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喜爱新书上的腰封，总觉得那是出版社的画蛇添足，更常有为了吸引眼球而大字拉出浮夸宣传语的，有时候反而令一本好书“斯文扫地”。但拿到薛舒的《远去的人》时，我却第一眼便被腰封上的宣传语戳中心底——那是一行墨色脚印旁的两列朱红小字：用我的记忆/挽留你的记忆。若你和我一样在作品成书前，就在《收获》杂志上读过这个女儿记录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记忆退失全过程的非虚构长篇，就会知道这一句话真可谓概括了薛舒写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对此，薛舒深以为然：“这是王安忆老师为我写的推荐语，我也觉得，哇，她简直说出了我的心声——当我开始记录那些文字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最后会出书，我只想替父亲把他忘掉的那些记忆留下来，它们证明了他的存在。”
　　其实在见到薛舒之前，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个憔悴的女儿，毕竟我已经从她的文字上读到了父亲病发时那些让她疲于奔命甚至几近奔溃的日日夜夜;但当我们在巨鹿路上、作协门口那间熟悉的咖啡馆里见面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有着圆圆脸、齐刘海、一笑起来就喜气洋洋的女子。而当我们面对面端着咖啡杯聊起她父亲的时候，我渐渐了解了这种被她简称为AD的病症的全过程——它的开始不知不觉，你以为那只是老人的坏脾气;可它的破坏却惊天动地，那种每天醒来都面对一个陌生世界的惊恐会让病人歇斯底里地抓狂，继而肆无忌惮地折磨着亲人——在他眼里却是陌生人;然而它的结局却又充满禅意：当病人最终失去全部记忆，对世界关上门窗的时候，他就像初初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打开门窗时一样。父亲最终变成了一个宁静的婴儿，躺在床上等着女儿喂苹果，当嘴里的苹果吃完没有等来下一口时，他就把自己的手握成拳头放到嘴边吧嗒吧嗒地吮吸，“再也没有吵闹，再也没有伤害，我看着这样的父亲，忽然觉得很幸福”。薛舒的刘海齐齐地压在眉上，这使得她一双眼睛笑起来就弯弯的尤为喜悦，当她用这样一张笑脸说出“偶尔我会难过他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我，但更多的是为他得到安宁而感到欣慰”这样的话时，我忽然就有点难过了。
　　在薛舒的记忆里，一切都开始于2012年6月的某一天，那一天是父亲的七十岁生日，他终于等到可以使用免费乘车卡的日子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去领卡。“这个刚满七十岁的双子座老人，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喜滋滋、羞答答地去居委会领乘车卡，那是他一直期盼的事情，好像终于可以到达人生的某个节点了，觉得特别有意义。”在《远去的人》里，薛舒这样打趣地记录。可是，那一天父亲最终空着手回了家，问他原因，父亲有点喏喏：“今天是周日吧？居委会大概休息，弄堂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所以，没领到……”这理由听起来很正常，女儿薛舒因此没有多想，然而第二天父亲再次欣然前去领卡时，一小时后竟还是空手而归，情绪却虚弱而委顿：“我怎么寻不着居委会了，明明去过很多次……”居委会就在小区隔壁的弄堂里，骑自行车只需要五分钟，可是薛舒的父亲就在那条熟悉地走了十八年的弄堂里，迷失了方向，弄丢了自己。最终，还是薛舒的母亲去把免费乘车卡领回了家，可是那张卡至今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在领到卡之后的第四个月，父亲就失去了独自出门的能力，“阿尔茨海默病”——中国民间粗暴地称之为“老年痴呆症”的病症悄然侵袭了他的头脑，全家为此陷入“密集而又压抑的情绪环境中”。作为女儿，薛舒的生活重心不得不偏向父亲。作为一名作家，她内心焦灼，无法安静写小说。
　　“那一段时光真的是暗无天日”，薛舒的住所距离父母家有七十多公里。很多个深夜，母亲哭泣着打来电话，父亲又发病了，他捏造了很多故事安在妻子头上，“把她塑造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勾搭她的男人就是他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印象比较差的那一类，包括隔壁种花老头、饭店里的大厨、装潢公司的老板……”父亲沉浸在疾病造成的幻想中，不让母亲睡觉，逼她交代。接到电话的薛舒只有马上停下写作，即刻飞车前往，然而每次赶到父母家门口，她都必须停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一会儿——因为不想进家门，不想面对患病的父亲，不想面对伤心气恼的母亲，那段日子薛舒常常觉得自己已经踩在了临界点，也许下一秒就会奔溃。“当然，我没有把自己长久地关在车里不出来，我知道那是逃避不掉的，所以每次我都只是喘口气，然后挺一挺酸麻的脊梁，脸上堆起笑容，走进那所充满迟暮气息的房子。那个自私的老男人，从不意外地以三岁幼儿的头脑和七十多岁老年男性的躯体呈现在我面前：他正把一只板凳从客厅拖到厨房，又从厨房拖到卧室;他为不肯洗澡而站在卫生间门口与他的老妻怒目对峙;他摊开手掌冲着走进家门的我讨要零食，但当我举着香蕉问他我是谁时，他的视线投向香蕉：对不住，不知道……”一次又一次面对这样的父亲，薛舒终于意识到，父亲是真的把母亲和自己忘了，可他曾经是怎样记得自己的？是不是，不久以后，自己也将忘了那个认得女儿的父亲？
　　在这样的自我追问下，薛舒惊觉遗忘是那么容易，她开始急切地想要写下这个已然不认得女儿的父亲，这个生养了自己的至亲之人。“我没想要写一个作品，就只想记录下正在经历的事情，也是为了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远去的人》中的那些故事，那些遭遇，有关父亲的，有关我们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没有一处虚构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 就这样，薛舒停下手头已向作协报批了选题的小说创作，开始着手记录父亲患病后那些鸡犬不宁的生活。三年之后，这份关于失智患者的生存记录以《远去的人》为题先发表在了《收获》杂志，后又出版成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相当的社会影响。“用我的记忆，挽留你的记忆。”作家王安忆这样评价。
　　其实，这并不是父亲第一次出现在薛舒的作品里。2009年，薛舒就曾以父亲为原型创作了一部近12万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苏金富十六岁，只身去往上海，“以冲天的干劲成为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那是一个青春而充满活力的形象。“蚊子在苏金富年轻而饱满的脸颊上亲吻出层层叠叠的肿包，与他青春的痘痘们拥挤在一起，不分彼此。少年苏金富在上海的第一个夏季里，便表现出了过于激烈的走进青春期的征兆。”在那部“虚构”的小说里，薛舒这样写过父亲，而除了这部长篇，父亲给薛舒的写作也提供过不少素材和资源。“小时候他会给我们讲故事，讲他小时候的事，年轻时候的事，那些事基本上都进了我的小说。”但是，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父亲有一天会以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身份出现在自己这部“非虚构”的作品里。而这一次的“非虚构”写作更是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记录刚开了个头，我就感觉到了叙述的困难。显然，我正在揭父母的短，或者说，我正在外扬家丑。我终于体会到真正的坦白有时候实在令人难堪，不知道继续坦白还需要拿出多大的勇气。”比如，在疾病孕育而未被发现的初期，父亲变得心胸狭隘，不信任妻子。当老夫妻去桂林旅游时，就因为要模仿拉手的动作，同团的一个老头“摸”了一下母亲的手，父亲因此认定妻子“背叛”了他，足足生了半个多月气……在薛舒看来，虽然自己以父亲为题已经写过不少作品，但要以“非虚构”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剖析和内心挖掘，自己却始终不敢轻易触碰，“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有一种挖自己心肝的疼痛。” 　　然而，父亲病后，薛舒却愈发感到记录他们的真实人生是多么迫切，哪怕有瑕疵、裂缝、缺陷，“但最为真实的呈现，最为坦然的记录，恰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我想，每一次我意欲寻找父母的人生缺憾，那就是一次满怀敬重的追忆，以及一次自我的完善”。也许正因为这份勇敢的正视所凝聚的真实的力量，作品问世后，不断有阿尔茨海默病家属找到薛舒，流着泪说这简直就是他们家的写照。薛舒也应邀加入了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一个QQ群，里面的800多位群友每天面对着与她极其类似的问题——病人独自在家，万一开了煤气怎么办？烫了手脚怎么办？为了照顾病人，拖垮了家人怎么办？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让薛舒无暇考虑文学在这部作品中的意义。“文学是否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这本书中我很难这样说。只是在这个作品中，虚构的形式已经无法承载我的情感，我沉浸在眼前密集的情感中无法脱身，只是如实地宣泄和记录。”
　　而事实证明薛舒选择的这种“非虚构”的记录式写作是正确的，在记录的过程中，薛舒常常跳开一步，仿佛站在远处旁观自己和父亲，这使她随即发现一个问题：当父亲“倒退”成为一个孩子时，却没有人把他当孩子看待。“因为对家和身边的人都充满陌生感，父亲常常睡不着，要我给他讲故事，这个七十岁的老头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我，目光充满期待，我心里真的很复杂。”于是，薛舒给父亲讲起了他自己小时候的事儿，那都是从奶奶、姑妈或者父亲自己口中听来的，比如父亲当年六岁了还没断奶，独自撑船过河，去田里找妈妈吃奶……听到激动处，父亲几乎扑上来要拥抱她，这让薛舒不知所措，近乎本能地挡住父亲的双臂。“我做不到，他是我的父亲，我拒绝把他当作一个孩子，骨子里拒绝。不过当我事后记录下这些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如果当时听故事的是我儿子，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拥抱——是不是，我们生来就这么羞于表达对父母的爱？可是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他抚慰？”而母亲亦是薛舒反思的镜鉴。生活中，父亲曾是母亲的坚实的后盾，但他患病后，支柱倒塌，母亲开始越发的怨天尤人，一开口便流泪控诉。当记录下这些时，薛舒心里和笔下难免有些责怪母亲，但很快，她就“感到严重的不安”——母亲是在用倾诉的声音抱怨，自己又何尝不是在用五号宋体字抱怨呢？“人性的确很顽固，但反省还是有用的。我们不能要求在反思后的短时间内立即看到效果。”薛舒说，“但是在写完这本书后，我已经能做到拥抱父亲了，而母亲也已完全接受了父亲的状况，把他当婴儿一样照顾。”
　　“你有没有尝试过用你的这些文字帮助父亲找回记忆？”这个问题是我看到腰封上的那句话时就想要问薛舒的，对此薛舒说这也是她的一个无解的遗憾——几年前，她为父亲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我青春的父亲》，以他为原型的男主角生存得有活力而始终努力，那是2009年春天的故事。六年后的今天，父亲却在薛舒的另一个长篇里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身份渐渐远去。“他没有读过《我青春的父亲》，因为那篇小说是虚构的，我不敢让他读。如今，他已经不再有接受外界信息的能力，当然也无法读这本《远去的人》——然而倘若他能读，我亦是不敢给他读的，因为这本书里的一切都并非虚构。
　　虚构与非虚构，都让薛舒羞怯于把自己的作品坦陈在父亲面前。“原因是唯一的，那就是我一直回避的、现在不得不说出来的一个字——爱。”
　　记者：如今父亲是完全不认识你了么？
　　薛舒：他不认识我已经将近一年。这一年里，每次去探望他我都会对着他大声呼唤：爸爸！大多时候他会爽快地回答：哎！女儿。可他并没有注视我，而是眼神涣散飘忽地看着某一处虚空。如果我拍拍他的肩，再问他我是谁，他就会抱歉地一笑：对不住，想不起来了。所以，就算他脱口呼唤我“女儿”，也只是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的机械动作，与记忆毫无关系，他是不认识我的。
　　记者：所以在你眼里，他是个“远去的人”。
　　薛舒：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平均寿命是五到六年，那几乎是咫尺的距离，很近，很快，我是眼看着父亲用两年时间，从一个相对健康的人，一步步走向失忆、失智，现在是他患病的第三年，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还在继续远去，毋庸置疑。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用一个小小的长篇记录了他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两年时光。他当然可以不记得一切与他有关的荣耀和遗憾，可我不能不记得。而文字，帮助我记住更多有关他的过往岁月。
　　记者：我们一直在说“非虚构”，你如何定义这种文体？
　　薛舒：其实我觉得“非虚构”一直存在，以往我们的散文、纪实文学什么的其实都是非虚构。但在抒情散文里有些虚假抒情或者过度抒情，有些东西不是真正贴近人的内心深处的，这也是现在很多“鸡汤散文”不受待见的原因。就写作而言，非虚构的叙事力量更强，能够表达和承载的更丰富。
　　记者：那么“非虚构”和“纪实文学”或者“报告文学”有什么区别？
　　薛舒：我觉得从题材来说，“非虚构”可能更加偏向于个人视角，而后者可能比较多的着眼于公共领域。另外，《收获》的钟红明老师有一次在《远去的人》读书会上提过一个看法，“在非虚构创作中，有一个特质很重要——不是简单的忍耐，不是浅层的再现，而是追问。有了追问，内里和肌理都会浮现出来”，我很赞同。
　　记者：你的下一部作品还会选择“非虚构”么，可有计划？
　　薛舒：我在给父亲看病、治疗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家庭正在面对的问题：老人年岁渐长，就医、住院和护理都存在各种困境。地段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住满了老人，而上海好几百家养老院里能够实现“医养结合”的只有个位数，想要住进去，需要排很长时间队。这些不仅仅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是更多老年人正在经历的生活，也是更多家庭将要面对的困境。我看到这些，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写下去——也许爸爸是用他的病，身体力行地告诉我，我应该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我应该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