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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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因口语交流不畅,朝鲜文人多假借笔谈方式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笔谈资料。近年新发现的中国文人刘大观在1799年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不同于收录于“朝天录”“燕行录”文献中的笔谈整理稿,而是珍贵的笔谈原纸。该手卷不仅有助于揭示中朝文人在进行笔谈时的用纸、书写方式、敏感话题的涂抹毁弃、时间题署等笔谈稿形制,还可以借此考察笔谈稿的流传、誊录编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口头交谈的特殊史料,笔谈文献虽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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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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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因口语交流不畅,朝鲜文人多假借笔谈方式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笔谈资料。近年新发现的中国文人刘大观在1799年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不同于收录于“朝天录”“燕行录”文献中的笔谈整理稿,而是珍贵的笔谈原纸。该手卷不仅有助于揭示中朝文人在进行笔谈时的用纸、书写方式、敏感话题的涂抹毁弃、时间题署等笔谈稿形制,还可以借此考察笔谈稿的流传、誊录编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口头交谈的特殊史料,笔谈文献虽有重现交流现场的作用,但它大多经过事后的增删整理,研究利用时应予注意并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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