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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2日凌晨，三姐死在大连市的一家医院里。三姐躺在病床上，瘦得皮包骨，她竭尽全力对握着她的手的丈夫说了声谢谢就走了。最后的一口气似天使的一声叹息。
死亡证明书上写着的死亡原因是末期癌。我，还有哥，比任何外人都知道三姐并非死于癌而是死于一种自杀行为。
同是一个爸妈生的，六个兄弟姐妹中三姐好像属于例外的那一个，像一粒饱满的种子，随便埋到哪一种土壤里，都会开花、会鲜艳。三姐明快宽容，其他的兄弟姐妹无可比拟。虽然人都免不了一死，但是，看起来最不容易死的人先死了，是死的可怕之处。三姐死时刚六十岁。
三姐是好姐姐。从小到大，我没有三姐和我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吵架的记忆。三姐只大我六岁，事事都让着我，也让着其他兄弟姐妹。我能够大学毕业，也多亏三姐。我二十一岁的那年冬天，爸突然死了，哥打电报到大学叫我速归。回大连的第二天爸就火葬了。火葬的当天晚上，妈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议。大姐和大姐夫、二姐和二姐夫、三姐和三姐夫、四姐和四姐夫、哥和嫂子，还有妈和我，围坐在饭桌前，妈说开家庭会议是为了我读大学的学费，妈说我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拜托每个家庭可以每月摊点儿钱出来。
爸刚死，家里气氛比较沉重，妈提到钱，沉重到压抑人。没有人接妈的话，沉默中我觉得应该表个态，深吸一口气，我看着每个人的脸说：爸死了，没人供我学费了，我是你们的小妹，你们供我是应该，但是我毕业后会回报你们。
大姐夫接过我的话，说我一个大学生实在是太不懂事。大姐夫说：即便是小妹，也不能因此说我们供你读书是天经地义的。
我觉得理亏，想找适当的话解释的时候，三姐抢着说：多有多帮，少有少帮，五个人帮一个人，不是天大的事。三姐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当班长，会领导人。
每次从大连返校的时候都是三姐和三姐夫去火车站送我。每次都买一袋苹果。三姐夫和我一起上车，找到我的位置，三姐夫将苹果放到我的座位下后再下车。隔着窗玻璃，我与三姐和三姐夫互相看着对方笑，笑到火车开起来，于是三姐和三姐夫跟着火车跑，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喊：要好好学习啊。爸去世的那一次，三姐和三姐夫一边摆手一边喊：要保重啊。
大姐夫说的对，没有什么人供我读书是应当应分的，所以三姐所说的话，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我第一次尝到被人从水里捞上来的滋味。以后我常常帮助一些“落水”的人，有人说我的心太软。
1992年，我到日本留学，此后的数年里，我找工资比较高的大学教授做担保人，将哥、大姐还有三姐，一个个办来日本探亲。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好像伸手摘天上的一颗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那时流行一句话，能出国的人，不是有钱的就是有名的。这话不对，好比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有的只是运气。翻译出版的书的作者，是一位教授，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大学读研究生。大学是国立的，学费相当便宜。大姐、哥和三姐能来日本，也是运气，缘于我想报当年供我读书的恩情。
但是，即便是这点儿报恩之情，也如海的泡沫般很快消逝。不说大姐，也不说哥，只说三姐。白天我外出的时候她去车站散步，自己在车站边的饭店里找到一份洗碗工。饭店老板是大连郊区的庄河人，三姐在厨房里不叫他老板叫哥，我去表示谢意的时候老板随着三姐叫我妹。三姐发工资的日子，将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有三万日元。三姐说三万太少，但是一点儿心意。我不肯收，三姐认真地对我说：这钱你一定得收，不然我住在这里会觉得不踏实。我第一次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再没有过这种感觉，恐怕一生都不会有。
妈去世后，我几乎将三姐当妈。三姐从日本回国后，我几乎天天给三姐打电话。一只麻雀，不小心撞到我家透明的窗玻璃，我照顾受了伤的麻雀，麻雀伤好后，我从同一扇窗放它飞到天空。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我在窗玻璃上贴了好看的纸花样。哪怕是这样的小事，我都跟三姐说。太多鸡毛蒜皮的事，如今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儿子的事却令我终生难忘。那时儿子只有六岁，一感冒就出荨麻疹，跑了无数家医院，一直查不出原因。一天儿子坐在我的膝盖上问：妈妈，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我抱着儿子，虚伪地说：因为你勇敢，上帝知道你会承受，还知道你会击败这个病。儿子那时上日本的私立小学校，是一年生，学校的哲学理念是基督教。
我哭着将与儿子的对话告诉三姐，三姐对我说：西医治不了，也许中医可以治。三姐去中医院，将我在电话里说的话重复说给医生，医生给三姐配了个药方，三姐拜托中药房按配方将药分成小袋，一天一袋，一下子买了九十袋。国际专递一个星期就把药送到我家。好多成分我不认识，但是我认识蛇和毒蝎子。中医不得了，以毒攻毒。怕儿子看见蛇不肯喝药，儿子睡觉后我在夜里将药煎成汁。汁很苦，儿子不肯喝，我就大声吼儿子：就是捏鼻子灌也得灌下去，你不是很勇敢吗？
意识到儿子不再出荨麻疹时，才发觉自己不知道儿子是什么时候治好了病。大学毕业后，我独立了。到日本后，我成家了，还做了母亲。不知不觉中，总是三姐在帮助我，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给旧友的手记》里写到：我说不定会自杀，就像病死那样。我喜欢这句话，将这句话理解为：芥川龙之介认为病死般的自杀是死的最好形式。三姐没有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书，当然不是受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三姐不是作家，但与芥川龙之介有相同的思维。三姐得知自己的病是癌症后，自始至终拒绝吃药。癌症到了末期，这里那里开始劇痛，三姐夫忍不住，偷偷地通过这种渠道那种渠道搞来大麻，偷偷地将大麻煮成水给三姐止痛。三姐知道癌已经到了晚期，开始拒绝吃饭。三姐一天天瘦下去，瘦到令人不忍目睹。三姐夫看不下去，求三姐吃饭，哥也求，我也求，我说：就当是为了我，求你吃一点儿东西吧。我这样说，三姐会喝一小碗豆浆或者小米粥。三姐能说话的时候对我说：医院那种地方身不由己，想好好死都不行，会被活活折腾死。
慢慢地，三姐不肯说话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说话的力气。三姐每天看左边墙壁的那一扇窗。不知道三姐为什么看窗，看窗时在想什么。我从日本打电话，劝三姐去医院，三姐说不去。我又劝三姐吃饭，三姐就将电话转给哥。三姐的心好像只属于她自己。 不治之症最终导致死亡，死亡后什么都没有。癌症末期的三姐的未来也只剩下死亡。三姐不吃药、不吃饭、不住院，是一种反抗，用反抗等待她唯一能自己争取的“好好地死”。三姐越来越衰弱了，脸发青，眼圈发黑，阴气逼人。哥怕我不相信，特地拍了一张三姐的照片发到我的手机。我看了三姐的照片，泪水止不住地流。只有妈去世的时候我才流过同样多的泪水。但是我很快平静，一而再再而三的凝视中，我发现三姐的眼神里有一种风情，似海水，水顺风来而随波去。死亡在我的眼里是距离我非常遥远的一扇门，我知道三姐已经走到门前，正竭尽全力推那扇门。分别的时刻快到了，也许就是今天。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一次劝三姐吃药吃饭了。哥也对我说：没办法。三姐夫说：只有等她不省人事的时候叫120。但是三姐预感到自己的死，那天夜里三姐突然对三姐夫说：你送我去医院吧。三姐连死都不给家人添麻烦。
在痛苦中挣扎着活下去是坚强，判断不值得活下去是勇敢。三姐用她自己的生命体验并面对死亡。三姐有权利反抗她自己的生命。归根结底，三姐通过选择死而掌握她自己的人生。也许荒诞，也许自相矛盾，但是我没有选择死的勇气，所以我不会懂得死，也不会懂得三姐。心甘情愿长眠的三姐，内心一定是平和的。
三姐推开死亡的门，跨过门槛，死亡的门重新关上。三姐在门的另一方。三姐和我们，虽然只隔着一扇门，天各一方。
我手机里存有哥拍的三姐的一张照片：凄凉的、阴冷的、病态的，一张女人的脸。三姐已经死了，这张脸不再是三姐。女人的脸从《神曲》的但丁的肖像画中跳出来：这张脸摆脱了世俗的污浊。作为姐妹，我活着一天，三姐就不会消逝，好比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来怀念三姐，三姐虚构的“生命”就持续活在我的心里。三姐依旧给我更加深刻的爱的力量。
三姐夫对哥说三姐留给他的几乎都是想头。虽然不是全部，三姐的某些部分却活在三姐夫的脑子里。只要想起三姐，三姐夫就能看见三姐。孤独不是一个人，孤独是心中没有可以爱恋的人。三姐家的鞋柜里，那双三姐穿过的鞋，有一刻也许会活起来，两只脚穿着它，从鞋柜里走出来，去遥远的一片田地，那里是三姐和三姐夫恋爱的地方。
哥不相信命运，自信到可怕，但是六个兄弟姐妹中哥的命运最好，除了哥一个男孩，其他的都是女孩，独生子用不着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哥生于1953年，赶上“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考试，成为六个兄弟姐妹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所有属于时代的好机会，哥一个也没有错过。哥现在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因着欲望而得到的。有一次哥学开车，花了好多钱却没有拿下车本，哥说腰酸背痛实在忍不到最后，这件事也许是哥的一生中唯一遭受的挫折。三姐去世后，哥连着几天说：吃药的话就不会走得这么快。有好长时间，三姐没有吃药这件事，成了哥无法快乐的原因。“我心情不好”成了哥的口头禅。我对哥说：你也说过没有办法，除了尊重本人的意思，还能怎样？我接着说：你说再劝她吃药的话，担心她甚至会咬自己的舌头，你忘了你說过的话吗？哥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三姐，心情不好会让哥比较好地打发时间。
不能触摸三姐的肉体，但是哀切的悲痛和深沉的爱，让我从记忆的温田里拾起一片片属于三姐的，属于我的过去。爱变得亲切，死亡令我感到对肌肤的眷恋。有人说过：最珍贵的人或者东西，只有闭上眼睛的时候才能看见。我闭上眼睛。窗外正下着大雨。雨像大滴的泪珠。
死亡证明书上写着的死亡原因是末期癌。我，还有哥，比任何外人都知道三姐并非死于癌而是死于一种自杀行为。
同是一个爸妈生的，六个兄弟姐妹中三姐好像属于例外的那一个，像一粒饱满的种子，随便埋到哪一种土壤里，都会开花、会鲜艳。三姐明快宽容，其他的兄弟姐妹无可比拟。虽然人都免不了一死，但是，看起来最不容易死的人先死了，是死的可怕之处。三姐死时刚六十岁。
三姐是好姐姐。从小到大，我没有三姐和我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吵架的记忆。三姐只大我六岁，事事都让着我，也让着其他兄弟姐妹。我能够大学毕业，也多亏三姐。我二十一岁的那年冬天，爸突然死了，哥打电报到大学叫我速归。回大连的第二天爸就火葬了。火葬的当天晚上，妈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议。大姐和大姐夫、二姐和二姐夫、三姐和三姐夫、四姐和四姐夫、哥和嫂子，还有妈和我，围坐在饭桌前，妈说开家庭会议是为了我读大学的学费，妈说我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拜托每个家庭可以每月摊点儿钱出来。
爸刚死，家里气氛比较沉重，妈提到钱，沉重到压抑人。没有人接妈的话，沉默中我觉得应该表个态，深吸一口气，我看着每个人的脸说：爸死了，没人供我学费了，我是你们的小妹，你们供我是应该，但是我毕业后会回报你们。
大姐夫接过我的话，说我一个大学生实在是太不懂事。大姐夫说：即便是小妹，也不能因此说我们供你读书是天经地义的。
我觉得理亏，想找适当的话解释的时候，三姐抢着说：多有多帮，少有少帮，五个人帮一个人，不是天大的事。三姐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当班长，会领导人。
每次从大连返校的时候都是三姐和三姐夫去火车站送我。每次都买一袋苹果。三姐夫和我一起上车，找到我的位置，三姐夫将苹果放到我的座位下后再下车。隔着窗玻璃，我与三姐和三姐夫互相看着对方笑，笑到火车开起来，于是三姐和三姐夫跟着火车跑，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喊：要好好学习啊。爸去世的那一次，三姐和三姐夫一边摆手一边喊：要保重啊。
大姐夫说的对，没有什么人供我读书是应当应分的，所以三姐所说的话，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我第一次尝到被人从水里捞上来的滋味。以后我常常帮助一些“落水”的人，有人说我的心太软。
1992年，我到日本留学，此后的数年里，我找工资比较高的大学教授做担保人，将哥、大姐还有三姐，一个个办来日本探亲。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好像伸手摘天上的一颗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那时流行一句话，能出国的人，不是有钱的就是有名的。这话不对，好比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有的只是运气。翻译出版的书的作者，是一位教授，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大学读研究生。大学是国立的，学费相当便宜。大姐、哥和三姐能来日本，也是运气，缘于我想报当年供我读书的恩情。
但是，即便是这点儿报恩之情，也如海的泡沫般很快消逝。不说大姐，也不说哥，只说三姐。白天我外出的时候她去车站散步，自己在车站边的饭店里找到一份洗碗工。饭店老板是大连郊区的庄河人，三姐在厨房里不叫他老板叫哥，我去表示谢意的时候老板随着三姐叫我妹。三姐发工资的日子，将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有三万日元。三姐说三万太少，但是一点儿心意。我不肯收，三姐认真地对我说：这钱你一定得收，不然我住在这里会觉得不踏实。我第一次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再没有过这种感觉，恐怕一生都不会有。
妈去世后，我几乎将三姐当妈。三姐从日本回国后，我几乎天天给三姐打电话。一只麻雀，不小心撞到我家透明的窗玻璃，我照顾受了伤的麻雀，麻雀伤好后，我从同一扇窗放它飞到天空。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我在窗玻璃上贴了好看的纸花样。哪怕是这样的小事，我都跟三姐说。太多鸡毛蒜皮的事，如今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儿子的事却令我终生难忘。那时儿子只有六岁，一感冒就出荨麻疹，跑了无数家医院，一直查不出原因。一天儿子坐在我的膝盖上问：妈妈，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我抱着儿子，虚伪地说：因为你勇敢，上帝知道你会承受，还知道你会击败这个病。儿子那时上日本的私立小学校，是一年生，学校的哲学理念是基督教。
我哭着将与儿子的对话告诉三姐，三姐对我说：西医治不了，也许中医可以治。三姐去中医院，将我在电话里说的话重复说给医生，医生给三姐配了个药方，三姐拜托中药房按配方将药分成小袋，一天一袋，一下子买了九十袋。国际专递一个星期就把药送到我家。好多成分我不认识，但是我认识蛇和毒蝎子。中医不得了，以毒攻毒。怕儿子看见蛇不肯喝药，儿子睡觉后我在夜里将药煎成汁。汁很苦，儿子不肯喝，我就大声吼儿子：就是捏鼻子灌也得灌下去，你不是很勇敢吗？
意识到儿子不再出荨麻疹时，才发觉自己不知道儿子是什么时候治好了病。大学毕业后，我独立了。到日本后，我成家了，还做了母亲。不知不觉中，总是三姐在帮助我，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给旧友的手记》里写到：我说不定会自杀，就像病死那样。我喜欢这句话，将这句话理解为：芥川龙之介认为病死般的自杀是死的最好形式。三姐没有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书，当然不是受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三姐不是作家，但与芥川龙之介有相同的思维。三姐得知自己的病是癌症后，自始至终拒绝吃药。癌症到了末期，这里那里开始劇痛，三姐夫忍不住，偷偷地通过这种渠道那种渠道搞来大麻，偷偷地将大麻煮成水给三姐止痛。三姐知道癌已经到了晚期，开始拒绝吃饭。三姐一天天瘦下去，瘦到令人不忍目睹。三姐夫看不下去，求三姐吃饭，哥也求，我也求，我说：就当是为了我，求你吃一点儿东西吧。我这样说，三姐会喝一小碗豆浆或者小米粥。三姐能说话的时候对我说：医院那种地方身不由己，想好好死都不行，会被活活折腾死。
慢慢地，三姐不肯说话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说话的力气。三姐每天看左边墙壁的那一扇窗。不知道三姐为什么看窗，看窗时在想什么。我从日本打电话，劝三姐去医院，三姐说不去。我又劝三姐吃饭，三姐就将电话转给哥。三姐的心好像只属于她自己。 不治之症最终导致死亡，死亡后什么都没有。癌症末期的三姐的未来也只剩下死亡。三姐不吃药、不吃饭、不住院，是一种反抗，用反抗等待她唯一能自己争取的“好好地死”。三姐越来越衰弱了，脸发青，眼圈发黑，阴气逼人。哥怕我不相信，特地拍了一张三姐的照片发到我的手机。我看了三姐的照片，泪水止不住地流。只有妈去世的时候我才流过同样多的泪水。但是我很快平静，一而再再而三的凝视中，我发现三姐的眼神里有一种风情，似海水，水顺风来而随波去。死亡在我的眼里是距离我非常遥远的一扇门，我知道三姐已经走到门前，正竭尽全力推那扇门。分别的时刻快到了，也许就是今天。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一次劝三姐吃药吃饭了。哥也对我说：没办法。三姐夫说：只有等她不省人事的时候叫120。但是三姐预感到自己的死，那天夜里三姐突然对三姐夫说：你送我去医院吧。三姐连死都不给家人添麻烦。
在痛苦中挣扎着活下去是坚强，判断不值得活下去是勇敢。三姐用她自己的生命体验并面对死亡。三姐有权利反抗她自己的生命。归根结底，三姐通过选择死而掌握她自己的人生。也许荒诞，也许自相矛盾，但是我没有选择死的勇气，所以我不会懂得死，也不会懂得三姐。心甘情愿长眠的三姐，内心一定是平和的。
三姐推开死亡的门，跨过门槛，死亡的门重新关上。三姐在门的另一方。三姐和我们，虽然只隔着一扇门，天各一方。
我手机里存有哥拍的三姐的一张照片：凄凉的、阴冷的、病态的，一张女人的脸。三姐已经死了，这张脸不再是三姐。女人的脸从《神曲》的但丁的肖像画中跳出来：这张脸摆脱了世俗的污浊。作为姐妹，我活着一天，三姐就不会消逝，好比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来怀念三姐，三姐虚构的“生命”就持续活在我的心里。三姐依旧给我更加深刻的爱的力量。
三姐夫对哥说三姐留给他的几乎都是想头。虽然不是全部，三姐的某些部分却活在三姐夫的脑子里。只要想起三姐，三姐夫就能看见三姐。孤独不是一个人，孤独是心中没有可以爱恋的人。三姐家的鞋柜里，那双三姐穿过的鞋，有一刻也许会活起来，两只脚穿着它，从鞋柜里走出来，去遥远的一片田地，那里是三姐和三姐夫恋爱的地方。
哥不相信命运，自信到可怕，但是六个兄弟姐妹中哥的命运最好，除了哥一个男孩，其他的都是女孩，独生子用不着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哥生于1953年，赶上“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考试，成为六个兄弟姐妹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所有属于时代的好机会，哥一个也没有错过。哥现在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因着欲望而得到的。有一次哥学开车，花了好多钱却没有拿下车本，哥说腰酸背痛实在忍不到最后，这件事也许是哥的一生中唯一遭受的挫折。三姐去世后，哥连着几天说：吃药的话就不会走得这么快。有好长时间，三姐没有吃药这件事，成了哥无法快乐的原因。“我心情不好”成了哥的口头禅。我对哥说：你也说过没有办法，除了尊重本人的意思，还能怎样？我接着说：你说再劝她吃药的话，担心她甚至会咬自己的舌头，你忘了你說过的话吗？哥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三姐，心情不好会让哥比较好地打发时间。
不能触摸三姐的肉体，但是哀切的悲痛和深沉的爱，让我从记忆的温田里拾起一片片属于三姐的，属于我的过去。爱变得亲切，死亡令我感到对肌肤的眷恋。有人说过：最珍贵的人或者东西，只有闭上眼睛的时候才能看见。我闭上眼睛。窗外正下着大雨。雨像大滴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