笔的，有用水笔的，还有用印章的。
来到乒乓球室，只见一个孩子正坐在地板上看手机，其余的几个孩子围观。见我们来了，他们赶忙散开，那个坐在地上的孩子也迅速将手机收起。
打球累了，我坐在凳子上休息。那个看手机的孩子正好坐在我旁边。我问他：“小朋友，你们刚才看的是什么好东西?”那个孩子凑近我耳朵小声地说：“你可不能告诉黄校长，那是美女裸照，特带劲儿。我们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在看呢。”
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黄校长，并对他说：“你们学校的那条横幅可以不挂。把做横幅和签名的时间、精力用在对学生上网的教育和管理上，效果可能会更好。”
黄校长看了我一眼，无奈地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作为一所农村普通中学校长，仅这个学期我就参加各种会议96次，几乎每天一会：接受上级的各项检查98次。如果说我们做工作有时是‘做秀’，那我们也是‘被做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我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接受上级检查和评比上时，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怎么能到位呢?”
黄校长的话引发了我的共鸣。人心浮躁的当下，考量学校和教师的标准已蜕化为升学率和各项检查评比，学校为了自己的办学层次和品位，教师为了自己的收入和职称，又有几人能超然于物外呢?每个教育者几乎都遭遇过“被做秀”。就拿公开课来说，本应是为了探索学科教学和学生成长的心理规律，但学校和教师为了保证公开课的成功，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次次排演。公开课上充满了刻意安排的喧闹，课上，教师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掌握的课改理念和教学亮点夸张地展示出来。听这些公开课，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因为，讲台变成了教师一人的舞台，学生成了走过场的“群众演员”，他们认知和情感的发展已被弃置一边。敢问，举行这样的公开课，益处何在?
其实，教育界的诸多乱象都和功利有关。成功的教育应该远离功利，特别是急功近利。由此，我不禁联想到民国时期的教育。
人才“井喷”是民国教育造就的奇观，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民国教育都培养出了数量不少的杰出人才。造就这段教育传奇的原因是什么?时至今日，仍是众说纷纭。我并非厚古薄今，也并非意在全盘否定当今的教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切优秀的精神文化都是在传承中发展的，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借鉴民国教育的成功经验，不仅代表着我们的胸襟和气度，代表着我们的成熟和自信，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现代教育的发展。民国教育的辉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既有民国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又有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的熏染，更有赖于一大批高瞻远瞩的民国学人的“给力”——涌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放弃教授职位，自愿到山东农村搞教育的梁漱溟；怀着宗教情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有两个民国故事让我很感动，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陶行知的。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操持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四分之一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学院，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亿4千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些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西南联大教授的。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当时的大后方已进入到生存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不得不到中学任教以维持生计。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来谋生，就连闻一多这样的学者都被迫上街卖印章了。整个教育界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但是，教师、学者们仍然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有许多人的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
我敬重他们仰望星空的情怀，同样敬重他们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是“真正的教育家”。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民国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应该是一个漫长的生长过程，需要爱心与呵护，需要细心与勤劳，也需要静心与等待。正如叶圣陶所言，“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麦田的守望者。教师应在“灯火阑珊处”，在“风恬浪静中”，在“味淡声稀处”。
(作者单位：江苏扬州市邗江区李典学校)
来到乒乓球室，只见一个孩子正坐在地板上看手机，其余的几个孩子围观。见我们来了，他们赶忙散开，那个坐在地上的孩子也迅速将手机收起。
打球累了，我坐在凳子上休息。那个看手机的孩子正好坐在我旁边。我问他：“小朋友，你们刚才看的是什么好东西?”那个孩子凑近我耳朵小声地说：“你可不能告诉黄校长，那是美女裸照，特带劲儿。我们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在看呢。”
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黄校长，并对他说：“你们学校的那条横幅可以不挂。把做横幅和签名的时间、精力用在对学生上网的教育和管理上，效果可能会更好。”
黄校长看了我一眼，无奈地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作为一所农村普通中学校长，仅这个学期我就参加各种会议96次，几乎每天一会：接受上级的各项检查98次。如果说我们做工作有时是‘做秀’，那我们也是‘被做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我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接受上级检查和评比上时，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怎么能到位呢?”
黄校长的话引发了我的共鸣。人心浮躁的当下，考量学校和教师的标准已蜕化为升学率和各项检查评比，学校为了自己的办学层次和品位，教师为了自己的收入和职称，又有几人能超然于物外呢?每个教育者几乎都遭遇过“被做秀”。就拿公开课来说，本应是为了探索学科教学和学生成长的心理规律，但学校和教师为了保证公开课的成功，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次次排演。公开课上充满了刻意安排的喧闹，课上，教师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掌握的课改理念和教学亮点夸张地展示出来。听这些公开课，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因为，讲台变成了教师一人的舞台，学生成了走过场的“群众演员”，他们认知和情感的发展已被弃置一边。敢问，举行这样的公开课，益处何在?
其实，教育界的诸多乱象都和功利有关。成功的教育应该远离功利，特别是急功近利。由此，我不禁联想到民国时期的教育。
人才“井喷”是民国教育造就的奇观，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民国教育都培养出了数量不少的杰出人才。造就这段教育传奇的原因是什么?时至今日，仍是众说纷纭。我并非厚古薄今，也并非意在全盘否定当今的教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切优秀的精神文化都是在传承中发展的，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借鉴民国教育的成功经验，不仅代表着我们的胸襟和气度，代表着我们的成熟和自信，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现代教育的发展。民国教育的辉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既有民国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又有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的熏染，更有赖于一大批高瞻远瞩的民国学人的“给力”——涌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放弃教授职位，自愿到山东农村搞教育的梁漱溟；怀着宗教情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有两个民国故事让我很感动，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陶行知的。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操持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四分之一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学院，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亿4千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些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西南联大教授的。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当时的大后方已进入到生存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不得不到中学任教以维持生计。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来谋生，就连闻一多这样的学者都被迫上街卖印章了。整个教育界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但是，教师、学者们仍然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有许多人的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
我敬重他们仰望星空的情怀，同样敬重他们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是“真正的教育家”。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民国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应该是一个漫长的生长过程，需要爱心与呵护，需要细心与勤劳，也需要静心与等待。正如叶圣陶所言，“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麦田的守望者。教师应在“灯火阑珊处”，在“风恬浪静中”，在“味淡声稀处”。
(作者单位：江苏扬州市邗江区李典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