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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启程期和经济发展新格局形成期。与之相应，政商关系具有了“亲”“清”的新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能够保证市场起决定作用，能够促成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促进政商关系的变革与转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政协的职责所在。为此：一要以统一战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发展平台；二要发挥自身独特的对政府简政放权的促进作用；三要更加主动作为促进企业治理的完善。
关键词：人民政协；亲清政商关系；枢纽平台
中图分类号：D664；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原4496（2021）01原051原04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其中政商关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何认识政府和市场、权力和资本的相互关系和怎样通过改革进行理顺及优化则是核心内容。然而，政商关系并不是市场经济中的特殊现象，也不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政商关系是人类社会各类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世界各国的历史，我们发现，正确地认识和恰当地处理政商关系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繁荣时代的必备条件。在1500年前后，人类开始了现代化征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特别是工业化主导了现代化进程之后，政商关系则成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因此，政商关系是一个国家、地区为政者必须作出回答的时代命题。这对于其正确履行职能，发挥更大的领导、引领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国际关系中的治理体系也围绕政商关系展开。
一、新时代促成政商关系变革
任何政商关系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政商关系的内部决定因素在与外部影响要素互动作用的过程中，会导致自身内部组成要素关系的变革和与外界交往方式的变化，从而形成具有新的特征的政商关系模式。进入新时代以来，“亲”“清”成为了政商关系演变的核心内容。
（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
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度拥有世界第一的生产能力，五千多年延续的文明史是其最好的体现；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和统计，我国早在明朝就达到了农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高峰，1820年我国的产出更是高达世界的1/3，名列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科技成果，并没有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升级换代，进入工业时代，从而被称为李约瑟之谜。不仅如此，中国也因此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开始掉队，陷入被动落后的境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又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保持了40年的接近10%的高速增长，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中国经济之谜”和“中国经济奇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转型是其中的主线。我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主要是因为没有从农业经济成功转型到工业经济；而今天的高速经济增长恰恰是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基础。然而，高速增长日益显示出在可持续方面的不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是其集中体现。因此，转向质量、效益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这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与转型，新型政商关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二）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时期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国独立自主现代化的进程，“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是我国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通过推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以及教育的现代化，在1965—1980年，我国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拥有了世界上唯一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早期规划的是1980—2000年用20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则由改革开放来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经济高速发展，效率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不断实现翻番。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基本要件，而新型政商关系的确立则是必备要素。
（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发展格局形成期
自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整个世界经济开始以存量结构重构来改善和促进整体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再平衡。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对结构调整责任再划分和成本收益的再分配。表现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政策由合作为主转向竞争为主，贸易摩擦不断，极端的贸易冲突也出现了，国际规则重构成为常态。而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总量增速事实上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一直徘徊于低位，外部经济增量大力拉动的局势已经改变，因此，靠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外循环主导整个经济循环的格局进入新的阶段，呈现新的特征。这种新局面，要求政府与企业、官员与商人做出积极反应，形成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政商关系，以适应建立以内循环为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战略格局的要求。
二、政商關系的“亲”“清”新内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官”“商”交往提出明确要求：“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1]1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见面时，用“亲”“清”两字阐明了新型的政商关系的内涵。“亲”“清”二字的精准提炼和概括，是基于长期实践探索和深思熟虑后的深层认识，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习近平总书记新型政商关系思想的形成和成熟的标志。亲清政商关系，着眼于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意味着“亲”的驱动力和“清”的规范内在统一；“清”的前提和“亲”的条件互为一体。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契约精神不可或缺。全面依法治国也要求规则意识、制度信念。要想实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平等保护，政商之间要“清清楚楚”，同时，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亲切合力”也是着眼点和落脚点，由此中国经济才能获得强劲发展动力和活力。 （一）亲清政商关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政商关系虽然表现出各种模式，但依据二者关系的本质，我们可总结出三种样式：代理关系、指导关系、管理关系。美国是代理模式的主要代表，政府与商人是一体化的代理与被代理关系。日本是指导关系的代表，铁三角关系中政府是商人的指导者。管理关系则可以从新加坡的模式中得到说明，政府是商人的管理者。亲清政商关系不但与我国此前的政商关系内容不同，也与上述政商关系模式有本质不同。亲清政商关系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即政商关系中的核心———政府与企业、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其合作关系不是利益基础上的互惠互利，而是法治框架内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重要的个人层面，党政领导干部与非公制经济人士之间的关系，则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同心圆内的挚友、诤友关系。这一政商关系既保证企业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也要发挥政府官员的宏观理性和公益性。既体现基本制度层面公有制与非公制经济的“亲”，也体现政府与市场机制层面的“清”。
（二）亲清政商关系能够保证市场起决定作用
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资源配置中市场作用发挥好的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推动我国经济富有效率地增长；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市场的盲目性，这就要求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又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用传统方式来解决，必须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而且，要持续进行完善和创新。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通过企业家主导企业具体完成的。因为，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而主导企业的是企业家。二是政府必须为资源配置提供保证。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等。二者只有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也即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才能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从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要保证市场的决定作用真正落实，亲清政商关系的确立和完善是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的。
（三）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实现政商之间良性互动
社会以及经济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人们在长期社会与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制度与规则知识，也形成了管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智慧。亲清政商是新时代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对这些知识和智慧的共识和运用。亲清政商关系是以往知识和智慧的发展和创新，它以规范、明确、简洁、易行的行为规范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和非公企业人士的基本遵循。“对于党政领导干部，亲就是要坦荡真诚与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民营企业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多沟通，多交流，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就是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要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于民营企业家，亲就是积极主动与各级党委和政府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要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要光明正大搞经营，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这样，“离不开”和“靠不住”的悖论就能解开，“剪不断、理还乱”的政商关系也不会有了。亲清良性循环政商关系的形成，必将奠定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协枢纽平台
亲清政商关系，不但能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也能释放民间经济的活力，不仅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更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促进政商关系的变革与转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政协的职责所在。
（一）以统一战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发展平台
某种意义上，政商关系是“政”和“商”在统一战线中履行各自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政商关系的复合结构，当然需要一个主要平台来统合各方面的因素，从而成为集体的合力。统一战线是党治理国家的重要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一直承载着协调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重要使命。从而形成了制度治理的特色，体现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党和政府对某些非公经济人士通过统一战线进行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协同发展，这有助于保持我国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行及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在当前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建设进程中，健康政商关系的形成应遵循制度思维，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清晰界定政商互动的边界，由此形成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政商关系。此中关键是，我们应该仔细研究统一战线在处理政商关系中的功能优势，发现现实中存在的不足。
（二）发挥自身独特的对政府简政放权的促进作用
亲清政商关系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政府基于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而进行的简政放权，事实上，简政放权就是要为新型政商关系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这一过程远不是“一放就灵”，更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3]，而是放与收的结合，放管服的一体化，当然更是企业家、民众等市场主体的职责，只有有了这些市场主体的切实参与，政府才能够简应简之政，放需放之权。因而，互动互促成为简政放权及至新型政商关系形成的主线。尤其是，对结果的反馈，对过程、结果的监督是不可缺少的，人民政协恰恰拥有独特的优势在这些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更加主动作为促进企业治理的完善
亲清政商关系的微观基础是我国企业治理的完善，并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异化了的政商關系，除了政府层面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企业层面自身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缺陷也是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我国企业一定要承担起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克服发展中的困难、形成自己独到的核心竞争力的职责，当前，企业要履行上述职责，微观企业治理存在的问题日益成为主要问题。解决这一紧迫难题不仅要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对外的合作能力，更要建立起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合理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所以，人民政协要发挥自身的广泛联系企业家的优势，主动帮助企业家促进企业治理的完善，从而能够有效防止企业权力的滥用，避免企业中出现投机等不良倾向，这样，企业就有了与亲清政商关系形成对接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别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3-05（1）.
[2]储建国.政商关系：清晰界定才能更好构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6）：7-9.
[3]邱实，赵晖.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商关系的演变和发展[J].人民论坛，2015（5）：2-15.
责任编辑：董瑞军
关键词：人民政协；亲清政商关系；枢纽平台
中图分类号：D664；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原4496（2021）01原051原04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其中政商关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何认识政府和市场、权力和资本的相互关系和怎样通过改革进行理顺及优化则是核心内容。然而，政商关系并不是市场经济中的特殊现象，也不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政商关系是人类社会各类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世界各国的历史，我们发现，正确地认识和恰当地处理政商关系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繁荣时代的必备条件。在1500年前后，人类开始了现代化征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特别是工业化主导了现代化进程之后，政商关系则成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因此，政商关系是一个国家、地区为政者必须作出回答的时代命题。这对于其正确履行职能，发挥更大的领导、引领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国际关系中的治理体系也围绕政商关系展开。
一、新时代促成政商关系变革
任何政商关系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政商关系的内部决定因素在与外部影响要素互动作用的过程中，会导致自身内部组成要素关系的变革和与外界交往方式的变化，从而形成具有新的特征的政商关系模式。进入新时代以来，“亲”“清”成为了政商关系演变的核心内容。
（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
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度拥有世界第一的生产能力，五千多年延续的文明史是其最好的体现；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和统计，我国早在明朝就达到了农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高峰，1820年我国的产出更是高达世界的1/3，名列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科技成果，并没有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升级换代，进入工业时代，从而被称为李约瑟之谜。不仅如此，中国也因此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开始掉队，陷入被动落后的境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又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保持了40年的接近10%的高速增长，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中国经济之谜”和“中国经济奇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转型是其中的主线。我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主要是因为没有从农业经济成功转型到工业经济；而今天的高速经济增长恰恰是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基础。然而，高速增长日益显示出在可持续方面的不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是其集中体现。因此，转向质量、效益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这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与转型，新型政商关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二）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时期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国独立自主现代化的进程，“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是我国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通过推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以及教育的现代化，在1965—1980年，我国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拥有了世界上唯一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早期规划的是1980—2000年用20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则由改革开放来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经济高速发展，效率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不断实现翻番。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基本要件，而新型政商关系的确立则是必备要素。
（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发展格局形成期
自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整个世界经济开始以存量结构重构来改善和促进整体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再平衡。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对结构调整责任再划分和成本收益的再分配。表现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政策由合作为主转向竞争为主，贸易摩擦不断，极端的贸易冲突也出现了，国际规则重构成为常态。而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总量增速事实上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一直徘徊于低位，外部经济增量大力拉动的局势已经改变，因此，靠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外循环主导整个经济循环的格局进入新的阶段，呈现新的特征。这种新局面，要求政府与企业、官员与商人做出积极反应，形成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政商关系，以适应建立以内循环为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战略格局的要求。
二、政商關系的“亲”“清”新内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官”“商”交往提出明确要求：“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1]1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见面时，用“亲”“清”两字阐明了新型的政商关系的内涵。“亲”“清”二字的精准提炼和概括，是基于长期实践探索和深思熟虑后的深层认识，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习近平总书记新型政商关系思想的形成和成熟的标志。亲清政商关系，着眼于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意味着“亲”的驱动力和“清”的规范内在统一；“清”的前提和“亲”的条件互为一体。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契约精神不可或缺。全面依法治国也要求规则意识、制度信念。要想实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平等保护，政商之间要“清清楚楚”，同时，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亲切合力”也是着眼点和落脚点，由此中国经济才能获得强劲发展动力和活力。 （一）亲清政商关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政商关系虽然表现出各种模式，但依据二者关系的本质，我们可总结出三种样式：代理关系、指导关系、管理关系。美国是代理模式的主要代表，政府与商人是一体化的代理与被代理关系。日本是指导关系的代表，铁三角关系中政府是商人的指导者。管理关系则可以从新加坡的模式中得到说明，政府是商人的管理者。亲清政商关系不但与我国此前的政商关系内容不同，也与上述政商关系模式有本质不同。亲清政商关系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即政商关系中的核心———政府与企业、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其合作关系不是利益基础上的互惠互利，而是法治框架内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重要的个人层面，党政领导干部与非公制经济人士之间的关系，则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同心圆内的挚友、诤友关系。这一政商关系既保证企业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也要发挥政府官员的宏观理性和公益性。既体现基本制度层面公有制与非公制经济的“亲”，也体现政府与市场机制层面的“清”。
（二）亲清政商关系能够保证市场起决定作用
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资源配置中市场作用发挥好的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推动我国经济富有效率地增长；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市场的盲目性，这就要求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又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用传统方式来解决，必须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而且，要持续进行完善和创新。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通过企业家主导企业具体完成的。因为，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而主导企业的是企业家。二是政府必须为资源配置提供保证。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等。二者只有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也即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才能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从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要保证市场的决定作用真正落实，亲清政商关系的确立和完善是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的。
（三）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实现政商之间良性互动
社会以及经济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人们在长期社会与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制度与规则知识，也形成了管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智慧。亲清政商是新时代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对这些知识和智慧的共识和运用。亲清政商关系是以往知识和智慧的发展和创新，它以规范、明确、简洁、易行的行为规范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和非公企业人士的基本遵循。“对于党政领导干部，亲就是要坦荡真诚与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民营企业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多沟通，多交流，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就是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要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于民营企业家，亲就是积极主动与各级党委和政府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要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要光明正大搞经营，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这样，“离不开”和“靠不住”的悖论就能解开，“剪不断、理还乱”的政商关系也不会有了。亲清良性循环政商关系的形成，必将奠定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协枢纽平台
亲清政商关系，不但能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也能释放民间经济的活力，不仅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更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促进政商关系的变革与转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政协的职责所在。
（一）以统一战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发展平台
某种意义上，政商关系是“政”和“商”在统一战线中履行各自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政商关系的复合结构，当然需要一个主要平台来统合各方面的因素，从而成为集体的合力。统一战线是党治理国家的重要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一直承载着协调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重要使命。从而形成了制度治理的特色，体现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党和政府对某些非公经济人士通过统一战线进行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协同发展，这有助于保持我国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行及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在当前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建设进程中，健康政商关系的形成应遵循制度思维，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清晰界定政商互动的边界，由此形成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政商关系。此中关键是，我们应该仔细研究统一战线在处理政商关系中的功能优势，发现现实中存在的不足。
（二）发挥自身独特的对政府简政放权的促进作用
亲清政商关系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政府基于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而进行的简政放权，事实上，简政放权就是要为新型政商关系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这一过程远不是“一放就灵”，更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3]，而是放与收的结合，放管服的一体化，当然更是企业家、民众等市场主体的职责，只有有了这些市场主体的切实参与，政府才能够简应简之政，放需放之权。因而，互动互促成为简政放权及至新型政商关系形成的主线。尤其是，对结果的反馈，对过程、结果的监督是不可缺少的，人民政协恰恰拥有独特的优势在这些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更加主动作为促进企业治理的完善
亲清政商关系的微观基础是我国企业治理的完善，并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异化了的政商關系，除了政府层面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企业层面自身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缺陷也是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我国企业一定要承担起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克服发展中的困难、形成自己独到的核心竞争力的职责，当前，企业要履行上述职责，微观企业治理存在的问题日益成为主要问题。解决这一紧迫难题不仅要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对外的合作能力，更要建立起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合理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所以，人民政协要发挥自身的广泛联系企业家的优势，主动帮助企业家促进企业治理的完善，从而能够有效防止企业权力的滥用，避免企业中出现投机等不良倾向，这样，企业就有了与亲清政商关系形成对接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别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3-05（1）.
[2]储建国.政商关系：清晰界定才能更好构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6）：7-9.
[3]邱实，赵晖.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商关系的演变和发展[J].人民论坛，2015（5）：2-15.
责任编辑：董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