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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就是交朋友，选对了朋友之后，就该学习如何与之相处，相处的方法得当，就会事半而功倍。读书确实是有方法可循的，古今中外的名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无论这书是属于什么学科，关于什么主题、属于什么文类、归属哪个流派，如何能够知意明理，常读常新，如何能够循序渐进，形成体系，创造洞见，迭代思想，值得读书人认真学习和掌握。只有那些可以驾驭图书为己所用的读者，才可以与知为友，以识傲世。读书要有怀疑精神，就是古今中外名人最为推崇的读书方法之一。
所有名家在谈到这种读书方法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列举孟子的名言。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武成》篇的内容，而我们知道，《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孔、孟的时代也是有着极其权威性地位的。 因此，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对经典保持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即便是对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就常引用孟子的这句话，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的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關于读书为什么要始终怀有一颗怀疑心，古往今来的名家给出了许多中肯的分析，仅就历史书而言，曾经主持大英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出版传奇人物艾德勒和学者范多伦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历史的本质就是口述的故事，历史是某个特殊事件的知识，不只存在于过去，而且还历经时代的不同有一连串的演变。历史家在描述历史时，通常会带有个人色彩——个人的评论、观察或意见。” 笛卡尔的怀疑精神最具代表性，他说：“关于哲学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看到它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能人钻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至于其他的学问，既然它们的本原是从哲学里借来的，我可以肯定，在这样不牢固的基础上绝不可能建筑起什么结实的东西来”。[ 笛卡尔《谈谈方法》，第8页。]笛卡尔的怀疑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新知识、新思想和现代社会兴起和形成时期，他作为新时代开启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一切旧的知识、思想和学说，都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科学精神就包含着怀疑和探索精神。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所有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特点，因为所有知识都来自于人类的认识，认识就是客观对象的主观反映。所以笛卡尔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学说真正可靠。
在阅读和获取知识方面，光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怀疑也是要讲究方法的。结合往圣和名家的经验，我把怀疑归纳为“四要素”。
一要会疑。宋人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会疑的关键是不能走极端。
一是不能怀疑一切，什么都不信，那样就没有书可以读了。在这方面的例子还是笛卡尔，笛卡尔由于所处的时代，他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旧的书本知识，于是抛开书本自己亲自实践，他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和用理性感觉到的东西。他说：“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笛卡尔的怀疑精神有其历史时代性，他认为旧的逻辑和法则已经不能产生新知识了，已经与时代的需求相背离了。我们坐拥现代科学知识高度积累和发展的今天，要鼓励怀疑精神，但不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就像在上文中我们看到的，笛卡尔还是很崇尚读书的，尤其是读圣贤书。就像比尔·盖茨没读完大学就开始创业，而且还成就了世界首富、科技领袖的伟业，但不能以此就鼓励所有大学生都放弃学业，开始创业的梦想，然后寄希望于“万一实现了呢”！
二是不能囫囵吞枣，什么都不怀疑，全都依样吞下肚。张载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至高境界是“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这方面，我愿意援引罗素作为例子。罗素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家，祖父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祖母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友，后来又成为一位论教派的教徒。罗素从小就受家庭熏陶，接触不同的教派、教义和信仰，并开始产生研究的兴趣，由于研究开始产生了怀疑。根据他的自传：“一直到大约15岁为止，我都相信一位论教义。在这个年纪，我开始对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些假设的合理论证做系统的研究。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冥思苦想这个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且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永生，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罗素接下来对科学的研究让他越来越远离宗教信仰，促使他最终不再相信上帝是18岁进入剑桥读书以后。他在读书时受到了启发，即孩子们从小都被告知，上帝创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但没有人能回答“谁创造了上帝”，所以他便不再相信上帝，便“抛弃掉‘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
二要善问。有疑必问，唯问方能得解。疑而不问终为疑，不能得事理。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从有疑到无疑的过程就是学，学是通过问而得来的，得来后才算有了“学问”。问学的路径有二：一是向师长、同学同道或掌握专门知识的人请教，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讨问和请教才叫有师，否则即无师。二是自己遍览群书，在相关图书中寻求印证，在书中可以求得多数人的见解，甚至求得已经不在世之人的见解，书本毕竟体现当前知识和智慧的积累。学贵乎问，乃圣贤之教，先儒为学，勤笃好问。古人说，学进必要疑，“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其中的道理就是，“小疑必小问，大疑必大问”，小问则所询之人、所征之书必少，大问则所询之人、征之书必多。 在善问和遍寻答案方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加冕为“桂冠诗人”的彼特拉克。彼特拉克深知，书本中的知识未必可信。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阅读鲜能避免危险，除非神性真理之光映照读者，教导他何者该找、何者该避。”他的这种怀疑精神，让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方法。彼得拉克非常崇尚圣奥古斯丁，他经常想象着与奥古斯丁对话，他们一起谈论有关阅读和增强记忆等问题。在彼得拉克的想象中，奥古斯丁提议了一种崭新的阅读方法：“既不利用书本当作思想的支柱，也不像相信贤人的权威般相信它，而是从它攫取一个观念、一句警语、一个意象，将它与从保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文本撷采而来的观念、警语、意象互相联结，再把这一切与自己的反思扣联起来——如此便产生了一篇由读者作出的新文本。”彼特拉克幻想着，或者说借奥古斯丁之口，发明了一种新的阅读方法，即不是像通常那样相信和阅读全书，而是选取书中有代表性的字句和段落，把它们与古老的图书相对照，也就是说，用以前的图书来进行征询与核对，然后再加进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本。彼得拉克的做法，对于他14世纪的读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的人们都相信书本的权威。两个世纪之后，彼特拉克的个人式、有再创能力、诠释性、核对式的阅读方式变成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普遍方法。
三要精思。宋人有云：“凡有疑，则精思之，思精而后讲论，乃能有益。”南宋理学家程颐[ （1033-1107），字正叔。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其兄程颢共创“洛学”，奠定理学基础。世称“二程”。著有《程颐文集》《易传》和《经说》等。]说：“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古人说，读书不深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为所得。所得者何，悟也。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悟源于思，思源于疑。另一位明代学者吴默[ （1554—1640），字因之。明代文学家。万历二十年（1592年）会试第一名，官至太仆寺卿。生平见《太仆卿吴公传》。]说：“凡理不疑，必不生悟，惟疑而后悟也。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故学者非悟之难，而疑之难，其所疑与悟者何物也？是心窍中之生机也，夫心中原有机窍，但非疑而思索，则机不触而理不开，焉能了悟？”有疑才能思，思才能悟，悟即得也。
无论是向他人求教还是自己查阅图书所得到的答案，都不能代替自己的思考，这些都只能作为资料和参考，有助于自己思考，因为只有自己借助于资料或素材进行思考所得，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智慧而积累下来。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归根结底，只有自己的根本思想才会有真理和生命力，因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我们真正、完全了解的，尽管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本书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几经艰辛、缓慢的思考和组合才得以发现的某一见解或某一真理，但是，经过自己的思维所获得的见解或真理却是价值百倍。别人传授给我们的真理知识黏附在我们身上的假肢、假牙、蜡质鼻子，它顶多就是通过手术植皮安装的假鼻。但经过自己思考而获得的真理，却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我们。”
在有的情况下，我们的疑问并不能在书本上找到直接明了的答案，我们必须通过相关的材料，自己进行分析和思考，然后才能产生见解。美国出版界和学界传奇人物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准确的阐述：“如果你问一本书一个问题，你就必须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本书就跟自然或世界一样。当你提出问题时，只有等你自己作了思考与分析之后，才会在书本上找到答案。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有一位活生生的老师能回答你的问题，你就用不着再多做功课。如果你问的只是一件简单的事实的陈述，也许如此。但如果你追寻的是一种解释，你就必须去理解它，否则没有人能向你解释清楚。更进一步来说，一位活生生的老师出现在你眼前时，你从了解他所说的话，来提升理解力。而如果一本书就是你的老师的话，你就得一切靠自己了。”
四要明辨。疑必问，在求问的过程中，自然不会每每得到一致的答案，更通常的情况则是众说纷纭，所以必然需要明辨。明人方孝孺说：“不善学之人，不能有疑，谓古皆是，曲为之辞。过乎智者，疑端百出；诋诃前古，摭其遗失。学，匪疑不明，而疑恶乎凿；疑而能辨，斯为善学。”[ 张明仁《古今名人读书法》，第105页。]清代学者李颙对此阐释得更为直白、有趣：“人苟真实刻苦进修，则问与辩又乌容已。譬如行路虽肯向前直走，若遇三岔歧路，安得不问路上曲折。又安得不一辨明，故遇歧便问，问明便行，方不托诸空言。若在家依然安坐，只管问路辨程，则亦道听途说而已矣！夫道听途说，为德之弃，吾人不可不戒！”在思而明辨这方面，若要举个典型事例权当凑趣，就取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吧。清圣祖即康熙皇帝，从小爱读书，“间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直到了然于心而已，他把读书的道理也用于治理天下国家。他提倡不能迷信书，“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他曾看到有书中这样写道：“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他便认为这是粉饰太平之语，是非经不住明辨，他说：“果使风不鸣条，则万物何以鼓动发生？雨不破块，则田亩如何耕作布种？以此观之，俱系粉饰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为真也。”
关于带着疑问阅读，要会疑、善问、精思和明辨，王阳明的精辟论述可以作为总结语。王阳明说：“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所有名家在谈到这种读书方法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列举孟子的名言。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武成》篇的内容，而我们知道，《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孔、孟的时代也是有着极其权威性地位的。 因此，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对经典保持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即便是对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就常引用孟子的这句话，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的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關于读书为什么要始终怀有一颗怀疑心，古往今来的名家给出了许多中肯的分析，仅就历史书而言，曾经主持大英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出版传奇人物艾德勒和学者范多伦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历史的本质就是口述的故事，历史是某个特殊事件的知识，不只存在于过去，而且还历经时代的不同有一连串的演变。历史家在描述历史时，通常会带有个人色彩——个人的评论、观察或意见。” 笛卡尔的怀疑精神最具代表性，他说：“关于哲学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看到它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能人钻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至于其他的学问，既然它们的本原是从哲学里借来的，我可以肯定，在这样不牢固的基础上绝不可能建筑起什么结实的东西来”。[ 笛卡尔《谈谈方法》，第8页。]笛卡尔的怀疑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新知识、新思想和现代社会兴起和形成时期，他作为新时代开启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一切旧的知识、思想和学说，都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科学精神就包含着怀疑和探索精神。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所有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特点，因为所有知识都来自于人类的认识，认识就是客观对象的主观反映。所以笛卡尔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学说真正可靠。
在阅读和获取知识方面，光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怀疑也是要讲究方法的。结合往圣和名家的经验，我把怀疑归纳为“四要素”。
一要会疑。宋人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会疑的关键是不能走极端。
一是不能怀疑一切，什么都不信，那样就没有书可以读了。在这方面的例子还是笛卡尔，笛卡尔由于所处的时代，他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旧的书本知识，于是抛开书本自己亲自实践，他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和用理性感觉到的东西。他说：“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笛卡尔的怀疑精神有其历史时代性，他认为旧的逻辑和法则已经不能产生新知识了，已经与时代的需求相背离了。我们坐拥现代科学知识高度积累和发展的今天，要鼓励怀疑精神，但不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就像在上文中我们看到的，笛卡尔还是很崇尚读书的，尤其是读圣贤书。就像比尔·盖茨没读完大学就开始创业，而且还成就了世界首富、科技领袖的伟业，但不能以此就鼓励所有大学生都放弃学业，开始创业的梦想，然后寄希望于“万一实现了呢”！
二是不能囫囵吞枣，什么都不怀疑，全都依样吞下肚。张载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至高境界是“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这方面，我愿意援引罗素作为例子。罗素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家，祖父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祖母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友，后来又成为一位论教派的教徒。罗素从小就受家庭熏陶，接触不同的教派、教义和信仰，并开始产生研究的兴趣，由于研究开始产生了怀疑。根据他的自传：“一直到大约15岁为止，我都相信一位论教义。在这个年纪，我开始对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些假设的合理论证做系统的研究。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冥思苦想这个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且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永生，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罗素接下来对科学的研究让他越来越远离宗教信仰，促使他最终不再相信上帝是18岁进入剑桥读书以后。他在读书时受到了启发，即孩子们从小都被告知，上帝创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但没有人能回答“谁创造了上帝”，所以他便不再相信上帝，便“抛弃掉‘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
二要善问。有疑必问，唯问方能得解。疑而不问终为疑，不能得事理。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从有疑到无疑的过程就是学，学是通过问而得来的，得来后才算有了“学问”。问学的路径有二：一是向师长、同学同道或掌握专门知识的人请教，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讨问和请教才叫有师，否则即无师。二是自己遍览群书，在相关图书中寻求印证，在书中可以求得多数人的见解，甚至求得已经不在世之人的见解，书本毕竟体现当前知识和智慧的积累。学贵乎问，乃圣贤之教，先儒为学，勤笃好问。古人说，学进必要疑，“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其中的道理就是，“小疑必小问，大疑必大问”，小问则所询之人、所征之书必少，大问则所询之人、征之书必多。 在善问和遍寻答案方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加冕为“桂冠诗人”的彼特拉克。彼特拉克深知，书本中的知识未必可信。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阅读鲜能避免危险，除非神性真理之光映照读者，教导他何者该找、何者该避。”他的这种怀疑精神，让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方法。彼得拉克非常崇尚圣奥古斯丁，他经常想象着与奥古斯丁对话，他们一起谈论有关阅读和增强记忆等问题。在彼得拉克的想象中，奥古斯丁提议了一种崭新的阅读方法：“既不利用书本当作思想的支柱，也不像相信贤人的权威般相信它，而是从它攫取一个观念、一句警语、一个意象，将它与从保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文本撷采而来的观念、警语、意象互相联结，再把这一切与自己的反思扣联起来——如此便产生了一篇由读者作出的新文本。”彼特拉克幻想着，或者说借奥古斯丁之口，发明了一种新的阅读方法，即不是像通常那样相信和阅读全书，而是选取书中有代表性的字句和段落，把它们与古老的图书相对照，也就是说，用以前的图书来进行征询与核对，然后再加进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本。彼得拉克的做法，对于他14世纪的读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的人们都相信书本的权威。两个世纪之后，彼特拉克的个人式、有再创能力、诠释性、核对式的阅读方式变成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普遍方法。
三要精思。宋人有云：“凡有疑，则精思之，思精而后讲论，乃能有益。”南宋理学家程颐[ （1033-1107），字正叔。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其兄程颢共创“洛学”，奠定理学基础。世称“二程”。著有《程颐文集》《易传》和《经说》等。]说：“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古人说，读书不深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为所得。所得者何，悟也。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悟源于思，思源于疑。另一位明代学者吴默[ （1554—1640），字因之。明代文学家。万历二十年（1592年）会试第一名，官至太仆寺卿。生平见《太仆卿吴公传》。]说：“凡理不疑，必不生悟，惟疑而后悟也。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故学者非悟之难，而疑之难，其所疑与悟者何物也？是心窍中之生机也，夫心中原有机窍，但非疑而思索，则机不触而理不开，焉能了悟？”有疑才能思，思才能悟，悟即得也。
无论是向他人求教还是自己查阅图书所得到的答案，都不能代替自己的思考，这些都只能作为资料和参考，有助于自己思考，因为只有自己借助于资料或素材进行思考所得，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智慧而积累下来。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归根结底，只有自己的根本思想才会有真理和生命力，因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我们真正、完全了解的，尽管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本书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几经艰辛、缓慢的思考和组合才得以发现的某一见解或某一真理，但是，经过自己的思维所获得的见解或真理却是价值百倍。别人传授给我们的真理知识黏附在我们身上的假肢、假牙、蜡质鼻子，它顶多就是通过手术植皮安装的假鼻。但经过自己思考而获得的真理，却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我们。”
在有的情况下，我们的疑问并不能在书本上找到直接明了的答案，我们必须通过相关的材料，自己进行分析和思考，然后才能产生见解。美国出版界和学界传奇人物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准确的阐述：“如果你问一本书一个问题，你就必须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本书就跟自然或世界一样。当你提出问题时，只有等你自己作了思考与分析之后，才会在书本上找到答案。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有一位活生生的老师能回答你的问题，你就用不着再多做功课。如果你问的只是一件简单的事实的陈述，也许如此。但如果你追寻的是一种解释，你就必须去理解它，否则没有人能向你解释清楚。更进一步来说，一位活生生的老师出现在你眼前时，你从了解他所说的话，来提升理解力。而如果一本书就是你的老师的话，你就得一切靠自己了。”
四要明辨。疑必问，在求问的过程中，自然不会每每得到一致的答案，更通常的情况则是众说纷纭，所以必然需要明辨。明人方孝孺说：“不善学之人，不能有疑，谓古皆是，曲为之辞。过乎智者，疑端百出；诋诃前古，摭其遗失。学，匪疑不明，而疑恶乎凿；疑而能辨，斯为善学。”[ 张明仁《古今名人读书法》，第105页。]清代学者李颙对此阐释得更为直白、有趣：“人苟真实刻苦进修，则问与辩又乌容已。譬如行路虽肯向前直走，若遇三岔歧路，安得不问路上曲折。又安得不一辨明，故遇歧便问，问明便行，方不托诸空言。若在家依然安坐，只管问路辨程，则亦道听途说而已矣！夫道听途说，为德之弃，吾人不可不戒！”在思而明辨这方面，若要举个典型事例权当凑趣，就取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吧。清圣祖即康熙皇帝，从小爱读书，“间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直到了然于心而已，他把读书的道理也用于治理天下国家。他提倡不能迷信书，“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他曾看到有书中这样写道：“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他便认为这是粉饰太平之语，是非经不住明辨，他说：“果使风不鸣条，则万物何以鼓动发生？雨不破块，则田亩如何耕作布种？以此观之，俱系粉饰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为真也。”
关于带着疑问阅读，要会疑、善问、精思和明辨，王阳明的精辟论述可以作为总结语。王阳明说：“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