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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记忆史研究专家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的责任让每个人都变成了其自身的历史学家”，借用这个说法，而且如果我们不把历史做悬置化的理解，那么我们在当下活跃的作家笔下也包括一些新锐的文学力量那里，是不难看到历史的面影的，虽然有时它们不过是以生活景片的方式呈现，但是因为其携带着贴己的体温，还是在集体的体制化的记忆之外留摄下不可化约的时代证词，我们依旧可以借此接通历史，或者至少获取看待历史的另一个视角。
石一枫：《借命而生》，《十月》2016年第6期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为了若干年前的一桩悬案锲而不舍的狱警杜湘东与他要抓捕的逃犯许文革之间越来越惺惺相惜，当许文革决心赴死时，杜湘东凭借警察的敏感找到了他——这一刻恰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烧红天际的时刻。就这样，小说终于把这对奇怪的、有着过命交情的警察和逃犯纠缠了近三十年的人生合成了一股，指向一个神圣的历史时间，让他们的情与仇成为大国崛起的大叙事中努力跟随却不够合拍的一小节。像他的成名作《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一样，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依旧在个体的命运浮沉里写出了关联时代的惊心动魄感，故事一贯的好看：痴迷工业技艺的盗窃犯，出人意料的抢枪出逃，执拗的母亲，潦草的枪毙，被良知、道义和卑微的生活折磨的警察，情同手足以命掩护的兄弟情，由这些元素串联出的是1980年代末以来北京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还有终成巨兽的金融资本破坏性的吞噬力。
石一枫素来被看作是顽主文学的新一代接班人，就语言的戏谑风格而言，确乎如此；但就小说的题旨而言，称其顽主，却未必适当。他固然调侃神圣，倚重故事，却总在以个体性的承担和遭际，写出被掩映在宏大的时代叙事之外另一类人的历史命运。换言之，他的语言的调侃和玩世不恭不是为了坐实叙述者精神的颓堕和消极的意义，而是其批判现实意图的掩护或补充。因此，他的小说内核其实相当严肃。
陈鹏：《关于阿里·哈特的九个瞬间》，《湖南文学》2017年第10期
阿里·哈特是英超伯恩茅斯俱乐部的一名中场球员，他的女儿甫一出生便去世了，他忍着悲痛在第二天对阵曼联的比赛中出场并打入一球。这就是陈鹏短篇小说《关于阿里·哈特的九个瞬间》所写故事的“本事”。在相关创作谈中，陈鹏特别提到，在看到关于阿里·哈特的新闻报道时，他即刻萌生了为之写一个小说的念头。通常来说，将新闻事件即时性地转化为一篇小说其实意味着一种风险，容易将小说蹈入某种二手材料的偏狭之中。但对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小说家而言另当别论，此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小说的技艺和精神完成对新闻的创造性转化。陈鹏转换的方式在我看来，依赖于两点：其一，没有把哈特丧女之痛写成我们所熟知的化悲痛为力量的励志鸡汤，而是用密实的细节传递出这种痛楚对生活的压抑，还有这种死别留下的空白给亲人造成的难以平复的亏欠感。其二，小说通过想象，把英国老球迷相濡以沫的故事和昆明的因为足球走到一起的一帮爷们分享心灵艰难的故事嫁接在一起，它们让哈特丧女的“本事”具备了一种阔度，一种“环球同此凉热”式的体贴，小说不是没有煽情，但是其情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意义上的“关情”，是属于人心的慈悲。
郑在欢：《这个世界有鬼》，《小說界》2017年第5期
以《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而被读者知晓的90后作家郑在欢耽写当下青年“病人”的病状。《这个世界有鬼》里，三个谈不上对人世有多么绝望的小伙子决定结伴自杀，他们喝了一通酒，谈了一通未了的心事，在集体跳楼未果后选择集体服毒，像争抢饮料一样喝下农药。这个小说最触动我们的，或许是三个青年对待死亡的潦草态度，不是视死如生，不是对死的容融或倾心，而是一种无所谓的散漫，对他们而言，死的庄严和禁忌都无从谈起，当然，生对于他们，和死亡一样，也不过是一种冗余。还有，他们死后，无论亲人的反应还是媒体的追访，透露的也远非关切，亲人谈不上悲伤，媒体娱乐化地消解了死亡的沉重。虽然小说最后的C部分告诉读者，前述的死亡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可是就像题目所暗示的“这个世界有鬼”，郑在欢可能无意也并没有写作一种本体性的虚无生存感受的自觉，但至少在小说中，这种虚无其来由，那就是以死亡来为人生祛魅（赋意？）的荒诞。
聂鑫森：《现代启示录》，《长城》2017年第6期
已经记不得这是我们读过的聂鑫森先生的第几篇《现代启示录》了，还是由三个故事串联而成的结构，还是对诚信、友善、正直这些最基本的人性之善的追慕，还是在历史的纵线里写知己的恩情和无喜无惧的恬然人生，每一个故事的长短和命意还是非常适合被用作中学语文阅读的素材。《现代启示录》讲的这些中国故事，的确可以烛照出当下世情的粗鄙，其所“启示”读者的，则在健全的人格和清雅的品行这两个层面，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并借以反躬自问的好小说。但如果对比汪曾祺的《岁寒三友》和林斤澜的《十年十癔》等前辈类似风格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现代启示录》的未达一间之处，“葫芦怪”“有眼”和“摆客”这三篇在构思上如出一辙，虽然作者已经努力在掩去小小说式的机巧包袱，但还是依赖于某种过于巧合的情节和读者已成定势的趣味，未至“真与不夺，强得易贫”的渐进自然之境。
石一枫：《借命而生》，《十月》2016年第6期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为了若干年前的一桩悬案锲而不舍的狱警杜湘东与他要抓捕的逃犯许文革之间越来越惺惺相惜，当许文革决心赴死时，杜湘东凭借警察的敏感找到了他——这一刻恰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烧红天际的时刻。就这样，小说终于把这对奇怪的、有着过命交情的警察和逃犯纠缠了近三十年的人生合成了一股，指向一个神圣的历史时间，让他们的情与仇成为大国崛起的大叙事中努力跟随却不够合拍的一小节。像他的成名作《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一样，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依旧在个体的命运浮沉里写出了关联时代的惊心动魄感，故事一贯的好看：痴迷工业技艺的盗窃犯，出人意料的抢枪出逃，执拗的母亲，潦草的枪毙，被良知、道义和卑微的生活折磨的警察，情同手足以命掩护的兄弟情，由这些元素串联出的是1980年代末以来北京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还有终成巨兽的金融资本破坏性的吞噬力。
石一枫素来被看作是顽主文学的新一代接班人，就语言的戏谑风格而言，确乎如此；但就小说的题旨而言，称其顽主，却未必适当。他固然调侃神圣，倚重故事，却总在以个体性的承担和遭际，写出被掩映在宏大的时代叙事之外另一类人的历史命运。换言之，他的语言的调侃和玩世不恭不是为了坐实叙述者精神的颓堕和消极的意义，而是其批判现实意图的掩护或补充。因此，他的小说内核其实相当严肃。
陈鹏：《关于阿里·哈特的九个瞬间》，《湖南文学》2017年第10期
阿里·哈特是英超伯恩茅斯俱乐部的一名中场球员，他的女儿甫一出生便去世了，他忍着悲痛在第二天对阵曼联的比赛中出场并打入一球。这就是陈鹏短篇小说《关于阿里·哈特的九个瞬间》所写故事的“本事”。在相关创作谈中，陈鹏特别提到，在看到关于阿里·哈特的新闻报道时，他即刻萌生了为之写一个小说的念头。通常来说，将新闻事件即时性地转化为一篇小说其实意味着一种风险，容易将小说蹈入某种二手材料的偏狭之中。但对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小说家而言另当别论，此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小说的技艺和精神完成对新闻的创造性转化。陈鹏转换的方式在我看来，依赖于两点：其一，没有把哈特丧女之痛写成我们所熟知的化悲痛为力量的励志鸡汤，而是用密实的细节传递出这种痛楚对生活的压抑，还有这种死别留下的空白给亲人造成的难以平复的亏欠感。其二，小说通过想象，把英国老球迷相濡以沫的故事和昆明的因为足球走到一起的一帮爷们分享心灵艰难的故事嫁接在一起，它们让哈特丧女的“本事”具备了一种阔度，一种“环球同此凉热”式的体贴，小说不是没有煽情，但是其情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意义上的“关情”，是属于人心的慈悲。
郑在欢：《这个世界有鬼》，《小說界》2017年第5期
以《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而被读者知晓的90后作家郑在欢耽写当下青年“病人”的病状。《这个世界有鬼》里，三个谈不上对人世有多么绝望的小伙子决定结伴自杀，他们喝了一通酒，谈了一通未了的心事，在集体跳楼未果后选择集体服毒，像争抢饮料一样喝下农药。这个小说最触动我们的，或许是三个青年对待死亡的潦草态度，不是视死如生，不是对死的容融或倾心，而是一种无所谓的散漫，对他们而言，死的庄严和禁忌都无从谈起，当然，生对于他们，和死亡一样，也不过是一种冗余。还有，他们死后，无论亲人的反应还是媒体的追访，透露的也远非关切，亲人谈不上悲伤，媒体娱乐化地消解了死亡的沉重。虽然小说最后的C部分告诉读者，前述的死亡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可是就像题目所暗示的“这个世界有鬼”，郑在欢可能无意也并没有写作一种本体性的虚无生存感受的自觉，但至少在小说中，这种虚无其来由，那就是以死亡来为人生祛魅（赋意？）的荒诞。
聂鑫森：《现代启示录》，《长城》2017年第6期
已经记不得这是我们读过的聂鑫森先生的第几篇《现代启示录》了，还是由三个故事串联而成的结构，还是对诚信、友善、正直这些最基本的人性之善的追慕，还是在历史的纵线里写知己的恩情和无喜无惧的恬然人生，每一个故事的长短和命意还是非常适合被用作中学语文阅读的素材。《现代启示录》讲的这些中国故事，的确可以烛照出当下世情的粗鄙，其所“启示”读者的，则在健全的人格和清雅的品行这两个层面，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并借以反躬自问的好小说。但如果对比汪曾祺的《岁寒三友》和林斤澜的《十年十癔》等前辈类似风格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现代启示录》的未达一间之处，“葫芦怪”“有眼”和“摆客”这三篇在构思上如出一辙，虽然作者已经努力在掩去小小说式的机巧包袱，但还是依赖于某种过于巧合的情节和读者已成定势的趣味，未至“真与不夺，强得易贫”的渐进自然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