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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一朝悲剧性地成为了三种历史范畴的交叉处：它既是中国由古代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又是清朝由强盛到败亡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外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转折点。站在这一中外历史重要节点上，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代表性人物，除了道光帝本人外，更不得不提他的股肱之臣曹振镛、穆彰阿。
老于世故的曹振镛
道光帝早期受到大学士曹振镛的影响最大。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是尚书曹文埴的儿子。曹振镛发迹在乾隆时期，与他的父亲曹文埴很有关系。曹文埴作官虽然多是闲差，也无惊人的成绩，但他长期担任皇室教师一职，与皇室人员关系比较密切，为他儿子仕途的发展提供了独特优势，相当于现代根红苗壮的“红二代”。曹振镛进士及第、进入仕途后，即受到乾隆、嘉庆父子的特别栽培。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大考翰詹官，曹振镛虽名列三等，却因乾隆帝一句话“虽考列三等，但观其才具，尚堪造就，且系曹文埴之子”，而被加恩升授侍讲。此后他在文职部门的多个位置上历练，到嘉庆十八年（1803年）即爬上了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的高位。当年十二月，嘉庆帝还以曹振镛职任枢密，于平定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事有功，晋太子太保衔，充文渊阁领阁事。十九年七月，嘉庆帝谒东陵，命曹振镛留京办事。自此至二十五年，凡帝谒陵，或秋狝木兰，曹振镛皆充留京办事大臣。
道光上台后，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人被赶出军机处，曹振镛又受到新主子的重用，主持军机处事务。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嘉庆帝葬礼完成，曹振镛因题写神主晋太子太傅衔，加随带二级。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赐宅第于内城，可谓春风得意，红极一时。后来在道光十五年他去世后，道光帝还极力褒扬：“实朕股肱心膂之臣”，命入祀贤良祠，赏其子恩濙四品卿、孙绍桐举人，准其一体会试。赐谥“文正”。
应该说，早期的曹振镛也颇有进取志向，于嘉庆年间平定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事、道光初年平定新疆张格尔煽动的暴乱出了不少点子，即使两江总督陶澍推行盐法改革，出身盐商世家的曹振镛也给予了不少支持。但多年的官场历练，也使曹振镛养成世故、工于心计等恶习，给道光朝政治带来极坏的影响。
《春冰室野乘》等笔记资料就曾记载：
道光三十年间，“吏治日偷，民生日困，势穷事极，酿成兵祸，外扰海疆，内兴诸寇，遂以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夫以宣庙之圣明，何至不知吏治之偷，民生之困，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则皆歙县（振镛）一人之力耳。上晚年颇倦勤，而一时言官，多好毛举细故，相率为浮滥冗琐之文以塞责。上初犹勉强延纳，久益厌之，欲惩戒一二以警其余，则又恐言路为之沮格。歙县以汉首相直军机，上一日从容语及之，歙县因造膝密陈曰：‘是无难，凡言官所上章疏，无问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察议，惩戒一二人，言者必骇服圣衷之周密，虽一二笔误，犹不肯轻易放过，况其有关系之大者。嗣后自不敢妄逞笔锋，轻上封事矣。在上无拒谏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计无便于此者。’上闻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几，言官相戒，以言事为厉禁，而科道两署七八十人，皆寒蝉仗马矣。”
曹振镛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次，而他评定优劣的标准也是是否有“一二破体字”，“文词之工拙在所不计，即书法之优劣亦不关重要。但通体圆整，无一点画讹错，即可登上第。……歙县素不学，试卷稍古雅者，辄不得其解，故深恶而痛绝之。后来主文衡者，乐其简易，相率效尤，于是文体颓而学术因之不振矣。”（《曹杜两相得谥文正之由》）《清史稿》评价他也说：“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可见对世风影响之坏。
至于曹振镛工于权谋、排挤贤才的事例也不少。《郎潜四笔》记载：直隶总督蒋攸銛被宣诏入京，准备让他进入军机处。由于道光帝很欣赏蒋攸銛，曹振镛很妒忌他，就想法排挤蒋攸銛。当时两江总督琦善因处分离职，道光帝问曹振镛：“谁可代者？”曹振镛对曰：“两江重任，当求资深望重、久历封疆者付之。”既而又说：“以那彦成为最合适，可惜西北正多事，不能将他调任。”道光觉得有道理。而曹振镛不再说话，频以目光看蒋攸銛。道光帝马上明白了曹振镛的意思，就对蒋攸銛说：“你久任封疆，两江总督非汝无第二人。”议遂定，蒋攸銛进入军机处一事也泡汤了。蒋攸銛很无奈，曾感叹说：“曹公智巧，当面排挤，可畏也！”
当时，著名学者、官任总督的阮元也不为曹振镛所喜欢。有一天，道光帝偶问：“阮元历督抚已三十年，壮年已升二品，何其速也？”曹振镛回答说：“由于学问优长。闻其现在陕甘总督任内，尚日日谈文刻书。”道光帝默然，次日即将阮元免了职。原因在于曹振镛深知道光帝极重吏治，深恐大吏废弛，所以故意说阮元“尚日日谈文刻书”，意思是不务正业。
这些都对当时的官场风气产生了有害影响。
愚昧专断的穆彰阿
道光后期，大清帝国主持政务的是满洲人穆彰阿。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授职检讨。作为满族读书人考取进士，也是了不起的成绩，因而受到嘉庆皇帝的器重，几年间就做到正二品的户部侍郎。到道光时期，他仍受赏识，历充内务府大臣、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历兵部、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等职。道光十五年曹振镛去世后，穆彰阿身兼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职，主持清廷内外政务。
当时的道光帝以保守家业为己任，凡事总以祖宗成法为依归，而穆彰阿工于心计，善于揣摩道光的心思，从而见机行事。在没有摸准道光帝的態度前决不暴露自己的观点，一旦看准道光帝的明确态度，就乘间进言，从而迎合上意，对道光施加影响。公开场合，他唯唯诺诺，谨慎小心，处处体现道光帝乾纲独断的权力，自己唯命是从，而背地里施展权谋，从而实施其贪婪、专断的个人目的。他只知道邀宠固位，于变法之事以多一利即多一弊，故于诸事或窒碍难行，或著毋庸议。于是上行下效，得过且过，因循守旧，明知地方钱法不可问、漕粮不可问、河务不可问、钱粮不可问、盗贼不可问、夷务不可问、吏治不可问……但求无事为喜，只要表面祥和就好。于地方公务则文过饰非，一旦有突发事件则虚词塞责。 虎门销烟后，英军进犯闽、浙沿海，直抵天津，投书总督琦善，声称林则徐挑起事端。道光帝眼见英军进逼京师，态度发生微妙变化。穆彰阿了解到道光心思，乃力主与英国和议，罢林则徐钦差大臣，代之以琦善主持和议。由于新钦差大臣琦善秉承穆彰阿但求无事的旨意，于海防并不设法加强防卫，于英人所要求者亦不尽量满足，因而中英战事又起。先后派出皇室奕山、奕经督师广东、浙江，又屡屡战败。道光帝和穆彰阿君臣再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满足英人的要求，将积极抵抗英军的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等人撤职查办，与英人议和。
自此，道光帝心灰意冷，不再言战，而穆彰阿则继续主持政务，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凡会试、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直到1850年咸丰帝即位，特诏数其罪：“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偽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随后将其免职。
直到咸丰六年（1856），病死，才真正结束了穆彰阿的专权时代。不过，这时的清朝又遭遇上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连番冲击，更加风雨飘摇了。
林则徐的辉煌与落寞
1838年12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绝广州的鸦片交易，由此揭开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林则徐（1785至1850年）是古老中国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历任多项官职，其中有翰林院编修、云南乡试正考官、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1837年授补湖广总督。他的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洁使他获得了“林青天”的美名。
林则徐并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的方针是放手严惩中国的鸦片贩子、窑口主和吸食者，同时沉着坚韧地面对外国商人。在成功查剿中国鸦片贩子的同时，林则徐还借助于外国报纸及一些外国地理著作来尽力了解西方。此外，他还两次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请求她进行干预，当然，他并未考虑到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经济利益的重视。
经过传讯洋商并限期交出鸦片、撤走买办工役、封锁商馆、暂停贸易等一系列软硬兼施的举措后，英国商人不得不交出了他们手里的鸦片。1839年6月3日，当着一些在省大员和外国参观者的面，虎门销烟的大戏正式上演了。此后，林则徐又对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施压，要其驱逐英国人。1839年8月26日，所有英国臣民离开澳门前赴香港，林则徐随即偕总督邓廷桢大为风光地巡视了澳门。到此刻为止，林则徐在中英冲突中节节获胜。
但这个胜利却是虚幻的，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并没有立即进攻重兵布防的广州，而是一路北上，直到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了他们递出的信函。此前，道光帝一直完全信任林则徐，并对其大加鼓励，然而，在舟山失陷和从宁波到吴淞口之间诸口岸被封锁之后，各省大员开始批评林则徐，军机大臣穆彰阿也非难林则徐的强硬政策。皇帝对林则徐的信心动摇了，而当英国人进抵天津附近的白河从而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时，他对林则徐的信任便崩溃了。皇帝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严厉申饬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当狡猾的琦善搪塞英国人返回南方后，道光帝如释重负，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委命他为钦差大臣，而林则徐则被很不体面地撤职，并发配至新疆伊犁。数年后，虽然忆起往昔的道光帝再次授林则徐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要职，但不久林就不得不抱病返乡了。而就在道光帝去世的那一年，身患重病的林则徐也在赴命广西在路途中走完了曾经辉煌却最终落寞的一生。
老于世故的曹振镛
道光帝早期受到大学士曹振镛的影响最大。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是尚书曹文埴的儿子。曹振镛发迹在乾隆时期，与他的父亲曹文埴很有关系。曹文埴作官虽然多是闲差，也无惊人的成绩，但他长期担任皇室教师一职，与皇室人员关系比较密切，为他儿子仕途的发展提供了独特优势，相当于现代根红苗壮的“红二代”。曹振镛进士及第、进入仕途后，即受到乾隆、嘉庆父子的特别栽培。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大考翰詹官，曹振镛虽名列三等，却因乾隆帝一句话“虽考列三等，但观其才具，尚堪造就，且系曹文埴之子”，而被加恩升授侍讲。此后他在文职部门的多个位置上历练，到嘉庆十八年（1803年）即爬上了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的高位。当年十二月，嘉庆帝还以曹振镛职任枢密，于平定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事有功，晋太子太保衔，充文渊阁领阁事。十九年七月，嘉庆帝谒东陵，命曹振镛留京办事。自此至二十五年，凡帝谒陵，或秋狝木兰，曹振镛皆充留京办事大臣。
道光上台后，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人被赶出军机处，曹振镛又受到新主子的重用，主持军机处事务。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嘉庆帝葬礼完成，曹振镛因题写神主晋太子太傅衔，加随带二级。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赐宅第于内城，可谓春风得意，红极一时。后来在道光十五年他去世后，道光帝还极力褒扬：“实朕股肱心膂之臣”，命入祀贤良祠，赏其子恩濙四品卿、孙绍桐举人，准其一体会试。赐谥“文正”。
应该说，早期的曹振镛也颇有进取志向，于嘉庆年间平定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事、道光初年平定新疆张格尔煽动的暴乱出了不少点子，即使两江总督陶澍推行盐法改革，出身盐商世家的曹振镛也给予了不少支持。但多年的官场历练，也使曹振镛养成世故、工于心计等恶习，给道光朝政治带来极坏的影响。
《春冰室野乘》等笔记资料就曾记载：
道光三十年间，“吏治日偷，民生日困，势穷事极，酿成兵祸，外扰海疆，内兴诸寇，遂以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夫以宣庙之圣明，何至不知吏治之偷，民生之困，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则皆歙县（振镛）一人之力耳。上晚年颇倦勤，而一时言官，多好毛举细故，相率为浮滥冗琐之文以塞责。上初犹勉强延纳，久益厌之，欲惩戒一二以警其余，则又恐言路为之沮格。歙县以汉首相直军机，上一日从容语及之，歙县因造膝密陈曰：‘是无难，凡言官所上章疏，无问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察议，惩戒一二人，言者必骇服圣衷之周密，虽一二笔误，犹不肯轻易放过，况其有关系之大者。嗣后自不敢妄逞笔锋，轻上封事矣。在上无拒谏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计无便于此者。’上闻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几，言官相戒，以言事为厉禁，而科道两署七八十人，皆寒蝉仗马矣。”
曹振镛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次，而他评定优劣的标准也是是否有“一二破体字”，“文词之工拙在所不计，即书法之优劣亦不关重要。但通体圆整，无一点画讹错，即可登上第。……歙县素不学，试卷稍古雅者，辄不得其解，故深恶而痛绝之。后来主文衡者，乐其简易，相率效尤，于是文体颓而学术因之不振矣。”（《曹杜两相得谥文正之由》）《清史稿》评价他也说：“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可见对世风影响之坏。
至于曹振镛工于权谋、排挤贤才的事例也不少。《郎潜四笔》记载：直隶总督蒋攸銛被宣诏入京，准备让他进入军机处。由于道光帝很欣赏蒋攸銛，曹振镛很妒忌他，就想法排挤蒋攸銛。当时两江总督琦善因处分离职，道光帝问曹振镛：“谁可代者？”曹振镛对曰：“两江重任，当求资深望重、久历封疆者付之。”既而又说：“以那彦成为最合适，可惜西北正多事，不能将他调任。”道光觉得有道理。而曹振镛不再说话，频以目光看蒋攸銛。道光帝马上明白了曹振镛的意思，就对蒋攸銛说：“你久任封疆，两江总督非汝无第二人。”议遂定，蒋攸銛进入军机处一事也泡汤了。蒋攸銛很无奈，曾感叹说：“曹公智巧，当面排挤，可畏也！”
当时，著名学者、官任总督的阮元也不为曹振镛所喜欢。有一天，道光帝偶问：“阮元历督抚已三十年，壮年已升二品，何其速也？”曹振镛回答说：“由于学问优长。闻其现在陕甘总督任内，尚日日谈文刻书。”道光帝默然，次日即将阮元免了职。原因在于曹振镛深知道光帝极重吏治，深恐大吏废弛，所以故意说阮元“尚日日谈文刻书”，意思是不务正业。
这些都对当时的官场风气产生了有害影响。
愚昧专断的穆彰阿
道光后期，大清帝国主持政务的是满洲人穆彰阿。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授职检讨。作为满族读书人考取进士，也是了不起的成绩，因而受到嘉庆皇帝的器重，几年间就做到正二品的户部侍郎。到道光时期，他仍受赏识，历充内务府大臣、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历兵部、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等职。道光十五年曹振镛去世后，穆彰阿身兼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职，主持清廷内外政务。
当时的道光帝以保守家业为己任，凡事总以祖宗成法为依归，而穆彰阿工于心计，善于揣摩道光的心思，从而见机行事。在没有摸准道光帝的態度前决不暴露自己的观点，一旦看准道光帝的明确态度，就乘间进言，从而迎合上意，对道光施加影响。公开场合，他唯唯诺诺，谨慎小心，处处体现道光帝乾纲独断的权力，自己唯命是从，而背地里施展权谋，从而实施其贪婪、专断的个人目的。他只知道邀宠固位，于变法之事以多一利即多一弊，故于诸事或窒碍难行，或著毋庸议。于是上行下效，得过且过，因循守旧，明知地方钱法不可问、漕粮不可问、河务不可问、钱粮不可问、盗贼不可问、夷务不可问、吏治不可问……但求无事为喜，只要表面祥和就好。于地方公务则文过饰非，一旦有突发事件则虚词塞责。 虎门销烟后，英军进犯闽、浙沿海，直抵天津，投书总督琦善，声称林则徐挑起事端。道光帝眼见英军进逼京师，态度发生微妙变化。穆彰阿了解到道光心思，乃力主与英国和议，罢林则徐钦差大臣，代之以琦善主持和议。由于新钦差大臣琦善秉承穆彰阿但求无事的旨意，于海防并不设法加强防卫，于英人所要求者亦不尽量满足，因而中英战事又起。先后派出皇室奕山、奕经督师广东、浙江，又屡屡战败。道光帝和穆彰阿君臣再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满足英人的要求，将积极抵抗英军的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等人撤职查办，与英人议和。
自此，道光帝心灰意冷，不再言战，而穆彰阿则继续主持政务，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凡会试、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直到1850年咸丰帝即位，特诏数其罪：“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偽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随后将其免职。
直到咸丰六年（1856），病死，才真正结束了穆彰阿的专权时代。不过，这时的清朝又遭遇上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连番冲击，更加风雨飘摇了。
林则徐的辉煌与落寞
1838年12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绝广州的鸦片交易，由此揭开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林则徐（1785至1850年）是古老中国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历任多项官职，其中有翰林院编修、云南乡试正考官、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1837年授补湖广总督。他的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洁使他获得了“林青天”的美名。
林则徐并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的方针是放手严惩中国的鸦片贩子、窑口主和吸食者，同时沉着坚韧地面对外国商人。在成功查剿中国鸦片贩子的同时，林则徐还借助于外国报纸及一些外国地理著作来尽力了解西方。此外，他还两次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请求她进行干预，当然，他并未考虑到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经济利益的重视。
经过传讯洋商并限期交出鸦片、撤走买办工役、封锁商馆、暂停贸易等一系列软硬兼施的举措后，英国商人不得不交出了他们手里的鸦片。1839年6月3日，当着一些在省大员和外国参观者的面，虎门销烟的大戏正式上演了。此后，林则徐又对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施压，要其驱逐英国人。1839年8月26日，所有英国臣民离开澳门前赴香港，林则徐随即偕总督邓廷桢大为风光地巡视了澳门。到此刻为止，林则徐在中英冲突中节节获胜。
但这个胜利却是虚幻的，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并没有立即进攻重兵布防的广州，而是一路北上，直到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了他们递出的信函。此前，道光帝一直完全信任林则徐，并对其大加鼓励，然而，在舟山失陷和从宁波到吴淞口之间诸口岸被封锁之后，各省大员开始批评林则徐，军机大臣穆彰阿也非难林则徐的强硬政策。皇帝对林则徐的信心动摇了，而当英国人进抵天津附近的白河从而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时，他对林则徐的信任便崩溃了。皇帝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严厉申饬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当狡猾的琦善搪塞英国人返回南方后，道光帝如释重负，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委命他为钦差大臣，而林则徐则被很不体面地撤职，并发配至新疆伊犁。数年后，虽然忆起往昔的道光帝再次授林则徐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要职，但不久林就不得不抱病返乡了。而就在道光帝去世的那一年，身患重病的林则徐也在赴命广西在路途中走完了曾经辉煌却最终落寞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