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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E.M.福斯特‘连接’诗学研究”（项目编号：TJWW15-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在路上》是“垮掉的一代”文学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本文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认为这种手法充分表达了《在路上》的主题，使之成为颠覆传统独白式小说的创新之作。
关键词：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狂欢
作者简介：宋玮（1976-），女，河北保定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马建桂（1974-），女，河北秦皇岛人，天津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语言教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2
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化与文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它的出现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文坛曾经历了 “寂静的十年”，正如一战后青年人的迷茫催生了“迷惘的一代”，不满于粉饰太平的假道学和压抑人性的旧传统的“垮掉的一代”应运而生了。杰克·凯鲁亚克是其中的一位著名小说家，被称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之王”。他的成名作《在路上》（1957）集中体现了“垮掉的一代”文学流派的特点。
一
《在路上》是自发性写作的代表。1951年初，凯鲁亚克服用药物后坐在打字机旁花了20天时间用120英尺长的打字纸打出了《在路上》这部作品。不同于传统文学作品中作家对于结构、叙事和语言的追求，《在路上》没有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也没有系统、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也没有对主要人物的进行个性刻画，完全是一部颠覆传统的文学作品。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描写萨尔与迪安相识后一见如故，后来迪安只身回了西部，为了追随迪安，萨尔开始了他第一次横跨美国大陆从东到西的旅行。在遭遇了一番挫折以后，萨尔最终又回到了纽约。第二章描写萨尔初次出游一年多后迪安再次到访，禁不住诱惑的萨尔又加入了迪安团队再次出发，历经磨难后又回到家中。第三章中，萨尔在1949年再次到达丹佛，此时他对迪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四章记述萨尔和迪安疯狂的旅行之路延伸到了国外，两人去墨西哥探险并最终抵达终点墨西哥城。第五章是一个短短的结尾，全书以萨尔和迪安在纽约的告别结束。
二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起着探索人性和思考人生意义的作用。它不仅是当前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的反映， 也尽力试图表现人生的终极目标。 因此，表达对人类向往的理想、价值和信仰的追求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在路上》是一部颠覆传统的小说，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仍然通过它传达了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路上》里的人物不安于日常生活而宁愿选择不断出发，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精神领域的特定目标。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美国甚至跨越国境，沿途寻找刺激，在旅途中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最终目的是希望在路的那一头找到信仰。
对于萨尔与迪安，路上生活起着类似宗教的疗愈作用。“宗教都含有一种否定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如佛教的追求来世、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最终都使人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选择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安慰。”[1]对于萨尔与迪安，路上生活是一种狂欢。他们的路上生活有两大特征：一是对物质的忽视；二是对社会规则的藐视。
三
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中并没有对物质存在提出高度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忽略物质的存在。这是与消费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美国早在19世纪末期就进入了消费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建构个人身份利用消费手段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和挥霍物质财富。此时消费成为一种大众普遍推崇的价值观，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旅行作为消费方式的一种也成为人们建构自我身份、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旅行过程中，目的地和旅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程的奢华与舒适程度。花费更多的费用，去更远的地方意味着更有意义的旅行。
《在路上》里人物的旅行无疑是与当时流行的观念背道而驰的。他们都是在经济上非常困窘的情况下开始旅行的，整个行程并无任何物质保障，餐风露宿，挨饿受冻都是正常现象。小说开头时，主人公萨尔决定去西海岸旅行，他当时有从退伍军人福利金中攒下的五十来块钱。他对姨妈说他可能要尽量搭乘免费便车或步行以便节省旅费。事实上，萨尔并没有能够像他所计划地那样精打细算，结果到了丹佛时他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身无分文。萨尔和旅伴们穷困潦倒，不仅一日三餐没有保障，给汽车加油的费用也常告急，但物质匮乏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多困扰。对他们来说路上生活使他们感到安全惬意，这种理想状态无需物质参与便很完美。萨尔与迪安在路上的生活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和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非常类似，他们追求的都是与自然融合的感觉。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他们试图摆脱一切物质的羁绊，包括普通人视为必需品的衣服。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迪安]脱光了衣服，在蒿草丛中又叫又跳。疾驶而过的车辆没有注意他。他又奔回汽车继续驾驶。“喂，萨尔，喂，玛丽卢，我要你们两个都跟我这样，摆脱身上全部衣服的负担—衣服有什么意义呢？来吧！我现在说的—同我一起晒晒你们美丽的肚皮吧，来吧！”（凯鲁亚克2006： 205；以下引文均源自该译本，只注页码）
衣服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品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现代服饰更是一种凸显个人身份的重要符号，迪安提出“衣服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时显然进入了游戏状态。巴赫金提出“游戏从根本上不同于艺术之处，就在于原则上不存在观众和作者。从游戏者本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游戏不需要游戏之外有观众在场。”[2]游戏者迪安只在意自身的主观感受，他既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在意衣服能给人带来的附加价值。
除了试图摆脱衣服的羁绊，《在路上》主人公们一路上扒火车、偷食物、在别人家借宿。当物质需求被縮减到最低时，他们的狂欢情绪却没有受到影响。颠覆现存束缚、期盼精神彼岸、在狂欢中寻求终极归宿正是“在路上”生活的本质。 四
巴赫金狂欢理论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官方权威话语作斗争。《在路上》这部作品中主人公们对社会规则的藐视贯穿始终，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对警察的蔑视以及对性的迷恋。
《在路上》中的“垮掉分子”对现实秩序的否定集中展现在警察身上。首先“垮掉分子”对警察感到十分厌恶，因为警察的强权是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高压政治氛围的写照。一路上警察无处不在，不断盘查处罚萨尔等人，以至于萨尔在墨西哥受到墨西哥警察的善待后感触颇深，认为美国警察远不及墨西哥警察可爱，因为墨西哥警察既不多疑，也不会无缘无故找别人麻烦。然而在旅行过程中萨尔为混了口饭吃曾在工房区的警卫营做了一段警察，警察这种本身很严肃职业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威严：
“我办了必要的例行手续，使我惊异的是那些混蛋居然雇用了我。我在当地的警察局长面前宣誓就职。领了一枚警章，一根警棍，成了一名特别警察。”（82）但一到工房区，“我们[便]坐在一张卷盖式的书桌周围，时不时地把枪套从腰上挪开，打打哈欠。老警察们海阔天空地闲扯。”（83）
性和毒品是“垮掉的一代”极端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在路上》也对此有较多描写。无论是萨尔还是迪安都难以同异性建立稳定的性关系。迪安自始至终都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当萨尔第一次来到丹佛与迪安会面时，“迪安同时向两个女人求爱，一个是他的前妻玛丽卢，她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他，另一个是卡米尔，一个新结交的姑娘，她在另一个旅馆房间里等他。”（53）除此之外迪安还有无数混乱的性关系，并以此作为吹嘘的资本。与迪安那种对性恣意妄为、无所顾忌的态度相比，萨尔对性的态度非常矛盾。萨尔是一个敏感的人，这种敏感使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有距离，总是具有强烈的孤独情绪。他的孤独感使他鼓足勇气去接近墨西哥姑娘特雷。《在路上》书中有两个章节描写了萨尔和特雷的感情经历，这是萨尔保持时间最长的一段感情，他甚至找了份工作和特雷过上了居家生活。然而萨尔很快对这种稳定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他说自己“是个喜欢浪迹江湖的人”。他虽然对离开特雷表现得依依不舍，但在回程的大客车上他就找到了新欢。
单世联从美学意义的角度认为：“巴赫金赋予狂欢节以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对抗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牢笼的，它颠倒一切等级秩序的‘笑’，它放荡肉体欲望的生命自由，它把确定置于多义和不确定之中等等，具有远远超出审美范围之外的政治-文化意义，狂欢节是解放的世界：世界不再可怕，而是极端的欢快与光明。”[3]人类长期生活于文明当中，为种种规则所束缚，本应为人类提供至美至善理想的艺术形式似乎也成为一种对人性的束缚。哲学家黑格尔、尼采和马尔库赛都曾讨论过艺术、审美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但是巴赫金透彻解读了这其中的关系。日常生活平庸繁琐，存在着对人性的压迫和强制，不可能经常庆祝狂欢。然而在某些特定时刻，人们可以不去计较利益得失，抛开理性束缚，放纵自己的欲望。也许这种理想生活难以企及，但是在人类的幻想中也总应该对保持这种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没能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却无疑启示我们人类是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的。对于《在路上》中的“垮掉分子”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另一种生活就在路上，驱动他们不断上路的力量在于他们坚信理想的彼岸就在路的那一端。
参考文献：
[1]宋春香. 论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精神诉求[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52.
[2]钱中文.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晓河，贾泽林张杰，樊锦鑫，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75.
[3]单世联.西方美学初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632.
[4]凯鲁亚克，杰克：在路上[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5]陈杰. 本真之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6]孙坚，杨仁敬. 用对话和狂欢颠覆现实世界——读凯鲁亚克的《在路上》[J]. 外语研究，2009，（01）：86-89.
[7]张欲晓. 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J].学习与探索，2007，（05）：192-194.
[8]文楚安. “垮掉的一代”、凱鲁亚克和《在路上》[J].当代文坛，2000，（03）：57-59.
摘 要：《在路上》是“垮掉的一代”文学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本文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认为这种手法充分表达了《在路上》的主题，使之成为颠覆传统独白式小说的创新之作。
关键词：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狂欢
作者简介：宋玮（1976-），女，河北保定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马建桂（1974-），女，河北秦皇岛人，天津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语言教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2
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化与文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它的出现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文坛曾经历了 “寂静的十年”，正如一战后青年人的迷茫催生了“迷惘的一代”，不满于粉饰太平的假道学和压抑人性的旧传统的“垮掉的一代”应运而生了。杰克·凯鲁亚克是其中的一位著名小说家，被称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之王”。他的成名作《在路上》（1957）集中体现了“垮掉的一代”文学流派的特点。
一
《在路上》是自发性写作的代表。1951年初，凯鲁亚克服用药物后坐在打字机旁花了20天时间用120英尺长的打字纸打出了《在路上》这部作品。不同于传统文学作品中作家对于结构、叙事和语言的追求，《在路上》没有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也没有系统、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也没有对主要人物的进行个性刻画，完全是一部颠覆传统的文学作品。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描写萨尔与迪安相识后一见如故，后来迪安只身回了西部，为了追随迪安，萨尔开始了他第一次横跨美国大陆从东到西的旅行。在遭遇了一番挫折以后，萨尔最终又回到了纽约。第二章描写萨尔初次出游一年多后迪安再次到访，禁不住诱惑的萨尔又加入了迪安团队再次出发，历经磨难后又回到家中。第三章中，萨尔在1949年再次到达丹佛，此时他对迪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四章记述萨尔和迪安疯狂的旅行之路延伸到了国外，两人去墨西哥探险并最终抵达终点墨西哥城。第五章是一个短短的结尾，全书以萨尔和迪安在纽约的告别结束。
二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起着探索人性和思考人生意义的作用。它不仅是当前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的反映， 也尽力试图表现人生的终极目标。 因此，表达对人类向往的理想、价值和信仰的追求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在路上》是一部颠覆传统的小说，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仍然通过它传达了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路上》里的人物不安于日常生活而宁愿选择不断出发，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精神领域的特定目标。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美国甚至跨越国境，沿途寻找刺激，在旅途中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最终目的是希望在路的那一头找到信仰。
对于萨尔与迪安，路上生活起着类似宗教的疗愈作用。“宗教都含有一种否定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如佛教的追求来世、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最终都使人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选择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安慰。”[1]对于萨尔与迪安，路上生活是一种狂欢。他们的路上生活有两大特征：一是对物质的忽视；二是对社会规则的藐视。
三
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中并没有对物质存在提出高度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忽略物质的存在。这是与消费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美国早在19世纪末期就进入了消费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建构个人身份利用消费手段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和挥霍物质财富。此时消费成为一种大众普遍推崇的价值观，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旅行作为消费方式的一种也成为人们建构自我身份、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旅行过程中，目的地和旅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程的奢华与舒适程度。花费更多的费用，去更远的地方意味着更有意义的旅行。
《在路上》里人物的旅行无疑是与当时流行的观念背道而驰的。他们都是在经济上非常困窘的情况下开始旅行的，整个行程并无任何物质保障，餐风露宿，挨饿受冻都是正常现象。小说开头时，主人公萨尔决定去西海岸旅行，他当时有从退伍军人福利金中攒下的五十来块钱。他对姨妈说他可能要尽量搭乘免费便车或步行以便节省旅费。事实上，萨尔并没有能够像他所计划地那样精打细算，结果到了丹佛时他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身无分文。萨尔和旅伴们穷困潦倒，不仅一日三餐没有保障，给汽车加油的费用也常告急，但物质匮乏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多困扰。对他们来说路上生活使他们感到安全惬意，这种理想状态无需物质参与便很完美。萨尔与迪安在路上的生活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和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非常类似，他们追求的都是与自然融合的感觉。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他们试图摆脱一切物质的羁绊，包括普通人视为必需品的衣服。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迪安]脱光了衣服，在蒿草丛中又叫又跳。疾驶而过的车辆没有注意他。他又奔回汽车继续驾驶。“喂，萨尔，喂，玛丽卢，我要你们两个都跟我这样，摆脱身上全部衣服的负担—衣服有什么意义呢？来吧！我现在说的—同我一起晒晒你们美丽的肚皮吧，来吧！”（凯鲁亚克2006： 205；以下引文均源自该译本，只注页码）
衣服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品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现代服饰更是一种凸显个人身份的重要符号，迪安提出“衣服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时显然进入了游戏状态。巴赫金提出“游戏从根本上不同于艺术之处，就在于原则上不存在观众和作者。从游戏者本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游戏不需要游戏之外有观众在场。”[2]游戏者迪安只在意自身的主观感受，他既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在意衣服能给人带来的附加价值。
除了试图摆脱衣服的羁绊，《在路上》主人公们一路上扒火车、偷食物、在别人家借宿。当物质需求被縮减到最低时，他们的狂欢情绪却没有受到影响。颠覆现存束缚、期盼精神彼岸、在狂欢中寻求终极归宿正是“在路上”生活的本质。 四
巴赫金狂欢理论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官方权威话语作斗争。《在路上》这部作品中主人公们对社会规则的藐视贯穿始终，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对警察的蔑视以及对性的迷恋。
《在路上》中的“垮掉分子”对现实秩序的否定集中展现在警察身上。首先“垮掉分子”对警察感到十分厌恶，因为警察的强权是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高压政治氛围的写照。一路上警察无处不在，不断盘查处罚萨尔等人，以至于萨尔在墨西哥受到墨西哥警察的善待后感触颇深，认为美国警察远不及墨西哥警察可爱，因为墨西哥警察既不多疑，也不会无缘无故找别人麻烦。然而在旅行过程中萨尔为混了口饭吃曾在工房区的警卫营做了一段警察，警察这种本身很严肃职业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威严：
“我办了必要的例行手续，使我惊异的是那些混蛋居然雇用了我。我在当地的警察局长面前宣誓就职。领了一枚警章，一根警棍，成了一名特别警察。”（82）但一到工房区，“我们[便]坐在一张卷盖式的书桌周围，时不时地把枪套从腰上挪开，打打哈欠。老警察们海阔天空地闲扯。”（83）
性和毒品是“垮掉的一代”极端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在路上》也对此有较多描写。无论是萨尔还是迪安都难以同异性建立稳定的性关系。迪安自始至终都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当萨尔第一次来到丹佛与迪安会面时，“迪安同时向两个女人求爱，一个是他的前妻玛丽卢，她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他，另一个是卡米尔，一个新结交的姑娘，她在另一个旅馆房间里等他。”（53）除此之外迪安还有无数混乱的性关系，并以此作为吹嘘的资本。与迪安那种对性恣意妄为、无所顾忌的态度相比，萨尔对性的态度非常矛盾。萨尔是一个敏感的人，这种敏感使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有距离，总是具有强烈的孤独情绪。他的孤独感使他鼓足勇气去接近墨西哥姑娘特雷。《在路上》书中有两个章节描写了萨尔和特雷的感情经历，这是萨尔保持时间最长的一段感情，他甚至找了份工作和特雷过上了居家生活。然而萨尔很快对这种稳定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他说自己“是个喜欢浪迹江湖的人”。他虽然对离开特雷表现得依依不舍，但在回程的大客车上他就找到了新欢。
单世联从美学意义的角度认为：“巴赫金赋予狂欢节以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对抗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牢笼的，它颠倒一切等级秩序的‘笑’，它放荡肉体欲望的生命自由，它把确定置于多义和不确定之中等等，具有远远超出审美范围之外的政治-文化意义，狂欢节是解放的世界：世界不再可怕，而是极端的欢快与光明。”[3]人类长期生活于文明当中，为种种规则所束缚，本应为人类提供至美至善理想的艺术形式似乎也成为一种对人性的束缚。哲学家黑格尔、尼采和马尔库赛都曾讨论过艺术、审美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但是巴赫金透彻解读了这其中的关系。日常生活平庸繁琐，存在着对人性的压迫和强制，不可能经常庆祝狂欢。然而在某些特定时刻，人们可以不去计较利益得失，抛开理性束缚，放纵自己的欲望。也许这种理想生活难以企及，但是在人类的幻想中也总应该对保持这种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没能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却无疑启示我们人类是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的。对于《在路上》中的“垮掉分子”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另一种生活就在路上，驱动他们不断上路的力量在于他们坚信理想的彼岸就在路的那一端。
参考文献：
[1]宋春香. 论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精神诉求[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52.
[2]钱中文.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晓河，贾泽林张杰，樊锦鑫，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75.
[3]单世联.西方美学初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632.
[4]凯鲁亚克，杰克：在路上[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5]陈杰. 本真之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6]孙坚，杨仁敬. 用对话和狂欢颠覆现实世界——读凯鲁亚克的《在路上》[J]. 外语研究，2009，（01）：86-89.
[7]张欲晓. 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J].学习与探索，2007，（05）：192-194.
[8]文楚安. “垮掉的一代”、凱鲁亚克和《在路上》[J].当代文坛，2000，（03）：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