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btr
作家、译者、书评人，现居上海
零公里处（Kilometre zero），这个用来标示一国公路系统原点的概念，带有浓烈的隐喻色彩：它是起点，也是中心；它是自拍者的胜地，也暗示着终将离开。
零公里处通常在首都。西班牙的零公里处在马德里太阳广场的中心，其铭牌在2002年广场改建时曾被稀里糊涂的建筑工人旋转了180度，原本指向“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的西向箭头就此指向了神秘的东方。七年后，不慌不忙的西班牙人迅速修正了错误。法国的零公里处更容易找：它位于西堤岛巴黎圣母院前广场中央，圆石上用法语刻着“Point Zéro”（零点）字样。比较极客的描述是：它在北纬48.8534度、东经2.3488度。比较文艺的描述则是：它就在莎士比亚书店对面，沿着Rue de la Cité过塞纳河即可到达。
有趣的是，在莎士比亚书店店徽上、莎士比亚的头像下方，也有一行字写着：“零公里巴黎”。巴黎的书店像便利店一样多，但英文书店却屈指可数。莎士比亚书店无疑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传奇。如果说1919年由西尔维亚·毕奇创办的1.0版莎士比亚书店是现代主义繁盛的20世纪20年代里“流动的盛筵”之主桌—海明威、庞德、菲茨杰拉德、乔伊斯、斯泰因等都是它的座上客，那么1951年由乔治·惠特曼重开的2.0版则延续了自由开放的波西米亚精神，滋养了“垮掉的一代”，并创建了一个“伪装成书店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供前来巴黎寻找文学梦的“风滚草”们住店打工。
每次去巴黎，莎士比亚书店总是我的必至之处，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拜访莎士比亚书店时的情形。那是三年前的8月16日，一个金色的夏日黄昏。远远地，我便听见书店门口的热闹：有个红衣女孩在拉手风琴，奏着一曲香颂；一位白衣白须的白发老者正和身边的三两青年聊着手中的版画。我凑近看，心里想着他会不会就是乔治·惠特曼。可惜不是。当时的我不会知道，仅仅四个月后，乔治·惠特曼便在巴黎与世长辞，享年98岁。当时的我兴奋地踏入店门，任由自己被铺天盖地的书包围、震慑：从地板到屋顶到外间到内室到上楼楼梯旁的逼仄斜坡到二楼到二楼内间，书是这里的空气。
临走时买了一本店刊：《巴黎杂志》第四期，2010年6月出版，六欧元。封面上印着1967年杂志创刊时乔治·惠特曼写的广告词—“穷人的《巴黎评论》”。1967年，当书店因为缺少文件而被巴黎当局勒令停业时，乔治·惠特曼将之变作开放的客厅、图书馆及作家沙龙，并由玛丽·麦卡锡出资、编辑出版了第一期《巴黎杂志》，作者包括艾伦·金斯堡、让-保罗·萨特等，并刊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专访。不过这杂志出得同样随性：十七年后才出版了第二期，又过了五年才出版第三期。
第四期《巴黎杂志》最有意思的部分，是“风滚草旅馆”的登记表。当年乔治邀请年轻作家及旅人住店后，曾有位诗人不幸去世，巴黎警方就此要求书店记录来客资料再盖章登记。于是，乔治要求每位住客提交一页“人生故事”，而这便是“风滚草传记”传统的由来。一些好玩的例子：加拿大人罗伯特在父亲一栏里填着：“有”；美国人盖伊在母亲一栏里填着：“观鸟者、业余天文学家、祖母”；而加拿大艺术家鲁塔则在登记表上画了一只大大的脚丫—巴黎零公里处，正是因为这些年轻而自由的灵魂而变得愈加传奇。因为他们有梦，他们正从这里出发。
作家、译者、书评人，现居上海
零公里处（Kilometre zero），这个用来标示一国公路系统原点的概念，带有浓烈的隐喻色彩：它是起点，也是中心；它是自拍者的胜地，也暗示着终将离开。
零公里处通常在首都。西班牙的零公里处在马德里太阳广场的中心，其铭牌在2002年广场改建时曾被稀里糊涂的建筑工人旋转了180度，原本指向“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的西向箭头就此指向了神秘的东方。七年后，不慌不忙的西班牙人迅速修正了错误。法国的零公里处更容易找：它位于西堤岛巴黎圣母院前广场中央，圆石上用法语刻着“Point Zéro”（零点）字样。比较极客的描述是：它在北纬48.8534度、东经2.3488度。比较文艺的描述则是：它就在莎士比亚书店对面，沿着Rue de la Cité过塞纳河即可到达。
有趣的是，在莎士比亚书店店徽上、莎士比亚的头像下方，也有一行字写着：“零公里巴黎”。巴黎的书店像便利店一样多，但英文书店却屈指可数。莎士比亚书店无疑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传奇。如果说1919年由西尔维亚·毕奇创办的1.0版莎士比亚书店是现代主义繁盛的20世纪20年代里“流动的盛筵”之主桌—海明威、庞德、菲茨杰拉德、乔伊斯、斯泰因等都是它的座上客，那么1951年由乔治·惠特曼重开的2.0版则延续了自由开放的波西米亚精神，滋养了“垮掉的一代”，并创建了一个“伪装成书店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供前来巴黎寻找文学梦的“风滚草”们住店打工。
每次去巴黎，莎士比亚书店总是我的必至之处，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拜访莎士比亚书店时的情形。那是三年前的8月16日，一个金色的夏日黄昏。远远地，我便听见书店门口的热闹：有个红衣女孩在拉手风琴，奏着一曲香颂；一位白衣白须的白发老者正和身边的三两青年聊着手中的版画。我凑近看，心里想着他会不会就是乔治·惠特曼。可惜不是。当时的我不会知道，仅仅四个月后，乔治·惠特曼便在巴黎与世长辞，享年98岁。当时的我兴奋地踏入店门，任由自己被铺天盖地的书包围、震慑：从地板到屋顶到外间到内室到上楼楼梯旁的逼仄斜坡到二楼到二楼内间，书是这里的空气。
临走时买了一本店刊：《巴黎杂志》第四期，2010年6月出版，六欧元。封面上印着1967年杂志创刊时乔治·惠特曼写的广告词—“穷人的《巴黎评论》”。1967年，当书店因为缺少文件而被巴黎当局勒令停业时，乔治·惠特曼将之变作开放的客厅、图书馆及作家沙龙，并由玛丽·麦卡锡出资、编辑出版了第一期《巴黎杂志》，作者包括艾伦·金斯堡、让-保罗·萨特等，并刊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专访。不过这杂志出得同样随性：十七年后才出版了第二期，又过了五年才出版第三期。
第四期《巴黎杂志》最有意思的部分，是“风滚草旅馆”的登记表。当年乔治邀请年轻作家及旅人住店后，曾有位诗人不幸去世，巴黎警方就此要求书店记录来客资料再盖章登记。于是，乔治要求每位住客提交一页“人生故事”，而这便是“风滚草传记”传统的由来。一些好玩的例子：加拿大人罗伯特在父亲一栏里填着：“有”；美国人盖伊在母亲一栏里填着：“观鸟者、业余天文学家、祖母”；而加拿大艺术家鲁塔则在登记表上画了一只大大的脚丫—巴黎零公里处，正是因为这些年轻而自由的灵魂而变得愈加传奇。因为他们有梦，他们正从这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