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0年，伦敦克佑区皇家植物园的简报（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中有这样一项记载：“在目前看来，人工靛蓝染剂无疑是化学家的光辉成就，但对种植者来说则实属不幸……”靛蓝由天然到合成的变迁在许多意义上来说都是殖民现代主义的叙事关键，其间农业与工业劳力史、指纹学、织物贸易、农民起义、以及图像制造交汇碰撞。将靛蓝解读为异议的发源，也正建立在这些生物政治学意义上的冲突之上。
经由法国摄影师奥斯卡·让-巴普帝斯·玛里特（Oscar Jean-Baptiste Mallitte）所摄20张记载“靛蓝在印度的种植与生产”（1877）的图片，我们被带入一个比真实更为真实的影幻世界。农田、遭遇干旱的水域和工厂成为混合的舞台一不是天然剧场，有机戏剧，而是一曲关于净化的工业乐章。从面色冷淡的种植园主的平房到丈量土地，从犁地到播种，从收割到简陋的运输，从装桶到不断击打蓝绿色的汨汨流质（两个身着制服的保安在染料桶边缘逡巡）。之后由瘦弱的身躯带入黑暗的锅炉房：染料的灵魂，染料即是魂魄。再进入压烫间一机器上永远遍布划痕和污浊的颜料粉尘。靛蓝染料的符号学编舞：收割-煮沸-浇注-压烫-干燥，基本步骤实际上构成了靛蓝染料符号性的编舞元素，同时它们也成为了一种痕迹，揭露出不同“身体”通过节奏性组织方式被强行同步的过程。在这里，人力-机器-产品在商业、自然资源和殖民行政管理的周期性驱动下融合、不可割裂。
与视觉化防线逆行/在视觉化边缘逆行
克里斯朵夫·皮尼（Christopher Pinney）认为摄影媒介的出现代表西方对于可见性与监视追求的顶点。作为一种植根视觉性的泛文明追求，总免不了遭遇“阵阵不安”。通过靛蓝染料这一“镜头”观察摄影，它便介于彰显与消失之间——一种可感知的知识断裂现象。这种巨大的不安源于摄像机作为技术社会性捕捉的表象，而靛蓝染料生产作为被其捕捉的对象，后者的特性在层层不断的转化中自我隐藏，意欲逃逸。当靛蓝被架构为一种前意识的器械物件时，它会释放一系列合理化与对立模式的反应。靛蓝形态学的索引性是基于一种否定性上的，因为这种物质的内在性基于种种萃取提炼的逻辑。
奥斯卡·玛里特在1857年到达加尔各答，适逢第一场席卷印度兵、莫卧儿帝国和平民的反英（东印度公司）起义展开，史称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随之东印度公司结业，被殖民的领土被纳入英属印度，由英国皇室直接统治。对玛里特来说，时机不可能更恶劣：他当时随F.J.莫特（F.J.Mouat）在安达曼群岛勘察建立流放地的可能。拘留所将接收1857年起义中被流放监禁的叛军及逃兵，以及更广义上的来自英管辖印度区的重犯。二十名欧洲守卫、12名缅甸囚犯和一个土著守卫接待了勘察团，主要负责在密不透风的植被中披荆斩棘、供水，并抵御岛上“野蛮民族”的侵袭。安达曼（Andaman）和尼科巴（Nicobar）群岛由印度洋中绵延两百零四个岛屿组成，据传成形于大约五千年前的大洪水。人们常常将这一起源与圣经意义上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以及其他本地色彩的起源传说联系起来。然而安达曼的现实神话则是在印欧海路上循环往复的裂合一无论在地壳构造还是种族政治意义上。许多情况下并无法确定那些商人开拓者、民族志学者和海员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群岛，还是仅仅隔着安全距离在海岸观望。“……我可以断言所有Angamanain岛民都有狗一样的头、牙齿和眼睛；面部看起来简直与大敖犬无异！”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曾如是说。更晚一些的一篇民族志研究则采取了引人入胜的恐怖小说式描述：“由浓密森林、野兽、食人族和那些在土牢中痛苦衷嚎的恶囚混杂而成的神奇土壤。”有人曾说：“每当靛蓝种植被提及，总感觉它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可怖元素一难以定义，但令人毛骨悚然。”靛蓝染料的命运也类似地处于一种颇具灵韵的境地，历史陈述唤起殖民幻想，余音袅袅。靛蓝染制的布料也像群岛一样转化为背景“引述”和显著证据。接下来的文章中将提到，其在历史中的主张通过反向的压印实现。
就像玛里特通过摄影捕捉到靛蓝种植和萃取的节律性劳作，他也在随莫特考察的途中记载了岛屿区域与地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描绘记载了一些前流放地，例如康华利斯堡（Port Cornwallis）：始建于18世纪，却沦陷于疾病，最终被附近一片盐沼“收回”。这种视觉生产的特定实践，即通过研究失败先例来建立新的惩罚机制，清晰地映出民族志使命常常勾勒出的双重肖像：将见证作为勘探，铭刻作为权力的策略。正是这次勘察远征实现了对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这一对英最后防线的持久殖民。
持久模式
在靛蓝交易重镇Jungipur，英属地行政部门的官员威廉·J·赫契尔B获取了一名土著工人的指印作为“行政”合约，一纸筑路合同由此构成对身份的整体性总结。在《指印起源》（The Origins of Finger-Printing，1916）一书的致辞中，他将指纹认证归功于Edward Henry，因亨利对指印取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广泛应用在孟加拉的警署、南非，乃至英格兰。正是通过亨利分类体系（Henry Classification System），指纹认证得以纳入英属印度的官方政策，照赫契尔的说法则是：“它为更严苛的司法需求造就了一种精准武器。”当我们在阅读赫契尔就指纹固定不变特性的评价时，难免会立刻联想到他在推广指纹压印一尤其是将其作为靛蓝种植园主和耕农之间司法工具一中扮演的角色。而他对身体取“证”的呼吁紧随1859年的靛蓝起义（Indigo Revolt）。当Herschel调任孟加拉西北部时，暴动仍如火如荼开展，而围绕靛蓝种植发展出的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也随之瓦解。
1857年的反抗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系统经营内首个主要的暴力断裂。虽然英属殖民地不少土邦支援英国，起义引发的分裂进而在翌年激起靛蓝佃民对欧洲种植园主和经销商的反抗。这在本质上是佃农对自身法律主体性的认识。拒绝耕种这一系统性地破坏土壤和身心的作物在土地所有制、农业贸易和殖民地独立的多重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Herschel同样写到：“起义军那些与胡格利河近在咫尺的油腻墨桶是一种难以磨灭的记忆。”然而不可磨灭的指印却与革命记忆背道而驰。作为辨证的印记它复原了起义农民个体的法律身份，却也同时将他们囿于罪犯和奴役。生产染料的手也因此最终作为证据的生产者，循回至一种系统化的净化。
靛蓝起义（Indigo Revolt，1859-1860）作为一种“例外状态”的演化，就像阿甘本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即处在公共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失衡点。具体而言，“政治性”是与革命主体具体性的纵深牵连，但同样地也通过隐藏的行政逻辑限制劳动肉身。反抗因此被置于法律与政治的中间地带。靛蓝的例外属性通过反复抵抗的模式被提出，不管播种于何处，即便在美洲和非洲最偏远的角落，它持续通过介入统治者的正常化进程塑造着地缘政治。在这种耐久磨练之中，靛蓝可有机地被认为是一种极限体验。
作为病理学的氧化过程
氧化是制作靛蓝染料的最终步骤。不论始于萘还是槐蓝属植物，与环境的激烈反应对合成靛蓝染料至关重要。在发酵与通气的复杂过程中，人体与土地交汇。靛蓝的变化汇入天空，海洋，肌肤和织物。像传统银盐摄影一样，它逐渐“显像”。然而制作完成时，图像生产的过程也被抹去。同样，靛蓝的模拟特性也像摄影一样过渡。大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论及靛蓝可怕的潜能：“有这样一种植物，不列颠的妇人和女儿们在某些节庆日拿它来染身体；她们赤身裸体，肤色好似埃塞俄比亚人。”歌德在《色彩论》中强调颜色是一定程度黑暗的成果，“一种异域病理学。”最纯粹的蓝被认为是一种撩人的补（反）色。它的外观成就刺激与镇定的对立。这种偏差被一位传教士形象地道出：“每一箱抵达伦敦市场的靛蓝都浸满了血汗！一究竟是为了增色还是仅仅为了增重，无从得知。”作为与肉身相关的沉淀物，靛蓝颜色不仅仅是前文所说的证据，植物，染料本身在加尔各答靛蓝委员会（Indigo Commission，1860）的听证会上就被视为目击者。
即便以化学合成的形式，当人造靛蓝染剂在1897年作为德国商品重新包装面对国际需求时，它依旧以人体沉积延续一这一炼金术式的合成涉及化学家、植物学家、种植者、染工、织物制造者和商人。
经由法国摄影师奥斯卡·让-巴普帝斯·玛里特（Oscar Jean-Baptiste Mallitte）所摄20张记载“靛蓝在印度的种植与生产”（1877）的图片，我们被带入一个比真实更为真实的影幻世界。农田、遭遇干旱的水域和工厂成为混合的舞台一不是天然剧场，有机戏剧，而是一曲关于净化的工业乐章。从面色冷淡的种植园主的平房到丈量土地，从犁地到播种，从收割到简陋的运输，从装桶到不断击打蓝绿色的汨汨流质（两个身着制服的保安在染料桶边缘逡巡）。之后由瘦弱的身躯带入黑暗的锅炉房：染料的灵魂，染料即是魂魄。再进入压烫间一机器上永远遍布划痕和污浊的颜料粉尘。靛蓝染料的符号学编舞：收割-煮沸-浇注-压烫-干燥，基本步骤实际上构成了靛蓝染料符号性的编舞元素，同时它们也成为了一种痕迹，揭露出不同“身体”通过节奏性组织方式被强行同步的过程。在这里，人力-机器-产品在商业、自然资源和殖民行政管理的周期性驱动下融合、不可割裂。
与视觉化防线逆行/在视觉化边缘逆行
克里斯朵夫·皮尼（Christopher Pinney）认为摄影媒介的出现代表西方对于可见性与监视追求的顶点。作为一种植根视觉性的泛文明追求，总免不了遭遇“阵阵不安”。通过靛蓝染料这一“镜头”观察摄影，它便介于彰显与消失之间——一种可感知的知识断裂现象。这种巨大的不安源于摄像机作为技术社会性捕捉的表象，而靛蓝染料生产作为被其捕捉的对象，后者的特性在层层不断的转化中自我隐藏，意欲逃逸。当靛蓝被架构为一种前意识的器械物件时，它会释放一系列合理化与对立模式的反应。靛蓝形态学的索引性是基于一种否定性上的，因为这种物质的内在性基于种种萃取提炼的逻辑。
奥斯卡·玛里特在1857年到达加尔各答，适逢第一场席卷印度兵、莫卧儿帝国和平民的反英（东印度公司）起义展开，史称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随之东印度公司结业，被殖民的领土被纳入英属印度，由英国皇室直接统治。对玛里特来说，时机不可能更恶劣：他当时随F.J.莫特（F.J.Mouat）在安达曼群岛勘察建立流放地的可能。拘留所将接收1857年起义中被流放监禁的叛军及逃兵，以及更广义上的来自英管辖印度区的重犯。二十名欧洲守卫、12名缅甸囚犯和一个土著守卫接待了勘察团，主要负责在密不透风的植被中披荆斩棘、供水，并抵御岛上“野蛮民族”的侵袭。安达曼（Andaman）和尼科巴（Nicobar）群岛由印度洋中绵延两百零四个岛屿组成，据传成形于大约五千年前的大洪水。人们常常将这一起源与圣经意义上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以及其他本地色彩的起源传说联系起来。然而安达曼的现实神话则是在印欧海路上循环往复的裂合一无论在地壳构造还是种族政治意义上。许多情况下并无法确定那些商人开拓者、民族志学者和海员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群岛，还是仅仅隔着安全距离在海岸观望。“……我可以断言所有Angamanain岛民都有狗一样的头、牙齿和眼睛；面部看起来简直与大敖犬无异！”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曾如是说。更晚一些的一篇民族志研究则采取了引人入胜的恐怖小说式描述：“由浓密森林、野兽、食人族和那些在土牢中痛苦衷嚎的恶囚混杂而成的神奇土壤。”有人曾说：“每当靛蓝种植被提及，总感觉它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可怖元素一难以定义，但令人毛骨悚然。”靛蓝染料的命运也类似地处于一种颇具灵韵的境地，历史陈述唤起殖民幻想，余音袅袅。靛蓝染制的布料也像群岛一样转化为背景“引述”和显著证据。接下来的文章中将提到，其在历史中的主张通过反向的压印实现。
就像玛里特通过摄影捕捉到靛蓝种植和萃取的节律性劳作，他也在随莫特考察的途中记载了岛屿区域与地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描绘记载了一些前流放地，例如康华利斯堡（Port Cornwallis）：始建于18世纪，却沦陷于疾病，最终被附近一片盐沼“收回”。这种视觉生产的特定实践，即通过研究失败先例来建立新的惩罚机制，清晰地映出民族志使命常常勾勒出的双重肖像：将见证作为勘探，铭刻作为权力的策略。正是这次勘察远征实现了对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这一对英最后防线的持久殖民。
持久模式
在靛蓝交易重镇Jungipur，英属地行政部门的官员威廉·J·赫契尔B获取了一名土著工人的指印作为“行政”合约，一纸筑路合同由此构成对身份的整体性总结。在《指印起源》（The Origins of Finger-Printing，1916）一书的致辞中，他将指纹认证归功于Edward Henry，因亨利对指印取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广泛应用在孟加拉的警署、南非，乃至英格兰。正是通过亨利分类体系（Henry Classification System），指纹认证得以纳入英属印度的官方政策，照赫契尔的说法则是：“它为更严苛的司法需求造就了一种精准武器。”当我们在阅读赫契尔就指纹固定不变特性的评价时，难免会立刻联想到他在推广指纹压印一尤其是将其作为靛蓝种植园主和耕农之间司法工具一中扮演的角色。而他对身体取“证”的呼吁紧随1859年的靛蓝起义（Indigo Revolt）。当Herschel调任孟加拉西北部时，暴动仍如火如荼开展，而围绕靛蓝种植发展出的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也随之瓦解。
1857年的反抗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系统经营内首个主要的暴力断裂。虽然英属殖民地不少土邦支援英国，起义引发的分裂进而在翌年激起靛蓝佃民对欧洲种植园主和经销商的反抗。这在本质上是佃农对自身法律主体性的认识。拒绝耕种这一系统性地破坏土壤和身心的作物在土地所有制、农业贸易和殖民地独立的多重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Herschel同样写到：“起义军那些与胡格利河近在咫尺的油腻墨桶是一种难以磨灭的记忆。”然而不可磨灭的指印却与革命记忆背道而驰。作为辨证的印记它复原了起义农民个体的法律身份，却也同时将他们囿于罪犯和奴役。生产染料的手也因此最终作为证据的生产者，循回至一种系统化的净化。
靛蓝起义（Indigo Revolt，1859-1860）作为一种“例外状态”的演化，就像阿甘本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即处在公共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失衡点。具体而言，“政治性”是与革命主体具体性的纵深牵连，但同样地也通过隐藏的行政逻辑限制劳动肉身。反抗因此被置于法律与政治的中间地带。靛蓝的例外属性通过反复抵抗的模式被提出，不管播种于何处，即便在美洲和非洲最偏远的角落，它持续通过介入统治者的正常化进程塑造着地缘政治。在这种耐久磨练之中，靛蓝可有机地被认为是一种极限体验。
作为病理学的氧化过程
氧化是制作靛蓝染料的最终步骤。不论始于萘还是槐蓝属植物，与环境的激烈反应对合成靛蓝染料至关重要。在发酵与通气的复杂过程中，人体与土地交汇。靛蓝的变化汇入天空，海洋，肌肤和织物。像传统银盐摄影一样，它逐渐“显像”。然而制作完成时，图像生产的过程也被抹去。同样，靛蓝的模拟特性也像摄影一样过渡。大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论及靛蓝可怕的潜能：“有这样一种植物，不列颠的妇人和女儿们在某些节庆日拿它来染身体；她们赤身裸体，肤色好似埃塞俄比亚人。”歌德在《色彩论》中强调颜色是一定程度黑暗的成果，“一种异域病理学。”最纯粹的蓝被认为是一种撩人的补（反）色。它的外观成就刺激与镇定的对立。这种偏差被一位传教士形象地道出：“每一箱抵达伦敦市场的靛蓝都浸满了血汗！一究竟是为了增色还是仅仅为了增重，无从得知。”作为与肉身相关的沉淀物，靛蓝颜色不仅仅是前文所说的证据，植物，染料本身在加尔各答靛蓝委员会（Indigo Commission，1860）的听证会上就被视为目击者。
即便以化学合成的形式，当人造靛蓝染剂在1897年作为德国商品重新包装面对国际需求时，它依旧以人体沉积延续一这一炼金术式的合成涉及化学家、植物学家、种植者、染工、织物制造者和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