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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用外在具体的物象表达作者内在抽象的心意，是“几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积淀在中国人心理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审美意识”a。
严歌苓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小说中的意象设置也有着独到之处。目前的严歌苓小说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小说中意象问题，探讨了空间意象、身体意象、红色意象等等。比如有研究指出，“严歌苓小说中空间意象中的草地、草原与地窖，都与神话思维有关，其喻指性关涉天堂、地狱、炼狱三重文化内涵”，“阁楼、大海等空间意象，显示出的焦灼、彷徨与无奈的主体真实意图”b;有研究指出，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背后蕴含着深层意义，“乳房意象隐喻了文革和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辫子意象展现了种族歧视下的国民奴性”c;有研究指出，在严歌苓的笔下，“红色意象孕育出野性生命力，象征着被压抑的旺盛性欲，彰显着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代表着独特的中国风情”d。以上严歌苓小说意象研究，主要探究了意象背后的文化隐喻，这与严歌苓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有关，即将严歌苓小说纳入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以多元化和跨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开展研究，特别是以“身份”批评作为重要的研究角度。
研究严歌苓小说，除了“文化”视角之外，还值得重视的是考察作者故事叙述的视角。本文对严歌苓小说意象的研究，着力从小说故事的角度出发，讨论严歌苓小说中比较典型的“食物”和“衣物”两类意象，考察其所营造的故事意境。
一、食物：关照时代与人性
中国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e，也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着歌其事”f。前一句点出了“食”在人类生活中极端重要的地位，后一句指出了关于“食”的文学创作的原理。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能较多地看到关于对食物获取、制作、口味等一系列的细致描述。纵观严歌苓小说中的食物意象，大概形成了这样几种意境：
1.饑饿之坚硬
严歌苓小说常有对食物的描述，它们往往是日常的、简单的，有时也是粗鄙、艰难的，有时是“无中生有”才可得的，甚至彻底是“无”的。《雌性的草地》中，西北草原上的牧马姑娘们的日常食物只有限量供给的米和苞谷粉、糌粑，如要换口味只能靠珍藏着的仅有的挂面和酱油膏，最艰难时要靠吃马料来解决吃饭问题;《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在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用炖蛤蟆为病人增加营养，用炒小猫鱼为客人下酒;而食物在《陆犯焉识》中的出场往往触目惊心，甚至超出一般人的经验，比如劳改犯梁葫芦会故意撞翻解放军碗里的面条或饺子，然后安心享用地上的混了草根泥土的“美味”;劳改犯徐大亨“给饿成了一双鹰眼”g，从鼠窝里找到生青稞，吃生青稞吃成了肠梗阻;劳改犯“张现行”在最饥荒的时候，只要监狱院子里出现新鲜的尸首，他就会在夜里出动，“脱下尸首的棉裤，用一片碗茬割下腿肉，再把棉裤给尸首穿回去。”h每年夏秋交接时期，几万劳改犯和上千管教人员一起在青海湖边展开一场原始的围猎，在人与兽的交锋后，劳改犯们能得到一份“羊肠子气味汤”i。而陆焉识在饥饿中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用精准的搅拌动作把有限的食物打发起来，从而带来短暂的饱胀感;用轮胎片延伸舌头的功能，从而舔干净食器内的每一丁点食物。
食物是满足人类正常生活的最基本物质。如果说生产力水平影响着人们的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那么严歌苓的这些小说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生产关系决定着人们的食物分配，进而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严歌苓小说的食物意象给我们展现了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风貌。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我们国家通过计划供应的方式在城市对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类日常生活物资进行分配。各类生活物资一旦被“计划”，它们总是要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分配，此时的规则就是“身份”，人们的“身份”决定了对食物享有权利的大小，部队军官在供给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令一般群众望尘莫及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在食物紧缺的六十年代初，作为省军区副司令的都汉能够给田苏菲寄来一个如“小型食品仓库”般的邮包。这样的雪中送炭一定会打动人心，所以一向要强的田苏菲母亲会告诫小菲抓住都汉这座“大靠山”。与都旅长强大的物质保障力量相比，他的年龄、身高、趣味等等方面与田苏菲的不合拍之处都可以忽略不计。其实田母因都汉的军官身份而忽略他的“大老粗”的特质，同时也因都汉的军官身份而忽略他“铁汉柔情”的情怀。严歌苓的小说中用“食物”所展现的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风貌，处处体现着限制和非自由。
如果说一个“非自由”的社会尚是能正常运转的社会，那么一个“饥饿”的社会则是极不稳定的社会。贫穷和饥饿曾是中国数千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饥饿”这个苦难却还没有真正地离去。严歌苓小说中的食物意象很大程度上集中到“饥饿”主题，从定量供给食品的城市到几乎断绝食品供应的荒漠草原，再到接近人类生存绝境的劳改农场，“饥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把人逼上绝境。一般看来，人与人争食、与动物争食、食人等等场景应该出现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远古社会，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文明社会，则被视为异常甚至是反伦理行为。而上文提到的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一些关于“食”的场景，其残酷的情形几乎令人不寒而栗。饥饿是对人的生命权这一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在饥饿面前，人的尊严不复存在，同时人的想象力爆发、创造力激增，但这种想象力、创造力可以说是畸形的。陆焉识对食物制作和饮食工具的创新，梁葫芦抢食的无耻，徐大亨觅食的绝技等等，似乎都是在饥饿的压迫下迸发出来的“力”，却又是人在饥饿面前的一种无力和失败。对“饥饿”的感觉，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多有表现，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阿城的《棋王》、余华的《活着》、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等，都对“饥饿”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那些饥饿片段都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饥饿”也成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深刻记忆。严歌苓出生于五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国深造，三十多年的国内岁月是她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她在大陆题材的小说中，正是用食物的意象展现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感官感受。 2.饱食之荒诞
与食物限量供应和食不果腹的情形相反，严歌苓的小说对食物极大丰富的情形也有表现，集中体现在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赴宴者》中。小说主人公下岗职工董丹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好营生，就是伪装成记者赴各种宴会、领取“车马费”，从而享受了各种美食，比如：乳鸽的鸽胸肉末混合豆腐泥做成的小丸子，有孔雀羽毛装饰的孔雀肉，海螺肉、鲜蘑菇、小牛肉混合成泥而又塞回海螺壳，由小牛肉与海蛰皮摆出的形如篆字的冷盘，花七十个小时烹调的牛鞭海马肉冻，由蛤蟆卵巢制成的汤，还有鱼翅、鸽舌，以及少女之身为盘、极品海鲜为菜的“人体宴”。可以说每道菜原料之奇异、制作之精巧都让读者瞠目结舌，仿佛传说中的“宫廷菜”再世。
如果说饥饿让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增，那“饱食”也让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爆发，而严歌苓赋予了这两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多的内涵。前一种“创造力”体现了人的无奈和社会的畸形，后一种“创造力”体现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荒诞。中国是古老的美食之国，同时也经历过漫长的饥饿苦难。当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食物的日益丰富演变成了铺张浪费，美食的传统演变成了奢靡享乐，而参与者则是坦然接受、见怪不怪，这背后是公款吃喝的机制、畸形的消费心理和混乱的道德观在作祟。
严歌苓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饥饿”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当她在二十世纪初以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视角审视中国社会“饱食”的怪现状时，她格外震惊和担忧，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这荒诞的社会场景。虽然《赴宴者》在艺术成就上相较于她的其他作品并不突出，但如果将该作品与其表现饥饿情境的其他作品一起考察，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中国社会的不间断的思考和批判。
3.女性之柔情
善于在小说中表现食物的女作家不少，比较突出的有张爱玲、王安忆两人。在她们的小说中，食物往往在字里行间隐隐穿过，却肩负起展现家庭风貌、城市精神的大任，或者能够烘托出气氛或情绪。严歌苓的小说中对于食物的表现有与她们相似的地方，但差异之处更多。如果说《陆犯焉识》中的食物是为时代背景准备的，那么她的很多其他小说中的食物则为人物尤其是为女性人物形象准备的。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女主人公田苏菲参加革命前，寡居的田母靠“一斤黄豆芽吃三顿”的功夫保证小菲每天早上有一个“滚着芝麻的糯米团子”。革命胜利后，田母心仪的“准女婿”都旅长到家做客，丰盛的晚饭从家里的各种家什中汇拢而来：“小菲见母亲从草捂子里端出炖的、蒸的，从碗柜里端出冷盘小菜，又从屋檐下摘下个盖篮，里面是一块棉垫子，包着一砂锅红烧肉。母亲从剧院回来就开始打点这顿晚餐了。”j如果说这一阶段对食物的铺陈还能营造出一种小家的温馨和母亲的温暖，那么当历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小说中每次食物的出现，几乎都要熬尽田苏菲母女两人的心血和气力：当一批客人赶在晚饭前登门造访时，田母就给女婿送一碗用蛋粉冲的蛋花汤，以委婉提醒客人女婿的身体状况;正常的食物买不起也买不到了，为了给丈夫养身体，田苏菲在夏天夜里到郊区水塘逮蛤蟆;家中增加了人口，田苏菲为增加食物，大冷天赤脚跳到浴缸里揉咸菜;田母也是殚精竭虑，去郊区农民家里买鸡蛋、鸭蛋、泥鳅、蛤蟆，让每一餐饭都少不过三个菜;工宣队师傅们时常晚饭时分上门，田母将猫鱼精心制作成可口的下酒菜，将西瓜皮腌制成爽口的小菜;直到田母最后一次替女婿接待一批赶饭的，作者用了色香味形俱全的笔致表现了田母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刻。以此，一位霸气而充满生活智慧的女性跃然纸上、脱颖而出。
严歌苓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女性人物，其性格往往能体现在她们手中的食物上。比如《小顾艳传》中，“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期间，百货大楼的营业员小顾结婚时，自己为婚礼准备了一面口袋的花生米，这只有能干而又不矫情的小顾能做到。《第九个寡妇》中，农村姑娘王葡萄会在做客时毫无顾忌地替女主人补做一道汤，这只有纯良天真到极致的王葡萄能做到。《陆犯焉识》中，劳改犯陆焉识的妻子冯婉喻会在探监前，根据时节交替精心为丈夫准备食物，秋季剥蟹黄剥到 “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蛰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k，这只有心至静、爱至深的冯婉喻能够做到。而在《小姨多鹤》中，有着两种饮食风格，家中女主人小环是这样做菜的：
她……从阳台的瓦缸里捞出几棵酸菜，又泡了一斤粉条。干了外皮的胡蔥里面水嫩玉白，她切出一大盘，跟鸡蛋一块儿炒。秋天晒的干豆角干茄子焖红烧肉。等小彭和小石到来，三个大菜已经端上了桌。l
这短短几行文字是极符合小环的脾性的，它充分体现了小环的麻利、爽快和生活习惯;而家中另一位女性竹内多鹤，出手的是饭团、柚子糖等等风味小食，这也烘托了多鹤作为性格内敛的异域女子的形象。
家庭食馔出现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一种脉脉温情，作家们也常常喜爱作细致的描述。在以上片段和刻画中，食物已经远远不止意味着味道或工艺，也不仅仅附着“温馨”或“乡愁”等意义，而是让人看到了食物背后的女性世界，看到女性各具特点的精神气质，看到女性坚韧、刚毅的质地，看到女性充满想象力、行动力的生存本领，看到女性以柔克刚的性别力量。
二、衣物：寄托情感与情绪
衣物是大部分女性较为关注的日用品，作为女作家不例外，作为创造的人物形象以女性为主的女作家更不例外，严歌苓小说中不乏衣物的意象。比如长篇小说《扶桑》、短篇小说《少女小渔》都是以衣物开篇;短篇小说《红罗裙》 《拖鞋大队》 《灰舞鞋》则是以衣物为篇名;短篇小说《女房东》整篇萦绕着房东太太细腻轻柔的贴身衣物等等。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营造故事情绪氛围等方面，衣物的意象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总的来说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意境：
1.难以遏制的生命欲望
小说《红罗裙》中，一件夕照红颜色的太阳裙贯穿了全文。37岁的女主人公海云为了儿子嫁给了72岁的华裔周先生，获得了美国绿卡，带着儿子住进了周先生的大房子，同住的还有周先生的儿子卡罗。周先生每日早出晚归上班，海云除了做家务外，最大的爱好就是逛商场、试衣服、买衣服。当她试上一件夕照红色的太阳裙，“那尖锐的色彩凿子一般将她三十七岁的表层凿了个缺口，青春哗然涌出”。m当海云在家穿上红裙，对她怀有爱慕的卡罗在楼梯拐角等着她，海云“感到自己在红色太阳裙下渐渐肿胀。她对伦常天条的无知使她无邪地想要和想给;刹那间，她几乎想回报卡罗，以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n红罗裙这个意象，唤醒了海云青春美好的容颜、饱满丰富的情感和健康躁动的欲望。 文艺作品中往往不乏女性红裙、红衣的身影。古典文学中的“红袖添香”是我们熟悉的意境，“红袖”是年轻美貌、知书达理的女子，是读书人的最佳伴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两部比较有影响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和《红衣少女》，后者改编自铁凝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标题都不约而同地用了女性的红色服装。《街上流行红裙子》表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女性从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既追求外在美，也追求心灵美。《红衣少女》表现的是新时期高中女生的理想与孤独、欢乐与悲伤、斗争与觉醒。两部电影都通过人物的内心传达了时代的特征与情绪。而严歌苓的《红罗裙》故事的时代背景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的“出国热”。这一时代背景给了小说人物组合的合理性，但小说的“戏”不在于时代背景，而在于异国结合的、老夫少妻的重组家庭中的人物关系。在故事中，红罗裙的意象表达出强烈的生命欲望，同时，作者并没有任这涌动的欲望决口，主人公海云失落而又坚强地为儿子健将和继子卡罗美丽地生活，无望而又平静地继续做周先生的妻子。作者的处理没有让小说呈现出悲剧式的情感狂潮，但是情感层次亦是相当丰富，红罗裙所象征的生命欲望正是在同现实生活、同个人认知的复杂碰撞中呈现出强大的感染力。
2.浪漫苦涩的青春情绪
严歌苓“穗子”系列小说中，有两篇小说的题目涉及到了衣物——《拖鞋大队》和《灰舞鞋》。“拖鞋大队”的队员是一群右派的艺术家的女儿们，包括“我”小穗子，当时父母们接受改造、学校已经停课，女孩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拖鞋，成群结队地游荡。按一般的想象，艺术家的女儿们应该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散发着文雅的气息，但她们偏偏是成天穿着拖鞋“夸嗒夸嗒”地招摇过市。“拖鞋”这个“队服”集中体现了这群女孩的形象和气质，她们衣着随便甚至邋遢，言语鄙俗甚至下流，行为不端甚至小偷小摸。是她们贫穷吗？是她们叛逆吗？是她们特立独行吗？是，但也不全是。“优雅”在那个年代是被唾弃的精神气质，学校已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父母们也忙着进行改造而无暇给女儿们艺术熏陶，女孩们因父辈的身份而生活窘迫，又因父辈的身份而精神自豪，她们紧紧抱成了一个小团体，一起购买和制作队服，一起谩骂与父亲们作对的权势人物，一起偷农民的鸡蛋、澡堂的鞋板，一起热烈地拥戴、愚蠢地伤害一个女孩。这群女孩既有所有青春期少年的浪漫、激情、疑惑、苦闷，又有特殊年代青春期少年的自嘲自讽、无知无畏。作为一部几乎是个人青春自传的小说，作者回看年少的小穗子和她的队友们的荒诞行径，满是不忍，笔端流露的便是这浪漫苦涩的情绪。
小穗子十五岁去当了文艺兵，舞鞋成为她最日常的装备。舞鞋是一个浪漫的名词，往往让人联想到优雅的芭蕾舞、热烈的拉丁舞或欢快的民族舞等等，但人们在欣赏舞蹈之余往往看不到职业舞者的辛苦与创伤，《灰舞鞋》中小穗子也是如此：“小穗子动了动冻疼的脚趾，舞鞋留下的创痛此时猛然发作”o;“在这之前，别的龙套错穿过她的鞋，她只得套双小一码的鞋上场，把十个脚趾跳得血肉模糊”p;“她从华美的舞鞋中拔出血迹斑斑的脚”q;“小穗子在以后的岁月中，总是回想起这天的合乐排练。那双崭新的、浅红软缎舞鞋历历在目，给她的足趾留下的剧痛也记忆犹新”。r舞鞋里的脚趾创伤累累，但比肉体的创伤更疼痛的是心灵的创伤。十五岁的小穗子是一个情感早熟、思想晚熟的女孩，“至死不渝”地爱上了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全身心地投入到与他的暗语、密信、约会中去，为他化为深情诗、为他化为惊鸿舞。但邵排长作为一个比穗子年龄上、思想上、政治上都成熟的男性，后来还是选择了成熟艳丽的连级干部高爱渝。如果只是移情别恋，也许这个故事还没有那么触目，但是邵冬骏把穗子写给他的所有一百六十封情书都交代给了高爱渝。故事的高潮是这一百六十封情书还惊动了组织，文工团党委连夜开会研讨这桩男女作风案的处理问题。作者并没有交代穗子在事件后的内心感受，穗子甚至表现得有点迟钝。一个幼稚、痴情的小女孩当然跟不上这男性世界和社会时代的节奏，但读者怎会感受不到这位纯洁的姑娘所受到的伤害呢，穗子经常穿到的灰舞鞋似乎就是她这场恋爱的情绪写照。对于舞鞋的灰色，作者做过专门的解释——红军制服的灰颜色。关于女红军的形象，严歌苓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也有所提及，而穗子身上坚贞与苦难的精神气质似乎就与女红军一脉传承。
“穗子”系列是一个关于童年和少年的故事，有穗子的青春，也有穗子的伙伴们的青春。《柳腊姐》中，穗子童年时期有一个“丫鬟”柳腊姐，被家人送到城里来讨口饭吃的。柳腊姐刚进城时的着装是这样的：“深蓝大襟裤褂，领口、袖口、裤脚有根桃红的滚边”。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对城里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她偷偷地描摹、复制穗子母亲的零碎小衣物，“穗子见她吸一口长气把那叫乳罩的东西绑在了身上，给两个自由了十五年的奶子上了镣铐一样”。s柳腊姐虽然给自己的身体戴上了“镣铐”，但是她青春的性的意识却是扒开铁窗向外探头探脑了起来。穗子的爸爸是戏剧家，注意到柳腊姐的艺术天分，带她去看戏、学戏、拜师，并送给她一件红黑格的粗呢外套。但后来柳腊姐還是被家人带回老家去了，她恢复了四凤的打扮，把在城里置下的外衣、内衣都留在了穗子家。柳腊姐从四凤造型到城里姑娘造型再回到四凤造型，这个过程是她身体快速发育的过程，也是自我意识和性意识迅速成长的过程，她虽然看似平静地跟着家人回老家“圆房”去了，但终究还是在“满世界都是红卫兵”的时候跑出去参加了造反，造公公婆婆的反。人们不明白柳腊姐为什么对家人如此恩将仇报，但是我们能够相信，柳腊姐经过城市的启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童养媳，离开城市的苦涩心情应该也是影响她后来生活道路的因素之一。
3.晦涩隐秘的畸形情感
短篇小说《女房东》给人的感觉是终篇缠绕在房东沃克太太柔软细腻的贴身衣物中。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老柴是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四十八岁，曾经有一个他“配不上”的老婆，后离异。老柴以极优惠的价格租下了沃克太太房子，其原因听说是由于其他人“都不合沃克太太的标准”，这让自卑的老柴有一点疑惑，也生出一些男人的自信。老柴一直没有当面见到沃克太太，他感受到的是她的种种生活细节，这一切让老柴感觉到沃克太太与他那么贴近又那么遥远，也不禁有了一些荒诞的想象。小说一直在营造一种朦胧的、暧昧的气氛，直到老柴看到房东的浴室，小说气氛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浴室里牵牵绊绊地挂着沃克太太的各种贴身衣物，质地柔软、颜色柔和、形制精巧，让老柴瞠目结舌。此后，老柴对沃克太太的关注和反应愈发地敏感，直到有一次老柴进入了房东的浴室，气氛又达到了一个高潮，浴室的地面上有条半透明的丝质衬裙，这让老柴激动、躁动，以致于听到沃克太太的动静而惊慌失措——握着这条衬裙冲回了自己的卧室。这一举动引向了一个荒诞的结局：老柴设法归还衬裙—衬裙“失踪”—沃克太太似乎变得冷淡—老柴决定退租—老柴意外与沃克太太照面—沃克太太昏迷—老柴在自己的衣橱中发现衬裙。《女房东》这篇小说中，烘托气氛的是沃克太太的内衣，故事的线索也是沃克太太的内衣，关注着这些衣物的是男主人公老柴的眼睛，它们引发了一个在独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中年男人内心最隐秘情感，它是躁动而又克制的，卑劣而又坦荡的。《女房东》是一篇典型的结构精致的短篇小说，开头疑团高悬、情节形散神聚、气氛渲染烘托、线索简洁明晰，而这些几乎都与女房东的柔软的衣物有关，衣物成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营造了一种失落、苍凉、苦涩的情绪，因此对于老柴这个人物，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同情多于批判，是把人性的弱点一丝一缕地铺陈出来后仍给予温柔的关照，这也是严歌苓对笔下很多人物的所持的态度。 中篇小说《白蛇》说的是文革时期一个偏男性化的女孩对一个著名舞蹈家的爱恋故事。舞蹈家孙丽坤的舞蹈把白蛇演绎地炉火纯青，在红极一时的时候，“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t在那个年代着实让人惊艳。后来孙丽坤被打倒并关押在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年轻“男子”徐群山经常来看望她，“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u徐群山以军官身份带孙丽坤离开她的关押地，“她脱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红毛衫，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v徐群山恢复为女孩徐群珊后，孙丽坤赴她的婚礼，看到徐群珊面对她，咯咯地笑着，孙丽坤“不知她与人们在笑什么，也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汗毛直竖。或许她笑的是自己：从盛破烂的藤箱里找出这件印度红毛衫。它哪里还是红的？”w一件印度红毛衫，承载了一位舞蹈家的肉体、精神，承载了她对男孩徐群山的迷恋和依赖，承载了她对女孩徐群珊的爱恋和惜别。这故事似乎是一个同性之间畸恋的故事，但作者要展现的并不是这“畸”，而是人对于对美的痴迷追求，对于爱与被爱的执着追求，在这追求中“人和畜都一律平等;老和幼、男和女都绝对平等”。x
以上通过考察严歌苓小说中的“食物”和“衣物”，可以看出严歌苓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意象，构建与故事情节的隐喻关系，从而营造其小说独特的意境，由此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强大的叙事能力，实践着她的“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y的理想。通过考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可以看出严歌苓的写作有两种关注的重点，一是中国大陆的时代社会风貌和人物命运，二是女性的精神特质和性别力量;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善于营造的情绪气氛，表现出人物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游走、挣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和温度。严歌苓不仅仅是要讲好听的故事，也是在写作中深刻地寄托着她对人性、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现实性关注，寄托着她对家国历史的深沉关照和人性多棱镜的细微考察。
【注释】
a中国社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b刘红英：《严歌苓小说的空间意象与文化隐喻》，《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
c李婧：《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研究》，西南交通大学，2013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d王玉侠：《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红色”意象》，《广东開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e 《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2页。
f《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ghik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98页、99页、313页。
j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l严歌苓：《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mn严歌苓：《红罗裙》，《少女小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56页。
opqr严歌苓：《灰舞鞋》，《穗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187页、210页、208页。
s严歌苓：《柳腊姐》，《穗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tuvwx严歌苓：《白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25页、30页、38页、29页。
y严歌苓：《主流与边缘——写在长篇小〈扶桑〉获奖之后》，《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严歌苓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小说中的意象设置也有着独到之处。目前的严歌苓小说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小说中意象问题，探讨了空间意象、身体意象、红色意象等等。比如有研究指出，“严歌苓小说中空间意象中的草地、草原与地窖，都与神话思维有关，其喻指性关涉天堂、地狱、炼狱三重文化内涵”，“阁楼、大海等空间意象，显示出的焦灼、彷徨与无奈的主体真实意图”b;有研究指出，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背后蕴含着深层意义，“乳房意象隐喻了文革和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辫子意象展现了种族歧视下的国民奴性”c;有研究指出，在严歌苓的笔下，“红色意象孕育出野性生命力，象征着被压抑的旺盛性欲，彰显着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代表着独特的中国风情”d。以上严歌苓小说意象研究，主要探究了意象背后的文化隐喻，这与严歌苓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有关，即将严歌苓小说纳入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以多元化和跨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开展研究，特别是以“身份”批评作为重要的研究角度。
研究严歌苓小说，除了“文化”视角之外，还值得重视的是考察作者故事叙述的视角。本文对严歌苓小说意象的研究，着力从小说故事的角度出发，讨论严歌苓小说中比较典型的“食物”和“衣物”两类意象，考察其所营造的故事意境。
一、食物：关照时代与人性
中国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e，也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着歌其事”f。前一句点出了“食”在人类生活中极端重要的地位，后一句指出了关于“食”的文学创作的原理。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能较多地看到关于对食物获取、制作、口味等一系列的细致描述。纵观严歌苓小说中的食物意象，大概形成了这样几种意境：
1.饑饿之坚硬
严歌苓小说常有对食物的描述，它们往往是日常的、简单的，有时也是粗鄙、艰难的，有时是“无中生有”才可得的，甚至彻底是“无”的。《雌性的草地》中，西北草原上的牧马姑娘们的日常食物只有限量供给的米和苞谷粉、糌粑，如要换口味只能靠珍藏着的仅有的挂面和酱油膏，最艰难时要靠吃马料来解决吃饭问题;《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在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用炖蛤蟆为病人增加营养，用炒小猫鱼为客人下酒;而食物在《陆犯焉识》中的出场往往触目惊心，甚至超出一般人的经验，比如劳改犯梁葫芦会故意撞翻解放军碗里的面条或饺子，然后安心享用地上的混了草根泥土的“美味”;劳改犯徐大亨“给饿成了一双鹰眼”g，从鼠窝里找到生青稞，吃生青稞吃成了肠梗阻;劳改犯“张现行”在最饥荒的时候，只要监狱院子里出现新鲜的尸首，他就会在夜里出动，“脱下尸首的棉裤，用一片碗茬割下腿肉，再把棉裤给尸首穿回去。”h每年夏秋交接时期，几万劳改犯和上千管教人员一起在青海湖边展开一场原始的围猎，在人与兽的交锋后，劳改犯们能得到一份“羊肠子气味汤”i。而陆焉识在饥饿中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用精准的搅拌动作把有限的食物打发起来，从而带来短暂的饱胀感;用轮胎片延伸舌头的功能，从而舔干净食器内的每一丁点食物。
食物是满足人类正常生活的最基本物质。如果说生产力水平影响着人们的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那么严歌苓的这些小说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生产关系决定着人们的食物分配，进而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严歌苓小说的食物意象给我们展现了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风貌。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我们国家通过计划供应的方式在城市对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类日常生活物资进行分配。各类生活物资一旦被“计划”，它们总是要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分配，此时的规则就是“身份”，人们的“身份”决定了对食物享有权利的大小，部队军官在供给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令一般群众望尘莫及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在食物紧缺的六十年代初，作为省军区副司令的都汉能够给田苏菲寄来一个如“小型食品仓库”般的邮包。这样的雪中送炭一定会打动人心，所以一向要强的田苏菲母亲会告诫小菲抓住都汉这座“大靠山”。与都旅长强大的物质保障力量相比，他的年龄、身高、趣味等等方面与田苏菲的不合拍之处都可以忽略不计。其实田母因都汉的军官身份而忽略他的“大老粗”的特质，同时也因都汉的军官身份而忽略他“铁汉柔情”的情怀。严歌苓的小说中用“食物”所展现的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风貌，处处体现着限制和非自由。
如果说一个“非自由”的社会尚是能正常运转的社会，那么一个“饥饿”的社会则是极不稳定的社会。贫穷和饥饿曾是中国数千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饥饿”这个苦难却还没有真正地离去。严歌苓小说中的食物意象很大程度上集中到“饥饿”主题，从定量供给食品的城市到几乎断绝食品供应的荒漠草原，再到接近人类生存绝境的劳改农场，“饥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把人逼上绝境。一般看来，人与人争食、与动物争食、食人等等场景应该出现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远古社会，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文明社会，则被视为异常甚至是反伦理行为。而上文提到的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一些关于“食”的场景，其残酷的情形几乎令人不寒而栗。饥饿是对人的生命权这一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在饥饿面前，人的尊严不复存在，同时人的想象力爆发、创造力激增，但这种想象力、创造力可以说是畸形的。陆焉识对食物制作和饮食工具的创新，梁葫芦抢食的无耻，徐大亨觅食的绝技等等，似乎都是在饥饿的压迫下迸发出来的“力”，却又是人在饥饿面前的一种无力和失败。对“饥饿”的感觉，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多有表现，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阿城的《棋王》、余华的《活着》、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等，都对“饥饿”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那些饥饿片段都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饥饿”也成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深刻记忆。严歌苓出生于五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国深造，三十多年的国内岁月是她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她在大陆题材的小说中，正是用食物的意象展现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感官感受。 2.饱食之荒诞
与食物限量供应和食不果腹的情形相反，严歌苓的小说对食物极大丰富的情形也有表现，集中体现在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赴宴者》中。小说主人公下岗职工董丹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好营生，就是伪装成记者赴各种宴会、领取“车马费”，从而享受了各种美食，比如：乳鸽的鸽胸肉末混合豆腐泥做成的小丸子，有孔雀羽毛装饰的孔雀肉，海螺肉、鲜蘑菇、小牛肉混合成泥而又塞回海螺壳，由小牛肉与海蛰皮摆出的形如篆字的冷盘，花七十个小时烹调的牛鞭海马肉冻，由蛤蟆卵巢制成的汤，还有鱼翅、鸽舌，以及少女之身为盘、极品海鲜为菜的“人体宴”。可以说每道菜原料之奇异、制作之精巧都让读者瞠目结舌，仿佛传说中的“宫廷菜”再世。
如果说饥饿让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增，那“饱食”也让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爆发，而严歌苓赋予了这两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多的内涵。前一种“创造力”体现了人的无奈和社会的畸形，后一种“创造力”体现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荒诞。中国是古老的美食之国，同时也经历过漫长的饥饿苦难。当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食物的日益丰富演变成了铺张浪费，美食的传统演变成了奢靡享乐，而参与者则是坦然接受、见怪不怪，这背后是公款吃喝的机制、畸形的消费心理和混乱的道德观在作祟。
严歌苓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饥饿”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当她在二十世纪初以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视角审视中国社会“饱食”的怪现状时，她格外震惊和担忧，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这荒诞的社会场景。虽然《赴宴者》在艺术成就上相较于她的其他作品并不突出，但如果将该作品与其表现饥饿情境的其他作品一起考察，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中国社会的不间断的思考和批判。
3.女性之柔情
善于在小说中表现食物的女作家不少，比较突出的有张爱玲、王安忆两人。在她们的小说中，食物往往在字里行间隐隐穿过，却肩负起展现家庭风貌、城市精神的大任，或者能够烘托出气氛或情绪。严歌苓的小说中对于食物的表现有与她们相似的地方，但差异之处更多。如果说《陆犯焉识》中的食物是为时代背景准备的，那么她的很多其他小说中的食物则为人物尤其是为女性人物形象准备的。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女主人公田苏菲参加革命前，寡居的田母靠“一斤黄豆芽吃三顿”的功夫保证小菲每天早上有一个“滚着芝麻的糯米团子”。革命胜利后，田母心仪的“准女婿”都旅长到家做客，丰盛的晚饭从家里的各种家什中汇拢而来：“小菲见母亲从草捂子里端出炖的、蒸的，从碗柜里端出冷盘小菜，又从屋檐下摘下个盖篮，里面是一块棉垫子，包着一砂锅红烧肉。母亲从剧院回来就开始打点这顿晚餐了。”j如果说这一阶段对食物的铺陈还能营造出一种小家的温馨和母亲的温暖，那么当历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小说中每次食物的出现，几乎都要熬尽田苏菲母女两人的心血和气力：当一批客人赶在晚饭前登门造访时，田母就给女婿送一碗用蛋粉冲的蛋花汤，以委婉提醒客人女婿的身体状况;正常的食物买不起也买不到了，为了给丈夫养身体，田苏菲在夏天夜里到郊区水塘逮蛤蟆;家中增加了人口，田苏菲为增加食物，大冷天赤脚跳到浴缸里揉咸菜;田母也是殚精竭虑，去郊区农民家里买鸡蛋、鸭蛋、泥鳅、蛤蟆，让每一餐饭都少不过三个菜;工宣队师傅们时常晚饭时分上门，田母将猫鱼精心制作成可口的下酒菜，将西瓜皮腌制成爽口的小菜;直到田母最后一次替女婿接待一批赶饭的，作者用了色香味形俱全的笔致表现了田母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刻。以此，一位霸气而充满生活智慧的女性跃然纸上、脱颖而出。
严歌苓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女性人物，其性格往往能体现在她们手中的食物上。比如《小顾艳传》中，“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期间，百货大楼的营业员小顾结婚时，自己为婚礼准备了一面口袋的花生米，这只有能干而又不矫情的小顾能做到。《第九个寡妇》中，农村姑娘王葡萄会在做客时毫无顾忌地替女主人补做一道汤，这只有纯良天真到极致的王葡萄能做到。《陆犯焉识》中，劳改犯陆焉识的妻子冯婉喻会在探监前，根据时节交替精心为丈夫准备食物，秋季剥蟹黄剥到 “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蛰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k，这只有心至静、爱至深的冯婉喻能够做到。而在《小姨多鹤》中，有着两种饮食风格，家中女主人小环是这样做菜的：
她……从阳台的瓦缸里捞出几棵酸菜，又泡了一斤粉条。干了外皮的胡蔥里面水嫩玉白，她切出一大盘，跟鸡蛋一块儿炒。秋天晒的干豆角干茄子焖红烧肉。等小彭和小石到来，三个大菜已经端上了桌。l
这短短几行文字是极符合小环的脾性的，它充分体现了小环的麻利、爽快和生活习惯;而家中另一位女性竹内多鹤，出手的是饭团、柚子糖等等风味小食，这也烘托了多鹤作为性格内敛的异域女子的形象。
家庭食馔出现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一种脉脉温情，作家们也常常喜爱作细致的描述。在以上片段和刻画中，食物已经远远不止意味着味道或工艺，也不仅仅附着“温馨”或“乡愁”等意义，而是让人看到了食物背后的女性世界，看到女性各具特点的精神气质，看到女性坚韧、刚毅的质地，看到女性充满想象力、行动力的生存本领，看到女性以柔克刚的性别力量。
二、衣物：寄托情感与情绪
衣物是大部分女性较为关注的日用品，作为女作家不例外，作为创造的人物形象以女性为主的女作家更不例外，严歌苓小说中不乏衣物的意象。比如长篇小说《扶桑》、短篇小说《少女小渔》都是以衣物开篇;短篇小说《红罗裙》 《拖鞋大队》 《灰舞鞋》则是以衣物为篇名;短篇小说《女房东》整篇萦绕着房东太太细腻轻柔的贴身衣物等等。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营造故事情绪氛围等方面，衣物的意象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总的来说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意境：
1.难以遏制的生命欲望
小说《红罗裙》中，一件夕照红颜色的太阳裙贯穿了全文。37岁的女主人公海云为了儿子嫁给了72岁的华裔周先生，获得了美国绿卡，带着儿子住进了周先生的大房子，同住的还有周先生的儿子卡罗。周先生每日早出晚归上班，海云除了做家务外，最大的爱好就是逛商场、试衣服、买衣服。当她试上一件夕照红色的太阳裙，“那尖锐的色彩凿子一般将她三十七岁的表层凿了个缺口，青春哗然涌出”。m当海云在家穿上红裙，对她怀有爱慕的卡罗在楼梯拐角等着她，海云“感到自己在红色太阳裙下渐渐肿胀。她对伦常天条的无知使她无邪地想要和想给;刹那间，她几乎想回报卡罗，以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n红罗裙这个意象，唤醒了海云青春美好的容颜、饱满丰富的情感和健康躁动的欲望。 文艺作品中往往不乏女性红裙、红衣的身影。古典文学中的“红袖添香”是我们熟悉的意境，“红袖”是年轻美貌、知书达理的女子，是读书人的最佳伴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两部比较有影响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和《红衣少女》，后者改编自铁凝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标题都不约而同地用了女性的红色服装。《街上流行红裙子》表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女性从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既追求外在美，也追求心灵美。《红衣少女》表现的是新时期高中女生的理想与孤独、欢乐与悲伤、斗争与觉醒。两部电影都通过人物的内心传达了时代的特征与情绪。而严歌苓的《红罗裙》故事的时代背景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的“出国热”。这一时代背景给了小说人物组合的合理性，但小说的“戏”不在于时代背景，而在于异国结合的、老夫少妻的重组家庭中的人物关系。在故事中，红罗裙的意象表达出强烈的生命欲望，同时，作者并没有任这涌动的欲望决口，主人公海云失落而又坚强地为儿子健将和继子卡罗美丽地生活，无望而又平静地继续做周先生的妻子。作者的处理没有让小说呈现出悲剧式的情感狂潮，但是情感层次亦是相当丰富，红罗裙所象征的生命欲望正是在同现实生活、同个人认知的复杂碰撞中呈现出强大的感染力。
2.浪漫苦涩的青春情绪
严歌苓“穗子”系列小说中，有两篇小说的题目涉及到了衣物——《拖鞋大队》和《灰舞鞋》。“拖鞋大队”的队员是一群右派的艺术家的女儿们，包括“我”小穗子，当时父母们接受改造、学校已经停课，女孩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拖鞋，成群结队地游荡。按一般的想象，艺术家的女儿们应该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散发着文雅的气息，但她们偏偏是成天穿着拖鞋“夸嗒夸嗒”地招摇过市。“拖鞋”这个“队服”集中体现了这群女孩的形象和气质，她们衣着随便甚至邋遢，言语鄙俗甚至下流，行为不端甚至小偷小摸。是她们贫穷吗？是她们叛逆吗？是她们特立独行吗？是，但也不全是。“优雅”在那个年代是被唾弃的精神气质，学校已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父母们也忙着进行改造而无暇给女儿们艺术熏陶，女孩们因父辈的身份而生活窘迫，又因父辈的身份而精神自豪，她们紧紧抱成了一个小团体，一起购买和制作队服，一起谩骂与父亲们作对的权势人物，一起偷农民的鸡蛋、澡堂的鞋板，一起热烈地拥戴、愚蠢地伤害一个女孩。这群女孩既有所有青春期少年的浪漫、激情、疑惑、苦闷，又有特殊年代青春期少年的自嘲自讽、无知无畏。作为一部几乎是个人青春自传的小说，作者回看年少的小穗子和她的队友们的荒诞行径，满是不忍，笔端流露的便是这浪漫苦涩的情绪。
小穗子十五岁去当了文艺兵，舞鞋成为她最日常的装备。舞鞋是一个浪漫的名词，往往让人联想到优雅的芭蕾舞、热烈的拉丁舞或欢快的民族舞等等，但人们在欣赏舞蹈之余往往看不到职业舞者的辛苦与创伤，《灰舞鞋》中小穗子也是如此：“小穗子动了动冻疼的脚趾，舞鞋留下的创痛此时猛然发作”o;“在这之前，别的龙套错穿过她的鞋，她只得套双小一码的鞋上场，把十个脚趾跳得血肉模糊”p;“她从华美的舞鞋中拔出血迹斑斑的脚”q;“小穗子在以后的岁月中，总是回想起这天的合乐排练。那双崭新的、浅红软缎舞鞋历历在目，给她的足趾留下的剧痛也记忆犹新”。r舞鞋里的脚趾创伤累累，但比肉体的创伤更疼痛的是心灵的创伤。十五岁的小穗子是一个情感早熟、思想晚熟的女孩，“至死不渝”地爱上了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全身心地投入到与他的暗语、密信、约会中去，为他化为深情诗、为他化为惊鸿舞。但邵排长作为一个比穗子年龄上、思想上、政治上都成熟的男性，后来还是选择了成熟艳丽的连级干部高爱渝。如果只是移情别恋，也许这个故事还没有那么触目，但是邵冬骏把穗子写给他的所有一百六十封情书都交代给了高爱渝。故事的高潮是这一百六十封情书还惊动了组织，文工团党委连夜开会研讨这桩男女作风案的处理问题。作者并没有交代穗子在事件后的内心感受，穗子甚至表现得有点迟钝。一个幼稚、痴情的小女孩当然跟不上这男性世界和社会时代的节奏，但读者怎会感受不到这位纯洁的姑娘所受到的伤害呢，穗子经常穿到的灰舞鞋似乎就是她这场恋爱的情绪写照。对于舞鞋的灰色，作者做过专门的解释——红军制服的灰颜色。关于女红军的形象，严歌苓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也有所提及，而穗子身上坚贞与苦难的精神气质似乎就与女红军一脉传承。
“穗子”系列是一个关于童年和少年的故事，有穗子的青春，也有穗子的伙伴们的青春。《柳腊姐》中，穗子童年时期有一个“丫鬟”柳腊姐，被家人送到城里来讨口饭吃的。柳腊姐刚进城时的着装是这样的：“深蓝大襟裤褂，领口、袖口、裤脚有根桃红的滚边”。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对城里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她偷偷地描摹、复制穗子母亲的零碎小衣物，“穗子见她吸一口长气把那叫乳罩的东西绑在了身上，给两个自由了十五年的奶子上了镣铐一样”。s柳腊姐虽然给自己的身体戴上了“镣铐”，但是她青春的性的意识却是扒开铁窗向外探头探脑了起来。穗子的爸爸是戏剧家，注意到柳腊姐的艺术天分，带她去看戏、学戏、拜师，并送给她一件红黑格的粗呢外套。但后来柳腊姐還是被家人带回老家去了，她恢复了四凤的打扮，把在城里置下的外衣、内衣都留在了穗子家。柳腊姐从四凤造型到城里姑娘造型再回到四凤造型，这个过程是她身体快速发育的过程，也是自我意识和性意识迅速成长的过程，她虽然看似平静地跟着家人回老家“圆房”去了，但终究还是在“满世界都是红卫兵”的时候跑出去参加了造反，造公公婆婆的反。人们不明白柳腊姐为什么对家人如此恩将仇报，但是我们能够相信，柳腊姐经过城市的启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童养媳，离开城市的苦涩心情应该也是影响她后来生活道路的因素之一。
3.晦涩隐秘的畸形情感
短篇小说《女房东》给人的感觉是终篇缠绕在房东沃克太太柔软细腻的贴身衣物中。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老柴是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四十八岁，曾经有一个他“配不上”的老婆，后离异。老柴以极优惠的价格租下了沃克太太房子，其原因听说是由于其他人“都不合沃克太太的标准”，这让自卑的老柴有一点疑惑，也生出一些男人的自信。老柴一直没有当面见到沃克太太，他感受到的是她的种种生活细节，这一切让老柴感觉到沃克太太与他那么贴近又那么遥远，也不禁有了一些荒诞的想象。小说一直在营造一种朦胧的、暧昧的气氛，直到老柴看到房东的浴室，小说气氛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浴室里牵牵绊绊地挂着沃克太太的各种贴身衣物，质地柔软、颜色柔和、形制精巧，让老柴瞠目结舌。此后，老柴对沃克太太的关注和反应愈发地敏感，直到有一次老柴进入了房东的浴室，气氛又达到了一个高潮，浴室的地面上有条半透明的丝质衬裙，这让老柴激动、躁动，以致于听到沃克太太的动静而惊慌失措——握着这条衬裙冲回了自己的卧室。这一举动引向了一个荒诞的结局：老柴设法归还衬裙—衬裙“失踪”—沃克太太似乎变得冷淡—老柴决定退租—老柴意外与沃克太太照面—沃克太太昏迷—老柴在自己的衣橱中发现衬裙。《女房东》这篇小说中，烘托气氛的是沃克太太的内衣，故事的线索也是沃克太太的内衣，关注着这些衣物的是男主人公老柴的眼睛，它们引发了一个在独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中年男人内心最隐秘情感，它是躁动而又克制的，卑劣而又坦荡的。《女房东》是一篇典型的结构精致的短篇小说，开头疑团高悬、情节形散神聚、气氛渲染烘托、线索简洁明晰，而这些几乎都与女房东的柔软的衣物有关，衣物成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营造了一种失落、苍凉、苦涩的情绪，因此对于老柴这个人物，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同情多于批判，是把人性的弱点一丝一缕地铺陈出来后仍给予温柔的关照，这也是严歌苓对笔下很多人物的所持的态度。 中篇小说《白蛇》说的是文革时期一个偏男性化的女孩对一个著名舞蹈家的爱恋故事。舞蹈家孙丽坤的舞蹈把白蛇演绎地炉火纯青，在红极一时的时候，“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t在那个年代着实让人惊艳。后来孙丽坤被打倒并关押在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年轻“男子”徐群山经常来看望她，“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u徐群山以军官身份带孙丽坤离开她的关押地，“她脱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红毛衫，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v徐群山恢复为女孩徐群珊后，孙丽坤赴她的婚礼，看到徐群珊面对她，咯咯地笑着，孙丽坤“不知她与人们在笑什么，也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汗毛直竖。或许她笑的是自己：从盛破烂的藤箱里找出这件印度红毛衫。它哪里还是红的？”w一件印度红毛衫，承载了一位舞蹈家的肉体、精神，承载了她对男孩徐群山的迷恋和依赖，承载了她对女孩徐群珊的爱恋和惜别。这故事似乎是一个同性之间畸恋的故事，但作者要展现的并不是这“畸”，而是人对于对美的痴迷追求，对于爱与被爱的执着追求，在这追求中“人和畜都一律平等;老和幼、男和女都绝对平等”。x
以上通过考察严歌苓小说中的“食物”和“衣物”，可以看出严歌苓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意象，构建与故事情节的隐喻关系，从而营造其小说独特的意境，由此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强大的叙事能力，实践着她的“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y的理想。通过考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可以看出严歌苓的写作有两种关注的重点，一是中国大陆的时代社会风貌和人物命运，二是女性的精神特质和性别力量;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善于营造的情绪气氛，表现出人物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游走、挣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和温度。严歌苓不仅仅是要讲好听的故事，也是在写作中深刻地寄托着她对人性、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现实性关注，寄托着她对家国历史的深沉关照和人性多棱镜的细微考察。
【注释】
a中国社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b刘红英：《严歌苓小说的空间意象与文化隐喻》，《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
c李婧：《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研究》，西南交通大学，2013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d王玉侠：《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红色”意象》，《广东開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e 《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2页。
f《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ghik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98页、99页、313页。
j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l严歌苓：《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mn严歌苓：《红罗裙》，《少女小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56页。
opqr严歌苓：《灰舞鞋》，《穗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187页、210页、208页。
s严歌苓：《柳腊姐》，《穗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tuvwx严歌苓：《白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25页、30页、38页、29页。
y严歌苓：《主流与边缘——写在长篇小〈扶桑〉获奖之后》，《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