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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概况
生态学（ Ecology）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黑格尔（Ernst Haeckel）在1869年提出的，名词的英文词首和经济学（Economics）是相同的，都是Eco，起源于希腊文Oikos，是“家庭居处或环境”的意思；logoc是个多义词，可以表示“词”“概念”“思想”“定义”“言语”“学说”等意思。因此，从词源的字面意义上理解，“生态”可以阐释为“家乡词”“家里的语言”或“居住的语言环境”。人们的确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生活、工作并与别人打交道的。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一种言语交流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就好像自然界特定生物和非生物的生态。世界范围内有不同的语言体系，在每一语言体系中又有不同的语言变体，随着语言环境的改变，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发生改变、吸收、融合、扩散等现象。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 Haugen(1971)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他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为语言研究者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德国Bielefeld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为题的著述，使学科理论框架得以确立。P. Finke 根据生态系统观提出了“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s)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隐喻奠定了语言生态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变得十分严峻。1990年，M. 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告诫语言学家不可忽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他的报告促使语言研究者对语言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即把语言和语言研究作为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范式。在国内，李国正针对语言与生态问题提出将语言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前者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以及人群系统；后者指任何特定的语言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关系。
M.thlhausler(2003)指出，语言环境涉及语言与现实世界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等方面；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生态”从生物生态学角度来理解和使用，即通常所谓生态环境、生态危机的“生态”。在这一意义的基础上，生态语言学还使用“生态化”（ecologization）、“（合乎）生态的”等词语，它们含有健康、和谐、协同作用的意思；而“非生态的”（unecological）则意味着不健康、不和谐。“生态的语言”就是能够表现和促进人类与自然健康、和谐、协同进化的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
总之，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它与生物生态系统具有类似的同构关系。应把语言视为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语言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研究语言。
二、从生物多样性看汉语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英文为biodiversity 或biological diversity）是描述自然界多样性程度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里，生物多样性的定义是：“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The variability among living organisms from all sources including: inter alia, terrestrial, marine and other aquatic eco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complexes of which they are part, this includes diversity within species, between species and of ecosystem）。”简言之，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它们所包含的基因以及由这些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程度。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物种多样性等。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物种多样性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一定区域内的物种丰富程度，可称为区域物种多样性；其二是指生态学方面的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可称为生态多样性或群落物种多样性（蒋志刚等，1997）。物种多样性是衡量一定地区生物资源丰富程度的一个客观指标。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语言，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是我国人民使用的主要语言。在语言谱系分类上，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它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大体上说，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有较强的一致性，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又分为4个次方言区：华北及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吴方言(以上海话为代表)，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闽方言（包括闽南方言，闽北方言，闽东方言）和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总是不断地进行着，但在一定的时期内，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就叫生态平衡。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平衡表现为生物种类和数量以及遗传的相对稳定。
索绪尔说：“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 语言系统建立在共时的基础上，它是对语言静态认识的结果。人们在一段时期内使用的语言是稳定的，早在殷商时代，汉语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当时汉语的面貌和现代汉语基本相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由近代汉语发展而来。从18世纪的《红楼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的普通话和当时的口语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藏语、壮语、傣语、侗语、苗语、瑶语等正在趋于消亡和灭绝，严重地影响着汉语语种的多样性和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
三、从生态学规律角度看汉语发展现状
1.物质循环转化与再生的规律
自然界通过植物、动物、微生物和非生物成分，一方面不断地合成新物质，一方面又随时分解为原来的简单物质，重新被植物所吸收，进行着不停顿的新陈代谢。但是如果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过于强化，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调节限度，就会出现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物质循环失调现象，给人类造成严重的恶果。语言现象也是如此，随着环境的变化，语言存在消退、旧词复出和以及“旧瓶装新酒”的现象。
（1）语言的消退
过去所谓的新事物如今成了历史的陈迹，表现这些事物的词语也会随之成为陈迹。比如“大跃进”“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词语，一些“纯文言词”以及使用地区较狭窄的方言词和过时的音译词。顾名思义，既然是“现代”汉语，现代书面语中不用的词汇首先要被淘汰，如“携贰”(有二心)、“阉寺”(古代宦官)等；方言词，如“白相人”(游手好闲的人)、“吃讲茶”等；过时的音译词，如“amateur”(业余爱好者)、“coup d’etat ”(政变)等。
（2）旧词复出和新义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一些所谓的旧事物、旧现象逐渐复苏，反映这些旧事物、旧现象的词语，也会自然而然地复出，如“分红”。一些较雅的敬称、谦称，在一段时间内因特定的政治因素和人为的干预曾被禁用，现在也开始正名并恢复使用，如“令爱”。
（3）固有词语增加新义
一些固有词语原来使用的范围比较狭窄，在不增加词形的条件下，利用这些现成的词形，通过引申、比喻等方式，可以增加新的意义。如：“宰”原指杀（牲畜、家禽等），现在增加了一个“向买者或接受服务的人索取高价”的意思。
2.相互适应与补偿的协同进化规律
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生物给环境以影响，反过来环境也会影响生物。植物从环境吸收水和营养元素，这与环境的特点，如土壤的性质、可溶性营养元素的量以及环境可以提供的水量等紧密相关。同时，生物体则以其排泄物和尸体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水和营养素归还给环境，最后获得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结果。这条规律对于语言的稳定和和谐发展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有指导意义。外来词的引进以及网络用语的泛化给现代汉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产生了大量的新词。
语言的协同进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来词
国门打开后，我国加强了同各国的友好往来，新科技、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涌现，汉语语汇史上出现了一个借词高潮。它们进入汉语语汇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 用汉字直接音译，例如：“克隆”（clone）、“托福”（TOEFL）。
2) 用汉字音译后，另加一个表义类的语素，例如：“艾滋病”（AIDS）、“保龄球”（bowling）。
3) 字母外来词。例如：“CD”（激光唱盘）、“MTV”（音乐电视）等。
（2）网络用语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今天互联网正以无孔不入之势蔓延至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语随之产生，它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在网络交际领域中使用的语言形式。网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鼠标、硬件、浏览器等；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民、黑客等；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电子公告牌(BBS)上的常用词语、谐音字（母）、英文或汉语拼音的缩略词、数字或符号组合等，如美眉、斑竹等。对网络新词的产生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意出生：最热门的是“顶”；二是借名出生：“马甲”一词来源于赵本山的小品；三是转意出生：“沙发”意为论坛回帖第一人；四是随机出生(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斑竹”意为“版主”
3.托适原理（生态位）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又称小生境或是生态龛位，生态位是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借以跟其他物种作出区别。生态位包括该物种觅食的地点，食物的种类和大小，还有其每日的和季节性的生物节律。生态位的概念是由Joseph Grinnell于1917年首次提出的。群落生境（其同义词为栖息地）只是生态位这个概念的一部分。生态位的含义远不止是“生活空间”（温度、空气湿度等环境因素的综合，它是生物生存的依据）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它描述了一个物种在其群落生境中的功能作用，而且它带有构成群落生境的自然因素所留下的烙印。它是一个物种为求生存而需要的广义“资源”。例如：蝙蝠需要在某地夜间捕食蚊子那么该地的自然因素（例如空气质量，其他关系到蝙蝠栖息地的因素）、蝙蝠夜间运动的可行性、蚊子等都是蝙蝠生态位的一部分。一个物种只能占有一个生态位。语言也存在生态位的竞争，同一事物只能有一个合适的词语表示。下面谨从外来词的角度加以分析：
（1）一个外语词的语音形式，翻译到汉语中往往有多个译法，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常常给理解带来混乱，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译法来表示同一事物。比如，“laser”的译名有“雷射”“镭射”“莱塞”“激光”等，“Dacron”的译名有“的确良”“的确凉”“涤确良”“达可纶”等，“sandwich”有“三文治”和“三明治”两种译法。这样，要么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它们所指不同，要么在使用时使人感到无所适从。所以，应该选择发音、书写形式相对稳定的一个作为规范译名。
（2）对人名、地名和国家名应该尽量采取音译方式，用字统一，在某一特定区域选择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如在翻译国名或人名时，［r］和［l］音用“尔”翻译，不省略，“-son”译作“逊”而不译作“孙”等。对一般事物，则应尽量采用意译或音译意译相兼的方式，以利于本民族人理解和掌握。如用“谈恋爱”而不用“拍拖”，用“电话”而不用“德律风”等。
四、现代汉语的规范及营造良性生态环境
那么，到底如何进行良性汉语生态环境的营造呢？下面我们拟按生态学的原理，试从内源性生态和外源性生态两个层次进行讨论。
（一）从生态内源性角度
所谓语言内源性生态，主要是从语言本身的角度对其进行规范。可以总结为下面三条：
1.流通度
我们可以从流通度的角度去考察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真实使用情况。流通度是判定新词、新义、新用语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测量流通度是对语感加以量化，使得“能不能说”，是否已经“被理解，被认可传播”变得可以通过对流通度的计算进行判定。流通度也是判定方言词语、术语、文言词语是否进入普通语，是否进入通用领域以及是否符合规范的极为有效的量化操作标准。
某个词汇现象是否合乎规范，不是某些语言学家可以强行决定的。曾有一段时间，“邮政编码”的不同缩写形式——“邮码”和“邮编”成为争论的焦点。判断有理无理的主要依据，首先不是看已有的语言标准，而是看它是否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
2.约定俗成
语言符号的本质特点是约定俗成性。外来词是语言符号的一种，当然也应体现“约定俗成”这一语言的基本原则。词汇是语言各因素中变化最快的一个因素。新词语在一个语言中的扩散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外来词的扩散也不例外，也要经过一个由个体到社团再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词是否能被吸收，或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吸收，是由讲这门语言的社团成员共同决定的。借用的语言符号只要受到了全社会成员的一致公认并且得到广泛使用，那就可将其列入规范词的范围。因为公众的接收和使用才是给语言制定规范的最根本的标准。因此，“约定俗成”原则是外来词规范中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例如：“computer”一词在汉语中有两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计算机”和“电脑”。而至于“计算机”和“电脑”两个词哪个会最终取胜，也得取决于社会的选择。
3.经济高效原则
语言经济原则是指人们为了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尽可能地减少言语活动中能量消耗的原则。美国语言学家齐夫指出：出现概率最大的词必为形式最简单的词。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认为：经济原则是支配人们言语活动的规律。而汉语外来词的借用也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汉语外来词借用中的经济原则主要体现为汉语中的词形借词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外语的缩略语形式。
“BBC（British Broadcasting）”和“VOA（Voice of America）”是两家著名的广播电台的名称，这几个字母成了两家电台的代表。BBC的全称“英国国际广播电台”很少使用，而VOA和其全称“美国之音”出现的频率则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美国之音”比“英国国际广播电台”要经济得多。语言经济因素是语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外来词的规范中，一定要重视这一因素，去除语言中的冗余信息，以便于更经济、更有效地运用语言。
（二）从生态外源性角度
1.语言与语文工作者
语言工作者如作家、翻译工作者、记者、编辑、电影或话剧演员、广大中小学教师的任务是：对出现的各种不符合现有规范标准的词汇现象进行描写、分析、比较、评价，最终作出肯定、选择其一或否定的导向性判断和预测，并以制订语言文字政策、编纂规范词典、推荐文学作品典范等形式，对大众的词汇使用情况加以导向性的影响。
2.语言立法宣传机构
（1）制定可行的规范措施，进一步加大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力度。积极采取多种形式，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断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加强与宣传、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法规、规范标准更加深入人心，不断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2）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建设。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运行的执法机制，培训执法队伍，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依法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3）加强对社会用字的管理监督。在规范校园用字、城市街面用字、出版物用字、影视屏幕用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对汉语文教师、编辑、记者、中文字幕操作员和牌匾、广告制作人员的汉字应用水平培训，逐步做到持证上岗。对社会用字的监督管理不应只停留在政府监督管理的单一层面上，而应当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建立起齐抓共管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1]Fill ,A, 2000.Language and Ecology: Ecolinguistics perspectives for 2000 beyond [A]. In AILA Organizingcommittee (ends ).Selected Paper from AILA 1999 Tokyo [C].Tokyo :Waseda University Press .
[2]B·K·茹拉夫廖夫.语言与文化生态.论文集《多民族社会中语言的功能》.莫斯科，1991.
[3]B·K·茹拉夫廖夫.语言演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莫斯科，1982.
[4]胡壮麟.科学理论新发现和语言学新思维[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4）.
[5]李国正.生态语言学系统说略[J] .语文导报，1987,（10）.
[6]李国正.生态汉语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7]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8]华勋.语言经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戴昭铭 陆镜光.语言学问题论丛[M].三联书店，2002.
（高 玲，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生态学（ Ecology）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黑格尔（Ernst Haeckel）在1869年提出的，名词的英文词首和经济学（Economics）是相同的，都是Eco，起源于希腊文Oikos，是“家庭居处或环境”的意思；logoc是个多义词，可以表示“词”“概念”“思想”“定义”“言语”“学说”等意思。因此，从词源的字面意义上理解，“生态”可以阐释为“家乡词”“家里的语言”或“居住的语言环境”。人们的确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生活、工作并与别人打交道的。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一种言语交流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就好像自然界特定生物和非生物的生态。世界范围内有不同的语言体系，在每一语言体系中又有不同的语言变体，随着语言环境的改变，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发生改变、吸收、融合、扩散等现象。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 Haugen(1971)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他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为语言研究者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德国Bielefeld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为题的著述，使学科理论框架得以确立。P. Finke 根据生态系统观提出了“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s)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隐喻奠定了语言生态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变得十分严峻。1990年，M. 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告诫语言学家不可忽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他的报告促使语言研究者对语言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即把语言和语言研究作为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范式。在国内，李国正针对语言与生态问题提出将语言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前者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以及人群系统；后者指任何特定的语言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关系。
M.thlhausler(2003)指出，语言环境涉及语言与现实世界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等方面；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生态”从生物生态学角度来理解和使用，即通常所谓生态环境、生态危机的“生态”。在这一意义的基础上，生态语言学还使用“生态化”（ecologization）、“（合乎）生态的”等词语，它们含有健康、和谐、协同作用的意思；而“非生态的”（unecological）则意味着不健康、不和谐。“生态的语言”就是能够表现和促进人类与自然健康、和谐、协同进化的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
总之，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它与生物生态系统具有类似的同构关系。应把语言视为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语言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研究语言。
二、从生物多样性看汉语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英文为biodiversity 或biological diversity）是描述自然界多样性程度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里，生物多样性的定义是：“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The variability among living organisms from all sources including: inter alia, terrestrial, marine and other aquatic eco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complexes of which they are part, this includes diversity within species, between species and of ecosystem）。”简言之，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它们所包含的基因以及由这些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程度。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物种多样性等。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物种多样性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一定区域内的物种丰富程度，可称为区域物种多样性；其二是指生态学方面的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可称为生态多样性或群落物种多样性（蒋志刚等，1997）。物种多样性是衡量一定地区生物资源丰富程度的一个客观指标。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语言，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是我国人民使用的主要语言。在语言谱系分类上，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它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大体上说，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有较强的一致性，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又分为4个次方言区：华北及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吴方言(以上海话为代表)，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闽方言（包括闽南方言，闽北方言，闽东方言）和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总是不断地进行着，但在一定的时期内，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就叫生态平衡。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平衡表现为生物种类和数量以及遗传的相对稳定。
索绪尔说：“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 语言系统建立在共时的基础上，它是对语言静态认识的结果。人们在一段时期内使用的语言是稳定的，早在殷商时代，汉语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当时汉语的面貌和现代汉语基本相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由近代汉语发展而来。从18世纪的《红楼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的普通话和当时的口语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藏语、壮语、傣语、侗语、苗语、瑶语等正在趋于消亡和灭绝，严重地影响着汉语语种的多样性和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
三、从生态学规律角度看汉语发展现状
1.物质循环转化与再生的规律
自然界通过植物、动物、微生物和非生物成分，一方面不断地合成新物质，一方面又随时分解为原来的简单物质，重新被植物所吸收，进行着不停顿的新陈代谢。但是如果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过于强化，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调节限度，就会出现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物质循环失调现象，给人类造成严重的恶果。语言现象也是如此，随着环境的变化，语言存在消退、旧词复出和以及“旧瓶装新酒”的现象。
（1）语言的消退
过去所谓的新事物如今成了历史的陈迹，表现这些事物的词语也会随之成为陈迹。比如“大跃进”“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词语，一些“纯文言词”以及使用地区较狭窄的方言词和过时的音译词。顾名思义，既然是“现代”汉语，现代书面语中不用的词汇首先要被淘汰，如“携贰”(有二心)、“阉寺”(古代宦官)等；方言词，如“白相人”(游手好闲的人)、“吃讲茶”等；过时的音译词，如“amateur”(业余爱好者)、“coup d’etat ”(政变)等。
（2）旧词复出和新义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一些所谓的旧事物、旧现象逐渐复苏，反映这些旧事物、旧现象的词语，也会自然而然地复出，如“分红”。一些较雅的敬称、谦称，在一段时间内因特定的政治因素和人为的干预曾被禁用，现在也开始正名并恢复使用，如“令爱”。
（3）固有词语增加新义
一些固有词语原来使用的范围比较狭窄，在不增加词形的条件下，利用这些现成的词形，通过引申、比喻等方式，可以增加新的意义。如：“宰”原指杀（牲畜、家禽等），现在增加了一个“向买者或接受服务的人索取高价”的意思。
2.相互适应与补偿的协同进化规律
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生物给环境以影响，反过来环境也会影响生物。植物从环境吸收水和营养元素，这与环境的特点，如土壤的性质、可溶性营养元素的量以及环境可以提供的水量等紧密相关。同时，生物体则以其排泄物和尸体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水和营养素归还给环境，最后获得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结果。这条规律对于语言的稳定和和谐发展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有指导意义。外来词的引进以及网络用语的泛化给现代汉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产生了大量的新词。
语言的协同进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来词
国门打开后，我国加强了同各国的友好往来，新科技、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涌现，汉语语汇史上出现了一个借词高潮。它们进入汉语语汇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 用汉字直接音译，例如：“克隆”（clone）、“托福”（TOEFL）。
2) 用汉字音译后，另加一个表义类的语素，例如：“艾滋病”（AIDS）、“保龄球”（bowling）。
3) 字母外来词。例如：“CD”（激光唱盘）、“MTV”（音乐电视）等。
（2）网络用语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今天互联网正以无孔不入之势蔓延至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语随之产生，它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在网络交际领域中使用的语言形式。网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鼠标、硬件、浏览器等；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民、黑客等；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电子公告牌(BBS)上的常用词语、谐音字（母）、英文或汉语拼音的缩略词、数字或符号组合等，如美眉、斑竹等。对网络新词的产生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意出生：最热门的是“顶”；二是借名出生：“马甲”一词来源于赵本山的小品；三是转意出生：“沙发”意为论坛回帖第一人；四是随机出生(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斑竹”意为“版主”
3.托适原理（生态位）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又称小生境或是生态龛位，生态位是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借以跟其他物种作出区别。生态位包括该物种觅食的地点，食物的种类和大小，还有其每日的和季节性的生物节律。生态位的概念是由Joseph Grinnell于1917年首次提出的。群落生境（其同义词为栖息地）只是生态位这个概念的一部分。生态位的含义远不止是“生活空间”（温度、空气湿度等环境因素的综合，它是生物生存的依据）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它描述了一个物种在其群落生境中的功能作用，而且它带有构成群落生境的自然因素所留下的烙印。它是一个物种为求生存而需要的广义“资源”。例如：蝙蝠需要在某地夜间捕食蚊子那么该地的自然因素（例如空气质量，其他关系到蝙蝠栖息地的因素）、蝙蝠夜间运动的可行性、蚊子等都是蝙蝠生态位的一部分。一个物种只能占有一个生态位。语言也存在生态位的竞争，同一事物只能有一个合适的词语表示。下面谨从外来词的角度加以分析：
（1）一个外语词的语音形式，翻译到汉语中往往有多个译法，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常常给理解带来混乱，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译法来表示同一事物。比如，“laser”的译名有“雷射”“镭射”“莱塞”“激光”等，“Dacron”的译名有“的确良”“的确凉”“涤确良”“达可纶”等，“sandwich”有“三文治”和“三明治”两种译法。这样，要么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它们所指不同，要么在使用时使人感到无所适从。所以，应该选择发音、书写形式相对稳定的一个作为规范译名。
（2）对人名、地名和国家名应该尽量采取音译方式，用字统一，在某一特定区域选择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如在翻译国名或人名时，［r］和［l］音用“尔”翻译，不省略，“-son”译作“逊”而不译作“孙”等。对一般事物，则应尽量采用意译或音译意译相兼的方式，以利于本民族人理解和掌握。如用“谈恋爱”而不用“拍拖”，用“电话”而不用“德律风”等。
四、现代汉语的规范及营造良性生态环境
那么，到底如何进行良性汉语生态环境的营造呢？下面我们拟按生态学的原理，试从内源性生态和外源性生态两个层次进行讨论。
（一）从生态内源性角度
所谓语言内源性生态，主要是从语言本身的角度对其进行规范。可以总结为下面三条：
1.流通度
我们可以从流通度的角度去考察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真实使用情况。流通度是判定新词、新义、新用语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测量流通度是对语感加以量化，使得“能不能说”，是否已经“被理解，被认可传播”变得可以通过对流通度的计算进行判定。流通度也是判定方言词语、术语、文言词语是否进入普通语，是否进入通用领域以及是否符合规范的极为有效的量化操作标准。
某个词汇现象是否合乎规范，不是某些语言学家可以强行决定的。曾有一段时间，“邮政编码”的不同缩写形式——“邮码”和“邮编”成为争论的焦点。判断有理无理的主要依据，首先不是看已有的语言标准，而是看它是否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
2.约定俗成
语言符号的本质特点是约定俗成性。外来词是语言符号的一种，当然也应体现“约定俗成”这一语言的基本原则。词汇是语言各因素中变化最快的一个因素。新词语在一个语言中的扩散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外来词的扩散也不例外，也要经过一个由个体到社团再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词是否能被吸收，或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吸收，是由讲这门语言的社团成员共同决定的。借用的语言符号只要受到了全社会成员的一致公认并且得到广泛使用，那就可将其列入规范词的范围。因为公众的接收和使用才是给语言制定规范的最根本的标准。因此，“约定俗成”原则是外来词规范中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例如：“computer”一词在汉语中有两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计算机”和“电脑”。而至于“计算机”和“电脑”两个词哪个会最终取胜，也得取决于社会的选择。
3.经济高效原则
语言经济原则是指人们为了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尽可能地减少言语活动中能量消耗的原则。美国语言学家齐夫指出：出现概率最大的词必为形式最简单的词。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认为：经济原则是支配人们言语活动的规律。而汉语外来词的借用也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汉语外来词借用中的经济原则主要体现为汉语中的词形借词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外语的缩略语形式。
“BBC（British Broadcasting）”和“VOA（Voice of America）”是两家著名的广播电台的名称，这几个字母成了两家电台的代表。BBC的全称“英国国际广播电台”很少使用，而VOA和其全称“美国之音”出现的频率则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美国之音”比“英国国际广播电台”要经济得多。语言经济因素是语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外来词的规范中，一定要重视这一因素，去除语言中的冗余信息，以便于更经济、更有效地运用语言。
（二）从生态外源性角度
1.语言与语文工作者
语言工作者如作家、翻译工作者、记者、编辑、电影或话剧演员、广大中小学教师的任务是：对出现的各种不符合现有规范标准的词汇现象进行描写、分析、比较、评价，最终作出肯定、选择其一或否定的导向性判断和预测，并以制订语言文字政策、编纂规范词典、推荐文学作品典范等形式，对大众的词汇使用情况加以导向性的影响。
2.语言立法宣传机构
（1）制定可行的规范措施，进一步加大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力度。积极采取多种形式，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断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加强与宣传、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法规、规范标准更加深入人心，不断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2）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建设。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运行的执法机制，培训执法队伍，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依法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3）加强对社会用字的管理监督。在规范校园用字、城市街面用字、出版物用字、影视屏幕用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对汉语文教师、编辑、记者、中文字幕操作员和牌匾、广告制作人员的汉字应用水平培训，逐步做到持证上岗。对社会用字的监督管理不应只停留在政府监督管理的单一层面上，而应当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建立起齐抓共管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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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玲，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