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亲信专权”是韩国现代化模式与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质是权贵政治，再次暴露了西方民主嫁接到东方文化土壤里出现水土不服的老问题；作为特殊地缘环境下生存的小国，韩国警惕大国又依赖大国的矛盾心理在国民与总统、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造成了分裂，从而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以对当下国家发展困境作出关键性抉择。
　　[关键词]亲信“专权” 权贵政治 小国之殇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在遭遇了朝鲜连续核导试验，“萨德”入韩，三星、现代等人财团经营危机之际，韩国又陷入了“亲信子政”带来的政局混乱中。与历次韩国总统执政末期贪腐丑闻不同的是，这次事件中纠缠着朴槿惠的悲情经历、亲信“专权”乃至邪教谜团，把韩国民主政治生态之怪现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
　　韩国“亲信干政”事件再次暴露了西方民主“嫁接”的老问题
　　此次“亲信子政”事件全面充分展示了韩国政治“水面下”的复杂陸。自上世纪80年代韩国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来，总统“丑闻”导致总统不能善终，早已成为韩国的“政治魔咒”。民主选举的六位总统或以自杀谢罪，或被送上审判台，结局最好的也是带着遗憾退出政坛。这些总统的命运折射出了韩国民主政治的痼疾。
　　一般认为，韩国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韩国现代化模式、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政治文化上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践行宪政民主、全民选举已近30年，这期间韩国的政权在不同党派之间顺利交替，司法和舆论的独立性大为改观，市民组织和民众政治参与也蓬勃发展，但仍旧无法根本改变权贵政治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里，韩国社会的“人情”色彩比中国更重。韩国社会里存在的“学缘”、“地缘”和“亲缘”为代表的私人关系，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这使韩国社会普遍信任亲信、服从位高年长者而缺乏对制度的尊重。这种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浸透在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长期以来，无论是声称不差钱的“保守派”还是标榜道德高尚的“进步派”都被亲信人情所拖累。
　　说到底，韩国“亲信子政”事件再次暴露了西方民主嫁接到东方文化土壤里出现水土不服的老问题。正如许多政治学家所强调的，西方多党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是法治传统、理[生的选民、成熟的政党政治等条件，这些韩国并不充分具备。
　　首先，韩国国民政治素养缺乏，无法将“选贤”与“人情”划分开。在朴槿惠竞选过程中，其以父母被刺杀、終身未嫁的悲情经历进行了成功的“形象营销”，用韩国人对朴正熙时代“汉江奇迹”的怀念构建了国民对“朴家人”的信赖，用完美的政治演说宣扬谋求国民幸福和南北信任进程。凡此种种都正中韩国社会“靶心”，使朴槿惠能够在保守派政党尽失民心时几次力挽狂澜，但选民却忽视了朴槿惠特殊的个人经历，以及早期较为封闭的生活所导致的性格和政治倾向的偏执、领导经验的欠缺。
　　其次，韩国也未形成成熟的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代表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的利益集团不同，从李承晚政府开始，韩国的政党就是政治人物获取权力的工具。尽管法律、制度与西方先进国家无异，韩国国民也受美国民主教育几十年，但几十年来，韩国的政党一直处于分裂、重组、合并的循环当中，始终是以政治人物为主的政党文化，而没有形成稳定独特的政党意识形态。在此环境下，韩国难以选举产生行政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出色的领导人。实际上，环视当下西方的选举乱象，候选人的政策越来越趋同，谁能当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形象、优秀的选举团队、强大的政党和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地域主义等非理性因素也左右着选举结果。因此，追求公正、平等的选举制度，在西方逐渐演化为利益集团政治，来到东方国家，则多为家族政治、权贵政治。如何选出好的领导人，仍是韩国乃至整个西方选举制度面临的本质问题。
　　总统悲情，实质是小国之殇
　　在现实主义丛林法则下的世界，小国政治本来就容易受大国影响。韩国又是一个身处特殊地缘环境下的小国。历史上，朝鲜半岛先是在中国的朝贡体制下生存，后又是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残喘，建国后在美苏中三国夹缝之中挣扎，冷战后在中美博弈中发展。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伤感地认为：“如果我们的历史是一部受难和外部入侵的历史，那么这是由朝鲜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的。”金大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朝鲜的历史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其地缘政治命运的挑战史。”
　　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历史经历，造就了韩国既警惕大国、崇尚自主，又不得不依赖大国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对历史上长期饱受强国侵略和殖民的苦难命运刻骨铭记，对大国的干涉和影响异常敏感，形成了朝鲜半岛民族性情刚烈、自尊心强、不易妥协的民族性格。韩国民众常以断指、切腹、绝食等极端方式抗议日本在历史和领土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韩国却又无力摆脱大国的影响。作为曾经日本的殖民地和现如今美国的盟国，国内政治势力无不有大国的背景。无论是李承晚的美国背景，还是朴正熙的日派出身，这样的国家，政治上必然受制于大国。韩国的两次军事政变，正是军人借助美国对时任总统的不满而完成的。进入21世纪，在中美西太平洋激烈的较量下，朴槿惠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这表现为：部署“萨德”系统、与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和解、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引发民众、在野党对其不满，加深了韩国政治的分裂。
　　与西方国家已经成熟的市场和社会力量不同的是，韩国是典型的后发国家，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强有力的领导对新问题作出关键陸决策，是这类国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回顾韩国崛起之路，通过上世纪60-70年代权威体制下强有力的领导，彻底实现了由贫困经济体向外向型经济体转型的“汉江奇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金人中通过发起“全民献金运动”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完成了从低级产品出口型经济向高科技型经济的转变，成为克服金融危机的“优等生”。作为全球第11大经济体，当下的韩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疲软、安全威胁升级、社会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所带来的“复合式危机”。
　　可以说，朴槿惠的政治命运是她个人经历、韩国政治文化以及地缘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此而言，朴槿惠个人是否提前下台及怎样下台，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期待眼下这场危机能够引发韩国民主政治的深刻变革，以打破“总统政治魔咒”，产生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来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强有力的领导，从而使韩国在中美博弈竞争中纵横经略，实现民族经济的再度振兴。这才是当下韩国政治的根本命题。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东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注：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亚欧区域关系研究”（项目编号：SI　　[参考文献]
　　①阎学通：《改革能力影响国家实力》，《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6日。
　　责编/谭峰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