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人类依存的生态系统关键是要稳定,稳定的生态系统就是人类理想的生态环境,这是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耦合历程的反映.高质量而稳定的生态系统是在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协同演化中而实现的.人类在稳定的生态系统中认识自然、应对自如,并在认识与应对自然中获取人类的生命物质.在此基础上,民族学若能成功地引进并创新利用协同演化论,以此作为讨论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理论工具,有助于推进生态修复、生态灾变救治,国家的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机 构】
：
贵州大学音乐学院,贵阳550025;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吉首41600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类依存的生态系统关键是要稳定,稳定的生态系统就是人类理想的生态环境,这是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耦合历程的反映.高质量而稳定的生态系统是在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协同演化中而实现的.人类在稳定的生态系统中认识自然、应对自如,并在认识与应对自然中获取人类的生命物质.在此基础上,民族学若能成功地引进并创新利用协同演化论,以此作为讨论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理论工具,有助于推进生态修复、生态灾变救治,国家的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他文献
环境伦理学自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非人类中心论”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向度.然而自21世纪初,国际地质学界主张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指出人类活动将持续对地质气候产生重要影响.这使得“非人类中心论”面临着现实效用和逻辑结构的双重困难.在环境伦理学中引入代际伦理的视角、确立未来人类的主体地位,能够解决“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困境.同时,代际伦理研究可以促进跨文化、跨领域的共识,是“人类世”背景下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行路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
宋代以降,围绕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历代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同而有所调整.宋朝成立了独立的高层政区——广南西路,其背景是交趾的独立,钦廉地区作为广南西路边防的前沿而受到重视.元朝把钦廉地区归为海北海南道,但在行省一级上,与广西其他地区一起,统归于湖广行省管理.明朝基本继承了元末的行政建制,但把钦廉地区划归为广东行省,此项省一级行政区的调整,后历经清朝和民国,几无变化.而促成这样调整的,恰是明初与安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防边”思维压倒了“边防”思维,由此历明、清、民国并未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
中国脱贫攻坚胜利不但实现了现有标准下高原藏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而且在解决贫困问题中所探索的治理经验为深度贫困地区探索县域治理路径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基于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Z县的调研,探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如何实现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耦合,从而间接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在Z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以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共融的耦合性治理模式不但实现了高原藏区如期脱贫,而且为今后高原藏区和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
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生成机制存在本质不同,生成机制的差异使得两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在性质、效力、调整机制层面具有内生性差异.目前中国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生成机制为检察机关单方主导下的量刑协商模式,符合控辩协商机制的基本要素,但也存在控辩信息不对称和资源不对等的潜在风险,应当逐步向控辩双方平等协商模式过渡.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得以生成的内在逻辑在于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的具体量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允许控辩双方协商,且参与协商的双方主体均存在权力(利)妥协和放弃的空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生成需具备意思要件
文章认为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讨论上,采用“厚概念(thick concept)”,即从文明/文化及其历史甚或“心理”等来谈论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容易陷入“混乱”.文章建议先面对“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及其相关实践做法,即从\"浅概念(thin concept)的角度处理与民族国家有关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从浅而实的角度理解民族国家及其事项,能够以有共度性的视角处理与其他国家相冲抵的问题,例如领土、法治和人权等.相反,若强调文化认同则导致无法在一般民族国家都要处理的问题上寻得对话的共同轨道.
人类学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世界互联日益增强的几十年来,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对文化的识辨应该采取多视角的方式.本文首先在全球化的视野里对文化的层次作一概要性的陈述;继而将认同作为剖析对象,以理解为何民族国家在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建构上要有文化之诉求?不同的文化层次在那些方面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持续互为因果?而对现代民族国家如何整理多样性的讨论则构成本文第三部分.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共同体在如何在网状互联的今日世界独善其身,持续寻求其民族/国族认同(quest fo
20世纪60年代生态民族学成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在民族学界得以确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深化了文化与生态关系的研究,提出生态民族学向生境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这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态民族学创建过程的讨论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对其学术价值与时代使命的认知.一个学科的建立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学人不懈的努力.这对当下建构民族学中国话语或者民族学中国流派,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