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起，罗荣桓就开始了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生涯，他一生
　　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被誉为政工巨匠。他常讲：政治工作者就是“磨刀石”。那么，他是如何成为铸魂砺剑的“磨刀石”的？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

　　1934年秋天，红军长征前组建红八军团，罗荣桓调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曾经是罗荣桓手下的连长，政委不久前还是一军团的一个团政委，现在都成了罗荣桓的顶头上司。
　　罗荣桓毫不介意，非常尊敬两位领导。有的同志为他打抱不平，他知道后，专门找这位同志谈话说：“我们参加革命事业，为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今天我当你的领导，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该计较职务地位的高低，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听了罗荣桓一席中肯的话语，这位同志深为他那种崇高的思想觉悟所感动。
　　名利、职务、地位面前，最能考验一个人对事业的忠诚程度。
　　在罗荣桓看来，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个人职务地位的高低都无关紧要，充分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名利地位问题上的高风亮节与博大胸怀，也为领导干部树立了怎样从政为官、怎样为人处世的光辉典范。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

　　1939年，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的罗荣桓接到“肃托”（一起在全国全党有影响的冤假错案，发生地点为湖边地委干校）斗争的电报后，马不停蹄地赶赴湖西地区（山东南四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找制造“肃托”事件的王须仁（混入党内的暗害分子、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和王凤鸣（又名王鸿鸣，后叛变投敌）。听完漏洞百出的汇报后，罗荣桓质问：“为什么把他们抓起来？”“他们是托派，和敌人有勾结。”“有什么证据？”王凤鸣说：“有别人的口供。”“口供是怎样弄来的？你们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王凤鸣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你们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们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们也会把我抓起来。”
　　经罗荣桓了解，口供全是搞逼供和骗供弄出来的，当即宣布把被关押的几百名党员、干部全部释放，回原岗位工作。
　　当组织遇到了劫难、当团队成员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身为领导干部是明哲保身还是挺身而出捍卫团队的公正秩序？罗荣桓坚持正义良知的高尚精神，给领导干部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在敌后复杂的环境中。打个被动仗是很难免的事

　　1939年5月，115师取得陆房战斗（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山东泰安以西地区对日伪军的突围战斗）的胜利，但部队处境一度十分危急，损失也不小。指战员们一时对代师长陈光议论纷纷，有些干部甚至指责他“指挥失误”。陈光为此情绪低落。
　　在祝捷大会上师政委罗荣桓说：“我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顽强战斗，成功突围，歼灭敌人，战果重大。同时保存了一大批优秀骨干，对坚持山东敌后抗日战争具有重大意义。在敌后复杂的环境中，打个被动仗，是很难免的事，至于丢掉了一点家当，将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重新建设起来。”事后，罗荣桓还同陈光促膝谈心，鼓励他振作精神。
　　罗荣桓认为陆房战斗的战果远大于指挥员的失误，他用主流与支流的辩证关系高度评价了陆房突围的胜利意义，打消了他人的疑虑，给了陈光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罗荣桓用“磨刀石”精神擦亮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照亮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淡泊名利、主持正义、廉洁奉公的精神永遠值得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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