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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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著作在唐代书目中依附于总集类,至北宋书目中始以文史类的设立而宣告独立,但文史类中多数仍杂有史评著作,造成史部与集部著录标准的混淆.袁本《郡斋读书志》则取消文史类,将其文献分置史评类与别集类.从书目类别发展来看,晁公武对文史类的取消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史评类的设置却又是对文史类类名与文献著录不合理的有力修正.事实上,《郡斋读书志》有着动态发展的成书过程,文史类的取消只能代表此目初期的部类设置理念,后期衢本《郡斋读书志》对文说类的设置才真正使文论著作得以独立.与此相随,从强调类例到强调评论得失的著录标准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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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著作在唐代书目中依附于总集类,至北宋书目中始以文史类的设立而宣告独立,但文史类中多数仍杂有史评著作,造成史部与集部著录标准的混淆.袁本《郡斋读书志》则取消文史类,将其文献分置史评类与别集类.从书目类别发展来看,晁公武对文史类的取消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史评类的设置却又是对文史类类名与文献著录不合理的有力修正.事实上,《郡斋读书志》有着动态发展的成书过程,文史类的取消只能代表此目初期的部类设置理念,后期衢本《郡斋读书志》对文说类的设置才真正使文论著作得以独立.与此相随,从强调类例到强调评论得失的著录标准的变化,也反映出校勘学背景下刊误之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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