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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1月《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的发布开始，且在“十二五规划”对文化事业大力支持的热况下，民办博物馆事业获得了诸多机遇与期待，更得到了全国和社会各层面的积极支持。国家文物局通知印发的《2010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公布了上海市拥有12家民办博物馆，而目前在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注册具有民办非企业独立法人资质的博物馆达到16家，超过了上海地区博物馆总数15%的比例。但民办博物馆的兴起也伴随着来自博物馆内部资源及外部压力的层层困难，如何维持生存并逐步发展成为民办博物馆最重要的思考内容。
公共性资源的整合
在博物馆工作者的视角中，民办博物馆和行业博物馆较为缺乏公共性而难以真正发挥博物馆功效。这一印象的形成主要由于民办博物馆和行业博物馆多数缺乏丰富的馆藏资源和综合发展实力，因受到资金的限制而难以真正实现博物馆的各项功能。基于博物馆建立的先期条件，民办博物馆一般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和内容丰富的多样展示。民办博物馆在这些不利因素下，若能整合公共资源则能更多地发挥本馆的资源功效。横向的馆务联系是整合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联系可以是地域概念上的集合，也可能是关联专业的博物馆联合。
在博物馆群概念建设及实践所带来的巨大文化经济优势的促进中，拥有条件的城市或地区都在积极建设具有多功能的文化片区，而博物馆则成为这一建设的重心。集合了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世博会博物馆和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等文化设施的浦东文化艺术集聚区由此悄然兴建中。而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苏州，以苏州博物馆为中心连接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苏州民俗博物馆以及其他纪念馆的集群建设，也切实提供了当地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提升可能。由此可见，在过去以独立形象吸引观众的博物馆发展策略在今天全球化融合的过程中难以呈现最佳的状态，但地域上的联合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形成整体性的资源则需要更深入的发掘。对于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而言，其所处的汾阳路周边文化和旅游气息浓厚，而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式建筑，以传统文化与海派特有的城市格局特点为基点，也可能形成与周边片区旅游资源的结合。
就博物馆之间的联合而言，国际间大型博物馆之间的展览交流合作是最为典型的模式，尤其是属性相近的博物馆之间资源互通，对双方都具有促进意义。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发展到现今，除了拥有过去工艺美术大师所留存的实物作品，也留有非物质形态的技艺传承和相关研究。而与之相关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以下简称“三民”）文化创意推广中心、上海纺织博物馆等都能够成为其合作的对象。尤其是“三民”在对非物质文化上的研究和推广都有着较为成功的经验。馆馆之间若能够在活动推广、研究互助以及展览协助中形成有效的联系，则能获得单一个体无法获取的双向效应。但在这一联合之前，首先作为个体存在的博物馆本身，又需要先行明确其定位与功能。文创品开发的意义所在
在资金短缺的状况下，博物馆需要获得发展动力，就必须开发自我资源的运用。而文化创意（以下简称“文创”）对于博物馆而言，其真正意义在于这是博物馆发挥功能并由此获得发展动力的重要内涵。从近年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对“翠玉白菜”的文化创意商品开发所引领的热潮来看，博物馆通过文创品开发进一步提升自身实力和品牌知名度，也间接为品牌注入具有创新生命力的文化内容。而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的“创意”这一要素，同样在博物馆文创品开发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台北故宫“翠玉白菜”的成功确切而言并不直接源自这一博物馆典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相反，是在当下对其准确的“创意”定位中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对于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而言，文创开发就不单纯是对馆内藏品资源的利用。更重要的是，需要利用博物馆在本行业内所独具的工艺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有利条件，而其文创产品的开发更是基于这一条件的。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结合工艺美术研究所一并承担着对上海本地砚刻、牙雕、绒绣等工艺的传承和创新。在民间工艺流失严重的今天，技艺的传承本身是无法完全复制的，但在文创品开发中，表征和民艺的独特性成分在其中显现程度的不同，意味着可能将文创品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而并非就单一创作者的作品进行批量复制，或者一味强调单一作品的艺术成分。以绒绣为例，具有较高技艺成分以及艺术特征的作品并不适合进行批量制作，但这类作品更需要把握题材和表现形式；而静物、花卉等题材、中小尺寸等相对普通化的考虑，并能够进行多数量复制，这类作品则更容易被一般消费者所接受。
如何形成价值链也是文创产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而言，也必须进行这样的思考：工作室产品如何得到分层；不同文创品所对应的分众市场是怎样的形态；文创产品最后如何面向消费者等等。在今天的文化产品市场中，工艺美术无法限制于民艺的文化身份探究，如何在文创产品开发中找到平衡是关键。
而在博物馆进行产业开发常受到舆论对其“非营利”身份的质疑问题上，多数人对“非营利”始终抱有不能与经济利益有关联的认定。对于亟需资金扶持的民办博物馆而言，除了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的外部支持以外，博物馆内部完全可能通过利用馆内资源进行文创品授权、加值的自我发展。尤其对于拥有行业支撑的博物馆而言，更是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博物馆业务的发展提供行业发展的新思路。
人才培养与教育推广
对于以技艺传承为重要接合点的传统文化相关行业而言，行业人才匮乏是迫在眉睫的困扰之一。尤其在民艺的师徒传承问题上，由于现代社会已然缺乏了传统师徒工作制的特定社会要素，这一技艺及文化内容的传承就必须从被动接纳转为主动传播。这其中也包含了文化教育的推广和馆校结合的教育资源整合。
综合实力强大的文物博物馆能够结合藏品资源、引入特别展览并组织教育性强的学术活动或亲子教育，这些优势是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而成，也必须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才能完成。而这些博物馆通常具有一定的品牌号召力，对于综合实力较弱的多数民办博物馆而言则显得有些遥不可及。尽管如此，主题性质更强烈的中小型博物馆并不一定强调基于观众群体最大化的教育传播可能性，相反可以集中在所对应的某一领域中。
与部分民艺无法得到年轻一代关注的状况有所不同，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各个工作室中已具有新鲜血液注入的面貌。当这些民艺走出博物馆进入到学校、社区的范围中，它们所能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就可能得到最大化的认可。一方面，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民艺活动能够提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内容，而社区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也需要类似博物馆活动的支撑。反之，在这些强调教育及体验性质的活动中，工艺美术的吸引力对活动中的个体而言，比主动前往参观的观众更能获得意外的信息，也为技艺传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而技艺创新亦在馆校或社区活动中得到可能。因而，相比大型综合博物馆吸引观众集聚的教育活动而言，散发式的互动体验能够帮助主题博物馆获得更有效的经验。
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在过去十年条件有所限制的状况下，与社会联系紧密，也在不断探索着如何有效运营的最佳策略。就其主题性质而言，无论是传统非物质文化，还是艺术创新，都给予它不同的养分，也因而能够呈现类似玻璃艺术展这样的多元展览。从博物馆未来的持续性发展而言，民艺的传承、创新，以及馆内工作室资源的有效扩展，都是仍需思考与实践的内容。而文创品的开发提供博物馆发展的资金支持，并以此推动博物馆展览和教育活动的议题，都值得更深入地探讨。
公共性资源的整合
在博物馆工作者的视角中，民办博物馆和行业博物馆较为缺乏公共性而难以真正发挥博物馆功效。这一印象的形成主要由于民办博物馆和行业博物馆多数缺乏丰富的馆藏资源和综合发展实力，因受到资金的限制而难以真正实现博物馆的各项功能。基于博物馆建立的先期条件，民办博物馆一般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和内容丰富的多样展示。民办博物馆在这些不利因素下，若能整合公共资源则能更多地发挥本馆的资源功效。横向的馆务联系是整合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联系可以是地域概念上的集合，也可能是关联专业的博物馆联合。
在博物馆群概念建设及实践所带来的巨大文化经济优势的促进中，拥有条件的城市或地区都在积极建设具有多功能的文化片区，而博物馆则成为这一建设的重心。集合了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世博会博物馆和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等文化设施的浦东文化艺术集聚区由此悄然兴建中。而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苏州，以苏州博物馆为中心连接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苏州民俗博物馆以及其他纪念馆的集群建设，也切实提供了当地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提升可能。由此可见，在过去以独立形象吸引观众的博物馆发展策略在今天全球化融合的过程中难以呈现最佳的状态，但地域上的联合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形成整体性的资源则需要更深入的发掘。对于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而言，其所处的汾阳路周边文化和旅游气息浓厚，而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式建筑，以传统文化与海派特有的城市格局特点为基点，也可能形成与周边片区旅游资源的结合。
就博物馆之间的联合而言，国际间大型博物馆之间的展览交流合作是最为典型的模式，尤其是属性相近的博物馆之间资源互通，对双方都具有促进意义。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发展到现今，除了拥有过去工艺美术大师所留存的实物作品，也留有非物质形态的技艺传承和相关研究。而与之相关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以下简称“三民”）文化创意推广中心、上海纺织博物馆等都能够成为其合作的对象。尤其是“三民”在对非物质文化上的研究和推广都有着较为成功的经验。馆馆之间若能够在活动推广、研究互助以及展览协助中形成有效的联系，则能获得单一个体无法获取的双向效应。但在这一联合之前，首先作为个体存在的博物馆本身，又需要先行明确其定位与功能。文创品开发的意义所在
在资金短缺的状况下，博物馆需要获得发展动力，就必须开发自我资源的运用。而文化创意（以下简称“文创”）对于博物馆而言，其真正意义在于这是博物馆发挥功能并由此获得发展动力的重要内涵。从近年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对“翠玉白菜”的文化创意商品开发所引领的热潮来看，博物馆通过文创品开发进一步提升自身实力和品牌知名度，也间接为品牌注入具有创新生命力的文化内容。而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的“创意”这一要素，同样在博物馆文创品开发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台北故宫“翠玉白菜”的成功确切而言并不直接源自这一博物馆典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相反，是在当下对其准确的“创意”定位中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对于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而言，文创开发就不单纯是对馆内藏品资源的利用。更重要的是，需要利用博物馆在本行业内所独具的工艺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有利条件，而其文创产品的开发更是基于这一条件的。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结合工艺美术研究所一并承担着对上海本地砚刻、牙雕、绒绣等工艺的传承和创新。在民间工艺流失严重的今天，技艺的传承本身是无法完全复制的，但在文创品开发中，表征和民艺的独特性成分在其中显现程度的不同，意味着可能将文创品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而并非就单一创作者的作品进行批量复制，或者一味强调单一作品的艺术成分。以绒绣为例，具有较高技艺成分以及艺术特征的作品并不适合进行批量制作，但这类作品更需要把握题材和表现形式；而静物、花卉等题材、中小尺寸等相对普通化的考虑，并能够进行多数量复制，这类作品则更容易被一般消费者所接受。
如何形成价值链也是文创产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而言，也必须进行这样的思考：工作室产品如何得到分层；不同文创品所对应的分众市场是怎样的形态；文创产品最后如何面向消费者等等。在今天的文化产品市场中，工艺美术无法限制于民艺的文化身份探究，如何在文创产品开发中找到平衡是关键。
而在博物馆进行产业开发常受到舆论对其“非营利”身份的质疑问题上，多数人对“非营利”始终抱有不能与经济利益有关联的认定。对于亟需资金扶持的民办博物馆而言，除了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的外部支持以外，博物馆内部完全可能通过利用馆内资源进行文创品授权、加值的自我发展。尤其对于拥有行业支撑的博物馆而言，更是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博物馆业务的发展提供行业发展的新思路。
人才培养与教育推广
对于以技艺传承为重要接合点的传统文化相关行业而言，行业人才匮乏是迫在眉睫的困扰之一。尤其在民艺的师徒传承问题上，由于现代社会已然缺乏了传统师徒工作制的特定社会要素，这一技艺及文化内容的传承就必须从被动接纳转为主动传播。这其中也包含了文化教育的推广和馆校结合的教育资源整合。
综合实力强大的文物博物馆能够结合藏品资源、引入特别展览并组织教育性强的学术活动或亲子教育，这些优势是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而成，也必须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才能完成。而这些博物馆通常具有一定的品牌号召力，对于综合实力较弱的多数民办博物馆而言则显得有些遥不可及。尽管如此，主题性质更强烈的中小型博物馆并不一定强调基于观众群体最大化的教育传播可能性，相反可以集中在所对应的某一领域中。
与部分民艺无法得到年轻一代关注的状况有所不同，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各个工作室中已具有新鲜血液注入的面貌。当这些民艺走出博物馆进入到学校、社区的范围中，它们所能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就可能得到最大化的认可。一方面，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民艺活动能够提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内容，而社区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也需要类似博物馆活动的支撑。反之，在这些强调教育及体验性质的活动中，工艺美术的吸引力对活动中的个体而言，比主动前往参观的观众更能获得意外的信息，也为技艺传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而技艺创新亦在馆校或社区活动中得到可能。因而，相比大型综合博物馆吸引观众集聚的教育活动而言，散发式的互动体验能够帮助主题博物馆获得更有效的经验。
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在过去十年条件有所限制的状况下，与社会联系紧密，也在不断探索着如何有效运营的最佳策略。就其主题性质而言，无论是传统非物质文化，还是艺术创新，都给予它不同的养分，也因而能够呈现类似玻璃艺术展这样的多元展览。从博物馆未来的持续性发展而言，民艺的传承、创新，以及馆内工作室资源的有效扩展，都是仍需思考与实践的内容。而文创品的开发提供博物馆发展的资金支持，并以此推动博物馆展览和教育活动的议题，都值得更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