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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谐政治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民主，而民主政治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另一个方面就是作为权力的主体的官员道德建设。官员道德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是个古今中外都倍受关注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奉行的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轴心的道德自律原则；在西方社会则是以制度监督为主的道德他律。２００２年开始实施引咎辞职以来，一批官员相继引咎辞职，再次把官员道德建设问题置于社会关注的焦点。加强官员道德建设问题就是要坚持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辨证统一。
［关键词］和谐社会官员道德建设引咎辞职道德自律道德他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政治。和谐政治建设既包含了民主法制的完善，同时又不能忽视权力运行背后所蕴涵的道德问题。作为权力的执行者，官员的道德建设问题既是直接关乎政府行政效率的重要问题，更是关乎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政治的重要问题。
一、何为官员的道德建设
１、官员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前有学者把官员道德简称为“官德”，笔者认为这有些官本位思想。尽管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束缚，但是过分地强调官员的社会地位及其重要性似乎与我们构建和谐政治和建设民主政治社会相悖。
官员道德建设和谐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由官员的特殊社会地位决定的。在我国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与委员会制度并行的政治管理制度。首长负责制是指行政机关的法定最高决策权力集于一人的个人负责制。这就把政府官员尤其是行政领导干部置于权力的中心。他们的道德水平与行政能力直接影响着整个大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就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因此，在探讨构建和谐政治的宏观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官员道德建设的具体问题。
重视官员道德建设也是现实的要求。这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这是当今反腐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来，我国社会各界均致力于经济建设，但是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其中政治环境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而政治环境的好坏与官员的道德水准直接相关。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政治上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反腐倡廉一直成为社会最热门的政治话题。仅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犯罪３９万多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２９６３人之多。官员腐败问题的不断暴露，一方面有损于我们长期树立的政府公正廉洁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经济的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官员道德建设问题是影响到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
２、中国古代儒法并行的“官德”建设。
如上所述，把“官德”放在官本位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社会比较合适。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一切社会生活都从属于政治。因此，古代社会对“官德”的重视是前无仅有的。一直影响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上是儒法两家，它们对古代官德的塑造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儒家的“仁政”思想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思想对官员的道德教化主要集中为道德上的自律教化。这种道德自律教化思想在儒家经典中随处可见。就孔子而言就有“为政以德”，“道之以德”（《论语·为政》），“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除了思想上确立一个以“仁”为目标的道德自律原则，儒家还提倡人要“自省”与“自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论语·里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人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用《中庸》的一句话来解释人人要作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尤其是官员要“治国平天下”也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先修身齐家。在儒家思想看来只有身修家齐才具备成为官员的条件，也就是说要做官就必须先具备官德。
与儒家思想同时作用于中国古代“官德”的是法家。法家思想主要提倡的是以“严刑酷法”来约束个人行为，包括官员的道德行为。战国时期慎到在其著作《佚文》中提出“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和谓之不法”，主张政府要依法行事。韩非明确提出“吏者，平法者也”（《外储说左上》），“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说疑》）。这就明确提出了以法令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在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法家思想仅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在“官德”问题上，古代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以儒家的道德自律为主要方式。
３、西方社会官员的道德建设。
西方社会素有民主法制的传统，在制度安排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与权力监督机制。在西方，官员不仅要遵守严格的法律，而且还要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所以，西方社会对官员道德建设的要求也相对集中在制度和法律对个人的监督制约上，即西方是以道德他律为主的官员道德建设。其完备的法律和成熟的制度为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这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２００２年以来，在我国开始实施的引咎辞职制度就是从西方引进的。
二、引咎辞职及其蕴涵的官员道德建设问题
作为体现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作为构建和谐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引咎辞职逐步确立与实施并日趋完善。众所周知，引咎辞职是西方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我国，引咎辞职作为政治制度确定下来经历了许多实践层面的考验。引咎辞职本身蕴涵的官员道德建设的深刻意义不容忽视。
１、引咎辞职的逐步确立与实施。
在我国最早提出引咎辞职思想是在２０００年，中共中央颁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包括引咎辞职在内的辞职制度。这是引咎辞职制度引进我国以来的第一个政策依据。最早在地方工作实践中实施引咎辞职的是深圳市。２００２年９月深圳市龙岗区委下发的《关于处级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暂行规定》把引咎辞职制度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紧接着，江苏、重庆、四川等省市相继颁发了相应的文件，具体规定了引咎辞职实施的相关标准。
自２０００年在政策上制定引咎辞职制度以来，引咎辞职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是在２００２年。是年，重庆市彭水县副县长蒋成谷因对两起重大交通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成为我国第一个引咎辞职的县级官员。自此引咎辞职进入实施阶段，一批官员相继引咎辞职。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重庆市发生的特大井喷事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随后，２００４年４月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对该县发生的春节重大踩踏事件负责引咎辞职。
对于官员引咎辞职，社会反映普遍良好。这对在构建和谐政治的中国来说是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又一进步。
２、引咎辞职折射出的官员道德建设意义。
引咎辞职不仅彰显了民主政治，还折射出制度背后的官员道德建设的重大意义。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引咎辞职体现的是道德制度的制约与监督，是在道德上对官员的他律。同时，从引咎辞职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所培养的是官员的职业道德良心和责任感，是道德意义上的完全自律。在我国从引咎辞职的具体标准来分析，引咎辞职可以细致地分为主动引咎辞职和强制引咎辞职①，因此引咎辞职就承担着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双重功能。引咎辞职是道德上他律与自律的结合，是以道德他律促进道德自律的制度机制。
引咎辞职作为制度规范，一经确立就具有法规的强制性，就这方面来说就是道德他律，即强制引咎辞职。但引咎辞职的本旨在于通过政策的他律性，培养官员的普遍的道德良心和责任心，提升官员的道德自律意识，即要通过强制引咎辞职达到主动引咎辞职。
３、加强官员道德建设就是要坚持道德上自律和他律的辨证统一。
加强官员道德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是构建和谐政治的重要步骤和组成部分。官员的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的道德教化过程，其中包含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具体性、特殊性的个人因素。因此，加强官员的道德建设不能单纯地依靠道德他律或道德自律，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自律是基础，他律是保障。加强官员道德建设就是要坚持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辨证统一。
坚持官员道德建设中的道德自律和他律的辨证统一首先要继续加强道德他律的制约与监督，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为官员的道德建设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加快公务员立法势在必行。同时我们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我们要加强的不仅是人大的监督，还应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思想是就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政息人亡。”②
坚持官员道德建设中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辨证统一还不能忽视道德自律意识的培养与提升。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要求别人做好，自己首先要做好，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③“四自要求”从实践角度提出政府官员道德自律的具体要求。
官员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教化过程，要提升官员道德自律意识，就应该不断加强官员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改造，在思想上培养职业道德良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官员在自我的道德约束下做到“在其位，谋其政”，真正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注释：
①王能昌．《论作为道德自律的引咎辞职》．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４）．
②黄炎培．《延安归来》［Ｍ］．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４．
③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１３．
责任编辑张荣辉
［关键词］和谐社会官员道德建设引咎辞职道德自律道德他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政治。和谐政治建设既包含了民主法制的完善，同时又不能忽视权力运行背后所蕴涵的道德问题。作为权力的执行者，官员的道德建设问题既是直接关乎政府行政效率的重要问题，更是关乎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政治的重要问题。
一、何为官员的道德建设
１、官员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前有学者把官员道德简称为“官德”，笔者认为这有些官本位思想。尽管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束缚，但是过分地强调官员的社会地位及其重要性似乎与我们构建和谐政治和建设民主政治社会相悖。
官员道德建设和谐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由官员的特殊社会地位决定的。在我国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与委员会制度并行的政治管理制度。首长负责制是指行政机关的法定最高决策权力集于一人的个人负责制。这就把政府官员尤其是行政领导干部置于权力的中心。他们的道德水平与行政能力直接影响着整个大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就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因此，在探讨构建和谐政治的宏观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官员道德建设的具体问题。
重视官员道德建设也是现实的要求。这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这是当今反腐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来，我国社会各界均致力于经济建设，但是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其中政治环境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而政治环境的好坏与官员的道德水准直接相关。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政治上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反腐倡廉一直成为社会最热门的政治话题。仅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犯罪３９万多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２９６３人之多。官员腐败问题的不断暴露，一方面有损于我们长期树立的政府公正廉洁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经济的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官员道德建设问题是影响到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
２、中国古代儒法并行的“官德”建设。
如上所述，把“官德”放在官本位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社会比较合适。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一切社会生活都从属于政治。因此，古代社会对“官德”的重视是前无仅有的。一直影响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上是儒法两家，它们对古代官德的塑造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儒家的“仁政”思想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思想对官员的道德教化主要集中为道德上的自律教化。这种道德自律教化思想在儒家经典中随处可见。就孔子而言就有“为政以德”，“道之以德”（《论语·为政》），“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除了思想上确立一个以“仁”为目标的道德自律原则，儒家还提倡人要“自省”与“自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论语·里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人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用《中庸》的一句话来解释人人要作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尤其是官员要“治国平天下”也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先修身齐家。在儒家思想看来只有身修家齐才具备成为官员的条件，也就是说要做官就必须先具备官德。
与儒家思想同时作用于中国古代“官德”的是法家。法家思想主要提倡的是以“严刑酷法”来约束个人行为，包括官员的道德行为。战国时期慎到在其著作《佚文》中提出“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和谓之不法”，主张政府要依法行事。韩非明确提出“吏者，平法者也”（《外储说左上》），“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说疑》）。这就明确提出了以法令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在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法家思想仅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在“官德”问题上，古代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以儒家的道德自律为主要方式。
３、西方社会官员的道德建设。
西方社会素有民主法制的传统，在制度安排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与权力监督机制。在西方，官员不仅要遵守严格的法律，而且还要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所以，西方社会对官员道德建设的要求也相对集中在制度和法律对个人的监督制约上，即西方是以道德他律为主的官员道德建设。其完备的法律和成熟的制度为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这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２００２年以来，在我国开始实施的引咎辞职制度就是从西方引进的。
二、引咎辞职及其蕴涵的官员道德建设问题
作为体现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作为构建和谐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引咎辞职逐步确立与实施并日趋完善。众所周知，引咎辞职是西方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我国，引咎辞职作为政治制度确定下来经历了许多实践层面的考验。引咎辞职本身蕴涵的官员道德建设的深刻意义不容忽视。
１、引咎辞职的逐步确立与实施。
在我国最早提出引咎辞职思想是在２０００年，中共中央颁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包括引咎辞职在内的辞职制度。这是引咎辞职制度引进我国以来的第一个政策依据。最早在地方工作实践中实施引咎辞职的是深圳市。２００２年９月深圳市龙岗区委下发的《关于处级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暂行规定》把引咎辞职制度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紧接着，江苏、重庆、四川等省市相继颁发了相应的文件，具体规定了引咎辞职实施的相关标准。
自２０００年在政策上制定引咎辞职制度以来，引咎辞职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是在２００２年。是年，重庆市彭水县副县长蒋成谷因对两起重大交通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成为我国第一个引咎辞职的县级官员。自此引咎辞职进入实施阶段，一批官员相继引咎辞职。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重庆市发生的特大井喷事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随后，２００４年４月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对该县发生的春节重大踩踏事件负责引咎辞职。
对于官员引咎辞职，社会反映普遍良好。这对在构建和谐政治的中国来说是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又一进步。
２、引咎辞职折射出的官员道德建设意义。
引咎辞职不仅彰显了民主政治，还折射出制度背后的官员道德建设的重大意义。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引咎辞职体现的是道德制度的制约与监督，是在道德上对官员的他律。同时，从引咎辞职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所培养的是官员的职业道德良心和责任感，是道德意义上的完全自律。在我国从引咎辞职的具体标准来分析，引咎辞职可以细致地分为主动引咎辞职和强制引咎辞职①，因此引咎辞职就承担着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双重功能。引咎辞职是道德上他律与自律的结合，是以道德他律促进道德自律的制度机制。
引咎辞职作为制度规范，一经确立就具有法规的强制性，就这方面来说就是道德他律，即强制引咎辞职。但引咎辞职的本旨在于通过政策的他律性，培养官员的普遍的道德良心和责任心，提升官员的道德自律意识，即要通过强制引咎辞职达到主动引咎辞职。
３、加强官员道德建设就是要坚持道德上自律和他律的辨证统一。
加强官员道德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是构建和谐政治的重要步骤和组成部分。官员的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的道德教化过程，其中包含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具体性、特殊性的个人因素。因此，加强官员的道德建设不能单纯地依靠道德他律或道德自律，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自律是基础，他律是保障。加强官员道德建设就是要坚持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辨证统一。
坚持官员道德建设中的道德自律和他律的辨证统一首先要继续加强道德他律的制约与监督，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为官员的道德建设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加快公务员立法势在必行。同时我们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我们要加强的不仅是人大的监督，还应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思想是就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政息人亡。”②
坚持官员道德建设中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辨证统一还不能忽视道德自律意识的培养与提升。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要求别人做好，自己首先要做好，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③“四自要求”从实践角度提出政府官员道德自律的具体要求。
官员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教化过程，要提升官员道德自律意识，就应该不断加强官员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改造，在思想上培养职业道德良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官员在自我的道德约束下做到“在其位，谋其政”，真正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注释：
①王能昌．《论作为道德自律的引咎辞职》．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４）．
②黄炎培．《延安归来》［Ｍ］．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４．
③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１３．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