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用人、选贤任能，可谓千古难题。但作为晚清扶危救难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于为官从政之道，识人用人之法，确有独到见解。居官入仕者，倘能思之、鉴之，必能大受裨益。
　　话说，李鸿章曾向曾国藩举荐三个人，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就让人在厅外等候。那承想，曾国藩散步回来，从察言观色中已有定论，当李鸿章请他当面考察选用时，曾国藩却直言相告：“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服务的工作;中间那位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不值得信任，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
　　李鸿章很吃惊，怎会有如此差异？曾国藩解释道：过分谨慎，沉稳有余，魄力不足，难堪大任;东张西望，神情不定，有投机钻营之嫌，不足以委以重任;不焦不躁，仰头望云，有一份难得的从容淡定，这才是少有的大将之才！事实证明，曾国藩看得很准，那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闻名于世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后任台湾首任巡抚。
　　人有长短，世无全才。人本身就是一个长与短的统一体，优点和缺点同在，长处与短处并存。关键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趋利避害，才能实现用人科学化，效益最大化。曾国藩在长期的官场职业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识人慧眼，用人之能，使众多千里马踊跃相随。
　　鲍超是湘军名将，长得短小精悍，又性情豪爽。他本来是胡林翼的旧部，同乡李申甫荐之于曾国藩。一开始曾国藩交给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力不从心，就想另谋高就。幕僚李申甫只好为鲍超求情，曾国藩才勉强给他加了一营。
　　


　　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用，必须“日观其德，月视其艺”，多视角观察识别，防止以偏概全，方能以小见大。一次刘铭传率军追击捻军，途中与刚获大胜仗的鲍超相遇。曾国藩问刘铭传：“鲍超穿黄马褂了吗？讲自己的战功了吗？”刘铭传答道：“没穿黄马褂，鲍超唯恐待人不周，十分谦虚，那里会夸耀自己的战功呢？”曾国藩由此而知道鲍超还保持着朴实的本色，仍有不表功的美德。
　　好马要配好鞍，名将要统重兵。面对大胜而归的鲍超，曾国藩大张旗鼓奖励，马上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精兵。鲍超从此再也不提要走的事，而曾国藩对他更是器重有加。
　　打狼要有擒虎力。鲍超勇猛善战，但只是将才而不具帅才，因而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让他独当一面，以避其所短。领导干部有识人之明，才能善任之。
　　“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这是曾国藩识人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为官从政的智慧结晶。
　　据民国笔记资料《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曾国藩驻军安庆时，有一位姓戚的人从湘乡乡下来投奔他，几句言语，切中要害，曾国藩对他很有好感，就把他留下来。
　　大千世界，扑朔迷离，很多时候真相往往隐藏在假象背后。一日共饭，饭有秕，戚某除之而后食，文正熟视之。饭后，弈既，令支应备数十金为赆。戚某大惊，便向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求助，让他去给说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他吃饭时连一颗谷粒都要挑出去，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才不过一个多月，就有这样的举动，我恐怕他见异思迁，富贵之后会忘本，到头来反而害了他啊。”吃饭剔除秕谷，这种常人不以为然的生活细节，在曾国藩看来却关乎个人品德。据说，这个被打发回乡的人，竟是曾国藩的亲外甥。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曾国藩说：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古往今来，“察人用人”不仅是一项技术活儿，更是一门大学问。对于擅长治军的，就安排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于精于计算的，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转输等工作;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总之，务使人人能尽其用、盡其才。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只有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给雄鹰以蓝天，给猛虎以深山，才能让人才尽心尽力，忠心报国，建立功业。出于曾国藩的麾下，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为著名经学家，左宗棠在后来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容闳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古语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能将思想付诸实施并加以升华的人即是将才，而能将思想托付给合适的将才，使之收获最大效益的人，即是帅才。曾国藩无疑是后者。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虽与今日大不相同，但其识人用人的方略，仍可作为我们反思用人的镜鉴。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