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了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玺印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载淳（因载淳年幼，慈禧就顺理成章地代理了钤印之责）。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或勾结外臣，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太后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言辞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兄长、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位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如果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梁子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訢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訢扮成萨满（巫师），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訢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迫，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杀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位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怎么看我？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想得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任何事先不管周边的因素，而是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恭亲王跑来奔丧，就让他见太后，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要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怂恿，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杀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会产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