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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忠实性原则是，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 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 SL）时，保持与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在忠实的内涵上又包括形式上及意义上的忠实。但翻译是错综复杂的特定的语言创造活动，绝对的忠实只是译界一直追求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文从传统的翻译理论入手，将不同学者对忠实的标准比较分析，进一步引出对此标准具有冲击的理论，并最终以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用相对性与动态看待翻译中忠实性的标准。
【关键词】忠实性原则 相对性 动态发展 文化差异
本文通过东西方翻译理论的对照，力图阐明翻译中忠实性标准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分析文化差异对译者的影响，力图说明译者无法忠于原文的原因，最终引出应用动态发展与相对忠实的角度看待翻译。
1.传统忠实标准及局限
忠实性标准一直是翻译中最重要的标准，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上译者无不遵循这一原则，然而，忠实到底指什么，实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翻译者在把原语言转化为另一语时尽量保证对原语言的意义，形式等不改变。以下就是东西方学者对忠实性的表述。
1.1 传统忠实标准（东西方不同的表述）
1.1.1 传统忠实标准之论述。
早在一百多年前，严复先生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斯论一出，直如石破天惊，使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此现象成了"西方学人或学界难以明白的学术奇观"。 而且自提出之日起，一百多年来，它在国内翻译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经典翻译标准把"信"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忠实"的推崇。严复的翻译观虽被奉为译学圭臬，但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鲁迅、梁实秋、瞿秋白和叶公超参与的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论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此次论战其实可以说是一场"直译"和 "意译"之争。鲁迅先生坚持"宁信而勿顺"，提出了易解、丰姿双标准：力求易解和保存原作丰姿，就是既要通顺也要忠实。这其实是对"忠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要忠实于形式。到了五六十年代，继傅雷提出"神似说"后，钱钟书又提出"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不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 味，那就算入于'化境'"。 这种 "忠实"可以说是对原作最大程度的忠实，但过分强调艺术性，可望而不可及。
1.1.2 西方学者对忠实的论述。
西方第一个系统阐述翻译理论的是法国学者多莱（Do. 1et），他提出了翻译的五原则：理解原著内容；通晓原语和译语；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求整体效应。18世纪末，泰特勒（Tytler）在《论翻译的原作》中也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译作应完整的再现原作内容；译作风格与原作相同；译作应如原作一样自然流畅。 表面看来，这些传统译论者似乎只在谈论翻译的方法和原则，其实他们都谈到了翻译的标准问题。进入20世纪，费道罗夫和温特在给翻译定义的时候就加上了"忠实"、"全面"、"等值"等要求，卡特福德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的话语材料用另外一种语言的等值话语予以替代。并且提出了"文本对等"论。西方学者所提的"等值"和我国学者所提的"忠实"标准一样，要求"信"于原文。
1.2 局限性。
对以上表述分析不难看出"忠实"标准从一提出就占据最高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是和翻译的本质分不开的。而对于"忠实"的认识，既有持绝对观点的，也有认识到了其相对性和局限性的。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标准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以原文为本位，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的标准。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那么，我们研究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深入的研究忠实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忠实与不忠实的关系。是不是不忠实或不完全忠实与原文就不是好的翻译？影响译者翻译主动性的因素有哪些？
2.现代译论对"忠实"标准的冲击
中国传统译论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思路渐次发展，长期具有理论活力；西方传统译论也是立足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现当代译论颇具影响。但是传统译论处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难免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并且给本身具有局限性的传统标准带来冲击和动摇。
2.1 许渊冲，辜正坤等的观点。
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所以像以往之谈"忠实"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提法突破了翻译"以信为本"的传统观念，首次公开剥夺了"忠实"标准的核心地位，但总的理论体系走的还是典型的传统译论的老路。真正算得上有所突破的是辜正坤于1989年提出的"多元互补论"：翻译可以依据不同情况设嚣不同的多个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时期发生各种变化，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翻译标准应是距离原文的"最佳近似度"。但是，在这一理论中，原文作为最高尺度这一观念并未受到质疑，相反，原文被认为是翻译的"绝对标准" 但从打破一个标准一统天下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论"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2.2 奈达等西方人的观点。
在西方，奈达提出了"等效论"，要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他推出了"功能对等"说，其"功能"指的是原作在原语文化中的功能，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这一功能怎样才能在译语文化中充分保留，使接受者因得到同样的感受而满意，却形成了一个难解的 "扣"。奈达因此而饱受诟病。奈达的贡献在于把焦点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转移到两个交际过程的比较，把可能影响信息接收的各种语言和文化问题都放在考虑之列。近些年来，从70年代起，在国外发展起来的一些当代新译论逐渐进入我国，为翻译批评标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其中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翻译标准实际上是受翻译目的所控制的。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目的论提出了两个法则：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者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而定。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则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忠实"。我国著名学者王东风2004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文章《解构忠实-- 翻译神话的终结》，把忠实说成"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本文认为忠实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定之上的，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错误假定就是原文话语之中一定有一个恒定不变的原意，德里达用延异这一反概念证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抽去了原意确定论的立论基础；同时新批评也用意图谬误说论证了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原意确定论的不切实际性，进一步支持了对忠实的解构。"至此，"忠实"标准受到最大程度的冲击和动摇。 毫无疑问，以上的理论是积极解决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东看到了忠实性之外的解决方案，并使得翻译理论更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
3.文化差异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在此，笔者有必要指出，在翻译实践中，不是所有的译者都能按照忠实或相对忠实的原则进行语言创作，译者的翻译活动还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特色，文学色彩，及自身的语言能力。
3.1 译者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
我们不难想象其中的缘由，因为语言本身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简而言之，翻译是鱼应该游弋于语言的水中。例如，林纾的翻译必然会以古文中常见的语言形式出现。而我们现代人的翻译若还遵循古诗或古文的语言模式则会显得过于呆板甚至迂腐。那么，我们如何评价此时译者的忠实与否呢？诚然，译者改动了原作的语言风格或者表达方式或者文本形式，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同时代翻译作品出现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必然，至于忠实与否只能看译者对原作意义的把握了。我们不能说严复的翻译与当代的翻译大家孰优孰劣。
3.2 译者会受到作品性质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翻译难以绝对忠实，甚至很难可以说很难相对忠实。在此，笔者之以文学翻译中的诗歌翻译举例说明。因为诗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诗词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诗词翻译，光传意（即做到意义上的忠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的风格，要把原诗创造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所以，译者在表现原作的时候，往往无法会感觉到是"带着镣铐跳舞"。绝对的甚至是相对的忠实都将大打折扣。以林语堂翻译苏轼的诗文《西江月·梅》中个别诗句为例，如"素面常嫌粉涴 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 不与梨花同梦" ，语堂先生如此翻译："Thy white face doth powder spurn /Vermilion must yet from thy lips learn/Flesh of snow，bones of jade/Dreams thy dreams，peerless one/Not for this world thou art made".显然，语堂的翻译是精妙绝伦的，但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有异化与归化的影子，同时还受到了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
3.3 译者自身的双语能力。
翻译是两种文化汇合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就是两种文化的中介，他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也可以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通过翻译来颠覆现存的文化和文学模式，达到变革的目的。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包括译者的双语语言知识和双语文化知识。译者在解读原文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即在解读时有译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表达时又有原语语言文化的渗透，译者在解读与表达过程中对双语语言文化的协调就是译者文化能力的表现，而这种能力的高低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能力因素中本族语能力较强，在外语译成本族语时趋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本族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相对应的外语表达时，往往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我们在阅读文学译著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毫无例外地要对译文作归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情况恰恰相反，即异化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故，我们应该明白对于忠实标准的分析应该从多层次进行，要看到局限性同时还应看到译者的因素，毕竟翻译是译者于两种语言的转换中进行文字处理。完全抛开译者也是不可取的。
4.重新审视忠实性标准
忠实性标准和所有的事物一样，应符合哲学法则下发展，即，变化的、动态的发展。试想，如果学者都笃定"信，达，雅"的信条，那么到现在翻译学就该是"八股"，自严复开始就无需再研究了。故本文提出两个可能的观点。
4.1 动态发展的"忠实"。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标准、原则、准则、规范等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恒定不变。翻译标准也一样，任何翻译标准都存在着一个历史前提，只能适用于某一历史阶段，"超历史"的翻译标准不可能存在。 "忠实"作为一个翻译标准当然也不能例外，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翻译标准。中国古代时期严复提出了 "雅"，由于当时的翻译对象针对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所以用共时的观点来看，这个标准是合适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后来有不少学者总是批评这个"雅"，说原文不雅何以雅之。这样的批评就是因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翻译标准。我们用静止的眼光，把"雅"这个翻译标准和其-特定的历史前提分离开来，难免就会发现这个标准不合时宜。其实我们也应该用发展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来看待 "雅"。"雅"服务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时期的士大夫，适用于当时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不应该片面的批评。 "忠实"作为一种翻译标准也有它本身的时间限制。以前的"忠实"标准不能与现在的时代相匹配。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很明显也会给以前的"忠实"标准增添新的含义。比如，以前人们认定原文至上，"忠实"自然而然就是最高标准。当奈达提出"动态对等"时，"忠实"标准又增添了新的含义：忠实于读者的反应。后来的目的论强调要忠实于发起者想要在译文中达到的目标。当然这样一种变化也是有原因的。时代在发展，语言的使用也会变化，人类的知识也在逐渐的积累，人们的眼界也越来越宽广。既然这样，"忠实"标准也应该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如果它不能从新的时代里获取新的含义的话，就会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新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因此，翻译的"忠实"标准也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的标准。
4.2 理解"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忠实"标准着眼点是向原文看齐，要求全方位地忠实于原文，就是内容和形式都要忠实。不管学者们用的术语有何差异，比如内容、意义、意思、神韵、形式、风格、丰姿等，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面面俱到的以原文为绝对准绳的一元标准。事实上，传统标准都是一元标准，因为传统译论强调的是一一统天下的普适性。如果从辩证逻辑角度看问题，不分时间、地点、场合都要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就成了绝对真理，那它就只有哲学思辨上的意义，无法应用于具体的翻译实践。 因此把"忠实"理解成绝对意义上的忠实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忠实而就此放弃列忠实的追求和努力。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最大限度"的忠实。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忠实"标准的相对性。
5.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范畴，正因为它纷繁复杂，涉及到多层次的研究，故而对于翻译忠实性的标准应该尽可能全面，客观，同时动态，相对的来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前提下进行。当然，忠实性是必须或者说必要的一个准则，但绝对的忠实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同样不能因为其在某时、在某些方面不忠实，就称其为不忠实的翻译。本文对于忠实性的表述分析力图探讨文化差异对译者的影响，其实就是想说明影响忠实性翻译的因素，但未能表达清楚。另外，文中对于相对性和动态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标准，只是说出对于忠实性局限问题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定有诸多不妥之处，惟愿以此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
[2]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J].中国翻译，2001，（1）.
[3] 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翻译[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18.
[4]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7.
[5] 钱钟书.《〈谈艺录〉序》，《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6] 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7]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8] 林语堂.《东坡诗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 Munday，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Roufledge， 2001.26.26.
【关键词】忠实性原则 相对性 动态发展 文化差异
本文通过东西方翻译理论的对照，力图阐明翻译中忠实性标准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分析文化差异对译者的影响，力图说明译者无法忠于原文的原因，最终引出应用动态发展与相对忠实的角度看待翻译。
1.传统忠实标准及局限
忠实性标准一直是翻译中最重要的标准，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上译者无不遵循这一原则，然而，忠实到底指什么，实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翻译者在把原语言转化为另一语时尽量保证对原语言的意义，形式等不改变。以下就是东西方学者对忠实性的表述。
1.1 传统忠实标准（东西方不同的表述）
1.1.1 传统忠实标准之论述。
早在一百多年前，严复先生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斯论一出，直如石破天惊，使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此现象成了"西方学人或学界难以明白的学术奇观"。 而且自提出之日起，一百多年来，它在国内翻译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经典翻译标准把"信"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忠实"的推崇。严复的翻译观虽被奉为译学圭臬，但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鲁迅、梁实秋、瞿秋白和叶公超参与的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论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此次论战其实可以说是一场"直译"和 "意译"之争。鲁迅先生坚持"宁信而勿顺"，提出了易解、丰姿双标准：力求易解和保存原作丰姿，就是既要通顺也要忠实。这其实是对"忠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要忠实于形式。到了五六十年代，继傅雷提出"神似说"后，钱钟书又提出"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不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 味，那就算入于'化境'"。 这种 "忠实"可以说是对原作最大程度的忠实，但过分强调艺术性，可望而不可及。
1.1.2 西方学者对忠实的论述。
西方第一个系统阐述翻译理论的是法国学者多莱（Do. 1et），他提出了翻译的五原则：理解原著内容；通晓原语和译语；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求整体效应。18世纪末，泰特勒（Tytler）在《论翻译的原作》中也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译作应完整的再现原作内容；译作风格与原作相同；译作应如原作一样自然流畅。 表面看来，这些传统译论者似乎只在谈论翻译的方法和原则，其实他们都谈到了翻译的标准问题。进入20世纪，费道罗夫和温特在给翻译定义的时候就加上了"忠实"、"全面"、"等值"等要求，卡特福德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的话语材料用另外一种语言的等值话语予以替代。并且提出了"文本对等"论。西方学者所提的"等值"和我国学者所提的"忠实"标准一样，要求"信"于原文。
1.2 局限性。
对以上表述分析不难看出"忠实"标准从一提出就占据最高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是和翻译的本质分不开的。而对于"忠实"的认识，既有持绝对观点的，也有认识到了其相对性和局限性的。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标准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以原文为本位，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的标准。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那么，我们研究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深入的研究忠实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忠实与不忠实的关系。是不是不忠实或不完全忠实与原文就不是好的翻译？影响译者翻译主动性的因素有哪些？
2.现代译论对"忠实"标准的冲击
中国传统译论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思路渐次发展，长期具有理论活力；西方传统译论也是立足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现当代译论颇具影响。但是传统译论处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难免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并且给本身具有局限性的传统标准带来冲击和动摇。
2.1 许渊冲，辜正坤等的观点。
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所以像以往之谈"忠实"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提法突破了翻译"以信为本"的传统观念，首次公开剥夺了"忠实"标准的核心地位，但总的理论体系走的还是典型的传统译论的老路。真正算得上有所突破的是辜正坤于1989年提出的"多元互补论"：翻译可以依据不同情况设嚣不同的多个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时期发生各种变化，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翻译标准应是距离原文的"最佳近似度"。但是，在这一理论中，原文作为最高尺度这一观念并未受到质疑，相反，原文被认为是翻译的"绝对标准" 但从打破一个标准一统天下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论"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2.2 奈达等西方人的观点。
在西方，奈达提出了"等效论"，要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他推出了"功能对等"说，其"功能"指的是原作在原语文化中的功能，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这一功能怎样才能在译语文化中充分保留，使接受者因得到同样的感受而满意，却形成了一个难解的 "扣"。奈达因此而饱受诟病。奈达的贡献在于把焦点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转移到两个交际过程的比较，把可能影响信息接收的各种语言和文化问题都放在考虑之列。近些年来，从70年代起，在国外发展起来的一些当代新译论逐渐进入我国，为翻译批评标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其中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翻译标准实际上是受翻译目的所控制的。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目的论提出了两个法则：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者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而定。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则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忠实"。我国著名学者王东风2004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文章《解构忠实-- 翻译神话的终结》，把忠实说成"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本文认为忠实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定之上的，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错误假定就是原文话语之中一定有一个恒定不变的原意，德里达用延异这一反概念证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抽去了原意确定论的立论基础；同时新批评也用意图谬误说论证了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原意确定论的不切实际性，进一步支持了对忠实的解构。"至此，"忠实"标准受到最大程度的冲击和动摇。 毫无疑问，以上的理论是积极解决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东看到了忠实性之外的解决方案，并使得翻译理论更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
3.文化差异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在此，笔者有必要指出，在翻译实践中，不是所有的译者都能按照忠实或相对忠实的原则进行语言创作，译者的翻译活动还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特色，文学色彩，及自身的语言能力。
3.1 译者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
我们不难想象其中的缘由，因为语言本身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简而言之，翻译是鱼应该游弋于语言的水中。例如，林纾的翻译必然会以古文中常见的语言形式出现。而我们现代人的翻译若还遵循古诗或古文的语言模式则会显得过于呆板甚至迂腐。那么，我们如何评价此时译者的忠实与否呢？诚然，译者改动了原作的语言风格或者表达方式或者文本形式，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同时代翻译作品出现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必然，至于忠实与否只能看译者对原作意义的把握了。我们不能说严复的翻译与当代的翻译大家孰优孰劣。
3.2 译者会受到作品性质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翻译难以绝对忠实，甚至很难可以说很难相对忠实。在此，笔者之以文学翻译中的诗歌翻译举例说明。因为诗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诗词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诗词翻译，光传意（即做到意义上的忠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的风格，要把原诗创造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所以，译者在表现原作的时候，往往无法会感觉到是"带着镣铐跳舞"。绝对的甚至是相对的忠实都将大打折扣。以林语堂翻译苏轼的诗文《西江月·梅》中个别诗句为例，如"素面常嫌粉涴 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 不与梨花同梦" ，语堂先生如此翻译："Thy white face doth powder spurn /Vermilion must yet from thy lips learn/Flesh of snow，bones of jade/Dreams thy dreams，peerless one/Not for this world thou art made".显然，语堂的翻译是精妙绝伦的，但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有异化与归化的影子，同时还受到了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
3.3 译者自身的双语能力。
翻译是两种文化汇合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就是两种文化的中介，他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也可以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通过翻译来颠覆现存的文化和文学模式，达到变革的目的。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包括译者的双语语言知识和双语文化知识。译者在解读原文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即在解读时有译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表达时又有原语语言文化的渗透，译者在解读与表达过程中对双语语言文化的协调就是译者文化能力的表现，而这种能力的高低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能力因素中本族语能力较强，在外语译成本族语时趋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本族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相对应的外语表达时，往往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我们在阅读文学译著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毫无例外地要对译文作归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情况恰恰相反，即异化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故，我们应该明白对于忠实标准的分析应该从多层次进行，要看到局限性同时还应看到译者的因素，毕竟翻译是译者于两种语言的转换中进行文字处理。完全抛开译者也是不可取的。
4.重新审视忠实性标准
忠实性标准和所有的事物一样，应符合哲学法则下发展，即，变化的、动态的发展。试想，如果学者都笃定"信，达，雅"的信条，那么到现在翻译学就该是"八股"，自严复开始就无需再研究了。故本文提出两个可能的观点。
4.1 动态发展的"忠实"。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标准、原则、准则、规范等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恒定不变。翻译标准也一样，任何翻译标准都存在着一个历史前提，只能适用于某一历史阶段，"超历史"的翻译标准不可能存在。 "忠实"作为一个翻译标准当然也不能例外，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翻译标准。中国古代时期严复提出了 "雅"，由于当时的翻译对象针对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所以用共时的观点来看，这个标准是合适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后来有不少学者总是批评这个"雅"，说原文不雅何以雅之。这样的批评就是因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翻译标准。我们用静止的眼光，把"雅"这个翻译标准和其-特定的历史前提分离开来，难免就会发现这个标准不合时宜。其实我们也应该用发展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来看待 "雅"。"雅"服务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时期的士大夫，适用于当时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不应该片面的批评。 "忠实"作为一种翻译标准也有它本身的时间限制。以前的"忠实"标准不能与现在的时代相匹配。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很明显也会给以前的"忠实"标准增添新的含义。比如，以前人们认定原文至上，"忠实"自然而然就是最高标准。当奈达提出"动态对等"时，"忠实"标准又增添了新的含义：忠实于读者的反应。后来的目的论强调要忠实于发起者想要在译文中达到的目标。当然这样一种变化也是有原因的。时代在发展，语言的使用也会变化，人类的知识也在逐渐的积累，人们的眼界也越来越宽广。既然这样，"忠实"标准也应该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如果它不能从新的时代里获取新的含义的话，就会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新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因此，翻译的"忠实"标准也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的标准。
4.2 理解"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忠实"标准着眼点是向原文看齐，要求全方位地忠实于原文，就是内容和形式都要忠实。不管学者们用的术语有何差异，比如内容、意义、意思、神韵、形式、风格、丰姿等，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面面俱到的以原文为绝对准绳的一元标准。事实上，传统标准都是一元标准，因为传统译论强调的是一一统天下的普适性。如果从辩证逻辑角度看问题，不分时间、地点、场合都要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就成了绝对真理，那它就只有哲学思辨上的意义，无法应用于具体的翻译实践。 因此把"忠实"理解成绝对意义上的忠实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忠实而就此放弃列忠实的追求和努力。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最大限度"的忠实。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忠实"标准的相对性。
5.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范畴，正因为它纷繁复杂，涉及到多层次的研究，故而对于翻译忠实性的标准应该尽可能全面，客观，同时动态，相对的来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前提下进行。当然，忠实性是必须或者说必要的一个准则，但绝对的忠实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同样不能因为其在某时、在某些方面不忠实，就称其为不忠实的翻译。本文对于忠实性的表述分析力图探讨文化差异对译者的影响，其实就是想说明影响忠实性翻译的因素，但未能表达清楚。另外，文中对于相对性和动态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标准，只是说出对于忠实性局限问题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定有诸多不妥之处，惟愿以此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
[2]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J].中国翻译，2001，（1）.
[3] 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翻译[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18.
[4]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7.
[5] 钱钟书.《〈谈艺录〉序》，《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6] 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7]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8] 林语堂.《东坡诗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 Munday，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Roufledge， 2001.2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