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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前记]
周鹤龄，1942年10月生。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9月至2003年4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3年2月至2008年1月任第十届市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在国资改革的同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加快上海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国企党组织如何定位，如何确立国企的领导体制呢？当时我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参与和推动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的建立与实施。通过此项体制，国企党组织的定位更加明确，对上海国企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进程。
企业的体制改革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与整个社会大的格局有关，二是与经济改革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国有（国营）企业先后实行过厂长负责制（一长制）、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但较长时期是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企业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恢复了中共八大时制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直到1980年左右。此后开始试点厂长负责制，一直试点到1988年底前。为了配合试点，1986年9月中央制定下发三个条例，分别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1988年底到1989年6月，短暂推行厂长全面负责制。由于是厂长全面负责制，一切厂长说了算，由此进一步造成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地位弱化，党委作用模糊。当时上海某家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向市委领导提出来：我们党委还能不能召开大会？我们党委书记还可以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吗？1989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变化后，中央再次對国有企业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明确了三句话，即党组织处于政治核心地位起政治核心作用、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定位问题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两次大的争论，我将其称为“皮”“毛”之争。
第一次“皮”“毛”之争是在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国门初开，国内一些人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党相关的机构都设在企业外面，企业内部是没有政党的组织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照搬西方做法，也把党的组织从国家机关和基层组织中撤出，一些国企即使没有撤出党的组织，党委书记也让清洁工等无关紧要的人来担任，借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受此影响，在国内也出现了诸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了党组织使得效率降低，而西方企业没有党组织，效率反而很高，因而不必在国企设党组织的“取消说”；主张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分离开来的“分离说”；主张与国际接轨国企不一定要有党组织的“接轨说”等观点。如果把“皮”比作国有企业，“毛”比作国企党组织，那么把党组织从国企中撤出，就好像是去掉了皮上面的毛，因此，我们称之为第一次“皮”“毛”之争。而且这些说法还得到了当时中央个别人和有关部门的有些人的认可，在此影响下，按照有关要求，各地都进行了所谓的国企党组织属地化试点。上海的试点在闵行区，先后把包括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等39家市属企业党组织都划由工厂所在地的闵行区委领导。按照当时的想法是逐步把市里垂直管理的企业通通划归区委领导，区委对这些企业决策的“干预”不会像原先主管局党委和大口党委那样多，既可以增强厂长对企业决策管理的自主性、自主权，也削弱了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又慢慢地淡化党对国企的政治领导权。然而，其最终走向表明这是一项错误的指导方针。后来由于整个内外环境的变化，国企党组织属地化试点没有实行下去，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关系仍移交回主管局党委和大口党委。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皮”“毛”之争。在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的观念中，市场经济是自然地必然地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要搞市场经济必然走私有化道路，走私有化道路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走美国式的政治道路，这是西方的逻辑。当时国内就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是不能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一些不涉及到国计民生大局的国有企业是可以卖掉的、可以转制的，但涉及国计民生或具有科技前瞻性战略性的国有企业则不可以卖掉，而且要做大做强、保值增值。当时由于操作不规范，有些国企说是卖主要是送，有的企业还做假账，好多财产转移掉了，等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次的“皮”“毛”之争，不再是争论国企党组织要不要存在，而是干脆把国有企业废除掉，实行私有化，国有企业这“皮”没有了，党组织这“毛”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两次争论和较量逼着市委思考国有企业党组织怎么办的问题，1994至1995年市委先后举办了两个学习班。第一个学习班是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市委于1994年在市委党校举办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下上海怎么做的学习班，主要是中央决定出来后上海怎么办，国有企业怎么改革，上海怎么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有三四十个人参加。第二个学习班是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后，1995年市委举办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学习班。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但是对国有企业党建没有具体明确，许多同志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究竟怎么抓觉得心中不太踏实，而且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转折时期，在一些思想认识和大的原则问题上，包括企业党建工作大的思路上都不是很清楚。虽然在1995年8月由中央组织部、国家经贸委、人事部下发了《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文件，但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很大的措施来落实它。1995年2月，湖南省委组织力量对1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报告送中央后，江泽民同志有个很重要的批示，指出：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权决不能丧失。批示传达后引起很大反响，并引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重视。 1996年初，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决定对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进行调研。同年3月，中组部副部长虞云耀一行来到上海。他们到上海后，开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来自市委，市委组织部，下辖企业的大口党委如工业、建设、交通、外经贸、商业等等，还有各个控股集团公司，大集团如汽车总公司，还有大中型企业，第二第三层次的企业等。前前后后有100多人参加，大家都谈的很细、很透。在市委组织部的那场座谈会是我向他们汇报的，当时我汇报了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我们主张让党组织领导人进入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领导层当中。
这种想法早就有了。在1994年市委举办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班上，我就提出设想把企业党委会建立在法人治理结构的领导层之中，使法人治理结构领导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为党组织确立政治核心地位、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定外在形式，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党的组织保证，才有组织优势。离开了党组织，离开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现代企业制度下思想政治工作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995年市委举办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班上，我的发言更明确了，要把党委会建立在法人治理结构之中，党委会成员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领导层之中，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党委会成员要适应治理结构的变化。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成员符合党委成员条件的，按党章规定程序进入党委会。
实际上，市工业系统当时已经开始探索了。1994年市工业党委发过一个文件，关于工业系统党建三年规划，提到“公司党委要由党性强、威信高、懂经济、会管理的同志组成，党委委员应通过合法程序进入公司领导层，可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交叉任职。具备条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可以一人担任”。内容上已经很接近了。
可见，在1996年虞云耀副部长来之前，我们在1994年、1995年就有这种主张，而且已经开始做了。不过，由于中组部领导对我们的指导和概括，使得我们这一套成形了。对于之前的做法，我们都是用很长的话来描述的，至少两三行，有的是四行。虞云耀副部长听了以后说：可不可以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有条件的话，党委书记董事长一个人做。所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做法虽然是我们上海创造的，但后来变成一个比较简洁完整的表述，这是虞云耀副部长概括的。虞云耀副部长对我们这些思想主张、做法实践有三个贡献：第一，用十分简洁完整的语言表述了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第二，这段话此后在中央文件和地方文件里面经常用，定义为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把党组织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融合起来，相互渗透；第三，因为中组部肯定了，所以上海从当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摇过，再什么风波，上海始终坚决地、主动地加强宣传贯彻落实，坚持这一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虞云耀副部长回去后，中组部写了个调查报告送中央。1996年5月，由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贸委、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省部级干部参加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专题研讨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研讨班的情况汇报，责成中组部牵头，起草中央四号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1996年12月11日至14日，由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胡锦涛、吴邦国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都做了讲话。中央四号文件也放在这个会上讨论，当时我也去参加了。最后形成文件于1997年1月下发。体现上海智慧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体制性安排在中央四号文件中得到了肯定，其中明确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条件，党委成员可依法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具备条件的，可按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 。
中央四号文件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成功经验的总结，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一是党对企业政治领导权的内涵深化了，包括三层意思即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保证国家的法令法规的贯彻执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选配、培养、考核、监督；坚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归纳起来是四“有”：有一个好班子，有一个好队伍，有一个好的工作机制，有一个好的工作制度。三是文件集中全面地提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四是对多年来有争议和不同认识的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比如对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必要性、目的、途径、方法、制度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又比如党管干部的原则和依法用人的关系，过去只通过领导同志讲话来强调，但没有文件形式那样有约束力。这些规定让企业的同志感到非常亲切、实在。
所以我认为，中央四号文件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指导我们搞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此以后，体制明确了，定位也清楚了，解决了“老三会”与“新三会”之间关系，接下去就是如何更好地贯彻这个文件。总体来说，这个领导体制基本确定以后，为中国两次阶段性的腾飞都起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对企业发展来说是获得了体制的保证。
上海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经过积极探索，思想上逐渐形成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加强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通过几年努力，上海实行公司制的国有企业，也绝大多数实行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多数集团公司明确规定，党委成员的二分之一须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党员行政领导在党委会中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据统计，当年上海工业系统61家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有58.3%的党委成员进入董事会，有10%的党委委员进入监事会。党委班子中，黨员行政领导人员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占98%，达到二分之一以上的占68%。截至20世纪末，在市管的59家控股（集团）公司和大集团公司中，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有49家，占总数的83.1%，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的有7家，占11.8%。上海在国企党建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是探索建立了有利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企业领导体制，找到了正确处理企业党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关系的切入点和接口，使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合适的组织形式。
其次是探索建立管资产、管干部、管党组织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把党管干部与依法管理结合起来。上海基本上做到了谁控股、谁派人、谁管党组织，三者较好地统一起来。在建立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过程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实践：党管干部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组织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
再次是探索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内容、途径、方法和程序。此前，这个问题无论在认识还是实践操作上都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中央四号文件概括了各地好的做法，阐述得十分明确。上海在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职责和基本途径上，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探索：一、党委参与决策，注重决策的方向性、政策性、战略性、全局性。主要是生产经营中重大问题、重大改革方案和规章制度、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干部的任免使用管理。二、强调决策是一种组织行为，是依法进行集体决策。三、规范决策程序。四、建立民主、科学、集体决策的制度，明确责任，照章行事。
最后是探索建立激励与制约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经营者的激励和制约是一个薄弱环节。在激励机制上，注意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对业绩突出的优秀经营者予以表彰，营造出一批真正的优秀企业家。但与此同时，通过监事会、审计、职代会等多种形式，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形成监督制约的合力。主要包括：设立和完善监事会，明确监事会功能，健全监事会的运作，形成相应的监督机制；建立和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探索建立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新机制、新途径，普遍推行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建立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等等。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对上海国有企业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党组织的优势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包括企业重组、兼并、破产，下岗100多万人，当时在桃浦、共和新路、平凉路、小沙渡、长风等上海工厂集中区可以发现许多工厂关停或者半停产，已经没有了80年代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企业关停了，党组织领导成员个个心里难受，职工则由于生活突然没有了着落，思想想不通，上访者有之，到企业闹者有之。在这么一个激烈的变革过程中，社会总体保持稳定就是因为党组织的领导，党组织的政治、组织、思想优势体现出来了。有些企业党委给每个下岗党员写信，沟通思想，积极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关心下岗职工的生活，努力做到帮困“全覆盖”，并积极帮扶职工再就业，创新建立了各级“再就业中心”，形成符合上海国企的各类安置和帮助职工“渡难关”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党组织成为了国资国企调整重组改制的稳压器和主心骨。
其二是当年上海提出建工业新高地，后来是叫产业新高地，搞了四大支柱产业集群，东部是微电子、芯片，以华虹为代表，北部是钢铁，以宝钢为代表，西部是汽车，南部是石化。解决了当年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产业新高地。与此同时抓紧建设人才新高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配套。
其三，由于国企领导体制确定以后，企业内部认识总体上统一了，思想基本稳定了，也推动这些企业走出去。从21世纪开始，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港务集团、上海电气、建工集团、锦江集团等大集团都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如上海电气生产的火电、风电设备已实现向印度、印尼、越南等国的出口。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的推行，包括提出有条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可以一人担任，解决了国企党组织的定位问题，为上海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但是，随着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现在搞混合所有制，需要对这一体制不断加以完善。比如对于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选配，如何兼顾好经济管理能力和党建工作能力，怎么真正做到两个素质、两个方面职责、两个方面能力具备，真正做到两个方面责任全面承担并落实责任追究，如何从各种方面去解决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于党委参与重大决策，怎么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应该推出比较具体的细则；对于重大决策失误问题，作为参与决策者——国企党委应该如何承擔责任；如何杜绝腐败问题等，都需要加以思考和解决。还有，一部分国企走向国际，到他国办企业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如何加强对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等等，都是需要研究、探索、解决的新问题。
周鹤龄，1942年10月生。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9月至2003年4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3年2月至2008年1月任第十届市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在国资改革的同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加快上海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国企党组织如何定位，如何确立国企的领导体制呢？当时我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参与和推动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的建立与实施。通过此项体制，国企党组织的定位更加明确，对上海国企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进程。
企业的体制改革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与整个社会大的格局有关，二是与经济改革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国有（国营）企业先后实行过厂长负责制（一长制）、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但较长时期是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企业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恢复了中共八大时制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直到1980年左右。此后开始试点厂长负责制，一直试点到1988年底前。为了配合试点，1986年9月中央制定下发三个条例，分别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1988年底到1989年6月，短暂推行厂长全面负责制。由于是厂长全面负责制，一切厂长说了算，由此进一步造成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地位弱化，党委作用模糊。当时上海某家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向市委领导提出来：我们党委还能不能召开大会？我们党委书记还可以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吗？1989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变化后，中央再次對国有企业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明确了三句话，即党组织处于政治核心地位起政治核心作用、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定位问题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两次大的争论，我将其称为“皮”“毛”之争。
第一次“皮”“毛”之争是在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国门初开，国内一些人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党相关的机构都设在企业外面，企业内部是没有政党的组织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照搬西方做法，也把党的组织从国家机关和基层组织中撤出，一些国企即使没有撤出党的组织，党委书记也让清洁工等无关紧要的人来担任，借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受此影响，在国内也出现了诸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了党组织使得效率降低，而西方企业没有党组织，效率反而很高，因而不必在国企设党组织的“取消说”；主张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分离开来的“分离说”；主张与国际接轨国企不一定要有党组织的“接轨说”等观点。如果把“皮”比作国有企业，“毛”比作国企党组织，那么把党组织从国企中撤出，就好像是去掉了皮上面的毛，因此，我们称之为第一次“皮”“毛”之争。而且这些说法还得到了当时中央个别人和有关部门的有些人的认可，在此影响下，按照有关要求，各地都进行了所谓的国企党组织属地化试点。上海的试点在闵行区，先后把包括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等39家市属企业党组织都划由工厂所在地的闵行区委领导。按照当时的想法是逐步把市里垂直管理的企业通通划归区委领导，区委对这些企业决策的“干预”不会像原先主管局党委和大口党委那样多，既可以增强厂长对企业决策管理的自主性、自主权，也削弱了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又慢慢地淡化党对国企的政治领导权。然而，其最终走向表明这是一项错误的指导方针。后来由于整个内外环境的变化，国企党组织属地化试点没有实行下去，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关系仍移交回主管局党委和大口党委。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皮”“毛”之争。在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的观念中，市场经济是自然地必然地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要搞市场经济必然走私有化道路，走私有化道路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走美国式的政治道路，这是西方的逻辑。当时国内就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是不能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一些不涉及到国计民生大局的国有企业是可以卖掉的、可以转制的，但涉及国计民生或具有科技前瞻性战略性的国有企业则不可以卖掉，而且要做大做强、保值增值。当时由于操作不规范，有些国企说是卖主要是送，有的企业还做假账，好多财产转移掉了，等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次的“皮”“毛”之争，不再是争论国企党组织要不要存在，而是干脆把国有企业废除掉，实行私有化，国有企业这“皮”没有了，党组织这“毛”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两次争论和较量逼着市委思考国有企业党组织怎么办的问题，1994至1995年市委先后举办了两个学习班。第一个学习班是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市委于1994年在市委党校举办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下上海怎么做的学习班，主要是中央决定出来后上海怎么办，国有企业怎么改革，上海怎么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有三四十个人参加。第二个学习班是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后，1995年市委举办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学习班。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但是对国有企业党建没有具体明确，许多同志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究竟怎么抓觉得心中不太踏实，而且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转折时期，在一些思想认识和大的原则问题上，包括企业党建工作大的思路上都不是很清楚。虽然在1995年8月由中央组织部、国家经贸委、人事部下发了《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文件，但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很大的措施来落实它。1995年2月，湖南省委组织力量对1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报告送中央后，江泽民同志有个很重要的批示，指出：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权决不能丧失。批示传达后引起很大反响，并引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重视。 1996年初，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决定对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进行调研。同年3月，中组部副部长虞云耀一行来到上海。他们到上海后，开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来自市委，市委组织部，下辖企业的大口党委如工业、建设、交通、外经贸、商业等等，还有各个控股集团公司，大集团如汽车总公司，还有大中型企业，第二第三层次的企业等。前前后后有100多人参加，大家都谈的很细、很透。在市委组织部的那场座谈会是我向他们汇报的，当时我汇报了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我们主张让党组织领导人进入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领导层当中。
这种想法早就有了。在1994年市委举办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班上，我就提出设想把企业党委会建立在法人治理结构的领导层之中，使法人治理结构领导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为党组织确立政治核心地位、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定外在形式，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党的组织保证，才有组织优势。离开了党组织，离开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现代企业制度下思想政治工作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995年市委举办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班上，我的发言更明确了，要把党委会建立在法人治理结构之中，党委会成员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领导层之中，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党委会成员要适应治理结构的变化。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成员符合党委成员条件的，按党章规定程序进入党委会。
实际上，市工业系统当时已经开始探索了。1994年市工业党委发过一个文件，关于工业系统党建三年规划，提到“公司党委要由党性强、威信高、懂经济、会管理的同志组成，党委委员应通过合法程序进入公司领导层，可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交叉任职。具备条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可以一人担任”。内容上已经很接近了。
可见，在1996年虞云耀副部长来之前，我们在1994年、1995年就有这种主张，而且已经开始做了。不过，由于中组部领导对我们的指导和概括，使得我们这一套成形了。对于之前的做法，我们都是用很长的话来描述的，至少两三行，有的是四行。虞云耀副部长听了以后说：可不可以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有条件的话，党委书记董事长一个人做。所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做法虽然是我们上海创造的，但后来变成一个比较简洁完整的表述，这是虞云耀副部长概括的。虞云耀副部长对我们这些思想主张、做法实践有三个贡献：第一，用十分简洁完整的语言表述了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第二，这段话此后在中央文件和地方文件里面经常用，定义为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把党组织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融合起来，相互渗透；第三，因为中组部肯定了，所以上海从当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摇过，再什么风波，上海始终坚决地、主动地加强宣传贯彻落实，坚持这一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虞云耀副部长回去后，中组部写了个调查报告送中央。1996年5月，由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贸委、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省部级干部参加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专题研讨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研讨班的情况汇报，责成中组部牵头，起草中央四号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1996年12月11日至14日，由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胡锦涛、吴邦国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都做了讲话。中央四号文件也放在这个会上讨论，当时我也去参加了。最后形成文件于1997年1月下发。体现上海智慧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体制性安排在中央四号文件中得到了肯定，其中明确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条件，党委成员可依法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具备条件的，可按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 。
中央四号文件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成功经验的总结，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一是党对企业政治领导权的内涵深化了，包括三层意思即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保证国家的法令法规的贯彻执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选配、培养、考核、监督；坚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归纳起来是四“有”：有一个好班子，有一个好队伍，有一个好的工作机制，有一个好的工作制度。三是文件集中全面地提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四是对多年来有争议和不同认识的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比如对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必要性、目的、途径、方法、制度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又比如党管干部的原则和依法用人的关系，过去只通过领导同志讲话来强调，但没有文件形式那样有约束力。这些规定让企业的同志感到非常亲切、实在。
所以我认为，中央四号文件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指导我们搞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此以后，体制明确了，定位也清楚了，解决了“老三会”与“新三会”之间关系，接下去就是如何更好地贯彻这个文件。总体来说，这个领导体制基本确定以后，为中国两次阶段性的腾飞都起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对企业发展来说是获得了体制的保证。
上海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经过积极探索，思想上逐渐形成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加强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通过几年努力，上海实行公司制的国有企业，也绝大多数实行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多数集团公司明确规定，党委成员的二分之一须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党员行政领导在党委会中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据统计，当年上海工业系统61家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有58.3%的党委成员进入董事会，有10%的党委委员进入监事会。党委班子中，黨员行政领导人员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占98%，达到二分之一以上的占68%。截至20世纪末，在市管的59家控股（集团）公司和大集团公司中，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有49家，占总数的83.1%，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的有7家，占11.8%。上海在国企党建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是探索建立了有利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企业领导体制，找到了正确处理企业党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关系的切入点和接口，使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合适的组织形式。
其次是探索建立管资产、管干部、管党组织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把党管干部与依法管理结合起来。上海基本上做到了谁控股、谁派人、谁管党组织，三者较好地统一起来。在建立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过程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实践：党管干部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组织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
再次是探索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内容、途径、方法和程序。此前，这个问题无论在认识还是实践操作上都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中央四号文件概括了各地好的做法，阐述得十分明确。上海在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职责和基本途径上，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探索：一、党委参与决策，注重决策的方向性、政策性、战略性、全局性。主要是生产经营中重大问题、重大改革方案和规章制度、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干部的任免使用管理。二、强调决策是一种组织行为，是依法进行集体决策。三、规范决策程序。四、建立民主、科学、集体决策的制度，明确责任，照章行事。
最后是探索建立激励与制约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经营者的激励和制约是一个薄弱环节。在激励机制上，注意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对业绩突出的优秀经营者予以表彰，营造出一批真正的优秀企业家。但与此同时，通过监事会、审计、职代会等多种形式，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形成监督制约的合力。主要包括：设立和完善监事会，明确监事会功能，健全监事会的运作，形成相应的监督机制；建立和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探索建立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新机制、新途径，普遍推行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建立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等等。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对上海国有企业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党组织的优势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包括企业重组、兼并、破产，下岗100多万人，当时在桃浦、共和新路、平凉路、小沙渡、长风等上海工厂集中区可以发现许多工厂关停或者半停产，已经没有了80年代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企业关停了，党组织领导成员个个心里难受，职工则由于生活突然没有了着落，思想想不通，上访者有之，到企业闹者有之。在这么一个激烈的变革过程中，社会总体保持稳定就是因为党组织的领导，党组织的政治、组织、思想优势体现出来了。有些企业党委给每个下岗党员写信，沟通思想，积极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关心下岗职工的生活，努力做到帮困“全覆盖”，并积极帮扶职工再就业，创新建立了各级“再就业中心”，形成符合上海国企的各类安置和帮助职工“渡难关”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党组织成为了国资国企调整重组改制的稳压器和主心骨。
其二是当年上海提出建工业新高地，后来是叫产业新高地，搞了四大支柱产业集群，东部是微电子、芯片，以华虹为代表，北部是钢铁，以宝钢为代表，西部是汽车，南部是石化。解决了当年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产业新高地。与此同时抓紧建设人才新高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配套。
其三，由于国企领导体制确定以后，企业内部认识总体上统一了，思想基本稳定了，也推动这些企业走出去。从21世纪开始，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港务集团、上海电气、建工集团、锦江集团等大集团都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如上海电气生产的火电、风电设备已实现向印度、印尼、越南等国的出口。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的推行，包括提出有条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可以一人担任，解决了国企党组织的定位问题，为上海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但是，随着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现在搞混合所有制，需要对这一体制不断加以完善。比如对于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选配，如何兼顾好经济管理能力和党建工作能力，怎么真正做到两个素质、两个方面职责、两个方面能力具备，真正做到两个方面责任全面承担并落实责任追究，如何从各种方面去解决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于党委参与重大决策，怎么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应该推出比较具体的细则；对于重大决策失误问题，作为参与决策者——国企党委应该如何承擔责任；如何杜绝腐败问题等，都需要加以思考和解决。还有，一部分国企走向国际，到他国办企业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如何加强对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等等，都是需要研究、探索、解决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