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赛事开幕式的“人物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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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盛会的开幕式是主办国向全世界展现本国的绝佳机会,其在对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越赛事本身。主办国往往通过开幕式向世界传递出某种信息,如本国(有时还包括本洲)某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或者某种震撼人心的精神等。
  
  南非世界杯开幕式上的费米·库提
  
  2010年6月11日,南非世界杯开幕式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由于这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南非在开幕式中同时肩负着向全世界宣传本国和本洲的使命:非洲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非洲告别殖民统治以来的政治民主进程,以及20世纪南非最辉煌的成就——与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胜利,都应在开幕式中有所体现。开幕式上来自非洲多国艺术家的演出、曼德拉前总统的视频讲话等都向世界传递了南非所要表达的信息。不过,开幕式上有一个人物的登场同时完成了南非这三大对外宣传的任务。他就是在开幕式接近尾声时出场的尼日利亚音乐家费米·库提(FemiKuti),他演唱了歌曲《Bang BangBang》。
  费米·库提来自尼日利亚最著名的家族。非洲历史上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索因卡就来自该家族。索因卡的表弟、费米·库提的父亲费拉·库提被公认为20世纪非洲最著名且最具传奇色彩的音乐家,在非洲和西方都极具影响力。他还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泛非主义者。费米·库提从小就加入了父亲的乐队,继承了费拉·库提的衣钵。在父亲1997年去世后,费米·库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具有相当的国际声望。南非世界杯主办方邀请费米·库提亮相开幕式所传递的第一个信息,就是通过向诞生了索因卡和费拉·库提等享誉全球的文化界巨人的库提家族表示敬意,继而向世界展现非洲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20世纪中叶起,非洲各国相继告别殖民统治,成为改变20世纪国际版图的重要事件。不过,大多数国家在独立后所经历的政变、内乱和动荡使非洲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大打折扣。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向世界展示其向往民主与和平、同腐败和专制作斗争的决心。在这一点上,最强有力的代表莫过于库提家族了。索因卡和费拉·库提父子不仅分别在他们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学和音乐作品中揭露尼日利亚等国的腐败和专制,并经常在公开场合对此进行抨击。费米·库提的祖母冯米拉约·兰索米·库提(FunmilayoRansome Kuti)作为尼日利亚著名的女权和政治活动家,曾参与过尼日利亚独立谈判,并不断同当局的不合理政策进行斗争。她的国际声望还使她被苏联授予“列宁和平奖”。
  库提家族的政治呼声却被尼日利亚军政府视为威胁。1978年,尼军政府派出1000多名军人突袭了费拉·库提的住所,将77岁的冯米拉约从二楼推出窗外,她在昏迷数周后去世。此后,费拉·库提将一个仿制的其母亲棺材送到军营,并创作了歌曲《献给国家元首的棺材》,他本人也遭到了军政府的殴打并多次入狱。1999年,尼日利亚结束了近33年的军政府统治恢复民主。人们不会忘记在军政府统治的黑暗时期,是费拉·库提通过政治色彩浓厚的音乐使他们感到振奋和希望。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内的这种政治乱象在脱离殖民统治的非洲诸国普遍存在,用库提家族来反映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主斗争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南非世界杯主办方邀请费米·库提亮相开幕式的第二个信息是:向库提家族在结束尼军政府统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致敬,同时也向世界展示半个多世纪以来非洲大陆的民主斗争与成就,让世人对非洲刮目相看。
  在所有非洲国家的政治进程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度最高且最持久的莫过于南非本身。在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前的数十年里,南非的白人政府一直是国际社会的“贱民”。国际社会对于南非黑人权益的声援离不开一位南非音乐家,她就是被称为“非洲妈妈”的玛丽安·马克巴(MiriamMakeba)。她和费拉·库提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最知名的两位非洲音乐家。可惜的是,马克巴2008年11月在意大利演出期间突然去世,使得这位南非最著名的音樂家无法在世界杯上亮相。南非世界杯主办方邀请与马克巴同属一个重量级的费拉·库提的长子在开幕式上献艺,也使全世界观众们自然而然地从尼日利亚的库提联想到南非的马克巴,继而回想起南非与种族隔离制度斗争胜利并实现民主这一重要历史篇章。借尼日利亚来展现南非,是南非世界杯主办方邀请费米-库提登场所传递的第三个信息。
  一个费米·库提,就让观众看到了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的艺术成就和民主进程,并且间接地为主办国南非做了宣传。
  
  温哥华冬奥会开幕式上的“执旗手”
  
  2010年2月12日举行的温哥华冬奥会开幕式所要宣传的只是加拿大本国。加拿大希望借冬奥会开幕式向世界传递如下信息:宣传加拿大在多个领域的骄人成就,打造名人作为本国的国际“名片”,并推广某种源于加拿大的精神。冬奥会主办方同样利用人物作为载体向全世界传递了上述信息,主办方对这些人物出现的时机更是做了精心安排。
  在以往由体育界人士独占鳌头的“奥林匹克会旗”入场环节,加拿大冬奥会主办方对于8名执旗手的遴选也与以往不同:8人中有4人代表体育界,另有4人代表非体育领域。这4位非体育界人士分别是:演员唐纳德·萨瑟兰、音乐家安妮·莫里、原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官罗梅欧·达莱尔和女宇航员茱莉·帕耶特。
  显而易见,加拿大冬奥会主办方邀请他们出任执旗手所传递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展现本国在电影、音乐、人道主义行动以及科学方面的成就。唐纳德·萨瑟兰所主演的《普通人》一片曾经获得198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其代表作还包括《陆军野战医院》和《花街杀人王》等经典名片。安妮·莫里曾经因《你需要我》(YouNeeded Me)等歌曲多次荣获音乐界最高奖项格莱美奖。达莱尔是首位领导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加拿大人,邀请他出任执旗手显然还向世界传递出加拿大爱好和平、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的信息。
  笃信“个人英雄主义”的西方国家往往喜欢利用各种形式打造“名人”形象,作为在国民中和国际上的“名片”。这也是冬奥会主办方希望通过执旗手传递出的第二个信息,其中茱莉·帕耶特的入选最能体现这一点。美国历来擅长包装名人,使他们被特定群体的公众偶像化。由于对热爱科技的青少年群体具有巨大的榜样作用,宇航员(特别是女宇航员)一直是美国“被偶像化”程度最高的职业之一。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萨莉·赖德、第一位担任航天飞机机长的美国女性艾琳·柯林斯在美国青少年中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在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中遇难的女宇航员克里斯塔·麦考利夫的事迹甚至写入了中国的教材,其教师的职业和悲剧的结局为她增添了神秘色彩。2007年,另一位教师出身的女宇航员芭芭拉·摩根进入太空并为学生们授课,替麦考利夫实现了梦想,也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加拿大冬奥会主办方将茱莉·帕耶特选为执旗手,也是看到了女宇航员这一职业在全球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所能激发的巨大热情,为加拿大打造一张国际“名片”。
  在4名代表体育界的执旗手中,有一人并非运动员。她就是在世界体坛享有声望的已故运动员泰瑞·福克斯的母亲贝蒂·福克斯,安排她出场显然是为了代表其儿子。泰瑞·福克斯在18岁时因病被截去了右腿并安装了假肢。但身残志坚的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1980年4月12日,21岁的他从纽芬兰省开始进行长跑,在143天的时间里共跑了5300多公里,大约相当于每天跑一个全程马拉松。他面对逆境的坚强和意志感动了全世界。30年来,为了纪念泰瑞·福克斯并为医学治疗和研究募捐,许多国家都已经发起了“希望马拉松”活动。泰瑞·福克斯本人的影响力也已不仅仅限于体育界,而成为了全世界所有面对逆境而坚强抗争的人们的偶像。加拿大冬奥会主办方邀请他母亲担任执旗手,向世界传达了这一源自加拿大的顽强不息的精神,在世界各国观众中引起相当大的共鸣。这也是冬奥会主办方通过执旗手所传递出的第三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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