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3日，当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时，外界对这位中纪委“掌门人”最大的印象和评价恐怕还是“务实且清醒”。时隔一年多之后，当18名省部级高官、数百位厅官密集落马，就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整个官场风气悄然生变时，恐怕再也没人会怀疑这位素来有着“复杂问题解决高手”美誉的领导人的反腐铁腕了。

　　这从另一名落马的官员、被称为“最狠拆迁女市长”的吉林省舒兰市副市长韩迎新的仕途轨迹上也能看出端倪。2011年，舒兰市辖区内不少被拆迁民众进京上访，有代表还受到了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接见。面对拆迁群众，这位副市长口出狂言：“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令外界大跌眼镜的是，蛮横霸道的韩迎新在被“告御状”之后，竟从副市长升为常务副市长。2013年年底，在全国高压反腐的新形势下，韩迎新终因涉贪被吉林省纪委查处并移交司法机关。
　　在2013年“打虎”行动中，先后有陈柏槐、郭永祥、倪发科等多名已退休的“老老虎”被揪出，这是新一轮反腐有别以往的另一特点。63岁的陈柏槐被抓时，已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近一年—但从媒体对其参加活动的密集报道可知，陈柏槐仍在当地政坛保持着能量；64岁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仅担任省文联主席这一“虚衔”；而59岁的倪发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担任安徽省副省长，仅保留副省级干部待遇。
　　检索中央反腐的公开记录可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遭纪委立案调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级高官非常之罕见。一些退居人大、政协机构的高级干部虽仍会被立案调查，但他们仍是“在职官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官员”。换言之，在过去，一名高级干部一旦实现了“裸退”，几乎就意味着“平安着陆”，而不再会被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但这一惯例正在被打破。对“老老虎”追责“无例外”，使贪腐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陡增，当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慑力。
　　“老老虎”不再享有法外豁免的“保护符”和特权，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央已开始着手清理“存量腐败”。实际上，中纪委早已展开行动，对全国的“存量腐败”进行摸底。一个被不少人忽视的细节是，2013年11月6日央视《新闻联播》透露，中央纪委对反映中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统一管理，并制定了立案、初核、暂存、留存、了结的具体标准。按照新标准，对已有的问题线索进行重新审核分类，提出处置意见，初步做到“情况明了、底数清楚、标准统一”。换言之，哪些高官因可能存在的贪腐行为被投诉举报过，中纪委一清二楚，只待伺机而动，搜集、坐实证据。

地方“窝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团性的“窝案”开始陆续被挖出。这也是反腐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因为，通常“窝案”牵涉的官员人数众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关系异常复杂，一旦曝光，便会引发区域性官场地震甚至社会震荡。此外，由于封闭“小集团”内部利益的相互镶嵌、抱团和包庇，这类案件更为隐秘，查处难度也最大。
　　地方上的标志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阳贿选案。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纪委在经过大半年低调调查之后，于这一天向社会公开揭开了震惊国人的衡阳人大代表贿选窝案及其处理结果。这起发生在一年多前、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几乎使衡阳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全军覆没”。最终，湖南省纪委对涉案的431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也被“双开”。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落马的省部级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