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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人为峰”，每一个行业总要有站在山顶观察和思考的人。因站位高，所以看得远；因思想深，所以看得准。聂震宁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全国政协委员，从对出版文化、出版精神的呼吁到对国民阅读率下降等产业痼疾的忧虑，他始终是瞭望者、思想者，更是实践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出版体制改革确定“三年时间表”的第一年。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对于出版集团转企改制，他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中国出版集团在上市方面非常谨慎，他们是基于怎样的设计?出版产业化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带着一系列疑问，记者走进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票子”和“面子”：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出版参考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您如何看国有企业改革?
聂震宁：国有企业改革走了近30年的路程，也走出了一条路子，从最早的利改税、放权承包、承包经营、抓大放小，一直到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十六大后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现在，国资委管理的150家大中型企业整体利润年年增长，每年增长额是1500亿元，说明改革对促进国有企业发展是有成效的，这条路是对的。他们的改革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美国经济学家巴特洛说，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这就是说，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这些制度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出版社转企改制，进行现代企业建设，是大势所趋。
出版参考：出版体制改革从2003年至今也有五年了，但有一段时间是犹豫和缓慢的，尤其是一遇到“人”的问题特别是中、老人的问题，就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为什么一些出版社员工甚至骨干对改革不积极、恐惧改制?你们是如何处理“人”的问题的?
聂震宁：说起恐惧，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待遇，通俗说也就是票子问题；另一个是心态，也可以说是面子问题，与价值观有关。
转企改制，对于很多出版社员工来说，难以接受的是退休制度的改变。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三轨并行，党政机关是一轨，事业单位是一轨，企业是一轨。前两项办法和标准差不多，后一项有一点问题，标准待遇偏低，近年来国家出台政策，提高企业人员社保退休金标准，也提高不少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低于事业单位。据权威消息透露，两三年内三轨要并为一轨，这是合理的。但毕竟现在三轨还没有并起来。出版单位过去是事业单位性质，员工的离退休费按照事业单位标准发放。因为是事业单位，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特别是早一二十年，并没有在分配上体现多劳多得，员工收入不高，转制后退休却要按企业社保待遇拿退休金，票子少了，谁愿意呵?通过这个利益比较，可以看出，“中人”——工龄比较长，转制后几年内要退休的员工有些意见，应当说是正常的。
票子问题，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要合情合理地去解决。针对“老人”“中人”离退休待遇问题，我们制订了《职工权益保障方案》，建立了企业补贴办法，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对青年员工，首先立足于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给大家多劳多得的机会，在社会保障上，采取企业年金的办法，按照工龄长短相应补贴。通过这两种办法，解决了员工的票子问题。这件事办成不容易，我们的方针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国家有关部门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出版参考票子问题解决了，那面子问题，也就是心态问题如何解决呢?
聂震宁：面子问题主要是心态问题，有价值观、归属感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出版单位转为企业，从知识分子干部转为企业员工，并且是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不免有点不适应。不要说别人，就我本人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心态问题需要调整与自我调整，价值观问题需要转变角度来看问题。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应该受到尊重，这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但同时他们也是企业的一员，这是职业层面的问题，需要转变观念。不过，出版社虽然是事业单位，但绝大多数早已经自收自支，经营机制与企业差别不大，企业要面对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在面对，从体制上转企，不应当有多大问题，员工对抛掉虚幻的事业单位身份是有心理准备和适应能力的。
现在一些企业员工退休之后由社保中心发给退休金，跟原企业基本没有关系，成为社区街道组织管理的退休老人。我们有些老同志在归属感上就有担心，不愿意改制后他们被完全交给社区街道，这样就跟原单位没关系了，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不仅没面子，而且不太放心。目前我们的退休人员，一直得到出版社生活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服务，还有党组织生活、组织学习、阅读文件、节日福利、春节团拜会等活动，大家觉得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担心转制后这些会取消。我就告诉他们，转为企业后，不仅不会取消这些有益的活动，相反，我们要求做得更好。因为老同志为出版事业做过重要贡献，后来人理应做好服务。老同志还是我们的重要财富，不仅是智力财富还是资源财富，不少作者和专业人士与他们紧密联系，再有，他们对出版社优良传统的传承、延续也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出版参考：票子和面子都要兼顾，如何协调两者，还是很不容易的。
聂震宁：既要把票子问题解决好，也要把面子问题调整好，这里面有政策问题，也有心态和认识问题。中国出版集团会谨慎地对待员工身份转换问题，要做好耐心的思想工作。我们不搞下岗分流，虽然冗员有一些，但还不是很多，我们也要为社会承担责任。在管理上要坚持以人为本，尽量发挥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身份转换不是全部，灵活的机制更为重要
出版参考：最近新闻出版总署加紧了对出版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实施，并确定了三年完成转制的时间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转企改制的进展和进度如何?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2004年按照国务院22号函的要求，整体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完成了集团公司注册。首先是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集团公司由国务院授权行使出资人权力，由事业法人主体转变为企业法人主体，产权是明晰的。这是第一步。出资人地位明确了，权责也就相应有所明晰，国有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要在法人行为上体现出来。我们对企业保值增值制定了一系列考核办法和目标要求。集团公司与下属成员单位经营者签订业绩考核责任书，对各级企业主要经营者也就是社长总经理进行年度业绩考核，从2004年试行，之后连续三年实行考核。企业经营者按照集团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领取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两块构成。终于上级有人来考核他们的业绩并且落实到薪酬上，绝大多数社长总经理都高兴。这么说吧，我作为总裁，同样 希望上级来考察我的业绩，给我奖励或者处罚。
其次是形成现代企业集团的管理框架。集团对下属成员单位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定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集团的战略中心、管理中心和资产中心，成员单位是产品的研发中心、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三个中心对三个中心”，比较符合中国出版集团的实际。我们正在按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施管理。当然，管理科学的要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公司正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重塑新型市场主体，壮大主体，做强主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还有就是前面说到的人员身份转换。这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现在也快完成了。前些时候主要是等待北京市有关方面有关社保接续的文件。人员身份转换，这是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必须要办的事情，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既然是企业，肯定应该按照企业的用工制度，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按劳分配，这是一个基本的目标。现在之所以能进不能出，主要是社保接续没衔接上，只要衔接上，这些事情就好解决了。但这件事情不是集团公司单方面能决定的，它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性的安排，需要属地北京市社保和国家人力资源、财政等相关机构的协调和安排。集团公司已经做好全部准备工作，接下来只是一件事，等社保中心通知就能够接续了。
出版参考：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吸纳了一大批出版人才，是什么原因吸引这些出版精英加盟集团公司?
聂震宁：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出版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集中。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最丰厚的出版资源，形成对出版人才很强的吸引力，到北京做出版是许多出版人的梦想。其次，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品牌号召力。公司作为出版业的“国家队”，提供了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作为集团公司的员工，有很多机会直接接触到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学术人才和顶级专家。另外，公司的机制比较灵活。2005年开始就已经实行相对完善的“双效”业绩考核制度，能够保障经营者多劳多得，比较好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
出版参考：是不是还有您个人的因素，比如您的宽容胸怀和魄力?
聂震宁：(笑)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这个平台吧。
资本经营：并非华山一条路
出版参考：在上市方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没有抢在最先，但却最先举办了以“资本市场与出版产业未来”为主题的论坛。对出版上市，您如何看?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需要资本运营，我们也十分渴望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本。最简明的理由就是，国内目前绝大多数集团公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机构，而是经营出版机构的集团公司，我们也必须要经营我们的资产，孵化我们的新型企业，推进我们的企业升级。
现在大家都关注上市，这也是效益来得比较快的一条路子。上市之后，我们该如何保证内容制作的独立性及其正确的导向性，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践来解决。最需要注意的是，出版物出版经营本身不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也无法预期出版物出版经营上市后能否给股民们可观的回报预期，筹集资金后做什么、怎么做，如何保持持续绩优，这是很大的问题。从目前上市公司的运营情况来看，这一点也不甚明朗。此外，集团公司目前还存在资本经营人才缺乏、产业政策的限制、新型业态盈利模式不明朗等难点。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那些市场价值没有被发现或没有被充分挖掘的内容性及其经营性资产拆分上市，通过资本运作，充分发掘其资本的价值空间。
出版参考您提到，资本经营除了上市还有很多种方式，对这些形式在出版业和集团的应用您怎么看?
聂震宁：现在大家比较多地关注上市，而对其他方式很少研究。譬如，第一，产权交易。这是在出版业内很好运用的资本经营形式。国际上大的出版集团，如贝塔斯曼就没有上市，而是做了大量的产权交易，强势进入美国。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真正做起来。第二，联营。就是以资本为纽带，联合相关企业共同经营，从而形成资本的合作。第三，投资运营，引入战略合作者。现在，中国出版集团非常希望联合兄弟集团共同投资运营做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个企业。为了做成一件事情，不必计较是谁跟谁合作的问题。第四，资产剥离的问题。现在出版业这方面做得很少。对不良资产的剥离，上市公司必须做，一般出版集团却很少做，这不利于企业轻装上阵。第五，换股。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数字传媒公司，就希望用这种方式做。第六，破产。我们始终没有决心对于一些很差的企业、资不抵债或者根本没有再生能力的企业进行破产，尽管事实上他们已经难以为继。以上这些做法，在出版产业里面还很少应用，有少量应用，也不熟练，缺乏研究。
以新型业态上市，不从养鸡孵蛋开始
出版参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上市方面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您也在一些场合表示，集团整体暂时还不具备上市条件，但还是要拆分一些企业上市的。您对集团今后的上市是如何规划的?
聂震宁：关于上市的规划，目前的总体设计是集团不打算整体上市，将通过若干新型业态公司实现上市。通过建设、规范、发展、包装这些新型市场主体，吸引投资者眼球，上市募集资金。
新型业态有以下三种：
数字出版传媒公司。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已经于4月22日成立，初期投资1000万元。公司成立后，将进一步增资扩股，吸收集团各成员单位，出版发行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投资，组成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并着手在两三年内实现上市。
我们进入数字传媒业，最捷径的办法不是从孵鸡蛋养小鸡开始，而是和其他公司合作，现在有多家IT业跟我们密切接触。在我们成立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公司的时候，同北大方正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会有具体的商量。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投资商跟我们合作。总而言之，要办一个企业不一定要从孵鸡蛋开始，可以采取产权交易的很多办法，通过控股的方式把一些有基础的企业做起来，这样企业升级扩张就要快得多。
发行公司。通过在发行领域的整合，在流通领域做大，当然，这个发行公司不能只做集团的发行业务，否则就是关联交易。公司要实现现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整合，按上市公司的规模来设计，也许，“取法其上，仅得乎中”，即便上不了市，也能把企业打造得更好一些。各个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按照事业部的形式进行整合和管理。这些部门还要保持对各自出版社的服务，出版社对这些部门要保持控制力和责任。
有特色的企业实体。集团所属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荣宝斋等都非常有特色，并且在各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现在准备充分挖掘这些企业的特色，打造一批有足够吸引力的专、特、精的企业上市。
出版参考：上市融资后，拿来的钱准备投向哪些领域呢?
聂震宁：主要有两个方向的考虑：一是进入传媒业，投资一些重点项目，向文化产业的前端延伸。二是向渠道延伸。当然，渠道建设并不一定是以产品销售网点建设的形式进行。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零售出版物网点建设本身是不能够盈利的。具体的建设内容，集团公司已经有设计，暂时不便透露。
突出特色优势，走差异化竞争之路
出版参考：现在一些出版集团的特色不明显，同质化竞争严重，您如何考虑和谋划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特色?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产品依照传统分类，也分为三大类，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大众出版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业务量比较大。专业出版因为与一些学科建立了长期的密切联系，也有一定优势。教育出版主要是音乐和美术教材，在一些省份占到80％～90％的份额，总体份额也不错，但整体上教育出版实力较弱。
集团公司对于出版社的要求，是每个出版社都要有明确的产品线，分析产品的传统、占有的资源及市场占有率，以及未来还有多大的市场份额。这是纵向比较，还要进行横向比较，与同类的出版社进行优势分析，来设计更有竞争力的产品线。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要夯实在文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商务印书馆要扩大产品的种类，延伸新的产品。
各个类型的出版社要在自己所属的领域确保自己的特色。大众类出版社要保持强势地位，继续领先。专业类出版要保持高端和特色，打造品牌含金量。为了确保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集团公司推出了畅销书推广计划和畅销书推荐计划。教育出版社要确保两大特色教材，并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开发新的教材，力争成为未来集团公司重要的经济来源。
“票子”和“面子”：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出版参考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您如何看国有企业改革?
聂震宁：国有企业改革走了近30年的路程，也走出了一条路子，从最早的利改税、放权承包、承包经营、抓大放小，一直到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十六大后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现在，国资委管理的150家大中型企业整体利润年年增长，每年增长额是1500亿元，说明改革对促进国有企业发展是有成效的，这条路是对的。他们的改革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美国经济学家巴特洛说，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这就是说，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这些制度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出版社转企改制，进行现代企业建设，是大势所趋。
出版参考：出版体制改革从2003年至今也有五年了，但有一段时间是犹豫和缓慢的，尤其是一遇到“人”的问题特别是中、老人的问题，就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为什么一些出版社员工甚至骨干对改革不积极、恐惧改制?你们是如何处理“人”的问题的?
聂震宁：说起恐惧，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待遇，通俗说也就是票子问题；另一个是心态，也可以说是面子问题，与价值观有关。
转企改制，对于很多出版社员工来说，难以接受的是退休制度的改变。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三轨并行，党政机关是一轨，事业单位是一轨，企业是一轨。前两项办法和标准差不多，后一项有一点问题，标准待遇偏低，近年来国家出台政策，提高企业人员社保退休金标准，也提高不少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低于事业单位。据权威消息透露，两三年内三轨要并为一轨，这是合理的。但毕竟现在三轨还没有并起来。出版单位过去是事业单位性质，员工的离退休费按照事业单位标准发放。因为是事业单位，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特别是早一二十年，并没有在分配上体现多劳多得，员工收入不高，转制后退休却要按企业社保待遇拿退休金，票子少了，谁愿意呵?通过这个利益比较，可以看出，“中人”——工龄比较长，转制后几年内要退休的员工有些意见，应当说是正常的。
票子问题，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要合情合理地去解决。针对“老人”“中人”离退休待遇问题，我们制订了《职工权益保障方案》，建立了企业补贴办法，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对青年员工，首先立足于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给大家多劳多得的机会，在社会保障上，采取企业年金的办法，按照工龄长短相应补贴。通过这两种办法，解决了员工的票子问题。这件事办成不容易，我们的方针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国家有关部门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出版参考票子问题解决了，那面子问题，也就是心态问题如何解决呢?
聂震宁：面子问题主要是心态问题，有价值观、归属感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出版单位转为企业，从知识分子干部转为企业员工，并且是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不免有点不适应。不要说别人，就我本人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心态问题需要调整与自我调整，价值观问题需要转变角度来看问题。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应该受到尊重，这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但同时他们也是企业的一员，这是职业层面的问题，需要转变观念。不过，出版社虽然是事业单位，但绝大多数早已经自收自支，经营机制与企业差别不大，企业要面对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在面对，从体制上转企，不应当有多大问题，员工对抛掉虚幻的事业单位身份是有心理准备和适应能力的。
现在一些企业员工退休之后由社保中心发给退休金，跟原企业基本没有关系，成为社区街道组织管理的退休老人。我们有些老同志在归属感上就有担心，不愿意改制后他们被完全交给社区街道，这样就跟原单位没关系了，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不仅没面子，而且不太放心。目前我们的退休人员，一直得到出版社生活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服务，还有党组织生活、组织学习、阅读文件、节日福利、春节团拜会等活动，大家觉得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担心转制后这些会取消。我就告诉他们，转为企业后，不仅不会取消这些有益的活动，相反，我们要求做得更好。因为老同志为出版事业做过重要贡献，后来人理应做好服务。老同志还是我们的重要财富，不仅是智力财富还是资源财富，不少作者和专业人士与他们紧密联系，再有，他们对出版社优良传统的传承、延续也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出版参考：票子和面子都要兼顾，如何协调两者，还是很不容易的。
聂震宁：既要把票子问题解决好，也要把面子问题调整好，这里面有政策问题，也有心态和认识问题。中国出版集团会谨慎地对待员工身份转换问题，要做好耐心的思想工作。我们不搞下岗分流，虽然冗员有一些，但还不是很多，我们也要为社会承担责任。在管理上要坚持以人为本，尽量发挥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身份转换不是全部，灵活的机制更为重要
出版参考：最近新闻出版总署加紧了对出版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实施，并确定了三年完成转制的时间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转企改制的进展和进度如何?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2004年按照国务院22号函的要求，整体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完成了集团公司注册。首先是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集团公司由国务院授权行使出资人权力，由事业法人主体转变为企业法人主体，产权是明晰的。这是第一步。出资人地位明确了，权责也就相应有所明晰，国有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要在法人行为上体现出来。我们对企业保值增值制定了一系列考核办法和目标要求。集团公司与下属成员单位经营者签订业绩考核责任书，对各级企业主要经营者也就是社长总经理进行年度业绩考核，从2004年试行，之后连续三年实行考核。企业经营者按照集团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领取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两块构成。终于上级有人来考核他们的业绩并且落实到薪酬上，绝大多数社长总经理都高兴。这么说吧，我作为总裁，同样 希望上级来考察我的业绩，给我奖励或者处罚。
其次是形成现代企业集团的管理框架。集团对下属成员单位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定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集团的战略中心、管理中心和资产中心，成员单位是产品的研发中心、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三个中心对三个中心”，比较符合中国出版集团的实际。我们正在按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施管理。当然，管理科学的要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公司正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重塑新型市场主体，壮大主体，做强主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还有就是前面说到的人员身份转换。这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现在也快完成了。前些时候主要是等待北京市有关方面有关社保接续的文件。人员身份转换，这是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必须要办的事情，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既然是企业，肯定应该按照企业的用工制度，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按劳分配，这是一个基本的目标。现在之所以能进不能出，主要是社保接续没衔接上，只要衔接上，这些事情就好解决了。但这件事情不是集团公司单方面能决定的，它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性的安排，需要属地北京市社保和国家人力资源、财政等相关机构的协调和安排。集团公司已经做好全部准备工作，接下来只是一件事，等社保中心通知就能够接续了。
出版参考：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吸纳了一大批出版人才，是什么原因吸引这些出版精英加盟集团公司?
聂震宁：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出版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集中。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最丰厚的出版资源，形成对出版人才很强的吸引力，到北京做出版是许多出版人的梦想。其次，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品牌号召力。公司作为出版业的“国家队”，提供了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作为集团公司的员工，有很多机会直接接触到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学术人才和顶级专家。另外，公司的机制比较灵活。2005年开始就已经实行相对完善的“双效”业绩考核制度，能够保障经营者多劳多得，比较好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
出版参考：是不是还有您个人的因素，比如您的宽容胸怀和魄力?
聂震宁：(笑)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这个平台吧。
资本经营：并非华山一条路
出版参考：在上市方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没有抢在最先，但却最先举办了以“资本市场与出版产业未来”为主题的论坛。对出版上市，您如何看?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需要资本运营，我们也十分渴望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本。最简明的理由就是，国内目前绝大多数集团公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机构，而是经营出版机构的集团公司，我们也必须要经营我们的资产，孵化我们的新型企业，推进我们的企业升级。
现在大家都关注上市，这也是效益来得比较快的一条路子。上市之后，我们该如何保证内容制作的独立性及其正确的导向性，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践来解决。最需要注意的是，出版物出版经营本身不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也无法预期出版物出版经营上市后能否给股民们可观的回报预期，筹集资金后做什么、怎么做，如何保持持续绩优，这是很大的问题。从目前上市公司的运营情况来看，这一点也不甚明朗。此外，集团公司目前还存在资本经营人才缺乏、产业政策的限制、新型业态盈利模式不明朗等难点。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那些市场价值没有被发现或没有被充分挖掘的内容性及其经营性资产拆分上市，通过资本运作，充分发掘其资本的价值空间。
出版参考您提到，资本经营除了上市还有很多种方式，对这些形式在出版业和集团的应用您怎么看?
聂震宁：现在大家比较多地关注上市，而对其他方式很少研究。譬如，第一，产权交易。这是在出版业内很好运用的资本经营形式。国际上大的出版集团，如贝塔斯曼就没有上市，而是做了大量的产权交易，强势进入美国。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真正做起来。第二，联营。就是以资本为纽带，联合相关企业共同经营，从而形成资本的合作。第三，投资运营，引入战略合作者。现在，中国出版集团非常希望联合兄弟集团共同投资运营做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个企业。为了做成一件事情，不必计较是谁跟谁合作的问题。第四，资产剥离的问题。现在出版业这方面做得很少。对不良资产的剥离，上市公司必须做，一般出版集团却很少做，这不利于企业轻装上阵。第五，换股。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数字传媒公司，就希望用这种方式做。第六，破产。我们始终没有决心对于一些很差的企业、资不抵债或者根本没有再生能力的企业进行破产，尽管事实上他们已经难以为继。以上这些做法，在出版产业里面还很少应用，有少量应用，也不熟练，缺乏研究。
以新型业态上市，不从养鸡孵蛋开始
出版参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上市方面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您也在一些场合表示，集团整体暂时还不具备上市条件，但还是要拆分一些企业上市的。您对集团今后的上市是如何规划的?
聂震宁：关于上市的规划，目前的总体设计是集团不打算整体上市，将通过若干新型业态公司实现上市。通过建设、规范、发展、包装这些新型市场主体，吸引投资者眼球，上市募集资金。
新型业态有以下三种：
数字出版传媒公司。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已经于4月22日成立，初期投资1000万元。公司成立后，将进一步增资扩股，吸收集团各成员单位，出版发行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投资，组成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并着手在两三年内实现上市。
我们进入数字传媒业，最捷径的办法不是从孵鸡蛋养小鸡开始，而是和其他公司合作，现在有多家IT业跟我们密切接触。在我们成立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公司的时候，同北大方正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会有具体的商量。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投资商跟我们合作。总而言之，要办一个企业不一定要从孵鸡蛋开始，可以采取产权交易的很多办法，通过控股的方式把一些有基础的企业做起来，这样企业升级扩张就要快得多。
发行公司。通过在发行领域的整合，在流通领域做大，当然，这个发行公司不能只做集团的发行业务，否则就是关联交易。公司要实现现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整合，按上市公司的规模来设计，也许，“取法其上，仅得乎中”，即便上不了市，也能把企业打造得更好一些。各个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按照事业部的形式进行整合和管理。这些部门还要保持对各自出版社的服务，出版社对这些部门要保持控制力和责任。
有特色的企业实体。集团所属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荣宝斋等都非常有特色，并且在各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现在准备充分挖掘这些企业的特色，打造一批有足够吸引力的专、特、精的企业上市。
出版参考：上市融资后，拿来的钱准备投向哪些领域呢?
聂震宁：主要有两个方向的考虑：一是进入传媒业，投资一些重点项目，向文化产业的前端延伸。二是向渠道延伸。当然，渠道建设并不一定是以产品销售网点建设的形式进行。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零售出版物网点建设本身是不能够盈利的。具体的建设内容，集团公司已经有设计，暂时不便透露。
突出特色优势，走差异化竞争之路
出版参考：现在一些出版集团的特色不明显，同质化竞争严重，您如何考虑和谋划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特色?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产品依照传统分类，也分为三大类，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大众出版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业务量比较大。专业出版因为与一些学科建立了长期的密切联系，也有一定优势。教育出版主要是音乐和美术教材，在一些省份占到80％～90％的份额，总体份额也不错，但整体上教育出版实力较弱。
集团公司对于出版社的要求，是每个出版社都要有明确的产品线，分析产品的传统、占有的资源及市场占有率，以及未来还有多大的市场份额。这是纵向比较，还要进行横向比较，与同类的出版社进行优势分析，来设计更有竞争力的产品线。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要夯实在文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商务印书馆要扩大产品的种类，延伸新的产品。
各个类型的出版社要在自己所属的领域确保自己的特色。大众类出版社要保持强势地位，继续领先。专业类出版要保持高端和特色，打造品牌含金量。为了确保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集团公司推出了畅销书推广计划和畅销书推荐计划。教育出版社要确保两大特色教材，并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开发新的教材，力争成为未来集团公司重要的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