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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是20世纪初美国首波女权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九世纪末短篇小说《黄色墙纸》的发表，奠定了吉尔曼在女性文学界的稳固地位。《黄色墙纸》中，吉尔曼并未直接控诉女性命运的曲折与压抑，而是选择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意象，通过这些象征意象，反映了主人公“我”在家庭生活中的压抑地位。
关键词：《黄色墙纸》；象征意象；女性命运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明显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我”被身为内科医生的丈夫约翰带到一所庄园里疗养的经历。文中我的丈夫约翰是一位极现实的，“对迷信怀有强烈恐惧的”“高水平”的内科医生，他根据“神经学专家”威尔·米切尔的方法，将“我”带到“一栋神出鬼没的”庄园，对我进行精神治疗，并且绝对禁止我工作，直到我再次康复为止。但我却认为约翰医生的职业“或许是我无法更快好起来的一个原因”。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女主人公“我”始终处在一系列象征意象中，庄园，育儿室，窗户，墙纸，这些构成女主人公起居环境的看似普通而又常见的事物在文中被作者赋予了象征意义，正是这众多的象征符号共同的作用下，建构起了一位深受夫权压迫的女性形象。
一、庄园
叙述者所叙述的故事自始至终都在一所被“我”一开始就定义为为“神出鬼没”，“有鬼怪之处的”的庄园里进行着。这座“远离公路，距村子足足有三里地”的封闭的庄园作为小说中的重要象征符号，在这里，“我”的每个钟点都被丈夫约翰预先安排好了，我必须按照约翰的这份“细心的”“作息计划表”起居，就连“我”的写作也遭到了约翰的严厉禁止。家本来是幸福温馨的代名词，而在这里它代表着由约翰为中心的父权文化建构起来的古老大廈，女主人公“我”被当做“享福的小鹅”，被约翰理所当然的豢养在冰冷的由男性话语符号砌成的笼子里。约翰作为父权的代表，他的话语严厉而具有权威，每当“我”尝试和约翰沟通时，都被约翰以“神经过敏”的理由驳回，对于约翰决定的一切“我”只能言听计从，显然，女主人公“我”自始至终无法与丈夫约翰平等对话，甚至被约翰剥夺了话语权，处于一种无声的状态。
小说中还出现了另一位女性—约翰的妹妹—珍妮，她像一位尽职尽责的女管家，除了看护孩子，还对我“百般体贴”。她和约翰一样，都认为是写作让“我”惹病上身的。珍妮与“我”截然不同，约翰不在的时候，她承担起了监视我的职责，她代表了在父权社会中臣服于父权话语权威，并为之掌控，为之代言的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是封建父权制的忠实捍卫者。
二、窗户
在这所偏僻的庄园里，房间里的窗户成了这间封闭的房间唯一通向外界的桥梁，透过窗户远眺，“我”可以看到海湾风光，私人码头，美丽的林荫小道，还有凉亭，这些都给了“我”无数想象的慰藉，这扇通向外界的窗户象征了被幽闭的女性对外界自由的渴望。深居父权大厦中的“我”极度渴望社交，渴望感受刺激，但这些却遭到了约翰的严厉警告，并以不利于我的神经为由试图遏制我的幻想。约翰不仅控制了“我”的起居，甚至企图禁锢“我”的思想，从而将“我”完全变成他的所有物。
三、黄色墙纸
导致女主人公最终疯狂的是起居室里的黄色墙纸。“那色彩令人拒斥，恶心得作呕，那是郁积起来、污秽不洁的一种黄色”，初见黄色墙纸，女主人公“我”断言那将是一生见过最糟糕的墙纸。但当“我”在房间独处时，我逐渐对黄色墙纸上内隐的花纹产生了兴趣，甚至因为墙纸的缘故喜欢上了这间原本一无是处的房间。起初，黄色墙纸上的图案是模糊的，只有在一定光线下才能看见，却仍看得不真切。随着观察的深入，潜隐于外显纹理背后的暗淡行迹日渐醒目，“我”看到了图案背后那“俯身伛偻，蹑手蹑脚地匍匐蹭行”的女人。毫无疑问，这正是被丈夫约翰豢养起来的温驯谦卑的“我”的真实形象的反映，但“我”却一点也不喜欢眼前看到的这个女性的模样。墙纸上的图案由混乱模糊到逐渐清晰，意味着女主人公对自身的认识也逐渐明晰起来，自我主体的意识也逐渐走向觉醒。值得注意的是，在白昼日光下，墙纸上的图案总是混乱而无序，只能看到外在的绚丽的藤蔓图饰。而当夜幕降临，在昏暗的的光线下，隐藏在外在图饰后的女人形象却仿佛呼之欲出，外在的图饰此时则幻化成了栅栏，钳制着女人。墙纸在白天和黑夜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色彩图案也正是巧妙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我”的真实处境。白天的日光正是以约翰为中心的父权制权威，在它的震慑下，“我”被迫禁足于其编制的华丽的藤蔓中，柔韧克制，无声无息。只有到了晚上，它的光芒逐渐黯淡，栅栏背后的“我”才渐渐清晰。图案背后的女人匍匐着试图超越栅栏的钳制，“我”也谋划着帮她爬出栅栏。最终，我撕毁了所有禁锢着女人的壁纸，解放了壁纸中的女人，也解放了自己。
四、结语
吉尔曼在《黄色墙纸》中运用众多象征意象，刻画了寄居在父权社会下的女性被压迫，被物化的现实命运，小说中，作者多次颇有深意地提到“有如此众多的女人那样蠕动着，飞快地爬行着”，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悲剧命运的普遍性。在小说结尾，“我”也在地上爬行着，并从约翰的身上爬了过去，这意味着父权代表此时已被重获新生的女性压倒在地，女性冲破了父权社会的种种制约，重获自由。同时这也寄寓了吉尔曼本人对女性未来的自由解放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她的国[M].朱巧蓓，王骁双，康宇扬，夏露萧邦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2]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洪流.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吉尔曼《黄色墙纸》的权力机制解析[J].外国文学，2006（3）.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关键词：《黄色墙纸》；象征意象；女性命运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明显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我”被身为内科医生的丈夫约翰带到一所庄园里疗养的经历。文中我的丈夫约翰是一位极现实的，“对迷信怀有强烈恐惧的”“高水平”的内科医生，他根据“神经学专家”威尔·米切尔的方法，将“我”带到“一栋神出鬼没的”庄园，对我进行精神治疗，并且绝对禁止我工作，直到我再次康复为止。但我却认为约翰医生的职业“或许是我无法更快好起来的一个原因”。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女主人公“我”始终处在一系列象征意象中，庄园，育儿室，窗户，墙纸，这些构成女主人公起居环境的看似普通而又常见的事物在文中被作者赋予了象征意义，正是这众多的象征符号共同的作用下，建构起了一位深受夫权压迫的女性形象。
一、庄园
叙述者所叙述的故事自始至终都在一所被“我”一开始就定义为为“神出鬼没”，“有鬼怪之处的”的庄园里进行着。这座“远离公路，距村子足足有三里地”的封闭的庄园作为小说中的重要象征符号，在这里，“我”的每个钟点都被丈夫约翰预先安排好了，我必须按照约翰的这份“细心的”“作息计划表”起居，就连“我”的写作也遭到了约翰的严厉禁止。家本来是幸福温馨的代名词，而在这里它代表着由约翰为中心的父权文化建构起来的古老大廈，女主人公“我”被当做“享福的小鹅”，被约翰理所当然的豢养在冰冷的由男性话语符号砌成的笼子里。约翰作为父权的代表，他的话语严厉而具有权威，每当“我”尝试和约翰沟通时，都被约翰以“神经过敏”的理由驳回，对于约翰决定的一切“我”只能言听计从，显然，女主人公“我”自始至终无法与丈夫约翰平等对话，甚至被约翰剥夺了话语权，处于一种无声的状态。
小说中还出现了另一位女性—约翰的妹妹—珍妮，她像一位尽职尽责的女管家，除了看护孩子，还对我“百般体贴”。她和约翰一样，都认为是写作让“我”惹病上身的。珍妮与“我”截然不同，约翰不在的时候，她承担起了监视我的职责，她代表了在父权社会中臣服于父权话语权威，并为之掌控，为之代言的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是封建父权制的忠实捍卫者。
二、窗户
在这所偏僻的庄园里，房间里的窗户成了这间封闭的房间唯一通向外界的桥梁，透过窗户远眺，“我”可以看到海湾风光，私人码头，美丽的林荫小道，还有凉亭，这些都给了“我”无数想象的慰藉，这扇通向外界的窗户象征了被幽闭的女性对外界自由的渴望。深居父权大厦中的“我”极度渴望社交，渴望感受刺激，但这些却遭到了约翰的严厉警告，并以不利于我的神经为由试图遏制我的幻想。约翰不仅控制了“我”的起居，甚至企图禁锢“我”的思想，从而将“我”完全变成他的所有物。
三、黄色墙纸
导致女主人公最终疯狂的是起居室里的黄色墙纸。“那色彩令人拒斥，恶心得作呕，那是郁积起来、污秽不洁的一种黄色”，初见黄色墙纸，女主人公“我”断言那将是一生见过最糟糕的墙纸。但当“我”在房间独处时，我逐渐对黄色墙纸上内隐的花纹产生了兴趣，甚至因为墙纸的缘故喜欢上了这间原本一无是处的房间。起初，黄色墙纸上的图案是模糊的，只有在一定光线下才能看见，却仍看得不真切。随着观察的深入，潜隐于外显纹理背后的暗淡行迹日渐醒目，“我”看到了图案背后那“俯身伛偻，蹑手蹑脚地匍匐蹭行”的女人。毫无疑问，这正是被丈夫约翰豢养起来的温驯谦卑的“我”的真实形象的反映，但“我”却一点也不喜欢眼前看到的这个女性的模样。墙纸上的图案由混乱模糊到逐渐清晰，意味着女主人公对自身的认识也逐渐明晰起来，自我主体的意识也逐渐走向觉醒。值得注意的是，在白昼日光下，墙纸上的图案总是混乱而无序，只能看到外在的绚丽的藤蔓图饰。而当夜幕降临，在昏暗的的光线下，隐藏在外在图饰后的女人形象却仿佛呼之欲出，外在的图饰此时则幻化成了栅栏，钳制着女人。墙纸在白天和黑夜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色彩图案也正是巧妙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我”的真实处境。白天的日光正是以约翰为中心的父权制权威，在它的震慑下，“我”被迫禁足于其编制的华丽的藤蔓中，柔韧克制，无声无息。只有到了晚上，它的光芒逐渐黯淡，栅栏背后的“我”才渐渐清晰。图案背后的女人匍匐着试图超越栅栏的钳制，“我”也谋划着帮她爬出栅栏。最终，我撕毁了所有禁锢着女人的壁纸，解放了壁纸中的女人，也解放了自己。
四、结语
吉尔曼在《黄色墙纸》中运用众多象征意象，刻画了寄居在父权社会下的女性被压迫，被物化的现实命运，小说中，作者多次颇有深意地提到“有如此众多的女人那样蠕动着，飞快地爬行着”，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悲剧命运的普遍性。在小说结尾，“我”也在地上爬行着，并从约翰的身上爬了过去，这意味着父权代表此时已被重获新生的女性压倒在地，女性冲破了父权社会的种种制约，重获自由。同时这也寄寓了吉尔曼本人对女性未来的自由解放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她的国[M].朱巧蓓，王骁双，康宇扬，夏露萧邦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2]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洪流.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吉尔曼《黄色墙纸》的权力机制解析[J].外国文学，2006（3）.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