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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不想要年輕壯實又踏實肯幹的人啊！」包工頭李家海說，但他沒有選擇，因為從2013年開始，他所在的建築工地已找不到30歲以下年輕農民工了，全是清一色的「老人」。
近日，有媒體報導了「高齡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狀況，引起了各方關注。
所謂的「高齡農民工」，是指50歲以上的農民工。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13年，全大陸農民工總數為26894萬，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5.2%，絕對數量約為4100萬。
儘管「高齡農民工」打工時遇到了一系列問題，如勞動能力下降；達到退休年齡仍繼續工作，以及沒有職工養老金等。但不得不承認，「高齡農民工」群體的出現與壯大，是大陸經濟新常態的一部分。
「高齡農民工」屬於勞動年齡人口
按照目前的退休年齡標準，「高齡農民工」絕大多數沒有達到退休年齡。即使一部分「高齡農民工」達到了退休年齡，如果按照近年引起熱烈討論、將來會逐步實施的延遲退休方案（即不分男女，65歲退休），他們也仍處於勞動年齡段。這些人外出找工作，應是正常現象。
農民工來自鄉村，鄉村中60歲以上勞動力仍然工作是相當普遍的現象。2006年進行的大陸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表明：大陸鄉村的戶籍從業人員（農民工統計只有戶籍口徑，所以只能與鄉村戶籍勞動力比較）中，60歲以上的有4193萬，比2013年全大陸50歲以上「高齡農民工」的總數還要多。如果以同一個普查中鄉村60～69歲的5765萬人口為分母，則該年齡段人口繼續工作的比例在70%以上。與「高齡農民」相比，「高齡農民工」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那麼，為什麼50歲以上的農民種田沒有人稱之為「高齡農民」，50歲以上的城鎮下崗工人也沒有人稱之為「高齡下崗工人」，唯獨50歲以上的農民工繼續工作就會作為「高齡農民工」而引起關注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回顧農民工就業的舊態。
舊態：企業用（農民）工年輕化
城鄉存在著大量過剩的勞動力，這是大陸一直存在的現象。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大陸的經濟發展還達不到讓所有願意就業的勞動力都充分就業的水準，而只能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上世紀90年代以前，政府保證的是城鎮戶籍勞動年齡人口的終身就業，代價是大量鄉村戶籍勞動力無法充分就業，成為剩餘勞動力。
上世紀80年代以後，鄉村勞動力獲准進城就業，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非技術工作。在這些行業中，與城鎮戶籍勞動力相比，農民工具有以下兩方面的優勢：
第一，農民工家庭的生活支出遠低於城鎮戶籍家庭。農民工通常本人在城鎮工作，家屬（子女和父母）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留在鄉村。鄉村的生活水準和生活支出遠低於城鎮。由於家安在鄉村，農民工在城鎮工作時，往往通過降低生活標準（例如住宿舍或群租房）來節約開支，其生活支出僅相當於城鎮戶籍居民平均月生活消費支出的一半。
由於生活支出低，農民工所要求工資的底限也遠低於城鎮戶籍勞動者。儘管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中，進城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要比城鎮勞動力高，但當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鎮，成為建築業、加工製造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中的主要勞動力來源後（2013年，上述3個行業的從業人員中，農民工所占比重分別為81.8%、73.6%、67.4%），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水準反而從1995年以前的高於城鎮正式職工，下降到目前的僅相當於城鎮正式職工的50%～60%。
第二，農民工沒有「鐵飯碗」。在農民工嚴重供過於求的條件下，企業可以根據工作需要，靈活地雇用和辭退農民工，保證所用農民工都屬於體力強、反應靈敏、操作精確的青年年齡段。
用類似「高齡農民工」的語言來說，2004年民工荒出現前，城鎮的「高齡」工人（所謂「4050」人員，即男50歲、女40歲以上人員）絕大多數下了崗；鄉村「高齡剩餘勞動力」絕大多數進城找不到工作，只能在鄉村閑著；進了城的青年農民工一旦進入中年（35～40歲）就成了「高齡農民工」，絕大多數不能繼續在城鎮找到工作，只能回鄉村。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留下的職工幾乎是清一色的青年農民工。這種城鎮企業用（農民）工年輕化的趨勢持續了20年，成為大陸勞動力市場上的舊態。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常態
從2004年開始，大陸出現了全國性的民工荒。但與此同時，農民工數量還在持續增加。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從2004年的11823萬增長到2014年的16821萬。可見，民工荒的原因不是鄉村缺乏勞動力，而是鄉村缺乏勞動生產率高的青年勞動力。
全國性民工荒出現後，儘管農民工的實際工資連年快速增長——從2004到2014年，農民工實際工資平均年遞增10.7%——但進入21世紀後，農民工平均工資仍保持在僅相當於城鎮正式職工50%～60%的低水準。只有「工作在城鎮、家庭在鄉村」的農民工，才能靠如此低的工資在鄉村維持相對高的生活水準。那些想在所工作城鎮安家的勞動者——無論是城鎮新一代勞動者（以大學畢業生為主），還是農民工節衣縮食送進大學的子弟，都不可能拿著在城鎮生活十分艱難的低工資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作。這些行業解決民工荒的希望，也就只能落到鄉村中年勞動力即「高齡農民工」頭上了。
數據表明，全大陸農民工平均年齡由2008年的34歲上升到2012年的37.3歲，平均每年上升0.825歲。如果從2008～2012年，農民工群體的人員構成不變，即所有2008年時的農民工2012年都繼續打工，且沒有鄉村新成長勞動力的加入，該農民工群體2012年時的平均年齡應比2008年增加4歲，即平均每年上升1歲。考慮到每年新成長鄉村勞動力加入的影響，理想狀態下全大陸農民工平均年齡每年應該上升不到1歲，大約在0.9～0.95歲。平均每年上升0.825歲，意味著儘管年齡不饒人，但絕大多數「高齡農民工」仍可以繼續在城鎮工作。可見，以「高齡農民工」應對民工荒，已經成為事實。
我們看到，「高齡農民工」的分佈是不均衡的。就行業而論，與製造業或餐飲服務業相比，建築業對農民工年齡的要求歷來比較寬鬆。在農民工嚴重供過於求的1997年，北京的外來勞動者中，25歲以下人員在全部人員中的比重，製造業是61.3%，餐飲服務業是68.6%，而建築業只有38.6%；26～40歲人員的比重，相應分別為32.3%、26.2%與48.5%。照此推算，建築業外來勞動者的平均年齡，要比製造業高出10歲左右。如上述媒體所報導，「高齡農民工」的問題突出存在於建築業。
總之，計畫經濟下，大陸鄉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民工潮年代，城鄉同時存在大量中年剩餘勞動力。只有在今天沿海缺工已經成為新常態的情況下，包括「高齡農民工」在內的中年勞動年齡人口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可見，50多歲、60出頭的「高齡農民工」就業，已經成為大陸經濟新常態的一部分。
近日，有媒體報導了「高齡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狀況，引起了各方關注。
所謂的「高齡農民工」，是指50歲以上的農民工。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13年，全大陸農民工總數為26894萬，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5.2%，絕對數量約為4100萬。
儘管「高齡農民工」打工時遇到了一系列問題，如勞動能力下降；達到退休年齡仍繼續工作，以及沒有職工養老金等。但不得不承認，「高齡農民工」群體的出現與壯大，是大陸經濟新常態的一部分。
「高齡農民工」屬於勞動年齡人口
按照目前的退休年齡標準，「高齡農民工」絕大多數沒有達到退休年齡。即使一部分「高齡農民工」達到了退休年齡，如果按照近年引起熱烈討論、將來會逐步實施的延遲退休方案（即不分男女，65歲退休），他們也仍處於勞動年齡段。這些人外出找工作，應是正常現象。
農民工來自鄉村，鄉村中60歲以上勞動力仍然工作是相當普遍的現象。2006年進行的大陸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表明：大陸鄉村的戶籍從業人員（農民工統計只有戶籍口徑，所以只能與鄉村戶籍勞動力比較）中，60歲以上的有4193萬，比2013年全大陸50歲以上「高齡農民工」的總數還要多。如果以同一個普查中鄉村60～69歲的5765萬人口為分母，則該年齡段人口繼續工作的比例在70%以上。與「高齡農民」相比，「高齡農民工」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那麼，為什麼50歲以上的農民種田沒有人稱之為「高齡農民」，50歲以上的城鎮下崗工人也沒有人稱之為「高齡下崗工人」，唯獨50歲以上的農民工繼續工作就會作為「高齡農民工」而引起關注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回顧農民工就業的舊態。
舊態：企業用（農民）工年輕化
城鄉存在著大量過剩的勞動力，這是大陸一直存在的現象。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大陸的經濟發展還達不到讓所有願意就業的勞動力都充分就業的水準，而只能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上世紀90年代以前，政府保證的是城鎮戶籍勞動年齡人口的終身就業，代價是大量鄉村戶籍勞動力無法充分就業，成為剩餘勞動力。
上世紀80年代以後，鄉村勞動力獲准進城就業，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非技術工作。在這些行業中，與城鎮戶籍勞動力相比，農民工具有以下兩方面的優勢：
第一，農民工家庭的生活支出遠低於城鎮戶籍家庭。農民工通常本人在城鎮工作，家屬（子女和父母）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留在鄉村。鄉村的生活水準和生活支出遠低於城鎮。由於家安在鄉村，農民工在城鎮工作時，往往通過降低生活標準（例如住宿舍或群租房）來節約開支，其生活支出僅相當於城鎮戶籍居民平均月生活消費支出的一半。
由於生活支出低，農民工所要求工資的底限也遠低於城鎮戶籍勞動者。儘管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中，進城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要比城鎮勞動力高，但當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鎮，成為建築業、加工製造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中的主要勞動力來源後（2013年，上述3個行業的從業人員中，農民工所占比重分別為81.8%、73.6%、67.4%），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水準反而從1995年以前的高於城鎮正式職工，下降到目前的僅相當於城鎮正式職工的50%～60%。
第二，農民工沒有「鐵飯碗」。在農民工嚴重供過於求的條件下，企業可以根據工作需要，靈活地雇用和辭退農民工，保證所用農民工都屬於體力強、反應靈敏、操作精確的青年年齡段。
用類似「高齡農民工」的語言來說，2004年民工荒出現前，城鎮的「高齡」工人（所謂「4050」人員，即男50歲、女40歲以上人員）絕大多數下了崗；鄉村「高齡剩餘勞動力」絕大多數進城找不到工作，只能在鄉村閑著；進了城的青年農民工一旦進入中年（35～40歲）就成了「高齡農民工」，絕大多數不能繼續在城鎮找到工作，只能回鄉村。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留下的職工幾乎是清一色的青年農民工。這種城鎮企業用（農民）工年輕化的趨勢持續了20年，成為大陸勞動力市場上的舊態。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常態
從2004年開始，大陸出現了全國性的民工荒。但與此同時，農民工數量還在持續增加。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從2004年的11823萬增長到2014年的16821萬。可見，民工荒的原因不是鄉村缺乏勞動力，而是鄉村缺乏勞動生產率高的青年勞動力。
全國性民工荒出現後，儘管農民工的實際工資連年快速增長——從2004到2014年，農民工實際工資平均年遞增10.7%——但進入21世紀後，農民工平均工資仍保持在僅相當於城鎮正式職工50%～60%的低水準。只有「工作在城鎮、家庭在鄉村」的農民工，才能靠如此低的工資在鄉村維持相對高的生活水準。那些想在所工作城鎮安家的勞動者——無論是城鎮新一代勞動者（以大學畢業生為主），還是農民工節衣縮食送進大學的子弟，都不可能拿著在城鎮生活十分艱難的低工資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作。這些行業解決民工荒的希望，也就只能落到鄉村中年勞動力即「高齡農民工」頭上了。
數據表明，全大陸農民工平均年齡由2008年的34歲上升到2012年的37.3歲，平均每年上升0.825歲。如果從2008～2012年，農民工群體的人員構成不變，即所有2008年時的農民工2012年都繼續打工，且沒有鄉村新成長勞動力的加入，該農民工群體2012年時的平均年齡應比2008年增加4歲，即平均每年上升1歲。考慮到每年新成長鄉村勞動力加入的影響，理想狀態下全大陸農民工平均年齡每年應該上升不到1歲，大約在0.9～0.95歲。平均每年上升0.825歲，意味著儘管年齡不饒人，但絕大多數「高齡農民工」仍可以繼續在城鎮工作。可見，以「高齡農民工」應對民工荒，已經成為事實。
我們看到，「高齡農民工」的分佈是不均衡的。就行業而論，與製造業或餐飲服務業相比，建築業對農民工年齡的要求歷來比較寬鬆。在農民工嚴重供過於求的1997年，北京的外來勞動者中，25歲以下人員在全部人員中的比重，製造業是61.3%，餐飲服務業是68.6%，而建築業只有38.6%；26～40歲人員的比重，相應分別為32.3%、26.2%與48.5%。照此推算，建築業外來勞動者的平均年齡，要比製造業高出10歲左右。如上述媒體所報導，「高齡農民工」的問題突出存在於建築業。
總之，計畫經濟下，大陸鄉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民工潮年代，城鄉同時存在大量中年剩餘勞動力。只有在今天沿海缺工已經成為新常態的情況下，包括「高齡農民工」在內的中年勞動年齡人口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可見，50多歲、60出頭的「高齡農民工」就業，已經成為大陸經濟新常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