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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今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们来说，芬兰只是一个遥远而寒冷的北欧小国，除了桑拿和诺基亚，似乎再没什么能让人想起芬兰。然而也许很多朋友不知道，风靡全球的游戏《愤怒的小鸟》，其实就是由一家芬兰公司推出的。
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芬兰以弹丸小国对抗强大的苏联红军，曾震惊世界，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我曾有幸见到过中国军刊界老前辈乐典、黄震遐先生于战时的1940年4月编辑出版的《新中国军事杂志》创刊号，其中就有专门论述苏芬战争的译作，题为《芬兰光辉的内线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总觉得“愤怒的小鸟”更像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勇于直面强敌的芬兰人民。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遭到芬兰人的拼死抵抗，史称冬季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40年3月才停战，以芬兰割地赔偿告终。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纳粹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已跟德国结成军事同盟的芬兰随之与苏联再度爆发战争，芬兰人称之为持续战争。
在与苏联人的战争中，弱小的芬兰空军表现出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王牌飞行员，其中以击落94架的战绩名列芬兰王牌榜首的埃伊诺·伊尔马里·尤蒂莱宁（Eino Ilmari Juutilainen）堪称是王牌中的王牌。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事历史》杂志编辑乔恩·格特曼有幸独家采访了这位绰号“伊卢”（Illu）的超级王牌。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去学飞行的呢？
尤蒂莱宁：在我们小镇上，有一个芬兰空军的基地，备受孩子们关注。后来我的小伙伴中不少人成了飞行员，像是我在冬季战争期间的分队长、持续战争中的中队长埃伊诺·“埃卡”·卢卡宁（芬兰空军排名第三的王牌）。另一个影响是哥哥送给我的一本关于“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书。我还记得自己坐在楼上的窗前，想象着在做空中机动。从1932年到1933年，我开始在独立第1海军中队服兵役，做助理机修工。此后，通过民用飞行训练，拿到了飞行驾照。后来我加入了芬兰空军，成为一名空军士官，从1935年到1936年，在考哈瓦空军学院接受了军事飞行训练。1937年2月4日，我去了驻苏尔-梅里约基空军基地的芬兰空军第12中队，就在维普里（现为俄罗斯著名的旅游城市维堡）附近。1938年，我在乌蒂空军基地接受了一年非常苦的战斗机飞行和射击训练。随后，在1939年3月3日，我分到了驻乌蒂空军基地的第24中队，一支装备荷兰造福克（Fokker）D.ⅩⅪ战斗机的部队。
记者：芬兰空军的训练是什么样的呢？
尤蒂莱宁：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上比较流行以三机编队，作为战斗机的一个基本作战单位。1934年到1935年间，芬兰空军却以松散的双机编队作为基本作战单位。四机组成的飞行小队和八机组成的飞行分队，也由这种松散的双机编队构成，并尽量保留每个双机编队的独立性。这种战术适合以少量兵力发动攻击。此时，兵力占优的敌大编队就会被分割开来，战斗演变成一连串的单挑，通常是水平高的飞行员胜出。芬兰战斗机部队的训练非常强调战斗机驾驶技术的全面和射击的命中率。即便是在空军学院的初级训练，也包括有大量的特技飞行训练，以及所有基础的空战战术和空中射击训练。
记者：能描述一下你的第一次空战吗？
尤蒂莱宁：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恶劣天气之后，1939年12月19日，成为真正战斗的第一天。我的发动机开车时遇到点麻烦，所以我比分队里其他人落后了一点。快到安特列阿的时候，我获悉三架敌轰炸机正在接近。大概半分钟后，就看到三架伊留申DB-3（其改进型为伊尔-4轰炸机——编者注）靠近了。我刚好位于他们上方大约1500英尺（约450米），于是迅速投入攻击，就像是在凯基萨尔米（现为俄罗斯的普里奥焦尔斯克）的射击训练营。那些DB-3立刻把炸弹丢到了森林里，掉头往回飞。我逐一射杀了三架敌机后座的射手，然后朝发动机开火。我跟了他们很长一段距离，一直在射击。其中一架头朝下坠地。其余两架被打得千疮百孔像漏勺一样，却还在冒着烟，缓缓地向下降。我子弹打光了，于是掉头返航。实战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跟训练完全一样。
记者：12月31日，你第一次与伊-16交手时的情况如何？
尤蒂莱宁：那是一场标准的老式空中对决。一开始，我处于敌机身后非常好的位置，可是他发现了我，立刻向左急转。我紧随其后，不时打两枪，让他紧张一下。我们在云盖下面盘旋追逐，速度越来越慢，云层很低，大概在600英尺（约180米）左右。对手的战斗机要比我的灵活很多，而且逐渐占据了优势，于是我决定给他耍个战术上的小把戏。就在他将要杀到我身后的时候，我一拉杆向上钻进了云层里，接着急速左转。一转到内侧，就向右滚翻俯冲，从云层里钻出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又到了对手身后。等他再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接近到大约100码（约90米）的距离上了。显然，他决定像上次那样甩掉我。我瞄准他扣下扳机，曳光弹从他前面几码处掠过。我略微松一松操纵杆，校正了瞄准点，一个点射打中了他的发动机，发动机开始冒烟。我连续射击，让子弹沿着机身的方向贯穿。随后，我又陡然拉起，调整好适当的角度，再次开火。敌机向下一头栽进了森林里，黑烟滚滚。
记者：除了空中拦截，你们还执行别的任务吗？
尤蒂莱宁：我们的侦察机都是老掉牙的，所以他们只能在夜间或是天气恶劣的时候执行任务，因此，很多白天的侦察任务就由我们战斗机来飞。一直到战争结束前，每当敌人试图发动侧翼攻势，越过芬兰湾和维普里湾（即维堡湾）的冰面时，我们就还要承担一定的对地攻击任务。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这是战争中最苦的活，因为苏联人往往会集中大批战斗机掩护他们的地面部队。我们能够借助天气条件达到奇袭的效果，随时从不同方向出击，迅速攻击冰面上的敌人，然后杀出一条血路返回基地，补充弹药和燃料，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期间，我一个人对苏军就打了大约25000发子弹。 记者：你对B-239印象如何？
尤蒂莱宁：我是从1940年4月初开始飞布鲁斯特（B-239是美国布鲁斯公司生产的F2A“水牛”战斗机芬兰编号，故有此简称——编者注）的，做了所有特技、失速和俯冲测试。我对我的布鲁斯特很满意。这款飞机很灵活，续航能力可达4.5小时，有良好的武器系统——1挺7.62毫米和3挺12.7毫米航空机枪，还为飞行员配备了防弹座椅，比福克强太多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冬季战争期间我们装备了布鲁斯特，俄国人就休想在芬兰上空飞行了。此外，这款飞机简直就是“绅士旅行用机”，有着宽敞的座舱和机身空间，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完全可以凑几个人在里面打牌。我们经常私下用布鲁斯特搭载机师、备件、油罐等。不过，有一次两名飞行员玩得有点过了：机上除上士飞行员外，还挤了一名空军少尉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只狗、很多行李。降落时，飞机冲出了跑道，手提箱掉了出来。两名空军人员都受到了处分。好玩的是，那名少尉的处分通告是这样开头的：“作为一架单座战斗机机组的指挥员……”
记者：你能讲讲在持续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个战绩吗？
尤蒂莱宁：1941年7月9日，我们在兰塔萨尔米空军基地，凌晨时分收到情报，苏联飞机将要来攻击我们的陆军地面部队。我们于凌晨4点起飞，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发现了首批来犯之敌——伊-153“海鸥”双翼战斗机。战斗在胡汉梅基火车站以西13000英尺（约3900米）的空中展开。我连续发动了两轮进攻后，发现下方有什么在紧贴着湖面运动。那是几架敌战斗机在试图逃脱。我跟着他们俯冲下去，很快就赶上了其中一架，那名俄国飞行员在擦着树梢的高度飞行，显然以为他在那儿是安全的。在大约20码（约18米）的距离上，我按动了扳机。为了避免相撞，我不得不把我的飞机拉起来，而那架“海鸥”则直坠入森林里去了。就在这时，我的发动机发出一连串轻微的爆响，同时一架“海鸥”从正前方的高处向我冲来。我本打算在米纳拉村庄旁的一小片田地里实施迫降，就在将要着陆时，发动机忽然又活过来了。那架“海鸥”似乎并没有发现我，从我头上飞了过去。我立刻改变了方向追了上去。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目标，正准备与我追的那架敌机编队。他们飞过索罗拉岛，到拉多加湖后转弯，朝向他们的总部基地。就在此时，我开足马力，冲向他们。小心地瞄准僚机，开火。或许敌飞行员察觉到了危险，他在同一瞬间忽然试图逃脱。不过太晚了，我射出的子弹已经得手了。我还没来得及朝另一架飞机开火，他就在第一时间逃脱，消失在一片小岛之间。我忍不住想去追，可是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音，阻止了这种想法。就这样，我略带遗憾地返航了。基地里，大家都情绪高涨。这是这场战争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空战，我们中队击落了9架敌机。
记者：1942年8月18日，你击落三架伊-16，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尤蒂莱宁：那时我们已经进驻芬兰湾地区了。8月18日晚上，警报响起，全中队匆忙投入了在苏联港口城市喀琅施塔得附近的一场大空战。四面八方都是敌机，伊-16“老鼠”、霍克“飓风”，甚至还有一架佩-2轰炸机（由佩特利雅科夫等人在劳改营设计的轻型轰炸机，有俯冲轰炸机等多种改型——编者注），纷纷闯入战团。我在瞄准具里锁定了一架“老鼠”，从其后上方迅速接近，开火射击正中机身。那架飞机坠落下去，差点撞到了另一架敌机。我拉起来做了一个急转弯，以确保身后没有威胁。此时，我下方的海面上刚好有8艘敌舰，使得我置身于防空火力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爬升重新加入混战。余暇中，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敌机从喀琅施塔得起飞，卷入到我们这场走马灯式的大混战。一度，我们估计正面交锋的敌机有大约60余架。一架“老鼠”从正前方的下面对我发动攻击，我一个横滚倒扣过来，同时使劲向后拉杆，迅速瞄准，开火射中敌机机身，敌机打着转坠落海中。我不得不又一次冒着防空火力的射击向上爬升。我闪躲开一架俯冲下来的敌机，发现另一架刚好在我前面飞。我紧跟在目标后面，打了一个长点射，几乎将子弹打光。好在敌机终于起火燃烧，掉进了海里。这时，天变得很黑，难以分清敌我，于是双方都开始撤兵了。那一仗，敌人损失了16架飞机。
记者：你能回忆起驾驶B-239参与的其他难忘的战斗吗？
尤蒂莱宁：当然，在芬兰湾上空还有一次相当独特的战斗经历。9月20日，我们攻击了一个由米格和“喷火”战斗机组成的飞行编队，我正要朝一架米格-3开火，螺旋桨传动装置突发故障，发动机功率下降。我报告了我的情况，希望获得帮助。我发现在下方一架敌机正向有利于攻击的位置运动，就立刻做了个横滚。这个机动动作显然吓到了他，他迅速俯冲脱离了。我松了口气，一边准备打道回府，一边仔细观察着上方的敌机。果不其然，一架“喷火”从我身后上方杀到，打算捡个便宜。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是没有发现他。当那架“喷火”进入射程时，我快速做了一个幅度不大的横滚，同时狠蹬方向舵，战机开始朝一边侧滑。我又猛地做了一个90度的水平转向。敌机无法瞄准，并从我身边滑过去。我马上转回到最初的方位，那架“喷火”刚好在我前面，正朝右侧上方拉起。我的速度太低，但距离很近，大约有70码（约63米）。我小心翼翼地瞄准射击，曳光弹像鞭子一样抽中了目标，敌机冒出滚滚浓烟，几乎垂直着栽入了海里。另一架“喷火”立即冲上来为他的战友复仇。我加大油门，发动机却停车了！那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敌机从我身后上方高速驶来，于是我在他前下方来了个急转弯。那架“喷火”没办法跟着我转弯，一击不成索性朝拉万萨里岛方向俯冲下去。我把飞机转向爱沙尼亚海岸，打算迫降。这时我才注意到，只要不把油门加到头，发动机就又能工作了。就在我又开始向上爬升追赶分队时，一架米格战斗机斜刺里从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角度攻击了我，我甚至连闪躲都不用。接着，我看到一架米格-1大坡度俯冲向水面，不过在最后关头拉了起来。现在轮到我进攻了。那架米格看来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刚好在我面前拉起来。我把机头位置略微挪了一点儿，就对准了目标，随后按动射击钮。那架飞机一个跟头就掉进了海里。我再度爬升，发现战友们已控制了战局，于是和他们会合。 记者：你对苏联飞行员总体的印象如何？
尤蒂莱宁：有些苏联飞行员很棒，也有些不是很棒。他们驾驭飞机的能力普遍都不错，不过我觉得他们射击的准确性不如我们好。也许他们不像我们那么注重培养每个飞行员的个人技能，而是更看重数量。
记者：他们的飞机怎么样？包括通过租借法案从西方盟国获取的飞机，像是“飓风”、“喷火”，或者寇蒂斯“战斧”（美国寇蒂斯公司生产的P-40战斗机的出口型，英国称为“战斧”——编者注）。
尤蒂莱宁：伊-16和B-239是同一个级别的。拉-3速度更快，但不是很灵活。拉-5和雅克-9明显要比布鲁斯特强。“飓风”是相当容易对付的对手，尤其是在低空。对付“战斧”也没什么问题。当然，“喷火”要比布鲁斯特先进。
记者：你还击落过一架苏联人俘获的亨克尔He 111，他们本打算用来执行一次秘密使命的是吧？
尤蒂莱宁：那架He 111的事件发生在1942年10月20日。我当时在芬兰湾上空追一架佩-2，钻进了云层里，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架亨克尔。一开始，我想当然地认为那是架德国飞机，就决定不去管它，谁知后座的射手居然冲我开火，于是决定还击。这时我才注意到，那架飞机上没有任何的国籍标识。射杀了后座的射手后，我把那架飞机的两个发动机都打得起了火。3个人从飞机机腹跳伞逃生，不过他们都死在芬兰湾冰冷的海水里。
记者：你所在部队什么时候接收的梅塞施米特Me 109G？
尤蒂莱宁：1943年2月8日，我加入了新组建的第34中队，2月10日，我们飞往德国去接收新的Me 109G-2战斗机。我们在德国韦尔诺伊兴战斗机学校试着飞了一下，以便熟悉新飞机。德国人原本为我们准备了量相当大的训练课程，可是我们头儿告诉人家，我们只是来接新战机的，不是来学怎么飞的。我开Me 109E飞了一次，开Me 109G飞了两个起落，试了试飞机的性能和操作。我要说如果把布鲁斯特比喻为一款绅士的飞机，那么梅塞施米特就是一部杀戮机器。
记者：1943年8月31日，你第一次击落了拉-5。这款苏联新战机的出现是否给你和同袍们带来了麻烦呢？
尤蒂莱宁：拉-5比Me 109G要灵活，不过其他方面都在伯仲之间。我们这些开梅塞施米特的飞行员对阵拉-5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不过开布鲁斯特的飞行员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战术，飞的时候分成几组，彼此保持较大的高度差，互相掩护。我经常会用一种战术来对付拉-5，这招每次都管用。当一名拉-5飞行员从后面咬住我，我就开始一边爬升一边转向，这样即便敌飞行员瞄准我，也无法获得合适的射击角度。通常他会开火，当然肯定是脱靶。我会逐渐减小转向的角度，而敌飞行员会更努力地去拉杆和加大角度。如果我们从低空开始，差不多爬到13000英尺（约3900米），敌机就会开始失速往下掉。这时我就跟着他翻过来，将其击落。
记者：你的战绩里包括7架伊尔-2，你是怎么把这些坚固的对地攻击机打掉的？
尤蒂莱宁：伊尔-2有非常坚固的装甲，从正后方你只能干掉后座上的射手。在飞行员和发动机后面分别有三块独立的防弹钢板保护。伊尔-2一般都在低空飞，所以只能从其上方接近。我们会从两侧同时攻击他们的飞行编队，以分散其防御火力。从侧上方，如果能够击中伊尔-2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类似腋窝的那样一个地方，往往就能将其打得起火燃烧。
记者：你在1943年7月10日还击落了一架洛克希德P-38“闪电”和两架伊-153。那架P-38当时跑到芬兰上空去干什么？
尤蒂莱宁：直到我详细描述了飞机的外形之后，中队的情报参谋才识别出来。后来无线电监听人员告诉我们，那天我们遭遇的敌人当时正在送新战斗机去拉万萨里，带老飞机出来。或许那架“闪电”的到访是为了在这次换机时做些什么。我们后来再没看到过“闪电”。
记者：在你的战绩表上，另一种不寻常的飞机是北美P-51“野马”，苏联总共才接收了10架。你能讲讲与“野马”两次交手的情况吗？
尤蒂莱宁：我们只在1944年苏联人的夏季攻势最高潮的时候见过“野马”。我们遇到的是装备艾利森发动机的“野马”早期型号。6月26日，我们为“布伦海姆”轰炸机群护航，从前线返航时，我发现一架“野马”从我右侧右转接近，机腹朝着我。我猛地一收油门，让“野马”从我身边滑了过去。然而，那架“野马”的飞行员重新转了回来，发现了我。他也收了油门，我看到他的排气管闪出长长的回火火苗。由于我减速比他早，结果“野马”刚好滑到了我前面。这时那架“野马”的飞行员开足马力，一边爬升一边转向，想要把我从后面甩掉。然而，他犯了最后一个错误，直接飞到了我的枪口下。我开火射击，很快这架“野马”就坠落到塔米苏奥附近的森林里燃烧起来。两天后，我们两架飞机完成侦察任务返航时，像往常一样，为了能在回到基地前来场空战，特意兜了个圈子。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伊尔-2编队，在三架“野马”的保护下朝我们飞来。其中一架向左侧拉起，另外两架开始俯冲。我向下俯冲急速转弯，紧追那架向左侧逃逸的敌机。为了刺激一下那名飞行员的神经，我打了一个短点射。这个方法奏效了，他显然非常紧张，开始向下俯冲。那名飞行员试图蹬舵躲闪，可速度太快了，让我能相当舒服地瞄准他的飞机。目标在大约150英尺（约45米）高度中弹，后坠毁在一片高大的松林里。
记者：1944年6月30日，你平了约尔马·萨尔万托一次任务击落6架的纪录。你那次也是在执行单独的一次任务吗？
尤蒂莱宁：是在一次任务里，不过分别是三次战斗。开始是我们四个双机编队与同等数量的贝尔P-39“空中飞蛇”遭遇，我在维普里击落了两架。接着，我觉得东边天际上有一片黑云，然后再仔细看才意识到，那是大批的敌机正在朝塔利方向飞。我们重新编队爬升，召唤更多的战斗机来援，随后投入进攻。这一仗，我在尤斯蒂拉上空击落两架雅克-9。战斗结束后，我们继续巡逻，又一个敌机编队从维普里方向过来，其中包括佩-2俯冲轰炸机、伊尔-2攻击机和拉-5战斗机。我们又发起进攻，我先是在尤斯蒂拉和塔利之间击落了一架伊尔-2，然后又在维普里附近击落了一架拉-5。此时，我的燃料表警告灯已经闪了好一会儿了，于是我招呼其他人脱离。直到往回飞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击落了6架敌机。着陆后，我的燃料几乎全部耗尽，弹药也都打光了。
记者：你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战绩的？
尤蒂莱宁：1944年9月3日，我们两架飞机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我正在1600英尺（约480米）高度飞行，一架雅克忽然从正上方朝我冲过来。我对他迎面射击，他就往我下面俯冲下去。我转回来却再也找不到他了。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前面有一架双发飞机。我认出来那是架道格拉斯DC-3运输机，苏联人称之为里-2。我警惕地四下张望，悄悄从后面跟上。我先朝机身射击，然后将一台发动机打得起火燃烧，之后再次朝机身开火。那架飞机坠毁在努尔米耶尔维附近田野。
后话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访谈中最后有关持续战争结束、尤蒂莱宁在战后的个人生活，以及他与各国飞行员之间交往的部分就只能忍痛割爱了。因其在战争期间的优异表现，尤蒂莱宁成为芬兰军队中唯一两次获得芬兰最高军事荣誉——曼纳海姆十字勋章的四个人之一。1947年5月，他从芬兰空军退役。此后，一直从事通用和商业飞行。他还拥有一架私人的“虎蛾”双翼机。不过，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他就很少再飞了。1999年2月21日，尤蒂莱宁在芬兰图苏拉的家中去世，当天刚好是他85岁的生日。
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芬兰以弹丸小国对抗强大的苏联红军，曾震惊世界，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我曾有幸见到过中国军刊界老前辈乐典、黄震遐先生于战时的1940年4月编辑出版的《新中国军事杂志》创刊号，其中就有专门论述苏芬战争的译作，题为《芬兰光辉的内线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总觉得“愤怒的小鸟”更像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勇于直面强敌的芬兰人民。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遭到芬兰人的拼死抵抗，史称冬季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40年3月才停战，以芬兰割地赔偿告终。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纳粹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已跟德国结成军事同盟的芬兰随之与苏联再度爆发战争，芬兰人称之为持续战争。
在与苏联人的战争中，弱小的芬兰空军表现出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王牌飞行员，其中以击落94架的战绩名列芬兰王牌榜首的埃伊诺·伊尔马里·尤蒂莱宁（Eino Ilmari Juutilainen）堪称是王牌中的王牌。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事历史》杂志编辑乔恩·格特曼有幸独家采访了这位绰号“伊卢”（Illu）的超级王牌。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去学飞行的呢？
尤蒂莱宁：在我们小镇上，有一个芬兰空军的基地，备受孩子们关注。后来我的小伙伴中不少人成了飞行员，像是我在冬季战争期间的分队长、持续战争中的中队长埃伊诺·“埃卡”·卢卡宁（芬兰空军排名第三的王牌）。另一个影响是哥哥送给我的一本关于“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书。我还记得自己坐在楼上的窗前，想象着在做空中机动。从1932年到1933年，我开始在独立第1海军中队服兵役，做助理机修工。此后，通过民用飞行训练，拿到了飞行驾照。后来我加入了芬兰空军，成为一名空军士官，从1935年到1936年，在考哈瓦空军学院接受了军事飞行训练。1937年2月4日，我去了驻苏尔-梅里约基空军基地的芬兰空军第12中队，就在维普里（现为俄罗斯著名的旅游城市维堡）附近。1938年，我在乌蒂空军基地接受了一年非常苦的战斗机飞行和射击训练。随后，在1939年3月3日，我分到了驻乌蒂空军基地的第24中队，一支装备荷兰造福克（Fokker）D.ⅩⅪ战斗机的部队。
记者：芬兰空军的训练是什么样的呢？
尤蒂莱宁：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上比较流行以三机编队，作为战斗机的一个基本作战单位。1934年到1935年间，芬兰空军却以松散的双机编队作为基本作战单位。四机组成的飞行小队和八机组成的飞行分队，也由这种松散的双机编队构成，并尽量保留每个双机编队的独立性。这种战术适合以少量兵力发动攻击。此时，兵力占优的敌大编队就会被分割开来，战斗演变成一连串的单挑，通常是水平高的飞行员胜出。芬兰战斗机部队的训练非常强调战斗机驾驶技术的全面和射击的命中率。即便是在空军学院的初级训练，也包括有大量的特技飞行训练，以及所有基础的空战战术和空中射击训练。
记者：能描述一下你的第一次空战吗？
尤蒂莱宁：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恶劣天气之后，1939年12月19日，成为真正战斗的第一天。我的发动机开车时遇到点麻烦，所以我比分队里其他人落后了一点。快到安特列阿的时候，我获悉三架敌轰炸机正在接近。大概半分钟后，就看到三架伊留申DB-3（其改进型为伊尔-4轰炸机——编者注）靠近了。我刚好位于他们上方大约1500英尺（约450米），于是迅速投入攻击，就像是在凯基萨尔米（现为俄罗斯的普里奥焦尔斯克）的射击训练营。那些DB-3立刻把炸弹丢到了森林里，掉头往回飞。我逐一射杀了三架敌机后座的射手，然后朝发动机开火。我跟了他们很长一段距离，一直在射击。其中一架头朝下坠地。其余两架被打得千疮百孔像漏勺一样，却还在冒着烟，缓缓地向下降。我子弹打光了，于是掉头返航。实战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跟训练完全一样。
记者：12月31日，你第一次与伊-16交手时的情况如何？
尤蒂莱宁：那是一场标准的老式空中对决。一开始，我处于敌机身后非常好的位置，可是他发现了我，立刻向左急转。我紧随其后，不时打两枪，让他紧张一下。我们在云盖下面盘旋追逐，速度越来越慢，云层很低，大概在600英尺（约180米）左右。对手的战斗机要比我的灵活很多，而且逐渐占据了优势，于是我决定给他耍个战术上的小把戏。就在他将要杀到我身后的时候，我一拉杆向上钻进了云层里，接着急速左转。一转到内侧，就向右滚翻俯冲，从云层里钻出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又到了对手身后。等他再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接近到大约100码（约90米）的距离上了。显然，他决定像上次那样甩掉我。我瞄准他扣下扳机，曳光弹从他前面几码处掠过。我略微松一松操纵杆，校正了瞄准点，一个点射打中了他的发动机，发动机开始冒烟。我连续射击，让子弹沿着机身的方向贯穿。随后，我又陡然拉起，调整好适当的角度，再次开火。敌机向下一头栽进了森林里，黑烟滚滚。
记者：除了空中拦截，你们还执行别的任务吗？
尤蒂莱宁：我们的侦察机都是老掉牙的，所以他们只能在夜间或是天气恶劣的时候执行任务，因此，很多白天的侦察任务就由我们战斗机来飞。一直到战争结束前，每当敌人试图发动侧翼攻势，越过芬兰湾和维普里湾（即维堡湾）的冰面时，我们就还要承担一定的对地攻击任务。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这是战争中最苦的活，因为苏联人往往会集中大批战斗机掩护他们的地面部队。我们能够借助天气条件达到奇袭的效果，随时从不同方向出击，迅速攻击冰面上的敌人，然后杀出一条血路返回基地，补充弹药和燃料，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期间，我一个人对苏军就打了大约25000发子弹。 记者：你对B-239印象如何？
尤蒂莱宁：我是从1940年4月初开始飞布鲁斯特（B-239是美国布鲁斯公司生产的F2A“水牛”战斗机芬兰编号，故有此简称——编者注）的，做了所有特技、失速和俯冲测试。我对我的布鲁斯特很满意。这款飞机很灵活，续航能力可达4.5小时，有良好的武器系统——1挺7.62毫米和3挺12.7毫米航空机枪，还为飞行员配备了防弹座椅，比福克强太多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冬季战争期间我们装备了布鲁斯特，俄国人就休想在芬兰上空飞行了。此外，这款飞机简直就是“绅士旅行用机”，有着宽敞的座舱和机身空间，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完全可以凑几个人在里面打牌。我们经常私下用布鲁斯特搭载机师、备件、油罐等。不过，有一次两名飞行员玩得有点过了：机上除上士飞行员外，还挤了一名空军少尉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只狗、很多行李。降落时，飞机冲出了跑道，手提箱掉了出来。两名空军人员都受到了处分。好玩的是，那名少尉的处分通告是这样开头的：“作为一架单座战斗机机组的指挥员……”
记者：你能讲讲在持续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个战绩吗？
尤蒂莱宁：1941年7月9日，我们在兰塔萨尔米空军基地，凌晨时分收到情报，苏联飞机将要来攻击我们的陆军地面部队。我们于凌晨4点起飞，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发现了首批来犯之敌——伊-153“海鸥”双翼战斗机。战斗在胡汉梅基火车站以西13000英尺（约3900米）的空中展开。我连续发动了两轮进攻后，发现下方有什么在紧贴着湖面运动。那是几架敌战斗机在试图逃脱。我跟着他们俯冲下去，很快就赶上了其中一架，那名俄国飞行员在擦着树梢的高度飞行，显然以为他在那儿是安全的。在大约20码（约18米）的距离上，我按动了扳机。为了避免相撞，我不得不把我的飞机拉起来，而那架“海鸥”则直坠入森林里去了。就在这时，我的发动机发出一连串轻微的爆响，同时一架“海鸥”从正前方的高处向我冲来。我本打算在米纳拉村庄旁的一小片田地里实施迫降，就在将要着陆时，发动机忽然又活过来了。那架“海鸥”似乎并没有发现我，从我头上飞了过去。我立刻改变了方向追了上去。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目标，正准备与我追的那架敌机编队。他们飞过索罗拉岛，到拉多加湖后转弯，朝向他们的总部基地。就在此时，我开足马力，冲向他们。小心地瞄准僚机，开火。或许敌飞行员察觉到了危险，他在同一瞬间忽然试图逃脱。不过太晚了，我射出的子弹已经得手了。我还没来得及朝另一架飞机开火，他就在第一时间逃脱，消失在一片小岛之间。我忍不住想去追，可是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音，阻止了这种想法。就这样，我略带遗憾地返航了。基地里，大家都情绪高涨。这是这场战争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空战，我们中队击落了9架敌机。
记者：1942年8月18日，你击落三架伊-16，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尤蒂莱宁：那时我们已经进驻芬兰湾地区了。8月18日晚上，警报响起，全中队匆忙投入了在苏联港口城市喀琅施塔得附近的一场大空战。四面八方都是敌机，伊-16“老鼠”、霍克“飓风”，甚至还有一架佩-2轰炸机（由佩特利雅科夫等人在劳改营设计的轻型轰炸机，有俯冲轰炸机等多种改型——编者注），纷纷闯入战团。我在瞄准具里锁定了一架“老鼠”，从其后上方迅速接近，开火射击正中机身。那架飞机坠落下去，差点撞到了另一架敌机。我拉起来做了一个急转弯，以确保身后没有威胁。此时，我下方的海面上刚好有8艘敌舰，使得我置身于防空火力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爬升重新加入混战。余暇中，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敌机从喀琅施塔得起飞，卷入到我们这场走马灯式的大混战。一度，我们估计正面交锋的敌机有大约60余架。一架“老鼠”从正前方的下面对我发动攻击，我一个横滚倒扣过来，同时使劲向后拉杆，迅速瞄准，开火射中敌机机身，敌机打着转坠落海中。我不得不又一次冒着防空火力的射击向上爬升。我闪躲开一架俯冲下来的敌机，发现另一架刚好在我前面飞。我紧跟在目标后面，打了一个长点射，几乎将子弹打光。好在敌机终于起火燃烧，掉进了海里。这时，天变得很黑，难以分清敌我，于是双方都开始撤兵了。那一仗，敌人损失了16架飞机。
记者：你能回忆起驾驶B-239参与的其他难忘的战斗吗？
尤蒂莱宁：当然，在芬兰湾上空还有一次相当独特的战斗经历。9月20日，我们攻击了一个由米格和“喷火”战斗机组成的飞行编队，我正要朝一架米格-3开火，螺旋桨传动装置突发故障，发动机功率下降。我报告了我的情况，希望获得帮助。我发现在下方一架敌机正向有利于攻击的位置运动，就立刻做了个横滚。这个机动动作显然吓到了他，他迅速俯冲脱离了。我松了口气，一边准备打道回府，一边仔细观察着上方的敌机。果不其然，一架“喷火”从我身后上方杀到，打算捡个便宜。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是没有发现他。当那架“喷火”进入射程时，我快速做了一个幅度不大的横滚，同时狠蹬方向舵，战机开始朝一边侧滑。我又猛地做了一个90度的水平转向。敌机无法瞄准，并从我身边滑过去。我马上转回到最初的方位，那架“喷火”刚好在我前面，正朝右侧上方拉起。我的速度太低，但距离很近，大约有70码（约63米）。我小心翼翼地瞄准射击，曳光弹像鞭子一样抽中了目标，敌机冒出滚滚浓烟，几乎垂直着栽入了海里。另一架“喷火”立即冲上来为他的战友复仇。我加大油门，发动机却停车了！那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敌机从我身后上方高速驶来，于是我在他前下方来了个急转弯。那架“喷火”没办法跟着我转弯，一击不成索性朝拉万萨里岛方向俯冲下去。我把飞机转向爱沙尼亚海岸，打算迫降。这时我才注意到，只要不把油门加到头，发动机就又能工作了。就在我又开始向上爬升追赶分队时，一架米格战斗机斜刺里从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角度攻击了我，我甚至连闪躲都不用。接着，我看到一架米格-1大坡度俯冲向水面，不过在最后关头拉了起来。现在轮到我进攻了。那架米格看来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刚好在我面前拉起来。我把机头位置略微挪了一点儿，就对准了目标，随后按动射击钮。那架飞机一个跟头就掉进了海里。我再度爬升，发现战友们已控制了战局，于是和他们会合。 记者：你对苏联飞行员总体的印象如何？
尤蒂莱宁：有些苏联飞行员很棒，也有些不是很棒。他们驾驭飞机的能力普遍都不错，不过我觉得他们射击的准确性不如我们好。也许他们不像我们那么注重培养每个飞行员的个人技能，而是更看重数量。
记者：他们的飞机怎么样？包括通过租借法案从西方盟国获取的飞机，像是“飓风”、“喷火”，或者寇蒂斯“战斧”（美国寇蒂斯公司生产的P-40战斗机的出口型，英国称为“战斧”——编者注）。
尤蒂莱宁：伊-16和B-239是同一个级别的。拉-3速度更快，但不是很灵活。拉-5和雅克-9明显要比布鲁斯特强。“飓风”是相当容易对付的对手，尤其是在低空。对付“战斧”也没什么问题。当然，“喷火”要比布鲁斯特先进。
记者：你还击落过一架苏联人俘获的亨克尔He 111，他们本打算用来执行一次秘密使命的是吧？
尤蒂莱宁：那架He 111的事件发生在1942年10月20日。我当时在芬兰湾上空追一架佩-2，钻进了云层里，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架亨克尔。一开始，我想当然地认为那是架德国飞机，就决定不去管它，谁知后座的射手居然冲我开火，于是决定还击。这时我才注意到，那架飞机上没有任何的国籍标识。射杀了后座的射手后，我把那架飞机的两个发动机都打得起了火。3个人从飞机机腹跳伞逃生，不过他们都死在芬兰湾冰冷的海水里。
记者：你所在部队什么时候接收的梅塞施米特Me 109G？
尤蒂莱宁：1943年2月8日，我加入了新组建的第34中队，2月10日，我们飞往德国去接收新的Me 109G-2战斗机。我们在德国韦尔诺伊兴战斗机学校试着飞了一下，以便熟悉新飞机。德国人原本为我们准备了量相当大的训练课程，可是我们头儿告诉人家，我们只是来接新战机的，不是来学怎么飞的。我开Me 109E飞了一次，开Me 109G飞了两个起落，试了试飞机的性能和操作。我要说如果把布鲁斯特比喻为一款绅士的飞机，那么梅塞施米特就是一部杀戮机器。
记者：1943年8月31日，你第一次击落了拉-5。这款苏联新战机的出现是否给你和同袍们带来了麻烦呢？
尤蒂莱宁：拉-5比Me 109G要灵活，不过其他方面都在伯仲之间。我们这些开梅塞施米特的飞行员对阵拉-5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不过开布鲁斯特的飞行员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战术，飞的时候分成几组，彼此保持较大的高度差，互相掩护。我经常会用一种战术来对付拉-5，这招每次都管用。当一名拉-5飞行员从后面咬住我，我就开始一边爬升一边转向，这样即便敌飞行员瞄准我，也无法获得合适的射击角度。通常他会开火，当然肯定是脱靶。我会逐渐减小转向的角度，而敌飞行员会更努力地去拉杆和加大角度。如果我们从低空开始，差不多爬到13000英尺（约3900米），敌机就会开始失速往下掉。这时我就跟着他翻过来，将其击落。
记者：你的战绩里包括7架伊尔-2，你是怎么把这些坚固的对地攻击机打掉的？
尤蒂莱宁：伊尔-2有非常坚固的装甲，从正后方你只能干掉后座上的射手。在飞行员和发动机后面分别有三块独立的防弹钢板保护。伊尔-2一般都在低空飞，所以只能从其上方接近。我们会从两侧同时攻击他们的飞行编队，以分散其防御火力。从侧上方，如果能够击中伊尔-2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类似腋窝的那样一个地方，往往就能将其打得起火燃烧。
记者：你在1943年7月10日还击落了一架洛克希德P-38“闪电”和两架伊-153。那架P-38当时跑到芬兰上空去干什么？
尤蒂莱宁：直到我详细描述了飞机的外形之后，中队的情报参谋才识别出来。后来无线电监听人员告诉我们，那天我们遭遇的敌人当时正在送新战斗机去拉万萨里，带老飞机出来。或许那架“闪电”的到访是为了在这次换机时做些什么。我们后来再没看到过“闪电”。
记者：在你的战绩表上，另一种不寻常的飞机是北美P-51“野马”，苏联总共才接收了10架。你能讲讲与“野马”两次交手的情况吗？
尤蒂莱宁：我们只在1944年苏联人的夏季攻势最高潮的时候见过“野马”。我们遇到的是装备艾利森发动机的“野马”早期型号。6月26日，我们为“布伦海姆”轰炸机群护航，从前线返航时，我发现一架“野马”从我右侧右转接近，机腹朝着我。我猛地一收油门，让“野马”从我身边滑了过去。然而，那架“野马”的飞行员重新转了回来，发现了我。他也收了油门，我看到他的排气管闪出长长的回火火苗。由于我减速比他早，结果“野马”刚好滑到了我前面。这时那架“野马”的飞行员开足马力，一边爬升一边转向，想要把我从后面甩掉。然而，他犯了最后一个错误，直接飞到了我的枪口下。我开火射击，很快这架“野马”就坠落到塔米苏奥附近的森林里燃烧起来。两天后，我们两架飞机完成侦察任务返航时，像往常一样，为了能在回到基地前来场空战，特意兜了个圈子。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伊尔-2编队，在三架“野马”的保护下朝我们飞来。其中一架向左侧拉起，另外两架开始俯冲。我向下俯冲急速转弯，紧追那架向左侧逃逸的敌机。为了刺激一下那名飞行员的神经，我打了一个短点射。这个方法奏效了，他显然非常紧张，开始向下俯冲。那名飞行员试图蹬舵躲闪，可速度太快了，让我能相当舒服地瞄准他的飞机。目标在大约150英尺（约45米）高度中弹，后坠毁在一片高大的松林里。
记者：1944年6月30日，你平了约尔马·萨尔万托一次任务击落6架的纪录。你那次也是在执行单独的一次任务吗？
尤蒂莱宁：是在一次任务里，不过分别是三次战斗。开始是我们四个双机编队与同等数量的贝尔P-39“空中飞蛇”遭遇，我在维普里击落了两架。接着，我觉得东边天际上有一片黑云，然后再仔细看才意识到，那是大批的敌机正在朝塔利方向飞。我们重新编队爬升，召唤更多的战斗机来援，随后投入进攻。这一仗，我在尤斯蒂拉上空击落两架雅克-9。战斗结束后，我们继续巡逻，又一个敌机编队从维普里方向过来，其中包括佩-2俯冲轰炸机、伊尔-2攻击机和拉-5战斗机。我们又发起进攻，我先是在尤斯蒂拉和塔利之间击落了一架伊尔-2，然后又在维普里附近击落了一架拉-5。此时，我的燃料表警告灯已经闪了好一会儿了，于是我招呼其他人脱离。直到往回飞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击落了6架敌机。着陆后，我的燃料几乎全部耗尽，弹药也都打光了。
记者：你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战绩的？
尤蒂莱宁：1944年9月3日，我们两架飞机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我正在1600英尺（约480米）高度飞行，一架雅克忽然从正上方朝我冲过来。我对他迎面射击，他就往我下面俯冲下去。我转回来却再也找不到他了。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前面有一架双发飞机。我认出来那是架道格拉斯DC-3运输机，苏联人称之为里-2。我警惕地四下张望，悄悄从后面跟上。我先朝机身射击，然后将一台发动机打得起火燃烧，之后再次朝机身开火。那架飞机坠毁在努尔米耶尔维附近田野。
后话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访谈中最后有关持续战争结束、尤蒂莱宁在战后的个人生活，以及他与各国飞行员之间交往的部分就只能忍痛割爱了。因其在战争期间的优异表现，尤蒂莱宁成为芬兰军队中唯一两次获得芬兰最高军事荣誉——曼纳海姆十字勋章的四个人之一。1947年5月，他从芬兰空军退役。此后，一直从事通用和商业飞行。他还拥有一架私人的“虎蛾”双翼机。不过，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他就很少再飞了。1999年2月21日，尤蒂莱宁在芬兰图苏拉的家中去世，当天刚好是他85岁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