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从有第一人发声起，就开始如溪水长流，源源不断，并在潺潺湲湲的过程中，渐渐汇聚各种学术，各种观点，如万溪归海，大江东去，最终浩浩荡荡，一路向东。
　　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儒道释。但是，儒道释的融合，有着一个先后顺序，有着一个逐渐融入的过程，而非一拥而入。
　　佛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以儒、道为主。儒让人积极进取，道让人恬淡退让;儒让人皈依社会，道让人保持个性。儒让人拿得起，道让人看得开。
　　两者既相互补救又相互对抗，一时难分高下，双峰对峙。这时，释介入，在拿得起和看得开之外，做了中和，告诉世人，还要能放得下。
　　中国士人将三者合为一体，称为儒道释人格。儒道释人格的出现，让中国文人既有进取之心，又有恬淡之意，更有清静之想。它让中国文人公务之余，回归柴扉，独坐幽篁，弹琴长啸，行到山尽头，坐看云起时。它让中国文人既有济世之志，如高山之石;又有精神操守，潇洒如云;更有洁净之心，如莲花映水，碧叶田田。
　　这种文化人格，不是哪一个帝王有意提倡的，是文化人长期在生活中，在江湖波折中慢慢领悟的，慢慢融会贯通的。随之，这种文化人格就随着诗歌，随着飞扬的翰墨，随着竖行文字，慢慢地沁入到每一个人的血脉中，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以至于他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走向海岛异乡，这种文化都牵绊着自己，都润泽着自己，让自己知道，自己根在哪儿，血脉在哪儿，故园在哪儿。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
　　五千年的华夏民族，分裂的时间极短，统一则是大势所趋，这是因为，文化上，儒道释人格早已深入人心，内化成他们的精神和认同，外化成他们的习俗和生活。也是儒道释文化，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分不开的，是同一个种族的。
　　这，就是文化向心力。
　　这，也叫文化认同感。
　　当然，因为时代不同，王朝提倡的主次不同，儒道释中，孰轻孰重，孰主孰次，会有所偏向，有所倚重。但是，想彻底抛弃三者中的一种，几乎不可能，也是几乎没有过的。
　　大理王朝，也是如此。
　　1
　　一个王朝的建立，一代君主和二代君主是极为重要的。一代君主将决定国家的制度、国家的走向。二代君主呢，则是将这种制度和走向很好地发扬光大，使其变得牢实稳固，不可撼动。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做为二代君主，还有一种选择的过程，好的留下，发扬光大;坏的丢弃，扔入垃圾堆。
　　大理国建国过程，就是这样的。可以说，段思平完成了第一代君主的使命，而第二代的使命，不是由段思英完成的，他也不可能完成，一个生于深宫，长于女子之手的人，是很难完成这样的使命的。于是，这个任务，也就落在了他的叔叔段思良的手中。
　　可惜，由于文字缺乏，我们很难见到段思良的政绩和言论。但是，从大理国三百年推行的政策，以及当时发展的旅程，我们是可以推想出他是如何殚精竭虑地推行制度的。
　　他，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向岁月深处。
　　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后来国君的作用。
　　后来的君主，不但起着作用，而且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大理国，段思良的儿子段思聪和孙子段素顺，就起着这样承前启后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段思平统一了大理，让这片土地得于一统，消除了烽烟刀兵;段思良则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弥补，使其更趋完善。而段思聪和段素顺要完成的，则是文化上的一统，让大理走向翰墨飞扬的时代，走向温文尔雅的时代，不再如南诏时期那样飞马扬刀，来去驰骋。也是在这时，大理国的文化，就已经和中原文化，踏上了同一节拍，奏出同一乐音。大理国这片土地，包括南诏，及其后来的几代王朝，时间长达五、六百年。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中，其内心都一直对中原文明存在着一种向往，一种依附心理。这，都是因为华夏固有文明的吸引力。
　　顺之者，可得人心，向前发展。
　　逆之者，将被时代所抛弃，被历史唾弃。
　　文化的一统，其力量有时远远胜过经济的，胜过军事的。其作用，真的是不可小觑。
　　段思聪和段素顺的聪明处，就是顺应了文化的回归，也使得大理国在文化上与中原达到一统。
　　在这种文化的涵润下，大理国一直保持着一种稳定，一种繁荣昌盛。这片土地上的人，青袍飞扬，长袖飘飘，援笔为诗，能写出“松鸣天籁玉珊珊，万象常应护此山。一局仙棋苍石烂，数声常笑白云间”的句子;能吟出“年深寺废无人住，满谷西风栗叶黄”的山水风景;能歌出“夕阳欲下山尤好，深谷无人不可留”的禅意弥漫的句子。其诗文字清新，犹如草尖露珠;笔意流畅，犹如山涧清流，一挂直下。
　　有人说，此诗作于南诏时期。也有人说，此诗作于大理国时期。但是，我更倾向后者。南诏时，和大唐对抗时间很长，其间杀伐攻取，戈矛相对，时间很长。对抗，有时不只是军事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更有着文化上的。这样成熟的诗歌，这样圆润的字句，不可能在当时产生，只有到了大理国，由于他们一直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之情，自然而然，诗歌就学习着中原的笔法，字句流畅，犹如蝉鸣;平仄高低，如行山道;意境优美，犹如一幅写意画一般。
　　另外，当时大理商人李观音的一联“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今天看来，也是很得中原送别诗的深味的，很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的，当然，语言有点太直白了。须知，这是一个商人的诗，不是书斋文人的，由此可见，大理国的文化，当时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在那个时代，在宋朝清词响彻文坛，在歌儿舞女唇間清亮吐出的时候;在宋人捋须低吟诗句的时候，在文人泛舟游于赤壁的时候。在大理国，一轮文化的月亮，也清亮如水，照在这一片土地上，照在这儿的山间、古寺、瓦屋间。这儿的人一如宋人一般，举杯望月，高歌词句，抒怀表意，字句清韵。
　　这样的成果，是段思聪和段素顺在文化建设上的功劳。
　　2
　　段思聪继位是951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在中原土地上，经过一番铁血拼杀，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这个王朝，就是后周。 　　后周的三代君主中，第三任为柴宗训，登基时七岁，当皇帝不足半年，皇位就让赵匡胤夺去了，所以在实际执政上做不得数。真正算来，应是周太祖和周世宗两任。这两任皇帝，在五代都是很闻名的，也都是很出色的。太祖出身行伍，久历磨难，知民间疾苦，知百姓喜怒，当政之后，力行革新，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对沙陀人的野蛮性政治开始进行改革，使呻吟在战乱暴政下的民众感到有些希望了。”而更给乱世以希望的，则是他的继承人周世宗。
　　世宗出身民间，深知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痛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因此，他上任之后，提出“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目标。他极具担当之心，勇于进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他对外征战，开始着手统一中原，收复失地;对内制定制度，为着一个即将到来的盛世做着文化铺垫，做着礼乐准备。他，也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几乎在周世宗开始一统中原时，大理国的第三任国君段思聪，也准备开始他的军事行动，兵指蜀地，发动战争。
　　当时，后蜀高祖孟知祥已死，继承人是孟昶。
　　孟昶这人，真的不好定论，说他昏聩吧，可又清明，能写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的句子，告诉官员，拿着百姓给予的俸禄，就应该为百姓办事，千万别贪婪，别蠹民。他在任打击贪官，毫不手软，治国仁慈，“性复仁慈柔怀，每决死刑，多所矜减”，很得百姓爱戴。因此，投降后，他被宋军押送汴梁离开蜀地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而泣”。对于蜀国的灭亡，宋太祖的结论，是孟昶生活奢侈，其国不亡，更待何时？
　　其实，蜀国灭亡，不是孟昶的生活奢侈，而是他用人不当。
　　他最相信的将军名叫王昭远，是个有名无实的家伙。这人不自量力，自比诸葛亮，常常有六出祁山、躬耕渭水的志向。孟昶也十分信任他，等到宋军打来，派他带兵，对抗宋军。王昭远手持铁如意，潇洒飘逸地坐着车子，豪气冲天道：“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大败，王昭远让宋军活捉，蜀国也随之灭亡。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孟昶登基之后，所用非人，他自己不知道，可是段思聪却知道，“時蜀王孟昶不理国事，日务奢纵，委任非人，大理觇知之，欲乘衅攻蜀”。一个“觇”字，说明大理国随时都注意着中原的情况，表面上，已经将自己和中原隔离开，不相往来，可是，暗地里，却时时派出间谍，悄悄在打听着中原王朝的消息，也包括周边小王国的消息。
　　他准备出手，对后蜀亮剑，展露武功，这是大理国建国后第一次有想法，也是直至国灭唯一的一次。
　　他的这个想法刚端出来，马上被人站出来拦住了。
　　这个拦住的人，不再是董伽罗。
　　从段思平建国起，董伽罗就担任着相国，执掌着朝政，算得出将入相的人物。段思英登基后，做事出格，“董伽罗极谏”，估计那时董伽罗仍在相国任上，执掌朝政。因为，段思英任国君不足一年，不可能一登基，就马上拿元老功臣开刀，让董伽罗回家养老的。
　　段思良能当上国君，发号施令，是和董伽罗强强联手才实现的。那么，相国之职，大概仍是董伽罗的。不然，他用什么奖励董伽罗，难不成让董伽罗当国君？
　　可是，在段思聪准备对后蜀用兵时，不见董伽罗出面，估计他已经回家养老，或者已经离世了。此时出面的，也非董氏家族人，而是高氏大臣。史书道：“高侯不可，言蒙诏强盛时，与吐蕃连兵，尚不能侵夺巴蜀，卒以黩武酿内变，宗社不保。”这儿的高侯，是高方高岳侯的后人。由此可见，高氏家族进入朝廷的权力中心，开始执掌朝政，当是在段思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高相国劝段思聪，别介啊，国君。
　　接着，他用南诏做对比，告诉段思聪，战争不如和平好，当年的南诏，够厉害的吧，仗着自己的刀锋锐利，所向无敌，再背靠吐蕃，强强联手，对大唐展开连续性进攻，最终，蜀地没有夺到手，自己力量反而受损，白白便宜了郑买嗣，杀了蒙氏八百多人，将君位夺去，建立了大长和国。
　　然后，高相国又联系到中原后周的形势，告诉段思聪，此时周世宗已经登基，铺张扬厉，长鞭横扫，天下震动，统一寰宇，已成定局，“今闻周主英明，削平僣乱，孟蜀必为所并。吾国第当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何必劳师远征，启衅召祸”。高相国的办法是，千万别卷进中原统一战争中去，否则，进去容易退出难。我们咋办，赶紧修筑营垒、城郭，训练士兵，守着我们的领土，别让世宗也给夺去了。
　　段思聪听了高大臣的建议，连连说有道理，“从其言，不敢入犯”，就停止了自己内心渴望的那次壮举。
　　他能如此纳谏如流，毫不反驳，至少说明两件事：第一，这个国君，不是南诏蒙世隆那样的国君，刚愎自用。如果那样，大理国将会如南诏一样，陷入长期的战争当中，难以自拔。因为，当时的后蜀也不容小觑，仍处于上升时期。“雄武军节度使何建以秦、成、阶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这些事都是孟昶登基后发生的。后蜀此时的地盘，与王建建立的前蜀等同，其力量亦等同。当年，王建能杀得大长和国郑仁旻“兵大败，溺水使者万余人”，奔逃归去。今日的后蜀，估计也会做到。即使退一步讲，双方打成平手，对大理国来说，也是得不償失的。因为，两虎相斗，最终得益的，绝对是中原的后周。周世宗那么精明的人，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届时趁势出兵，灭掉后蜀。大理国呢，也精疲力竭，只能伸着脖子，看着对方将自己打伤的猎物拖走，而不敢有丝毫的怨言。甚至，后周还有可能趁势进军，灭掉大理国。
　　另一个方面说明，高氏家族此时在大理朝廷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且，高氏的意见，还是很受大理国君重视的，一说即听。
　　此时，董氏已经退出权力中心，已经边缘化。 　　此时，高氏已进入政权枢纽，有着一言九鼎的分量了。
　　高相国向段思聪的这个建议，后来，被历代大理国君和大理国相所遵从，一直坚持了三百多年。三百年中，他们谈佛论道，他们吟诗作赋。百姓则耕地纺线，参禅拜佛，或坐在芭蕉细雨的窗下，无声读书。至于刀兵，至于烽烟，很少进入他们的思维里。
　　这些，都是和平外交之福，是执政者制度正确的结果。
　　3
　　唐太宗曾经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大理国而言，南诏，始终是他们的一面镜子，是他们的借鉴。南诏当年的战斗力，还有和吐蕃组成联军时，那种铁马秋风横扫一切的气势，一直在他们的议论中出现。
　　一方面，时间上南诏离他们不远，甚至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段思平祖上，就是南诏的将军，“世为南诏蒙氏将”。南诏曾有的强大，还有当年的辉煌，一定在百姓间流传，对他们耳濡目染，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南诏留给大理国君臣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这个国家，曾经刀剑锋利、战马嘶鸣、战力无匹，“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僭，赏罚明而奸邪屏迹”，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啊。他们长戈横扫，曾让青藏高原走下的吐蕃健儿旗靡辙乱、丢盔弃甲，被南诏大军“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从此，吐蕃的强盛成为明日黄花，成为一个历史的神话，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最终由于好战，这个王朝却灭亡了，而且亡国之痛，惨绝人寰，让人谈起，不寒而栗。
　　他们暗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南诏王国不該和中原王朝进行沙场血拼，以他们的话说，就是穷兵黩武，从而，严重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给内部的野心家制造了机会。
　　前行者血淋淋的脚印，还没有被时间的风沙掩盖，还没有风干。蒙氏王族临死的哭号声，还在天边回荡着，缭绕不散。
　　他们得引以为鉴，不能重蹈覆辙，再上演一幕悲剧。
　　于是，他们从此采取文治，没人侵略自己，自己也绝对不侵略别的国家。
　　他们止戈息武，和中原一直和平相处。这种制度，这种做法，和后来的宋朝异曲同工，方向相同，结果也相同。也正是因为这样，两国长达三百年左右并存，从未发生战斗，更别说战争了，至于小小的摩擦，甚至都很少见。这，在五千年的竹青汉简上，是极为少见的，也是极为温馨的。不只是和中原如此，和周边的国家，大理国也是这样的。这点，也和宋朝相似。
　　段思聪在位十七年，比他前面三位国君在位时间总和还多。从后来大理的平稳发展可见，他算得守成之主，在位期间，从未点燃烽烟，发动战争，大概确是如高侯的建议那样，积极做着“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举动。
　　他登基八年后，即960年，中原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年的正月初二，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带兵去抵御辽国进攻，到了陈桥驿，驻扎下来，不走了。是夜，士兵串联，奉赵匡胤为天子，“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走马回京，夺取后周皇位，建立了宋朝。
　　对于这件事，段思聪也一定是知道的，从前面侦查孟昶的信息可知，他在内地，一定派有很多间谍，消息随时都会传达到他的耳朵里。他面对这样的情景，没有什么具体行动。他显然还想走走看看，看这个王朝是否值得自己去归附，值得自己去联络，别自己这儿刚上表章，对方就也烟消云散，半入江风半入云了。
　　965年，宋军五万人马，以大将王全斌为统帅，兵分两路，直指蜀地，旗帜招展，风驰电掣，“甲戌，王全斌克剑门，斩首万余级，擒蜀枢密使王昭远、泽州节度赵崇韬。乙亥，诏瘗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缯帛。壬午，全斌取利州。乙酉，蜀主孟昶降”，其进军速度之快，出兵、攻取、受降，前后“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后蜀几乎眨眼间就消失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
　　这，对段思聪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产生了极大的威慑。
　　他和朝臣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试探一下宋朝的态度，看大宋接下来究竟准备怎么办，便于自己采取对策。于是，他千里迢迢派人送去一封信，交给宋太祖，希望能和宋朝通好。使者，不是以大理国君的名义派出的，而是由大理国建昌城官员派出的人，即史书上说，“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建昌城的官员，没有得到段思聪的属意，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他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样做。
　　到了开宝元年，即968年，建昌城的官员，再次派出使者，千里迢迢来到汴京，上书宋太祖，“云欲通好”，希望和大宋朝结好。
　　宋太祖呢，竟然态度很奇怪，将这件事情放在那儿，来了一个冷处理，不闻不问，让段思聪心中很是忐忑，寝食不安。
　　他一定在猜测，宋朝这样，究竟是想怎么样？下一步想干什么？
　　宋太祖的态度，更是给历史留下了诸多的猜疑，也留下了无穷的说法，以至于大家众说纷纭。
　　4
　　在有关段思平、段思良的文字叙述里，笔者认为，段思平有点和宋太祖相似，百折不挠，馁而不折，武事之功，大于文治。段思良呢，和宋太宗有些相似，文治之功，大于武事。
　　其实，细说起来，大理国和宋朝相似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些。
　　两国的皇位，都是在两位开国君主的后代中交替出现。宋朝帝位，在太祖和太宗子孙间轮流。大理国帝位，则在段思平和段思良子孙间交替。
　　其次，两国都被分为前后两部分。宋朝分为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前后时间，大致相同。大理国也分前理、后理两个阶段，时间上也大致相同。
　　最为相似的是，两国都以和平闻名，而不以武功著世，都显得温文尔雅，极具人性化。宋朝对外彰显军力，远不如唐朝。可是，宋朝的文章、书法，甚至品茶，都可以和唐朝双峰对峙，不相上下。在经济建设上，宋朝更高过唐朝，从而出现了《清明上河图》里的世界，出现了柳永笔下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的市井生活;出现了李清照词里的“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的盛景。 　　大理国也是如此，放弃战伐，注重生产，尤其注重商业。有个数字可以看出，其商业发达，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滇地生产良马，骨骼劲健，追风赶月，和交趾李氏王朝的一个州进行马匹贸易，日进斗金，甚至连李氏王朝开国皇帝太祖李公蕴也嫉妒眼红，于是，悄悄派人蒙面抢劫，“使人执之，获马万余匹”。万余匹战马，仅仅是和交趾的一个州郡的交易量，由此可见，其年贸易额是很大的，甚至是惊人的。大理国鼓励买卖，“大理西门外教场，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为大街子，百货俱集，结茅如阛阓”。街子，也就是集市。大集市一月三天，至于小集市，“逢二、五、八日聚于各市”，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因此，两国以建设本国为主，从不置喙他国之事。
　　宋朝，从太祖朝起，这种治国特征，就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
　　也就是王全斌灭掉后蜀的当年，心想，自己为什么不趁着大胜之威，再次剑芒闪闪，指向大理国，再建一功。于是，“中国王全斌受命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上”，王全斌派出使者，千里迢迢赶到汴梁，将大理国的地图献上，意思很明确，灭掉大理国，将西南之事，一举解决。谁知，太祖皇帝看着地图笑笑，拿着手里的玉斧（一个玉制小玩件），“画大渡河为界，曰：‘此外非吾有也。’”
　　史书即此，补上一句，“由是云南不隶中国”。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王朝，也就是指大宋朝。
　　后来，有人怀疑，太祖当时说没说那句话。细细推敲起来，太祖当时可能说了那样一句话，可是，意思绝不是那个意思。
　　说太祖说过这句话，是因为，很多史书上，几乎都记载着这句话。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翰林学士朱震言：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戒上策”。朱震认为，大理国就是过去的南诏，以前可没有少给大唐招来麻烦。太祖皇帝因为当年南诏和唐朝死磕，得出一个教训，这片地方，想进攻，地理不熟，瘴气弥漫，一不小心，大军失败，很可能上演当年大唐全军覆没的惨剧。想要让其臣服，可其君桀骜，又不愿意。所以，放弃它，不管它了。
　　《僰古通纪浅述校注》叙述说，“时宋以大理内附，或请于大渡河外置城市，以便互市，诏问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观地图，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患。今于河外置城邑，边衅开，非中国之福。’乃止治黎州。”南宋的时候，想在大渡河靠近大理国的地盘，建造一城，和其进行贸易往来，宇文常劝阻，说太祖当年因为放弃此地，才保持一百五十年和平，现在如此，等于承认其为属国，弄不好有一天兵连祸结，不可收拾。
　　《滇载记》道：“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段氏得以睨临僰爨，以长世焉。”大理国祚三百年，都是因为宋太祖不愿收复，否则，哪有大理国啊。
　　《南诏野史》也有此说，“王全斌平蜀还京师，请取云南，负地图进。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曰：‘非吾有也。’由是段氏得据南诏相安无事”，此说，与《滇载记》相同。
　　大家都认为，宋太祖面对王全斌送来的地图，曾有此说法，甚至举动细节，都历历在目。至于宋太祖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认为，是“鉴唐之祸”，也就是南诏当年将大唐拖垮拖瘦的事，对太祖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因此，宋太祖让王全斌停止马蹄，兵驻大渡河边，不得过河。
　　如果说《滇载记》《南诏野史》出于明代文人之手，有着想当然的意思在内，有臆造成分，那么，朱震和宇文常的话，则绝无臆造了。因为，他们都是大宋的臣子。在王朝社会里，大臣假造皇帝的话，那是泼天大罪，是要杀头的，甚至是要灭族的。如果没有这话，他们怎么敢堂而皇之地将这句话写到奏章里，上奏给皇帝？
　　但是，他们在理解宋太祖这句话的意思时，明显地出现了偏差。
　　对于太祖当时对王全斌的回答，还有一种说法，算得孤本，就是李京的《云南志略》，其中记载道：“王全斌克蜀，欲因取云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我们不要靠着兵力去厮杀，不要靠着势力去镇压，要用文治的方法，让他们心服口服，最终归附。
　　这话，估计仍是作者臆造，但是，李京臆造此话，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揣测的，更接近宋太祖说这话的心理。
　　太祖当时不同意王全斌的建议，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宋军灭蜀，千里征战，攻城夺寨，早已成为疲兵。兵法有言，“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兵法又言：“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军将。”这些，讲的就是远距离的疲军作战，是十分危险的，是损兵折将之举。太祖皇帝跟着世宗，手执戈矛，四处征战，决胜疆场，鲜有败绩，长于用兵之道，不会犯此危险，因此阻止了王全斌的进军。其次，蜀地广大，五万人马占领蜀地，已经捉襟见肘，更别说征讨大理国了。再次，王全斌在蜀地，少有宽厚，以铁血待人。成都下，“王全斌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于成都”，乱象已萌，太祖大概也已经知道了。
　　另外，当年的大唐，三次征讨南诏，三次败北，以至于唐军出现“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贵衄，元帅沉江”的惨状，多多少少在太祖的心里，还是有影响的。他不愿轻易进军，让宋军也出此惨况。
　　最主要的是，宋军此时进攻大理国，和太祖的统一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太祖的统一计划，史家一致认为，是赵普确定的，就是“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北汉挡着辽国，做了缓冲，我们先不急着灭北汉，将它留着，阻挡辽国。我们统一了其它国家，然后回头再收拾它。这不是统一计划，是对待北汉的作战计划。具体地说，太祖的统一计划，是应用周世宗的，即周世宗当年最为倚重的大臣王朴，在《平边策》里所说的，先败南唐，取其江淮之地，以其经济，蓄养军队，锻炼死士，随后趁势过江，灭掉南唐，此后，“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若其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先灭南唐，再取岭南，然后凭着强大的军力，一纸书信，招降后蜀。如果后蜀拒不归附，就灭掉它。那么，幽燕十六州自会回来。最后，北汉自会烟消云散。 　　王全斌灭后蜀时，南唐仍在，十分强大，燕云十六州更在辽人之手，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孰重孰轻，太祖是很清楚的。尤其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的屏障，此处关隘重重，山地起伏，宜于阻挡大辽的骑兵奔驰。丢失后，契丹健儿一旦不高兴了，或者手里不宽裕了，就鞭马而出，一路奔腾，前面就是一泻千里的平坂，无险可守。辽人旦夕之间，就可靠近黄河，威胁汴梁，让大宋朝廷成惊弓之鸟。
　　燕云十六州，是太祖必须夺回的，是太祖的一块心病。
　　只是，他后来突然暴死，其他皇帝又缺乏他的无极兵锋，缺乏他的军事谋略，难以收回燕云十六州。这点，也不是他能预料到的。而后代呢，更誤解了他的话，以为他放弃了西南。如元朝宰相脱脱所说，“若夫重文抑武，强内弱外，冗员多滥，将弱卒衰，常失之于疆场，受困于四夷者，乃后世矫枉过正，因循苟且所致，非太祖之本意也”，宋朝后世君臣，矫枉过正，往往如此。
　　5
　　中国文化中，尤其是政治文化中，一般的清明有为之君，大多都是不喜张扬武力，不喜杀伐征战的。他们认为，以仁德之举，让天下归心，九州来朝，方才是真正的成功，是真正的盛世之举。当年大唐时，有大臣向太宗皇帝提出“震耀威武，征讨四夷”的馊主意时，魏征急忙走出来，摇着手告诉太宗，做为皇帝，就应该“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即服”。后来，贞观之治大成，太宗皇帝被尊为“天可汗”，受到万国称颂，他曾赞颂魏征此话道：“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
　　这种治理制度，在孟子而言，称之王道。
　　这种治理制度，在后世而言，称为文治。
　　文治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民生，重视生产，统一之后，不轻易对外发动战争，从而避免百姓血流在野，屋庐为墟。
　　周世宗当年是提倡文治的，他将农夫和蚕妇的像，雕刻着放在宫里，对大臣说，寒冬腊月，我烤着火，穿着皮裘，都感到很冷。他们在飞雪中劳作，更是艰难。我们为他们所奉养，无以回报，只有认真治国，才能心安。
　　太祖虽夺得后周的帝位，但对赏识提拔自己的世宗，一直感佩在心，因此，也继承了这种思想，继承着这种做法。正因为如此，王全斌征蜀时，有一将军乱杀无辜，及于妇女，太祖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下令，“亟召至阙，斩之都市”。左右大臣知道后，都急忙出面替死囚求情，太祖流着眼泪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我们宋军本来就是去讨伐残暴的，一个女人会有啥罪，这个将军竟然如此残暴，赶快处死他，用来为死去的人偿命。
　　宋太祖对于王朝的疆土，是十分重视的。当日，宋军进攻南唐时，南唐后主李煜，派出大臣徐铉来向太祖哀求。徐铉文采出众，很得太祖的赏识，但太祖面对他的哀求很生气，拔剑发怒道：“不须多言！江南国主何罪之有？只是一姓天下，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说白了，李煜无罪，天下必须归于一统，金瓯必须无缺。
　　但是，对于大理国，太祖的策略就不同了。他的策略，有些沿袭唐朝的。当日，大唐在太宗的治理下，国事蒸蒸日上，到了高宗时，更趋高峰。永徽四年，即公元653年，南诏国君细奴逻，“遣逻盛炎入朝唐，诏授奴逻为巍州今蒙化厅刺史，赐以锦袍”。
　　宋太祖也有此希望，就是有朝一日宋朝强大了，经济提高了，国民富裕了，大理国自然而然会来归附的，到时，也就成为了大宋的一个藩属。
　　这种想法，他在给罗殿王普贵的一封信里，表达得更清楚，告诉他，自己统一中原，建立大宋，天下各处，无人不服，“惟尔州远在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攻伐之兵，征讨之典’”，告诉他，你不进贡，在过去，是会受到国君征讨的。然后，太祖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征讨，因为自己一直相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穷兵黩武，予所不忍”。普贵接到信，忙“纳土归顺”，既做着大理国藩属，同时也做了宋朝的藩属。太祖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尔若挈土来庭，爵土人民世守如旧”。
　　对罗殿如此，对大理国大概更是如此吧。
　　后世史家有评论道：“自内地而论，则蜀为滇之障蔽，故汉之开滇必由蜀。自外蕃而论，则滇为蜀之臂指，故唐之破蕃必合滇。今宋之季，元人从秦而攻蜀，又从蕃而入滇，其意常在蜀也。滇残则蜀亦残矣。故为宋人计，必当联滇以保蜀。”说的意思是，滇与蜀，互为表里，互为臂助，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
　　这点地理常识，雄才武略如赵匡胤者，岂能不知？
　　这点地理常识，大理国群臣岂能不知？
　　蜀地滇地，唇齿相依，相互倚持。因此，宋与大理国的交往，在宋朝开国后，就从未断绝过。这种来往，不但出现在段思聪在位的时候，在他的儿子段素顺时代，则更为密集。
　　《云南买马记》中记载，“惟太平兴国初，首领有白万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都王，让不朝贡”。这个白万是谁？书中解释道，苴咩城就是白万的国都。不用说，作者说的就是大理国王，至于“白万”，很可能是“白王”的笔下误。除此，再无其它解释，也无谁能担得起“八都王”的封号。也就是说，此时，大理国君就派出使者，拿着自己的奏章，来到汴京上交宋太宗，希望大理国能成为大宋的藩属。太宗接受了奏章，而且分封了他“云南八都王”的称号，只是让他以后别进贡，千里迢迢的，很艰难。
　　“云南八都”，很多人认为是八国，应该不是的，很可能是大理国下辖的八个部落。
　　到了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977年，史书记载，“黎州山后两林蛮主归德将军勿尼、怀化将军勿儿，遣使王子卑彩、副使牟盖、鬼主还祖等七十八人来贡名马，乞颁正朔”。这两个蛮主，一个名勿尼、一个名勿儿，派出庞大的使者团，浩浩荡荡地走进汴京城，进贡之后，提出希望，请求宋朝“乞颁正朔”。“颁正朔”，在古代是一件大事，皇帝登基，对国内颁发日历。勿尼、勿儿是大理国的大臣，他们当然不敢私下采取这样行动，一定是段素顺示意的，让他们进贡，让他们提出“颁正朔”的请求。太宗为了奖励两人，一个分封为归德将军，一个分封为怀化将军，让他们回去了。 　　到了太平兴国四年，即979年，大宋刑部郎中许仲宣，因为边界纠纷，来到宋和大理国边界，专门处理这件事情。他“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对于边界百姓，他不像别的官员，疾言厉色，而是态度很和蔼，给大家讲道理，说祸福，大理国百姓都表示信服，不再在边界闹事。
　　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981年，宋朝鉴于大理国的屡次要求，专门在大渡河边建立官署，设置官员，管辖来往的船只，不为别的，为的是“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
　　大渡河边，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剑拔弩张，没有昔日的战马嘶鸣，有的是只是来往的商人，还有百姓，甚至官员，他们有做生意的，有观光旅游的。
　　这是大理国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宋朝努力的结果。
　　段素顺是一个明君，“国中称为贤明”。
　　宋太宗更是为史家称为“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的帝王。
　　两人都认识到，合则双赢，战则两伤的道理。因此，两人还算得是心有灵犀。此后的两国君主，都一直尽力维持着这样的局面，不是一天两天，是三百年。三百年，石头可以长满青苔，碎裂成土;铜可以长满铜臭，烂掉。可大渡河边，三百年的和平，从未消失，笑声飞扬，炊烟升起，牧歌声声，长笛悠扬，从此再未消失。
　　6
　　段素顺是大理国的第五代国君，史书称之为一代明君。他的圣明，主要表现在他的对外策略，对内治理、个人品德，以及文化建设上。
　　对外，他积极向宋朝靠拢，派出使者，上奏大宋，表达归附之心，表达自己的羡慕之意。
　　对内，他则注重文墨，加强文化建设。
　　他的文化建设，是在佛教的基础上，将中原文化的两大派别，也就是儒教和道教，自觉地引入到国家建设中，融入国民的生活里，这种融入，如水润沙滩、雨润青苗，是悄然进行的，毫无强迫之感的。大理国重佛教，无论高门大户，无论小康人家，无论高楼红袖，还是沙场将军，都能够敲几下木鱼，诵几段佛经的。段思英更是以帝王至尊，出家为僧，宣讲佛法，普度世人，成为一代名僧的。
　　如此一来，佛法更是遍布国内，遍布大理国山水，以至于一个不大的鸡足山，就寺庙遍布，佛钟悠扬，“大刹七十二所，兰若三百六十，小庵无算，传衣、逻汉、迦叶、寂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众或数百众不等”;以至于一个不大的芒涌溪，就“有三十八庵”，晨钟暮鼓，声声在耳，声声入心。
　　在这儿行走，这儿的人都将所住房子洒扫一新，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房内，更是空净如洗，白色生光，家家设置一间佛堂，里面香烟袅袅，云雾缭绕，鲜花在瓶，清香馥郁。净净的水流，就在门前窗下流过，白亮一脉，带着天光云影。人进入其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心如莲花，灵魂也白若莲花，以至于“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倶尽”。
　　可是，做为大理国君的段素順，却一反常态，不像他的先祖那样醉心佛学，而是“好黄老恬淡无为之教”。这，是性情使然，还是政治使然，细想起来，应该是后者的目的更重一些。道家思想精髓，最主要是提倡人要顺乎自然，要“致虚极，守静笃”，即致虚守静，能克制欲望，在自然中找到人生的乐趣，找到人生的本真。而在治国上，则是提倡无为而治。在千年前的社会，这样的治国理念，毫无疑问是十分可取的。因为，在小农经济中，百姓都是“夫主外，妇主内”的，都是《天仙配》中所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生活。此时，田地种好，可以足食;桑麻织好，就可足衣，这就是幸福的日子，是和平安康的日子。
　　种田织麻，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需要政府出面指导，出面传授。
　　此时，国君最好的办法，就是管好官员，不要下乡骚扰百姓，不要“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国家呢，也不要随意地进行各种劳役，占用百姓耕作的时间，更不要如南诏后期那样，年年掀起战事，让百姓疲于奔命，战死沟壑。那么，百姓自然而然就如孟子在文字中所描摹的生活图景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了。
　　儒家思想，有时和道家思想，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此可见。
　　汉代的时候，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俩，就是采用黄老之术治国的，从而让国家达到极其富足的地步，以至于出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景象，为后来汉武帝大败匈奴，开创大汉帝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这样说，打败“天之骄子”匈奴健儿，物质上，是汉文帝和汉景帝取胜的;军事上，是汉武帝取胜的。
　　当然，喜爱黄老之术的人，为人也恬淡，譬如汉文帝，不会沉溺于物欲，不会大兴土木，为一己所好，劳动万民。汉文帝的时候，准备建造一座露台，让工匠一计算，需要花费一百金。他摇着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停止了这项工程。这种节省，是古今少有的。
　　显然，段素顺也有这样的品行，他“恭俭自持，下人奉令守责”。他自己十分节俭朴素，顺势而为，绝少大动干戈，怕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骚动，不必要的麻烦。由于自己洁净、清明、淡然，因此，下面的人也跟着学样，保持着清明廉洁的风气。这样，大理国就出现了一支奉公守法的官员队伍，出现了一群廉政清明的官员。
　　政治上，他提倡的黄老之术，已经深入官员队伍，深入到治国之中。
　　在思想上，道教文化也深入到了百姓生活中，深入到了百姓的习俗里。在他的以身作则下，很快的，信佛的大理国百姓，也重视起道教来，“于是道教始盛，黄冠遍满国中”。这些百姓，空寂之余，又多了一种潇洒自然的个性，多了一种本真天然的特质。
　　佛，虽然洁净，但内心太枯寂了。
　　道，表面冷，内心却很热。
　　两者中和，既有着一种心灵的洁净，又有着一种个性的洒脱;既有着一种顺应自然，又有着一种善良忍让;既有着一种高歌笑孔丘的不羁，又有着一种内敛含蓄。 　　至于儒家思想，此时，也开始在大理国得到提倡，得到推广。后来，有人在元朝的时候，竹杖芒鞋，青衫大袖，行走在大理一带的时候，登山临水，援笔为文，描写道：“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在立文庙。”然而大理国时期不设文庙，并不等于不尊儒教，而且创新性地将儒教和佛教揉和在了一块儿，做到了水乳交融。大理国时，也效仿中原的大宋，开始开科取士。科考之时，一个个读书人，也拿着砚台笔墨，来到羊苴咩城参加考试。中原的考生，一般称之为士子，长衫飘飘，薄带飞扬，潇洒如竹。而大理的不称士子，称师僧。这些师僧，介乎和尚和读书人之间，或者说，是两者的结合体，“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他们说不是和尚吧，也敲木鱼、数念珠、读佛经。说是僧人吧，却又娶了白白净净的小娘子，两人也新房画眉，也窗下读诗，也卿卿我我，也你侬我侬。
　　大理国的进士，就在这些师僧中选取。
　　这，也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一种治国方法。前面已经分析过，儒家让人走入社会，积极进取，让人遵守社会规则，融入社会群体。这种要求当然好，每个人都积极进取，都努力上进，都有着社会担当和责任，这个国家才会蒸蒸日上，才会繁荣昌盛。但是，如果大家沉溺红尘功业太深，就会为名利富贵牵绊，就会不择手段，设法攫取，如李林甫、杨国忠，就是这样。这时，就得用道教和佛教来中和这样的想法，让其冷却，保持本性，保持一颗清凉的心。可是，如果只是崇道、崇佛吧，人人都会挥挥衣袖，面对社会微微一笑，走入深山古寺，走入白云深处，置身世外，张扬个性，这个国家谁来保卫？这个社会谁来建设？一些责任谁来担当？
　　儒、道、释三者结合，相互中和，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才是王道。
　　大理国，在段素顺手里，终于完成了儒道释的文化回归。
　　只此一项，段素顺就称得上是明君，就对中华文化做了很大的贡献。他让这片土地的人们，在佛教之外，接受了儒教，接受了道教，从而，走入中华文化的浪潮中，中流击水，浪花飞溅。
　　7
　　段素顺在位的时期，大理国确实做到了政治清明，万姓高歌，月夜芦笙，清亮缭绕的情景。文治，文化教化，才真正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巨大的能量。
　　神圣文武帝段思平整合了大理国，七年时间很短，一个王朝不可能用七年的时间，就让其中各族水乳交融，成为一体。
　　文武帝段思良在制度上，对其进行了铺展、深入，让整个社会制度进一步深化，深入人心。
　　广慈帝段思聪和应道帝段素顺，却做到了文化上的整合，这种整合，可以说，已经全面铺开，全面深化，甚至进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里，甚至深入到了他们的血脉里。可以这样说，段思聪和段素顺做到了真正文化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回归。
　　也就在段素顺登基不久，段氏政权形势整合上出现了裂痕，这次裂痕，就是大理东部发生动乱，而且烽烟滚滚，鼙鼓声声起自天末。
　　时间，是明政三年，即969年，大宋的开宝二年。
　　这次起兵，是大理国东部边镇的首领，一个是延众镇长宗奇，另一个是求州首领代连弄兔。两人的势力，估计都不大，对大理国没有多大威胁。可是，他们起兵的地方，却在大理国最为敏感的部位，就是靠近滇东三十七部。
　　滇东三十七部，对大理国国君的感觉而言，就是痛并快乐着。
　　这话咋说的？
　　从滇东三十七部和大理国历史关系来说，算得是源远流长，剪不断理还乱。
　　當年，段思平准备起兵，自己的力量不够，不是大义宁国杨干贞的对手，于是，就带着弟弟段思良，马蹄如鼓，一路跑到滇东三十七部，搅动三寸不烂之舌，扳着手指，一二三四五，劝说三十七部和自己联合，和大义宁国的杨干贞叫板，“于是急趋而前，借兵于东方黑爨三十七蛮部，会于石城”。滇东三十七部一听，很好，我们就跟着你干吧。于是，这些部族，就纷纷派出军队，骑着战马，带着武器，跟着段思平一路杀奔大义宁国国都羊苴咩城，灭掉杨干贞。事业成功，大理建国，段思平分封功臣，对于滇东三十七部，他的命令是，“免东方三十七蛮部徭役”，使得三十七部很高兴，旗帜招展地回去了。
　　大理皇帝建国时，是得到滇东三十七部支持的，否则，别说建国，段思平和段思良大概都会被杨干贞杀掉。
　　尤其到了大理国中后期，三十七部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当时，高氏家族的权力，一天天地膨胀，甚至直逼王权的时候。三十七部更起着一种平衡作用，让高氏不敢有所行动。最后，高氏不得不和段氏进行协调，皇位由段氏家族担任，相国的位子，必须是高家的。权力，也必须是高家人掌握。
　　高家自大理国中后期，一直执掌朝廷政权，中间除了高升泰曾夺取帝位两年外，一直不敢染指帝位，不是他们有多么忠心，多么淡然，实在是不想和滇东三十七部开战。滇东三十七部的战力，他们家族当年是见识过的，是无锋不摧的。
　　可是，滇东三十七部又有些桀骜不驯，这中间有着领土被占的原因，也有着其它原因，经常会起来闹一点事情，不大，可也不小，总是会给大理君臣找点不快，让他们脑仁痛。至于矛盾的产生，有大理君臣的问题，也有滇东三十七部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滇东三十七部，时隔千年，说法不一。有的说三十七部是部落;有的说是国家，譬如自杞国、罗殿国。说白了，滇东三十七部有的是部落，有的是国家。当时的滇地，部落林立，很多。这些部落，一旦强大到足以立国时，就会建都，就有了国君，就成为了一个国家。
　　但是，滇东三十七部无论部落，无论国家，都是大理国的附属。《新唐书》里说，“乌蛮与南诏世婚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部，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部;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这七个部落，基本都是乌蛮部落，后来慢慢壮大起来，经过扩展、分离，就成为三十七部。
　　他们关系极近，血气相连，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关系，说联合了，一声吆喝，旗帜一举，号角一吹，开始行动;说结束了，挥挥手，收起刀枪，各回各自的部落，放马劈柴，周游世界。 　　大理建国时，为了增加国民经济收入，就派出商队，贩卖马匹。由于大宋对大理国只开放黎州一处交易关口，难以满足交易量。无奈，大理国只有借着滇东部落的领土，甚至商人的手，将马匹卖给宋人。宋人不傻，早已明白道：“今之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绵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罗殿国和自杞国的马，不是他们自己出产的，是从大理国购买的，再转手倒卖给自己的。
　　因为大理国和滇东三十七部关系复杂，因此，当宗奇和代连弄兔一旦起事，段素顺就有点坐不住了，怕牵动滇东三十七部，于是马上调兵遣将，派出军队，迅速给予剿灭。这次出兵的规模是很大的，指挥官的格次也是很高的，有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标，有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等。
　　这次征讨，显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以至于《三十七部会盟碑》都不屑于多写几个字，简单地道：“明政三年，岁次辛末，宣谕奉承旨，统率戎行，委服皆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延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免覆磨乃等三邑，统置延众镇”，我们奉应道帝之命，旌旗飞舞，刀枪闪亮，最终剿灭叛军奇宗等三处叛乱，将这三个地方，统一置于延众镇的治理下。接着呢，讨伐部队更是马不停蹄，向回赶到石城，也是就曲靖，再次利刃出鞘，号角吹响，将另一股叛乱扫灭。
　　这次出兵征讨叛军，显然是次要的，而炫耀兵威，显示战斗力，对滇东三十七部进行一下震慑，可能是主要的。因为，整个讨伐战斗，是在一年内完成，而且时间不超过两个月，二月八日前，就剿灭了主要叛乱力量奇宗等;路上行军一月，接着就收拾了另外的动乱。
　　大理国为什么为此癣疥之疾，要大动干戈，其目的，就是为了和三十七部会盟。
　　这次会盟是很成功的。
　　此次会盟，大理国朝廷派出的大员，规格极高，人员齐备，除了国君坐镇都城，没有参加外，其余大员基本都到。当然，段素顺不可能来，没有元首和下属会盟的道理。“合集卅七部女考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三十七部首领来了，还有其它十二个部落的头人，也都赶来了。大家在一起，抱着膀子称兄弟，握着手言欢，觥筹交错，主宾尽欢。
　　酒喝到高潮，集会的真实目的才摆出来。
　　大家都拿着朱砂，用手研磨着，大概还要在脸上抹一点儿，然后发誓，大家一定要忠于国家，一心一意，“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歃血”，向上，对得起苍天神圣，向下要一心一德，对得起歃血的盟约。
　　接着，大理国主持会盟的大臣，赠送各头人，还有各首领财物、布帛。
　　三十七部头人，见识了大理军队的战斗力，不动则已，动如脱兔，利剑出鞘，无人可敌。也见识了大理军威，很可能还集体检阅了一次部队，面对大理健儿盔甲鲜明，刀枪如林的情态，不得不佩服。当然，还有颁赏的财物，心里又有着一种感动和兴奋。
　　这次盟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来的三十七部，虽不时有点小动作，可是，也只是稍有举动而已。而且，后来大理国和三十七部的矛盾，大都采用了这种订立盟约的方法，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次会盟，开了一个和平谈判的开端，很好。
　　这次盟约的幕后推手，绝对是段素顺，是他一手促成的。
　　这，是他的另一种文治教化的方法。这儿的风俗，人们重然诺，一语既出，重于高山，因此，采用此法，很是得当。
　　段素顺的文化整合，儒释道外，还兼顾着大理国一带的风俗、习惯、人情和人性。
　　8
　　段素顺之后，大概过了二百年，金国出现了一个国君，是诗词兼长的君主完颜亮。一次，他在看到柳永词《望海潮》时，读到“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句子时，心痒难禁，派出画家，悄悄来到临安，将临安景色落在宣纸上，拿回北国。他看后，让画家在上面画上自己骑马登临吴山的气势昂扬的图像，并拈起羊毫，题诗一首：“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于是，“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带着大军，准备渡过长江，灭掉南宋，登临吴山，统一天下。
　　他的这次出军失败了，六军不进，期鼓不振，自己也被部下杀死。
　　其人虽死，但是，他的一句诗歌是很符合华夏历史实情的，“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一旦文化统一了，相同的文化理念，相同的文化人格，相同的文化追求，一定会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紧紧地箍在一起，永不分开的。这就如清明节，无论游子行走千里万里之外，行走在天涯海角，此时，都要回到一起，祭祀祖宗，这就是根的联系。
　　文化的统一，就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所在，就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所在。
　　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五千年的文化，形成了儒释道文化人格，几乎被各民族所接受，这样，就凝固出一个大的民族体系，就是中华民族。
　　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都属于中华一族。
　　这种文化体系和文化人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时间的潜移默化，长时间的春风化雨，才慢慢形成的，慢慢化为人们的习俗，人们的节日，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的道德风尚。
　　其中，很多国君，在這种文化的形成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譬如汉文帝对道教的推崇，汉武帝对儒教的推崇，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推崇。正是这样，到了大唐以至大宋，中国文化人格，才日益完满起来，丰富起来，出现了李白这样的各种文化交合的诗仙，到了宋朝，出现了苏轼这样的三教合一的大家。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唐宋文人，在国家建设中，勇于担当，极其负责，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负责精神，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飘逸潇洒个性，有“行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自然随意的风神。
　　在云南一带，由于地势偏远，间关阻隔，这种文化人格的影响，显得十分薄弱，甚至说，在大理国之前，还没有延伸过来。
　　这时，大理国很幸运地走出一个君主，就是段素顺。
　　段素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是一个长于治国的政治家，他有意识地将黄老之术，通过个人的喜好，张扬于国内;又通过科举考试的方法，将儒学和佛教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原文化人格数千年跋涉的旅途。其做法简单，效果明显，从此，中原文化，算是真正在这儿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
　　也是因为这样，大理国在文化上，就已经和中原一统了。
　　文化回归，也意味着领土的回归，将为时不远了。
　　段素顺算得当时的一个风流人物，值得华夏民族尊敬，因为，在他的手里，预示着大理国将回归中原，回归一统。有一句诗修改一下，用在他的身上是可以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因为我对这种文化爱得深沉”。
　　编辑手记：
　　本文写了大理国的两位皇帝——段思聪和段素顺，相较于段思平以武力开国，段思良以制度建国，段思聪和段素顺则是以发展农事和文化教谕，适当地演绎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化的发展必须以社会安定和经济富足为基础，契合发展阶段的文化又能维护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理国前期几位皇帝，在儒释道三者之间恰当地取舍，让身处乱世的国家迅速安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