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塞尔维亚的日程很紧，但邵滨鸿还是挤出两个小时，去办一件“私事”。她是《国际经济评论》杂志的执行主编，也是我们这个小型采访团的领队兼翻译。刚组团时我开玩笑说，“干吗叫领队，团长。”大家都笑着同意，时不时就喊她邵团。
“你俩去不去？”邵团问我和阎琦女士。
阎琦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编辑，被我戏称为副团长享受正团长待遇。
“去。”阎副团说。
“去。”我也说。
黄昏贝尔格莱德的街上，就出现三个步行的中国人。
这条大街，连同街两旁的楼房树木，都很一般。令人感到新鲜的，只是一种黄绿两色的有轨电车，顶着一根电线，沿着两根铁轨，哐当哐当，开来开去。中国的许多城市，原先也有这种老式交通工具，后来嫌它落后，淘汰了。再后来，觉得有趣，还可以怀旧，又在少数街区比如北京的前门，予以恢复。
邵团边走边说，“没变，没怎么变。” 她性格开朗，长相年轻，口气中却含着几分沧桑。头几天在贝城其他一些地方，她也这么说。偶尔，还会对着某某街区慨叹：“老了，旧了，没有当年那么震撼了。”
她所说的“当年”，不是十年八年之前的“当年”，几乎有四十年之久了。
1977年，哈尔滨女孩邵滨鸿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时年18岁。入学仅一个月，校园的路面还没蹚熟呢，她的人生就被连接到另一条路上。她压根儿想不到，1977年夏天，巴尔干半岛一个老人到中国来了一趟，跟上层领导人谈了几次，她和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那个老人名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他和他的国家南斯拉夫，被中国坚定地赞扬过，也坚定地批判过。彼此长期冷淡，互不往来，但在那个孕育着多种可能性的夏天，借着自然和社会的温度，突然亲热起来。双方都表示，咱们两国，今后得多合作。其中有一项：交换留学生。可能还有点儿不摸底，谨慎，所以只是约定：各派四人。这在今天看来，名额少得甚至称不上是撒芝麻盐，但在当时却是破天荒的举动。
中方那四个名额里，邵滨鸿就占了一个。
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掉也专挑有盘子的地方掉。邵滨鸿的中学时代，是个不以荒废学业为耻的悖谬时代。别的女孩子喊口号、织围脖、逛中央大街（那时叫“反修大道”），她却偷偷跟着家庭教师学俄文，跟着白俄老太太练口语，小小年纪就具备了可供选拔的有利条件。她先是被黑大推荐到北京，参加留学生考试。通过之后，送到北京语言学院，和准备派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起集训三个月，业务学习，政治教育，到大庆和大寨参观，谈体会，表决心。又去平伸了胳膊，皮尺量身，定做西装。当时，全北京只有一个地方——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接这个活儿。
西装上了身，脚也不能太土，邵滨鸿和一干女同学相视而笑，生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在走廊里咯噔咯噔练走路，雄赳赳不成，袅袅婷婷又没概念，脚趾头那个疼啊。
再以后，就是“肩负着祖国的期望，人民的重托”，奔赴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那些日子，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庄重而奇异的气氛，中国自那一场社会大转变以来，开始成批量向外派遣留学生。每天早晨，校门里都要走出一批年轻人，前往不同的国度，说着不同的语言，却穿着同样的西装和皮鞋，拎着同样的箱子。没有拉杆箱和带小轱辘的旅行箱。中国太忙，要学的东西太多，还没顾得上制造这些东西。
邵滨鸿出国的日子是1978年9月28日。
这种人生的大日子谁都能记一辈子。
我從沈阳出发，去辽北山区当知青那天，是1968年9月17日，跟邵滨鸿差了十年零十一天，更差了一个时代一个历史空间。
我带到乡间的是一只小木箱，原本是商店装肥皂的货箱，母亲粘了一层牛皮纸，显得不那么粗糙了。但是没有把手，得捧着。
留学南斯拉夫的四位幸运儿，是两男两女，男的都比女的大一岁。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上级深思远虑，想得周到。邵团跟我说，可惜了领导的一片心意，当时大家懵懵懂懂，都没悟出其中奥妙，一门心思只想为国增光。
新鲜事扑面而来。还在国门里头，就闹了一个笑话。同行的一位男生，姓李，陕西贫苦人出身，能吃，常由女同学支援馒头。也率真直言，那时就敢说某某地主，不像宣传的那么坏，别的不说，起码给过他爸一缸油，是有良心的人。飞机在乌鲁木齐技术停留，休息室里，李同学第一次见到哈密瓜，连吃三盘，大喜。很快由喜转忧：登机口不让进了。机场人员看他那副模样，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是当时熊猫般罕见的留学生。怨只怨李同学为人节俭，舍不得穿西装，叠得板板正正，收入箱中。情急之下，搬来邵同学当救兵，好说歹说，反复核对，勉强放行。
到了南斯拉夫，踩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地面上，两相对照，刺激更强。头些天，住的是旅馆，摸摸这儿，看看那儿，一应设备齐全、高级，躺在席梦思上就睡不着觉，说不上是反差还是时差闹的。
外面更高级，推开窗户，像演电影一样，满大街的小汽车，华丽、骄傲。不像哈尔滨的街道，带轱辘的都是板车自行车，外加几辆土黄色的小吉普。北京的街道汽车多一些，那也不能比。贝城的超市、咖啡厅、广告牌子、高速公路等等，邵同学先前听都没听过，眼睛就不够用了，确切说，是眼睛后面那个大脑，被狠狠敲了一下，一时无法理解，人家这里咋这么先进、这么自由？
上学路上，经过报亭，脑袋一偏，不敢睁眼睛。架子上一本本杂志花花绿绿，封面上那些女的，干吗都裸着体？还[典][见]着脸笑，一点儿不知道寒碜，这不就是国内常说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吗？
那一段，邵同学的心里总是犯嘀咕，这都什么国家啊，既先进，又堕落;既要向上发展，又要向下“出溜”，这个社会主义，咋恁么奇怪？这要搁一个人身上，两头这么一抻，身子骨得抻成多长一截子啊。
四位同学就读的是，贝尔格莱德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每月有一天，拿着护照，到银行领取奖学金，计有一千多第纳尔，约合200美金，相当高了。国内大学生毕业后，月工资才56元人民币。上级也认为有点儿高，因此规定，每人除食堂餐费和相当于1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以外，其余统统上交。按说钱是人家南斯拉夫发的，又不是花咱自个儿国家的钱，但大家有觉悟，知道自己国家穷，作为公派生，人都是公家的，余额理应交公。 使馆承担起管理留学生的任务，对四同学非常关心，要求也严。每个周末，他们都要从学校回到使馆，学文件，读《人民日报》。不时还改善生活，吃饺子，看国内调来的新电影比如《小花》，“妹妹找哥泪花流”。过春节，年夜饭也在使馆吃。跟家里通信，信封贴上八分邮票（当时国内平寄的邮资），托信使同志跟机要文件一并带回，再分拣出来，投入北京随便哪个邮箱。“真是物以稀为贵呀，”邵团跟我们回忆，“寒暑假到周边国家走一遭，当地的中国使馆也关照有加，负责接送，还管住宿。”
当时，南斯拉夫的GDP水平相当惊人，人均可达五千美元，是富裕程度最高，跟西方接触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影视节目寻常可见，意大利等西方游客奇装异服，勾肩搭背，不断涌入。难怪过去，总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是啊，跟资本主义阵营如此敌我不分，“修”得够可以了。邵同学脑中，不时掠过这样的念头。
如入芝兰之室，再不就是鲍鱼之肆？渐渐的，她觉得自己也“修”了起来，起码看人的目光起了变化：同是白皮肤的欧洲人，东欧来的游客不再那么洋气了，看上去“特侉”，没有西欧人，甚至没有南斯拉夫人有“范儿”。南斯拉夫尊重美，尊重个人情趣，认为只有头脑不正常的人，才会把享受生活这件人间妙事，看成是坏人的专利。该国民众普遍喜欢足球，狂热，遇有重要比赛教室里空无一人，谁还有心啃书本，都回家看电视直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最早实行足球俱乐部制，有些球星年纪轻轻就成了百万富翁，名车开着，“别野”住着，女孩子们嗷嗷尖叫，崇拜得不得了。
对远方这个别出心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兴起了“南斯拉夫热”。政治、经济、文化这些界的人士，认真探讨该国的发展、道路、体制等重大问题。普通百姓比如我和我的知青、工矿伙伴，则热衷于议论南斯拉夫电影《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此次访塞，参观铁托狩猎场那天，见到一个英俊小伙儿，名叫米罗斯。听说他的舅舅，是扮演瓦尔特的著名演员日沃伊诺维奇。我来了兴致，一边跟他合影，一边用英语说：
“‘不要急于把桥从地图上勾掉’;‘空气在颤抖，仿佛大地在燃烧’。”
这是两部电影中的台词，米罗斯听了，会意一笑。
当年忙于功课，无缘领略国内影迷狂热的邵主编，则惊讶地说，刘齐你咋记得这么清楚？我说，这算啥？比我厉害的多了去了，还有能从头到尾背出台词的。再说那时电影也不多，赶上这种片子，你简直想扑进银幕，能不喜欢？
那时国人的眼睛都爱往南斯拉夫这边瞅，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就在贝尔格莱德设了记者站，随时报道此地动态。中南两国之间，通有直航班机，中国空姐落地后，叽叽喳喳，也到使馆蹭饭，看国内不易看到的电影新片（南斯拉夫解体后，直航取消，我们到贝尔格莱德，坐的是奥地利航班，在维也纳转机，诸多不便）。
留学生从撒芝麻盐到开闸放水，越派越多。大家都想在国外靠近组织，吃一吃家乡风味，大使馆终于招架不住，不再有求必应，邵同学他们的“早期幸福生活”不得不“告一段落”。但那个上交奖学金余额的规定也随之取消，所得一律归个人支配。
访问团、学习团、考察团来得更猛，简直是一个接一个，不断溜儿。到访者中，学习欲望强的，忙里偷闲，还用中文注上音，编上顺口溜，学几句塞尔维亚语应急：
奶妈——“没有”，
姨妈——“有”，
姑妈是“轮胎”。
“非常感谢”呢，这么发音：“喝完了来一泡。”
有人学了就用，用完见对方发傻，自己也傻了，原来他说的是：
“喝完了尿一泡”。
邵同学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大经济学家孙冶方来的那一次。孙老先生当年71岁，距离辞世还有四年。考察了一圈，老先生很感慨，特意找他们四个留学生谈话，说，你们幸福啊，能来这里留学。一定要珍惜机会，真正学懂经济学。
这次谈话，孙冶方说的一句话，让邵滨鸿至今难忘——
“我们埋下头来好好干，争取50年以后，让中国人都过上南斯拉夫这样的日子。”
将近40年后的今天，回头品老先生的这句话，滨鸿、阎琦、我，我们三人，走在贝城的大街上，都靜下来，不说话，想事。
中国那边是南斯拉夫热，南斯拉夫这边是中国热。风趣之人便逗乐说，我们这边呀，说中国话的太多了，连牛圈里的牛，背靠着背，都会说中文了。
贝城有一所高中，要举办《中国之夜》的活动，兴冲冲找到使馆，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
邵滨鸿去了，此一去，交下一家老小，成为终生亲人。
先是结识了那所高中的女学生伊瓦娜，活泼泼一个美丽女孩，比邵小三岁，更比邵认识的中国小姑娘穿着大胆，勇于表现，有啥说啥。但不说通过学习，我提高了、我认识到这类小大人的空话、现成话。
中南这两个女孩相处得很好，没过几天，伊瓦娜就把中国姐姐领到家里。真阔气啊，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当时国人难得一见的大小硬件，晃得邵同学眼花缭乱，她的居家印象中，还满是搓衣板、收音机和盖剩菜的防蝇纱罩呢。但硬件的主人并不居高临下，炫富摆谱，而是朴实亲热，很快就让哈尔滨女孩摆脱了拘谨。
伊瓦娜的父亲老捷，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物化学教授，一个醉心自然科学的和善老人，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纳粹不穿马蹄袖的袍子，后脑勺不留小辫儿，但跟清朝统治者一样，也喜欢弄“文字狱”，认为老捷一些蝴蝶标本上的拉丁文有问题，貌似抵抗组织的接头暗语。老捷跟他们讲学术和语义，得到的是毒打，打了三天三夜，上牙全打掉了。后来找到一个纳粹信得过的教授，细看那些标本，证实说，没错，全是说明性文字。那也不算完，审讯者并不觉得自己没文化、没人性。老捷继续受苦，整整关了三年，是教化集中营，天天洗脑，受折磨。 母亲鲍莎，年轻时非常漂亮。女儿伊瓦娜的美，不是偶然的。鲍莎与丈夫在同一所大学工作，是贝大农学院的实验室主管。早年当过塞尔维亚语教师，老家在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城市尼什，挨着保加利亚。二战时，尼什被投靠德寇的保加利亚人占领，不让讲塞语了，都得讲保加利亚语。一些居民迫于压力，随机应变，说自己也是保加利亚人。中国老话管这个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鲍莎一家倔强，填表时，就用塞语填，白纸黑字，堂堂正正说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平素交流也讲塞语，因此遭到种种迫害，那也不当“俊杰”。
“来吧，邵，你想家时就来，这儿也是你的家。”鲍莎和老捷总爱这么说。
留学期间，邵滨鸿整整有四年没回国。每个寒暑假，校园内空空的，她的心满满的，从异国父母的家中，收获了数不清的好东西。
她接触了许多书本以外的塞尔维亚智慧，比如那句富有哲理的箴言：“抓紧点儿，慢慢的。”怎么琢磨怎么有意思。老捷姓氏的中文译音，通常写成“杰里奈尔”，滨鸿却有意无意写成“捷里耐尔”，迅捷之时，你要忍住，要耐久。
也常被塞族人的幽默逗得笑肌大动。某人骑上别人肩膀，说是要安灯泡，谁知灯头插进螺口，身子却不下来。胯下人难负其重，问怎么还没完事？肩上人说，你的身子得转圈，你不转圈，灯泡怎么拧进去？这一类段子，滨鸿今天复述给我们，自己仍止不住先笑出声。
得到最多的是温暖，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滨鸿就改了口，管鲍莎叫妈妈，管捷里耐尔叫爸爸。时时处处，点点滴滴，都有家的感觉，尽管听不到一句东北乡音，吃不到一条松花江鲜鱼。
后来毕了业，回了国，这边的亲情愈发浓厚。每次来“第二故乡”出差，无论时间长短，她总要回家探亲。有一年，她以中国科考队人文学者的身份，去南极探险。圣诞夜，在纳尔逊冰盖对面给贝城的家里打电话。鲍莎这个自豪啊，将中国女儿的问候几乎传遍社区。
我和阎副团跟来的这一次，邵团要办的“私事”，无它，仍然是回这个家。
暮色四合，贝尔格莱德的街灯亮了。
全世界的人都在这种时候收工，下班、放学、回家。
楼道里的光线不是很足，房门打开，一位老太太迎出來，灰白卷发，清癯、瘦小，不等介绍，我猜她就是鲍莎。
母女二人拥抱，女儿俯下身，让妈妈亲吻双颊。
妈妈没有特别惊喜的样子，似乎女儿就应该来，而且，一定会在这个时刻出现。
原来，昨天塞尔维亚总理跟我们见面，邻居看了电视，立刻将消息传来。
老太太转过身，又跟我拥抱。
我个子高，哈腰的幅度更大，臂膀围拢过去，抱住老人。母亲在世时，每次久别重逢，我也这么哈腰搂我妈，我妈就感叹，这小子，咋长这么长两个大胳膊。
鲍莎老太太85岁了，跟阎琦拥抱时，滨鸿用汉语小声说，她比过去矮多了。
我瞥见老太太的手指，每个骨节都很粗大，不像拿钢笔和粉笔的知识分子，倒像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大娘大婶，刚扔下笤帚，就拿起耙子，屋里屋外一把好手。
塞尔维亚的妇女很能干。邵团有个女友，是前南国防部的俄语翻译，腌酸菜时对邵说，“你看，我总干男人的活。”塞族人跟我们东北人一样，爱吃酸菜，但不用瓦缸腌，用白色的塑料桶，一腌就是一大桶。先用刀在白菜底部旋一个坑儿，抠出菜根，再将菜棵层层铺满，加盐水，压石头。这个活儿费力气，一般由男人干。那位女翻译离婚了，是“白寡妇”。丈夫去世的，叫“黑寡妇”。
鲍莎家的过厅，同时兼着餐厅，没有我想象的大。为了节省空间，餐桌紧靠墙体。三个屋子，连同厨房和卫生间，面积也不宽敞，家具陈旧，电器是老式的。这样的条件，在当下许多国人眼里，不过中等偏下的居住环境，当年却让初来乍到的邵同学惊叹不已。
有一面墙壁尤其老旧，墙纸发乌，开裂打卷。鲍莎说，本来准备换掉了，听说邵到了贝城，知道她肯定回家，就特意留下来，让她再看看当年的样子。
我们各个房间走一遍，坐下来，吃蜜饯樱桃。塞族待客习俗，先上甜食，接着喝茶，吃一口甜食，喝一口茶。茶杯和小碟子精致，镶着花纹和金边儿。黑漆托盘典雅，福建有一种，跟这个相似。
邵团说，1978年她第一次进这个门，享受的就是这样的茶食，用的就是这一套茶具。平常舍不得用，藏在碗橱里。无论景况好，还是差，这家人总是倾情款待滨鸿，数十年不变。
餐桌依然是这张方桌，每次都铺着新换的台布。在这张桌上，中国女儿吃过塞国妈妈烹制的无数美食。
桌旁小柜上，摆着一只景泰蓝花瓶，是滨鸿结婚那年，带着中国姑爷，来这里度蜜月，赠给贝城娘家的礼品。
没看到女儿伊瓦娜，她长大成人，远赴美国，读完博士，在佐治亚州一个大学城工作。
也没看到父亲亚历山大·捷里耐尔，永远看不到了。
捷教授去世前，不吃不喝，谁劝都不听。昏睡中，有人捎来蜂王浆，说是中国女儿送的。老头儿睁开眼，艰难开口，尝了一羹匙，说这个好吃。
墙上有一幅铅笔画，是老头儿在集中营梦见的情境，醒来悄悄画成：几个难友摆脱困厄，乘小木船逃到北非。天空鸟儿飞翔，水中鱼儿欢跳，岸上两个土著人士，在椰树下扬臂迎接。
前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鲍莎是塞尔维亚族，捷里耐尔是克罗地亚族，两个民族历史上恩怨重重，争斗不休。但一家人就是一家人，才不会因为民族的不同，去扭曲亲爱的人性;更不会像中国当年的某些家庭，为了不同的派别和观点大打出手，“亲不亲，路线分”。
捷里耐尔老两口鹣鲽情深，毫无隔阂。老头儿去巴黎、伦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一定给孩子买礼物，但每次都给太太买欧洲时尚的衣服。邵同学读大二时，中国使馆开始安排她给代表团做翻译。鲍莎不满意滨鸿的装束，特意找出一件优雅的短袖蓝上衣，和一条与之相配的漂亮短裙，帮中国女儿穿上，说这是她20岁时，丈夫送的礼物。当时，滨鸿刚好也是20岁。她跟我说，今天有些正式场合，她还会穿着这件蓝上衣出席。 老总统铁托在世时，搞人口普查，鲍莎全家在“民族”一栏，填写的都是“南斯拉夫族”。捷里耐尔曾跟滨鸿解释，如果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融为一体，都认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国家就是完整的，不会动荡和瓦解。
捷里耐尔在克罗地亚老家有一幢房子。滨鸿说，“风景美得不得了。”克罗地亚四百多万人口，竟拥有一千七百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老天爷也太偏向了。这些海岸曲折多变，妩媚动人。附近还有雪山，如果愿意，从雪山可以一直滑到海里游泳。沿海建了大批豪华旅馆，雪山近在眼前，却从不担忧风寒冰冻。商家招徕生意，便信誓旦旦地说：沿海这一带，如若下了雪，当天床位算你白住。
沿海，沿的什么海？
沿的亚得里亚海。
对于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亚得里亚”四个字，远比“克罗地亚”来得耳熟，这要“归功于”当年强大的宣传效果。那时，咱在欧洲没什么人了，只一个阿尔巴尼亚说咱好话，咱也领情，要啥给啥，宁肯自己吃不饱，也供他一个肚儿圆。该国恰巧也在那一溜海边，时不时的，咱的媒体就欣慰地說，亚得里亚海边，屹立着一个英雄国家。
鲍莎从卧室取来一张彩照，是当年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去海边老家度假的合影，男的穿三角泳裤，女的穿比基尼泳衣，冲着镜头摆造型。欢乐的人群中，露出一个女孩的小脸儿，看不出她穿的什么，只看到乌发皓齿，清纯傻笑。
阎琦和我静静地注视，都没指认那女孩是谁。
无须指认，女孩从照片里走出，走了几十年，此刻，又走到照片旁边。
“假如年轻时你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一生中，你不论到了哪里，她都与你同在。”这是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扉页上的题词。邵滨鸿很喜欢这段话，她说，贝尔格莱德这个城市，鲍莎这一家人，跟她结下了同样的缘分，成了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鲍莎打开烤箱，端出一种名叫布尔玛的酥皮点心，切成一段一段，奶油味，春卷状，让我们趁热吃。又让大家脱外衣，说屋里热，出了汗容易感冒。
滨鸿接一个电话，一时无人当翻译，老太太坐在桌子一侧，默默陪着我们，用微笑填补临时出现的交谈空白。多年前有个冬天，我跟青年农民李宝德在他家土炕上聊天。宝德的奶奶言语迟，见谁都不说话。我们盘上腿，坐在近旁，她仍一声不吭，只顾在火盆里烤土豆。烤好一个，在手心翻来倒去，吹吹炭灰，递给我，微笑，跟此时鲍莎一样的微笑。
伊瓦娜的弟弟斯特凡特意回到家里，给妈妈搭把手，忙前忙后招待我们。他是电影导演，过去在莫斯科工作，最近回国内发展，高个子，宽肩膀。见他躲在厨房抽烟，我就过去说话。他导过的一部纪录片，前南时代获过金奖。他用英语说，他们全家都信教，但不去教堂，教堂的人不比从前了，只知道挣钱。我说，中国有些“商业和尚”，也总惦记着发财，一根蜡烛恨不得卖一千元。说着说着，斯特凡递过一根烟，我摆手，说那两位女士若发现，回去会向我妻子揭发。斯特凡哥们儿般一笑，随手拉上门帘，说现在好了，她们看不见了。
这一家人，有过美好的时光，也经历过不少磨难。1993年前南内战，受到国际制裁，经济一落千丈。滨鸿来贝城探亲，绕路从匈牙利带了些风干香肠。其时，鲍莎妈妈已经半年没见过肉了。食用油也断了供应。马路上有桶装的走私油，价格奇高，跟高层人士的收入一样高。大难之际，底层民众最是遭殃。
这种缺油无肉的生活，我也过过，最困难时，我的家乡辽宁省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仅供应三两豆油，合一天一钱，眼珠都快转不动了。农民的生活更苦，偷偷种一点葱姜椒蒜，都要被勒令铲掉，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四辣”，容易导致“复辟”，让人民受“二茬苦”。
地球上的人类，无论幸福还是苦难，总能说出理由，找到相似之处。问题在于，那时的中国人，肠子细细的，原本吃肉也不多。塞尔维亚却是一个嗜肉的民族，大人小孩，天天吃肉，一旦素下来，难熬。
最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鲍莎告诉我们，1999年有一天，他们住的这幢大楼忽然颤抖起来，好像发生了地震，紧接着就停电了，四下里一片漆黑。慌乱中女儿从美国打来电话，说这是灯火管制，北约飞机轰炸来了。
那些日子，伊瓦娜经常来电话，转述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新闻，告知哪座建筑物炸毁了，哪支部队撤离了。一家名叫“南斯拉夫大酒店”的旅馆，五星级，紧挨着老太太的居民楼，遭遇轰炸后，鲍莎茫然不知，伊瓦娜在万里之外，却看得一清二楚。该酒店不是军事目标，那也炸，据说是象征性的，有羞辱含义。
炸声隆隆，烟尘弥漫，家中只剩下老妈妈一人苦撑。女儿想接她去美国，儿子想接她去俄罗斯，鲍莎都没答应。她最想做的是，每星期去一次贝尔格莱德新公墓，跟长眠的丈夫说话。平素一直这样做，战争来了，哪怕最凶险的时候，也没中断。捷里耐尔热爱家庭，关心国是，鲍莎认为，按时向他通报情况，是自己的责任。
中国女儿远在北京，天天揪着心，生怕老太太出事。那时，邵滨鸿除了编刊物，还在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做特邀主持人，已经做了五年，采访了两百多位“浓缩人生精华”的海内外中国人。
北约轰炸之后，央视拟选派四名战地记者，去南斯拉夫报道实况。邵滨鸿是台里唯一会讲塞尔维亚语的记者，台领导托人征询她的意见，让两小时内给出答复。
哪里需要两个小时，她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心就有了答复：去。
她是央视的特邀人员，按程序，她得先征求本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的意见。
马上给所里打电话。所领导说：作为单位负责人，我不反对你去;但作为个人，我反对。因为你邵滨鸿，不但是女性，而且是母亲，家里有个过敏体质的小孩，随时需要照顾。
一个请求，两种意见，都合理，都合情，到底如何是好？
滨鸿边走边想，走到央视一楼大厅，只见西墙上十几个电视频道，几乎都在转播贝城遭到又一轮轰炸的新闻。那些镜头中，有许多是她熟悉的建筑，是她跟老师和同学，跟鲍莎妈妈、伊瓦娜妹妹、斯特凡弟弟走过无数次的街区。看着眼前滚动变幻的画面，浓烟笼罩的屏幕，一股热血腾地一下涌上来，她立即给央视领导回电话，表示自己决心已定，随时可以出发。夜里回到家，儿子等她不及，已经熟睡，脸上还抹着药膏。她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当时是“肝肠寸断，泪如雨下”，但对前往战地的决定毫无悔意。 那时我跟滨鸿已经相识，几个朋友在月坛南街一家餐厅聚会，算是给她饯行。大家一反往日见面时的轻松嬉笑，低下嗓音，提一些建议，让她到了战场，注意这个，防备那个，气氛不免有些悲壮。记得上菜后，半天无人动筷，虾仁旁边有一小碗醋，血一般红。
眼看就要出发，行囊都备好了，终于未获批准。据台领导后来透露，是当时主管外交的一位副总理，看了名单提出，女性暂缓，让男记者先去。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接到一个国际长途电话，是央视刚到南斯拉夫的一个记者，介绍他们的情况，顺便提到所住的旅馆，说邵滨鸿跟大使馆比较熟，如果此次能与他们同去，大家一定能住进大使馆，工作起来会更方便，也更安全。
万万想不到，撂下电话仅仅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邵滨鸿就得到一个噩耗：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在轰炸中遇难。
邵云环和邵滨鸿，两人都姓邵，都是黑龙江人，都是媒体人，原来就相识，而且是朋友。世间有些事就是这么巧，巧得诡异，巧得残忍，让人震惊，让人悲痛，当时难以置信，事后仍如梦中。
贝城这边，同样惊骇，难过。听说中国使馆遭遇导弹袭击，一位邵姓女子不幸身亡，鲍莎的邻居们慌了神。大家多年以前就知道，就看到，老太太有个中国女儿，也姓邵，隔三岔五，总在这一带露面。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鲍莎啊鲍莎，你该怎么办？大家纷纷过来，安慰老太太。
那一段，贝城的母亲，北京的女儿，两边的亲人都不好受。
不管什么原因，无论怎样阐释，炸弹就是炸弹，生命就是生命。一声爆炸，几多悲剧。
过了一段时日，邵滨鸿终于寻得另一个机会，踏上贝尔格莱德之旅。见到鲍莎，拥住白发苍苍的母亲，两人都落泪了。滨鸿此行，早有打算：接上妈妈，离开这伤心之地，同往北京，住一个时期。
听了这个计划，老太太未置可否，吩咐滨鸿，跟着她，到外面走一趟。
母女二人，捧着鲜花，缓缓进入诺沃格洛波列墓园，也就是贝尔格莱德新公墓。
草木森森，天地寂寥。指着亚历山大·捷里耐尔的墓碑，鲍莎幽幽地说，北京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我很想去那里看一看。可是，我不能离开你的爸爸。谁知道还会不会有飞机继续轰炸贝城。我怕老头子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
风急云乱，山河破裂。“破裂”不是形容词，真的破裂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黑山，这些民族都想自己过日子，纷纷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捷里耐尔教授生前的担忧，竟成了现实。塞尔维亚失掉周边土地，失掉海岸线，孤零零的，变成内陆国家，给自己留下难言的伤痛，给历史留下难解的课题。
自从离开丈夫的克罗地亚故乡，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地老邻居托人捎信，希望老朋友鲍莎，克罗地亚人的媳妇鲍莎，再回婆家看看。硝烟飘散，疆界凛然，但人间真情犹存。
鲍莎告诉我们，海边那个老宅子年久失修，墙皮脱落，石基下沉，有些梁柱快要挺不住了。但葡萄还在结果，玫瑰還在盛开，最茁实的一丛，已经高过屋顶。这些玫瑰1968年由斯特凡的姑姑从德国带来，至今已有五十年，称得上是老资格的玫瑰，跨国的玫瑰。
鲍莎摊开大骨节的手指，撑住桌面，起身，拿来几个垫腰的皮垫，又端来一盘自家烘制的饼干，让邵团、阎副团和刘团员享用。
老太太身穿驼色毛衫，碎花黑裙，脚上一双半高跟塑料拖鞋，旧而洁净，无光泽。她说，现在情况好多了，不再担心战争和饥饿，可以按时领退休金，过正常生活。
斯特凡说，他自己的房子在另外的街区，比母亲这里宽绰。他正在做一个新的电影方案。他打算，抽时间去一趟克罗地亚，把老家那个房子修一下，该加固加固，该美化美化，里里外外，重整一新。“就算不住人，也得让房子配得上那些玫瑰，”他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妈妈和我，还有邵，还有阎，还有你，”导演老弟冲我一笑，“我们大家，会一起去那里玩一趟。”
问他为什么从俄罗斯回来，他说，在家乡容易发展，这里破坏得厉害，但重建时，机会也多。塞尔维亚的历史文化土层很厚，人们很努力。
我喜欢这个掩护我抽烟的男子，认同他的看法，很想补充说：一个民族，不管住在地球的哪一个“点”，都不能天天有好事，也不能年年遭洪水。塞尔维亚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个人才辈出、屡踣屡起的伟大民族，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但我没说，不好意思说。这些话比较“大”，在哥们儿家里Talk，“唠嗑”，这么说不合适。
不能久待了，大使馆还有活动。当年在乌鲁木齐，那个险些上不了飞机的李同学，现任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约好晚上给采访团介绍情况。
鲍莎·捷里耐尔叮嘱，把衣服穿好，把扣子系上，都系上。然后，依次跟三个中国晚辈拥抱。轮到我时，老妈妈搭着我的肩，仰起脸，左一下，右一下，也亲吻了我的双颊。
责任编辑 丁莉娅
“你俩去不去？”邵团问我和阎琦女士。
阎琦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编辑，被我戏称为副团长享受正团长待遇。
“去。”阎副团说。
“去。”我也说。
黄昏贝尔格莱德的街上，就出现三个步行的中国人。
这条大街，连同街两旁的楼房树木，都很一般。令人感到新鲜的，只是一种黄绿两色的有轨电车，顶着一根电线，沿着两根铁轨，哐当哐当，开来开去。中国的许多城市，原先也有这种老式交通工具，后来嫌它落后，淘汰了。再后来，觉得有趣，还可以怀旧，又在少数街区比如北京的前门，予以恢复。
邵团边走边说，“没变，没怎么变。” 她性格开朗，长相年轻，口气中却含着几分沧桑。头几天在贝城其他一些地方，她也这么说。偶尔，还会对着某某街区慨叹：“老了，旧了，没有当年那么震撼了。”
她所说的“当年”，不是十年八年之前的“当年”，几乎有四十年之久了。
1977年，哈尔滨女孩邵滨鸿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时年18岁。入学仅一个月，校园的路面还没蹚熟呢，她的人生就被连接到另一条路上。她压根儿想不到，1977年夏天，巴尔干半岛一个老人到中国来了一趟，跟上层领导人谈了几次，她和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那个老人名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他和他的国家南斯拉夫，被中国坚定地赞扬过，也坚定地批判过。彼此长期冷淡，互不往来，但在那个孕育着多种可能性的夏天，借着自然和社会的温度，突然亲热起来。双方都表示，咱们两国，今后得多合作。其中有一项：交换留学生。可能还有点儿不摸底，谨慎，所以只是约定：各派四人。这在今天看来，名额少得甚至称不上是撒芝麻盐，但在当时却是破天荒的举动。
中方那四个名额里，邵滨鸿就占了一个。
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掉也专挑有盘子的地方掉。邵滨鸿的中学时代，是个不以荒废学业为耻的悖谬时代。别的女孩子喊口号、织围脖、逛中央大街（那时叫“反修大道”），她却偷偷跟着家庭教师学俄文，跟着白俄老太太练口语，小小年纪就具备了可供选拔的有利条件。她先是被黑大推荐到北京，参加留学生考试。通过之后，送到北京语言学院，和准备派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起集训三个月，业务学习，政治教育，到大庆和大寨参观，谈体会，表决心。又去平伸了胳膊，皮尺量身，定做西装。当时，全北京只有一个地方——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接这个活儿。
西装上了身，脚也不能太土，邵滨鸿和一干女同学相视而笑，生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在走廊里咯噔咯噔练走路，雄赳赳不成，袅袅婷婷又没概念，脚趾头那个疼啊。
再以后，就是“肩负着祖国的期望，人民的重托”，奔赴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那些日子，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庄重而奇异的气氛，中国自那一场社会大转变以来，开始成批量向外派遣留学生。每天早晨，校门里都要走出一批年轻人，前往不同的国度，说着不同的语言，却穿着同样的西装和皮鞋，拎着同样的箱子。没有拉杆箱和带小轱辘的旅行箱。中国太忙，要学的东西太多，还没顾得上制造这些东西。
邵滨鸿出国的日子是1978年9月28日。
这种人生的大日子谁都能记一辈子。
我從沈阳出发，去辽北山区当知青那天，是1968年9月17日，跟邵滨鸿差了十年零十一天，更差了一个时代一个历史空间。
我带到乡间的是一只小木箱，原本是商店装肥皂的货箱，母亲粘了一层牛皮纸，显得不那么粗糙了。但是没有把手，得捧着。
留学南斯拉夫的四位幸运儿，是两男两女，男的都比女的大一岁。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上级深思远虑，想得周到。邵团跟我说，可惜了领导的一片心意，当时大家懵懵懂懂，都没悟出其中奥妙，一门心思只想为国增光。
新鲜事扑面而来。还在国门里头，就闹了一个笑话。同行的一位男生，姓李，陕西贫苦人出身，能吃，常由女同学支援馒头。也率真直言，那时就敢说某某地主，不像宣传的那么坏，别的不说，起码给过他爸一缸油，是有良心的人。飞机在乌鲁木齐技术停留，休息室里，李同学第一次见到哈密瓜，连吃三盘，大喜。很快由喜转忧：登机口不让进了。机场人员看他那副模样，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是当时熊猫般罕见的留学生。怨只怨李同学为人节俭，舍不得穿西装，叠得板板正正，收入箱中。情急之下，搬来邵同学当救兵，好说歹说，反复核对，勉强放行。
到了南斯拉夫，踩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地面上，两相对照，刺激更强。头些天，住的是旅馆，摸摸这儿，看看那儿，一应设备齐全、高级，躺在席梦思上就睡不着觉，说不上是反差还是时差闹的。
外面更高级，推开窗户，像演电影一样，满大街的小汽车，华丽、骄傲。不像哈尔滨的街道，带轱辘的都是板车自行车，外加几辆土黄色的小吉普。北京的街道汽车多一些，那也不能比。贝城的超市、咖啡厅、广告牌子、高速公路等等，邵同学先前听都没听过，眼睛就不够用了，确切说，是眼睛后面那个大脑，被狠狠敲了一下，一时无法理解，人家这里咋这么先进、这么自由？
上学路上，经过报亭，脑袋一偏，不敢睁眼睛。架子上一本本杂志花花绿绿，封面上那些女的，干吗都裸着体？还[典][见]着脸笑，一点儿不知道寒碜，这不就是国内常说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吗？
那一段，邵同学的心里总是犯嘀咕，这都什么国家啊，既先进，又堕落;既要向上发展，又要向下“出溜”，这个社会主义，咋恁么奇怪？这要搁一个人身上，两头这么一抻，身子骨得抻成多长一截子啊。
四位同学就读的是，贝尔格莱德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每月有一天，拿着护照，到银行领取奖学金，计有一千多第纳尔，约合200美金，相当高了。国内大学生毕业后，月工资才56元人民币。上级也认为有点儿高，因此规定，每人除食堂餐费和相当于1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以外，其余统统上交。按说钱是人家南斯拉夫发的，又不是花咱自个儿国家的钱，但大家有觉悟，知道自己国家穷，作为公派生，人都是公家的，余额理应交公。 使馆承担起管理留学生的任务，对四同学非常关心，要求也严。每个周末，他们都要从学校回到使馆，学文件，读《人民日报》。不时还改善生活，吃饺子，看国内调来的新电影比如《小花》，“妹妹找哥泪花流”。过春节，年夜饭也在使馆吃。跟家里通信，信封贴上八分邮票（当时国内平寄的邮资），托信使同志跟机要文件一并带回，再分拣出来，投入北京随便哪个邮箱。“真是物以稀为贵呀，”邵团跟我们回忆，“寒暑假到周边国家走一遭，当地的中国使馆也关照有加，负责接送，还管住宿。”
当时，南斯拉夫的GDP水平相当惊人，人均可达五千美元，是富裕程度最高，跟西方接触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影视节目寻常可见，意大利等西方游客奇装异服，勾肩搭背，不断涌入。难怪过去，总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是啊，跟资本主义阵营如此敌我不分，“修”得够可以了。邵同学脑中，不时掠过这样的念头。
如入芝兰之室，再不就是鲍鱼之肆？渐渐的，她觉得自己也“修”了起来，起码看人的目光起了变化：同是白皮肤的欧洲人，东欧来的游客不再那么洋气了，看上去“特侉”，没有西欧人，甚至没有南斯拉夫人有“范儿”。南斯拉夫尊重美，尊重个人情趣，认为只有头脑不正常的人，才会把享受生活这件人间妙事，看成是坏人的专利。该国民众普遍喜欢足球，狂热，遇有重要比赛教室里空无一人，谁还有心啃书本，都回家看电视直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最早实行足球俱乐部制，有些球星年纪轻轻就成了百万富翁，名车开着，“别野”住着，女孩子们嗷嗷尖叫，崇拜得不得了。
对远方这个别出心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兴起了“南斯拉夫热”。政治、经济、文化这些界的人士，认真探讨该国的发展、道路、体制等重大问题。普通百姓比如我和我的知青、工矿伙伴，则热衷于议论南斯拉夫电影《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此次访塞，参观铁托狩猎场那天，见到一个英俊小伙儿，名叫米罗斯。听说他的舅舅，是扮演瓦尔特的著名演员日沃伊诺维奇。我来了兴致，一边跟他合影，一边用英语说：
“‘不要急于把桥从地图上勾掉’;‘空气在颤抖，仿佛大地在燃烧’。”
这是两部电影中的台词，米罗斯听了，会意一笑。
当年忙于功课，无缘领略国内影迷狂热的邵主编，则惊讶地说，刘齐你咋记得这么清楚？我说，这算啥？比我厉害的多了去了，还有能从头到尾背出台词的。再说那时电影也不多，赶上这种片子，你简直想扑进银幕，能不喜欢？
那时国人的眼睛都爱往南斯拉夫这边瞅，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就在贝尔格莱德设了记者站，随时报道此地动态。中南两国之间，通有直航班机，中国空姐落地后，叽叽喳喳，也到使馆蹭饭，看国内不易看到的电影新片（南斯拉夫解体后，直航取消，我们到贝尔格莱德，坐的是奥地利航班，在维也纳转机，诸多不便）。
留学生从撒芝麻盐到开闸放水，越派越多。大家都想在国外靠近组织，吃一吃家乡风味，大使馆终于招架不住，不再有求必应，邵同学他们的“早期幸福生活”不得不“告一段落”。但那个上交奖学金余额的规定也随之取消，所得一律归个人支配。
访问团、学习团、考察团来得更猛，简直是一个接一个，不断溜儿。到访者中，学习欲望强的，忙里偷闲，还用中文注上音，编上顺口溜，学几句塞尔维亚语应急：
奶妈——“没有”，
姨妈——“有”，
姑妈是“轮胎”。
“非常感谢”呢，这么发音：“喝完了来一泡。”
有人学了就用，用完见对方发傻，自己也傻了，原来他说的是：
“喝完了尿一泡”。
邵同学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大经济学家孙冶方来的那一次。孙老先生当年71岁，距离辞世还有四年。考察了一圈，老先生很感慨，特意找他们四个留学生谈话，说，你们幸福啊，能来这里留学。一定要珍惜机会，真正学懂经济学。
这次谈话，孙冶方说的一句话，让邵滨鸿至今难忘——
“我们埋下头来好好干，争取50年以后，让中国人都过上南斯拉夫这样的日子。”
将近40年后的今天，回头品老先生的这句话，滨鸿、阎琦、我，我们三人，走在贝城的大街上，都靜下来，不说话，想事。
中国那边是南斯拉夫热，南斯拉夫这边是中国热。风趣之人便逗乐说，我们这边呀，说中国话的太多了，连牛圈里的牛，背靠着背，都会说中文了。
贝城有一所高中，要举办《中国之夜》的活动，兴冲冲找到使馆，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
邵滨鸿去了，此一去，交下一家老小，成为终生亲人。
先是结识了那所高中的女学生伊瓦娜，活泼泼一个美丽女孩，比邵小三岁，更比邵认识的中国小姑娘穿着大胆，勇于表现，有啥说啥。但不说通过学习，我提高了、我认识到这类小大人的空话、现成话。
中南这两个女孩相处得很好，没过几天，伊瓦娜就把中国姐姐领到家里。真阔气啊，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当时国人难得一见的大小硬件，晃得邵同学眼花缭乱，她的居家印象中，还满是搓衣板、收音机和盖剩菜的防蝇纱罩呢。但硬件的主人并不居高临下，炫富摆谱，而是朴实亲热，很快就让哈尔滨女孩摆脱了拘谨。
伊瓦娜的父亲老捷，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物化学教授，一个醉心自然科学的和善老人，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纳粹不穿马蹄袖的袍子，后脑勺不留小辫儿，但跟清朝统治者一样，也喜欢弄“文字狱”，认为老捷一些蝴蝶标本上的拉丁文有问题，貌似抵抗组织的接头暗语。老捷跟他们讲学术和语义，得到的是毒打，打了三天三夜，上牙全打掉了。后来找到一个纳粹信得过的教授，细看那些标本，证实说，没错，全是说明性文字。那也不算完，审讯者并不觉得自己没文化、没人性。老捷继续受苦，整整关了三年，是教化集中营，天天洗脑，受折磨。 母亲鲍莎，年轻时非常漂亮。女儿伊瓦娜的美，不是偶然的。鲍莎与丈夫在同一所大学工作，是贝大农学院的实验室主管。早年当过塞尔维亚语教师，老家在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城市尼什，挨着保加利亚。二战时，尼什被投靠德寇的保加利亚人占领，不让讲塞语了，都得讲保加利亚语。一些居民迫于压力，随机应变，说自己也是保加利亚人。中国老话管这个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鲍莎一家倔强，填表时，就用塞语填，白纸黑字，堂堂正正说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平素交流也讲塞语，因此遭到种种迫害，那也不当“俊杰”。
“来吧，邵，你想家时就来，这儿也是你的家。”鲍莎和老捷总爱这么说。
留学期间，邵滨鸿整整有四年没回国。每个寒暑假，校园内空空的，她的心满满的，从异国父母的家中，收获了数不清的好东西。
她接触了许多书本以外的塞尔维亚智慧，比如那句富有哲理的箴言：“抓紧点儿，慢慢的。”怎么琢磨怎么有意思。老捷姓氏的中文译音，通常写成“杰里奈尔”，滨鸿却有意无意写成“捷里耐尔”，迅捷之时，你要忍住，要耐久。
也常被塞族人的幽默逗得笑肌大动。某人骑上别人肩膀，说是要安灯泡，谁知灯头插进螺口，身子却不下来。胯下人难负其重，问怎么还没完事？肩上人说，你的身子得转圈，你不转圈，灯泡怎么拧进去？这一类段子，滨鸿今天复述给我们，自己仍止不住先笑出声。
得到最多的是温暖，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滨鸿就改了口，管鲍莎叫妈妈，管捷里耐尔叫爸爸。时时处处，点点滴滴，都有家的感觉，尽管听不到一句东北乡音，吃不到一条松花江鲜鱼。
后来毕了业，回了国，这边的亲情愈发浓厚。每次来“第二故乡”出差，无论时间长短，她总要回家探亲。有一年，她以中国科考队人文学者的身份，去南极探险。圣诞夜，在纳尔逊冰盖对面给贝城的家里打电话。鲍莎这个自豪啊，将中国女儿的问候几乎传遍社区。
我和阎副团跟来的这一次，邵团要办的“私事”，无它，仍然是回这个家。
暮色四合，贝尔格莱德的街灯亮了。
全世界的人都在这种时候收工，下班、放学、回家。
楼道里的光线不是很足，房门打开，一位老太太迎出來，灰白卷发，清癯、瘦小，不等介绍，我猜她就是鲍莎。
母女二人拥抱，女儿俯下身，让妈妈亲吻双颊。
妈妈没有特别惊喜的样子，似乎女儿就应该来，而且，一定会在这个时刻出现。
原来，昨天塞尔维亚总理跟我们见面，邻居看了电视，立刻将消息传来。
老太太转过身，又跟我拥抱。
我个子高，哈腰的幅度更大，臂膀围拢过去，抱住老人。母亲在世时，每次久别重逢，我也这么哈腰搂我妈，我妈就感叹，这小子，咋长这么长两个大胳膊。
鲍莎老太太85岁了，跟阎琦拥抱时，滨鸿用汉语小声说，她比过去矮多了。
我瞥见老太太的手指，每个骨节都很粗大，不像拿钢笔和粉笔的知识分子，倒像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大娘大婶，刚扔下笤帚，就拿起耙子，屋里屋外一把好手。
塞尔维亚的妇女很能干。邵团有个女友，是前南国防部的俄语翻译，腌酸菜时对邵说，“你看，我总干男人的活。”塞族人跟我们东北人一样，爱吃酸菜，但不用瓦缸腌，用白色的塑料桶，一腌就是一大桶。先用刀在白菜底部旋一个坑儿，抠出菜根，再将菜棵层层铺满，加盐水，压石头。这个活儿费力气，一般由男人干。那位女翻译离婚了，是“白寡妇”。丈夫去世的，叫“黑寡妇”。
鲍莎家的过厅，同时兼着餐厅，没有我想象的大。为了节省空间，餐桌紧靠墙体。三个屋子，连同厨房和卫生间，面积也不宽敞，家具陈旧，电器是老式的。这样的条件，在当下许多国人眼里，不过中等偏下的居住环境，当年却让初来乍到的邵同学惊叹不已。
有一面墙壁尤其老旧，墙纸发乌，开裂打卷。鲍莎说，本来准备换掉了，听说邵到了贝城，知道她肯定回家，就特意留下来，让她再看看当年的样子。
我们各个房间走一遍，坐下来，吃蜜饯樱桃。塞族待客习俗，先上甜食，接着喝茶，吃一口甜食，喝一口茶。茶杯和小碟子精致，镶着花纹和金边儿。黑漆托盘典雅，福建有一种，跟这个相似。
邵团说，1978年她第一次进这个门，享受的就是这样的茶食，用的就是这一套茶具。平常舍不得用，藏在碗橱里。无论景况好，还是差，这家人总是倾情款待滨鸿，数十年不变。
餐桌依然是这张方桌，每次都铺着新换的台布。在这张桌上，中国女儿吃过塞国妈妈烹制的无数美食。
桌旁小柜上，摆着一只景泰蓝花瓶，是滨鸿结婚那年，带着中国姑爷，来这里度蜜月，赠给贝城娘家的礼品。
没看到女儿伊瓦娜，她长大成人，远赴美国，读完博士，在佐治亚州一个大学城工作。
也没看到父亲亚历山大·捷里耐尔，永远看不到了。
捷教授去世前，不吃不喝，谁劝都不听。昏睡中，有人捎来蜂王浆，说是中国女儿送的。老头儿睁开眼，艰难开口，尝了一羹匙，说这个好吃。
墙上有一幅铅笔画，是老头儿在集中营梦见的情境，醒来悄悄画成：几个难友摆脱困厄，乘小木船逃到北非。天空鸟儿飞翔，水中鱼儿欢跳，岸上两个土著人士，在椰树下扬臂迎接。
前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鲍莎是塞尔维亚族，捷里耐尔是克罗地亚族，两个民族历史上恩怨重重，争斗不休。但一家人就是一家人，才不会因为民族的不同，去扭曲亲爱的人性;更不会像中国当年的某些家庭，为了不同的派别和观点大打出手，“亲不亲，路线分”。
捷里耐尔老两口鹣鲽情深，毫无隔阂。老头儿去巴黎、伦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一定给孩子买礼物，但每次都给太太买欧洲时尚的衣服。邵同学读大二时，中国使馆开始安排她给代表团做翻译。鲍莎不满意滨鸿的装束，特意找出一件优雅的短袖蓝上衣，和一条与之相配的漂亮短裙，帮中国女儿穿上，说这是她20岁时，丈夫送的礼物。当时，滨鸿刚好也是20岁。她跟我说，今天有些正式场合，她还会穿着这件蓝上衣出席。 老总统铁托在世时，搞人口普查，鲍莎全家在“民族”一栏，填写的都是“南斯拉夫族”。捷里耐尔曾跟滨鸿解释，如果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融为一体，都认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国家就是完整的，不会动荡和瓦解。
捷里耐尔在克罗地亚老家有一幢房子。滨鸿说，“风景美得不得了。”克罗地亚四百多万人口，竟拥有一千七百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老天爷也太偏向了。这些海岸曲折多变，妩媚动人。附近还有雪山，如果愿意，从雪山可以一直滑到海里游泳。沿海建了大批豪华旅馆，雪山近在眼前，却从不担忧风寒冰冻。商家招徕生意，便信誓旦旦地说：沿海这一带，如若下了雪，当天床位算你白住。
沿海，沿的什么海？
沿的亚得里亚海。
对于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亚得里亚”四个字，远比“克罗地亚”来得耳熟，这要“归功于”当年强大的宣传效果。那时，咱在欧洲没什么人了，只一个阿尔巴尼亚说咱好话，咱也领情，要啥给啥，宁肯自己吃不饱，也供他一个肚儿圆。该国恰巧也在那一溜海边，时不时的，咱的媒体就欣慰地說，亚得里亚海边，屹立着一个英雄国家。
鲍莎从卧室取来一张彩照，是当年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去海边老家度假的合影，男的穿三角泳裤，女的穿比基尼泳衣，冲着镜头摆造型。欢乐的人群中，露出一个女孩的小脸儿，看不出她穿的什么，只看到乌发皓齿，清纯傻笑。
阎琦和我静静地注视，都没指认那女孩是谁。
无须指认，女孩从照片里走出，走了几十年，此刻，又走到照片旁边。
“假如年轻时你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一生中，你不论到了哪里，她都与你同在。”这是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扉页上的题词。邵滨鸿很喜欢这段话，她说，贝尔格莱德这个城市，鲍莎这一家人，跟她结下了同样的缘分，成了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鲍莎打开烤箱，端出一种名叫布尔玛的酥皮点心，切成一段一段，奶油味，春卷状，让我们趁热吃。又让大家脱外衣，说屋里热，出了汗容易感冒。
滨鸿接一个电话，一时无人当翻译，老太太坐在桌子一侧，默默陪着我们，用微笑填补临时出现的交谈空白。多年前有个冬天，我跟青年农民李宝德在他家土炕上聊天。宝德的奶奶言语迟，见谁都不说话。我们盘上腿，坐在近旁，她仍一声不吭，只顾在火盆里烤土豆。烤好一个，在手心翻来倒去，吹吹炭灰，递给我，微笑，跟此时鲍莎一样的微笑。
伊瓦娜的弟弟斯特凡特意回到家里，给妈妈搭把手，忙前忙后招待我们。他是电影导演，过去在莫斯科工作，最近回国内发展，高个子，宽肩膀。见他躲在厨房抽烟，我就过去说话。他导过的一部纪录片，前南时代获过金奖。他用英语说，他们全家都信教，但不去教堂，教堂的人不比从前了，只知道挣钱。我说，中国有些“商业和尚”，也总惦记着发财，一根蜡烛恨不得卖一千元。说着说着，斯特凡递过一根烟，我摆手，说那两位女士若发现，回去会向我妻子揭发。斯特凡哥们儿般一笑，随手拉上门帘，说现在好了，她们看不见了。
这一家人，有过美好的时光，也经历过不少磨难。1993年前南内战，受到国际制裁，经济一落千丈。滨鸿来贝城探亲，绕路从匈牙利带了些风干香肠。其时，鲍莎妈妈已经半年没见过肉了。食用油也断了供应。马路上有桶装的走私油，价格奇高，跟高层人士的收入一样高。大难之际，底层民众最是遭殃。
这种缺油无肉的生活，我也过过，最困难时，我的家乡辽宁省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仅供应三两豆油，合一天一钱，眼珠都快转不动了。农民的生活更苦，偷偷种一点葱姜椒蒜，都要被勒令铲掉，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四辣”，容易导致“复辟”，让人民受“二茬苦”。
地球上的人类，无论幸福还是苦难，总能说出理由，找到相似之处。问题在于，那时的中国人，肠子细细的，原本吃肉也不多。塞尔维亚却是一个嗜肉的民族，大人小孩，天天吃肉，一旦素下来，难熬。
最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鲍莎告诉我们，1999年有一天，他们住的这幢大楼忽然颤抖起来，好像发生了地震，紧接着就停电了，四下里一片漆黑。慌乱中女儿从美国打来电话，说这是灯火管制，北约飞机轰炸来了。
那些日子，伊瓦娜经常来电话，转述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新闻，告知哪座建筑物炸毁了，哪支部队撤离了。一家名叫“南斯拉夫大酒店”的旅馆，五星级，紧挨着老太太的居民楼，遭遇轰炸后，鲍莎茫然不知，伊瓦娜在万里之外，却看得一清二楚。该酒店不是军事目标，那也炸，据说是象征性的，有羞辱含义。
炸声隆隆，烟尘弥漫，家中只剩下老妈妈一人苦撑。女儿想接她去美国，儿子想接她去俄罗斯，鲍莎都没答应。她最想做的是，每星期去一次贝尔格莱德新公墓，跟长眠的丈夫说话。平素一直这样做，战争来了，哪怕最凶险的时候，也没中断。捷里耐尔热爱家庭，关心国是，鲍莎认为，按时向他通报情况，是自己的责任。
中国女儿远在北京，天天揪着心，生怕老太太出事。那时，邵滨鸿除了编刊物，还在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做特邀主持人，已经做了五年，采访了两百多位“浓缩人生精华”的海内外中国人。
北约轰炸之后，央视拟选派四名战地记者，去南斯拉夫报道实况。邵滨鸿是台里唯一会讲塞尔维亚语的记者，台领导托人征询她的意见，让两小时内给出答复。
哪里需要两个小时，她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心就有了答复：去。
她是央视的特邀人员，按程序，她得先征求本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的意见。
马上给所里打电话。所领导说：作为单位负责人，我不反对你去;但作为个人，我反对。因为你邵滨鸿，不但是女性，而且是母亲，家里有个过敏体质的小孩，随时需要照顾。
一个请求，两种意见，都合理，都合情，到底如何是好？
滨鸿边走边想，走到央视一楼大厅，只见西墙上十几个电视频道，几乎都在转播贝城遭到又一轮轰炸的新闻。那些镜头中，有许多是她熟悉的建筑，是她跟老师和同学，跟鲍莎妈妈、伊瓦娜妹妹、斯特凡弟弟走过无数次的街区。看着眼前滚动变幻的画面，浓烟笼罩的屏幕，一股热血腾地一下涌上来，她立即给央视领导回电话，表示自己决心已定，随时可以出发。夜里回到家，儿子等她不及，已经熟睡，脸上还抹着药膏。她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当时是“肝肠寸断，泪如雨下”，但对前往战地的决定毫无悔意。 那时我跟滨鸿已经相识，几个朋友在月坛南街一家餐厅聚会，算是给她饯行。大家一反往日见面时的轻松嬉笑，低下嗓音，提一些建议，让她到了战场，注意这个，防备那个，气氛不免有些悲壮。记得上菜后，半天无人动筷，虾仁旁边有一小碗醋，血一般红。
眼看就要出发，行囊都备好了，终于未获批准。据台领导后来透露，是当时主管外交的一位副总理，看了名单提出，女性暂缓，让男记者先去。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接到一个国际长途电话，是央视刚到南斯拉夫的一个记者，介绍他们的情况，顺便提到所住的旅馆，说邵滨鸿跟大使馆比较熟，如果此次能与他们同去，大家一定能住进大使馆，工作起来会更方便，也更安全。
万万想不到，撂下电话仅仅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邵滨鸿就得到一个噩耗：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在轰炸中遇难。
邵云环和邵滨鸿，两人都姓邵，都是黑龙江人，都是媒体人，原来就相识，而且是朋友。世间有些事就是这么巧，巧得诡异，巧得残忍，让人震惊，让人悲痛，当时难以置信，事后仍如梦中。
贝城这边，同样惊骇，难过。听说中国使馆遭遇导弹袭击，一位邵姓女子不幸身亡，鲍莎的邻居们慌了神。大家多年以前就知道，就看到，老太太有个中国女儿，也姓邵，隔三岔五，总在这一带露面。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鲍莎啊鲍莎，你该怎么办？大家纷纷过来，安慰老太太。
那一段，贝城的母亲，北京的女儿，两边的亲人都不好受。
不管什么原因，无论怎样阐释，炸弹就是炸弹，生命就是生命。一声爆炸，几多悲剧。
过了一段时日，邵滨鸿终于寻得另一个机会，踏上贝尔格莱德之旅。见到鲍莎，拥住白发苍苍的母亲，两人都落泪了。滨鸿此行，早有打算：接上妈妈，离开这伤心之地，同往北京，住一个时期。
听了这个计划，老太太未置可否，吩咐滨鸿，跟着她，到外面走一趟。
母女二人，捧着鲜花，缓缓进入诺沃格洛波列墓园，也就是贝尔格莱德新公墓。
草木森森，天地寂寥。指着亚历山大·捷里耐尔的墓碑，鲍莎幽幽地说，北京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我很想去那里看一看。可是，我不能离开你的爸爸。谁知道还会不会有飞机继续轰炸贝城。我怕老头子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
风急云乱，山河破裂。“破裂”不是形容词，真的破裂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黑山，这些民族都想自己过日子，纷纷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捷里耐尔教授生前的担忧，竟成了现实。塞尔维亚失掉周边土地，失掉海岸线，孤零零的，变成内陆国家，给自己留下难言的伤痛，给历史留下难解的课题。
自从离开丈夫的克罗地亚故乡，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地老邻居托人捎信，希望老朋友鲍莎，克罗地亚人的媳妇鲍莎，再回婆家看看。硝烟飘散，疆界凛然，但人间真情犹存。
鲍莎告诉我们，海边那个老宅子年久失修，墙皮脱落，石基下沉，有些梁柱快要挺不住了。但葡萄还在结果，玫瑰還在盛开，最茁实的一丛，已经高过屋顶。这些玫瑰1968年由斯特凡的姑姑从德国带来，至今已有五十年，称得上是老资格的玫瑰，跨国的玫瑰。
鲍莎摊开大骨节的手指，撑住桌面，起身，拿来几个垫腰的皮垫，又端来一盘自家烘制的饼干，让邵团、阎副团和刘团员享用。
老太太身穿驼色毛衫，碎花黑裙，脚上一双半高跟塑料拖鞋，旧而洁净，无光泽。她说，现在情况好多了，不再担心战争和饥饿，可以按时领退休金，过正常生活。
斯特凡说，他自己的房子在另外的街区，比母亲这里宽绰。他正在做一个新的电影方案。他打算，抽时间去一趟克罗地亚，把老家那个房子修一下，该加固加固，该美化美化，里里外外，重整一新。“就算不住人，也得让房子配得上那些玫瑰，”他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妈妈和我，还有邵，还有阎，还有你，”导演老弟冲我一笑，“我们大家，会一起去那里玩一趟。”
问他为什么从俄罗斯回来，他说，在家乡容易发展，这里破坏得厉害，但重建时，机会也多。塞尔维亚的历史文化土层很厚，人们很努力。
我喜欢这个掩护我抽烟的男子，认同他的看法，很想补充说：一个民族，不管住在地球的哪一个“点”，都不能天天有好事，也不能年年遭洪水。塞尔维亚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个人才辈出、屡踣屡起的伟大民族，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但我没说，不好意思说。这些话比较“大”，在哥们儿家里Talk，“唠嗑”，这么说不合适。
不能久待了，大使馆还有活动。当年在乌鲁木齐，那个险些上不了飞机的李同学，现任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约好晚上给采访团介绍情况。
鲍莎·捷里耐尔叮嘱，把衣服穿好，把扣子系上，都系上。然后，依次跟三个中国晚辈拥抱。轮到我时，老妈妈搭着我的肩，仰起脸，左一下，右一下，也亲吻了我的双颊。
责任编辑 丁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