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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近年来引发了众多关注的群体,这是一个被汹涌而来的口水淹没了的群体,这是一个被很多人羡慕、嫉妒乃至于仇视的群体。关于他们,我们的所知其实不多,而议论却实在不少。
他们,有一个公认的代名词——“富二代”。
这个词语不免让人想起年少多金的“纨绔子弟”。炫名车、泡美女、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事实上,大多数的媒体报道都有意无意将这两者画上了等号。比如力帆集团太子尹喜地那30多辆总价值5000多万元的名车,比如俏江南集团太子汪小菲与星女郎的绯闻等等,都是八卦新闻的猛料。
股神巴菲特对于“富二代”有一个定义,他称这些人为“幸运的精子”——他们拥有的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上帝。很显然,巴菲特反对这样的幸运,他认为,权力的继承会导致权力的腐烂和衰亡,财富的继承同样如此。
一般人在新闻中看到的,只是些被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的“富二代”。现实中的他们远非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么简单。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减少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的分量,在享受财富的同时,他们面对的还有压力。
是将压力转化为动力,还是在压力中崩溃?这成为了“富二代”们能否走向成功的分野。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算得上改革开放成果的附属品。虽正值青春年少,但在未来的十年里,随着父辈们的老去,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陆续接班,成为主流商业社会的支撑。
接盘者
近一段时间,新版《三国》正在热播。三国创业均为不易,而创业难、守业更难。曹操传于曹丕,尚能亦步亦趋、兢兢业业地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刘备传于刘禅,虽有诸葛亮保扶,亦成一扶不起的阿斗;孙坚传于孙策,孙策再传于孙权,不但将已经中落的家道恢复,还能拓地千里、南面称孤,可见,小到家,大到国,接对班、接好班是如何的重要。
对于许多中国当代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面临的正是“接班”问题。这其中,有些企业是属于意外接班——父亲去世,儿子临危受命,必须尽快承担起企业的重担。
2003年,海鑫钢铁的创始人、掌门人李海仓因经济纠纷不幸被人杀害,正在澳洲求学的李兆会匆匆赶回奔丧。对于家族和企业做出让他接掌公司董事长的决定,这个刚满22岁的小伙子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李兆会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灵前跪了一夜,想了好多好多事情,想我今后该对这个家庭尽什么样的责任,该对这个公司尽什么样的责任……我不想做这个董事长,因为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论是让我五叔、六叔还是辛书记来当,我都同意。”但是最终,家族利益决定了李兆会必须坐上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浙江均瑶集团身上。2004年,均瑶掌门人王均瑶不幸早逝,他未满18岁,还在中学学习的长子王瀚继承他在公司40%的股权,总价值约14亿,成为均瑶集团第一大股东。因其还未成年,董事长暂由其叔王均金担任。和李兆会一样,王瀚在被人们慨叹“命好”的同时,不可能不接受外界质疑的目光:这位接班人有没有能力接好父亲的班,带领均瑶继续辉煌?
当然,意外总是少数,大多数的民企属于正常接班——打下江山的父辈到了退休年龄,需要把事业完全交给年富力强的儿女打理,自己去享受清福。有的也可能会扶上马,送一程,但最终还是会让儿女“亲政”。比如万向集团的鲁伟鼎、方太集团的茅忠群、碧桂园的杨惠妍等人。
这些“富二代”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首先是钱。例如,2007年碧桂园在香港上市,公司资产一跃达到600多亿人民币。最大股东杨国强将他名下的500多亿全部挂到了女儿杨惠妍的名下,使这个25岁的小女孩立时超越所有“江湖前辈”,成为中国当年的首富。但是,接钱不等于接班,与王瀚那时接了父亲王均瑶价值14亿的财富一样,杨惠妍只是接受了一堆数字,还谈不上继承财富。
即便是把财富继承下来,可以自由支配,那也只是使用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接班,接的应该是企业,而不仅仅是钱财。只接钱,钱很快就会流失。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指的就是此种情况。而要接管好企业,并非一项人事任命就可以解决,搞得不好将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王安电脑的破产就是惨痛教训——王安电脑一度是美国最知名的华人企业,在创始人王安将CEO之位传给儿子后,由于战略失当、高管陆续离开等原因,公司最终走向破产。
鲁伟鼎和茅忠群可以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拨“富二代”。鲁伟鼎在23岁接班的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流行“富二代”这个词。进入万向集团,鲁伟鼎先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在集团的各个岗位轮转,1992年底开始任集团副总裁,1994年出任集团总裁,5年后又到美国读书,现任集团CEO。有了如此经历,鲁伟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父辈创造了过去,经历着现在,还将继续走下去;而我们这一代是踩着他们打下的基础,沿着他们开辟的大道前进,理应走得更好、更远。”
茅忠群与其说是接班,不如说是与父亲茅理翔一起进行二次创业。那时候,茅理翔的打火机企业飞翔集团已经做到世界出口量第一,但是却因为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而面临困境。正在上海交大攻读电力电子硕士的茅忠群受父亲召唤回到公司,利用自己的专业上马了抽油烟机项目。
“创业之初我就对父亲开出条件:第一,必须跳出以前,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第二,另起炉灶。老员工不要,亲戚不能进入;第三,关于方太方向性的决策,要由我说了算。”茅忠群如是说。为此父子俩有过争吵,毕竟茅理翔对老牌子飞翔有很深的感情,对企业中的一些亲朋故旧也抹不开面子。但后来方太的成功证明茅忠群是对的。现在,方太的主要掌舵人是茅忠群,方太已经完成了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交接。
潜伏者
像鲁伟鼎、茅忠群这些人,人们已经忘了给他们标以“富二代”的标签了。因为他们已经接班完毕,成为了新一代的企业家。而中国更常见的现象是,很多80后的“富二代”们还继续“潜伏”在父辈的企业里历练,等待全面接管的时机。
在刚刚担任俏江南餐饮集团执行董事,负责集团的海外推广、设计及时尚创意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清楚汪小菲就是董事长张兰的独生子,作为母亲,张兰似乎有意在淡化这层关系,每次开会时,她都会这么说:“下面我们请汪小菲先生……”
可80后的“富二代”想保持低调是不容易的,汪小菲数百万的法拉利跑车、30万的名贵手机、一身的名牌在别人眼里已经给他贴上了标签。
汪小菲16岁就留学海外,先在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学习设计,后又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拿到了酒店管理MBA。
原本对餐饮业一窍不通的汪小菲对于进入俏江南的原因直言不讳:“没办法啊,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没有理由离开它再重头做起。”他也的确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进入俏江南之后,慢慢发现餐饮行业并没有我之前想象中那么简单。餐饮业其实是非常有活力,也十分有潜力的行业。”
作为服务业的延伸,汪小菲斥资3亿元人民币创立了以他母亲名字命名的奢华商务会所——“兰”会所。此外,汪小菲还创建了以崇尚品质生活人士的时尚概念品牌餐厅“subu”。对于创建这两个新的餐饮品牌,汪小菲表示:“我不是为了证实什么,而是想要为公司做些事情。”
2010年企业界传出一条爆炸性传闻:宗馥莉即将接替她父亲宗庆后,成为娃哈哈集团的新一代掌门。其依据是宗庆后正在建新厂,另成体系,给女儿接班铺路。对于这样的传闻,宗庆后回应,自己在娃哈哈的股权当然会在未来传给女儿宗馥莉。但是,股权虽然代表财富所有权,却并不一定代表财富管理权和经营权。换句话说,宗庆后的回应仅仅确认了让女儿“接钱”的信息,但是“接班”呢?宗庆后不说,我们也不便妄下判断。
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像宗馥莉这样80后的“富二代”,智力、能力、专业等等都不会是接班的障碍,会出现问题而且是最大问题的地方应该就是两个词——经验、威望。宗馥莉200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目前主管娃哈哈的童装业务。
而前段时间接班传闻甚嚣尘上的刘永好的女儿刘畅,也已经从媒体的视线中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据说刘永好给她定下规矩,10年内不在媒体面前曝光,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从这个规矩可以窥见,刘永好预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让女儿成长。
事实上,过早让“富二代”接班并不是好事,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在欧洲,一些由创始家族控制至少达200年的公司会成立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员除讨论各种战略外,还让子女“换岗”到其他家族的公司中去工作,以学习自己家族公司以外的工作经验。中国的民企是否也可以借鉴如此经验,考虑将子女送到不相关的企业中去历练2-3年,以增强抗风险、挫折的能力。
自立者
“富二代”之所以被称为“富二代”,当然是因为他们有个“富爸爸”。大多数的“富二代”确实因此少奋斗了20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奋斗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富二代”,宁愿比别人多奋斗20年也不愿意坐享其成,空手去摘父辈的果实。他们下定决心自立门户,从头创业。
陈豪就是浙商“富二代”创业的代表。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超级富豪,涉足多个商业领域。可自读大学开始,陈豪就有了不依靠家庭,自主创业的想法。“我们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含着金钥匙出生,实际上我们见证了父母的成长,目睹了他们从小作坊慢慢做起来的艰辛。”陈豪说。
读大学时,陈豪用生活费开始了被父亲认为是小打小闹式的创业——一种浙江移动推出的优惠手机卡,把它卖向全国其他没有这种优惠的地区。结果这个小打小闹的生意为他赚到了第一桶金——1000万。
2007年,通过朋友引荐,陈豪认识了一位投资界的前辈,在前辈的帮助下,陈豪成为一家3000万美元天使基金的管理合伙人,正式开始投资人的生涯。
如今,陈豪建立了自己的上海拓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虽然选择创业,陈豪仍然将他的个人选择纳入到整个家族的发展战略中。“我在做的实际上也是铺路的工作,为家族将来的转型做准备。”
香港金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仲尼从小是一个喜欢“走自己的路”的孩子。他出身于香港知名的工商世家,其父陈元钜开办的“大兴纺织厂”是香港三大纺织厂之一。18岁,父亲送他到美国深造,建议他选读律师专业,可他选择金融专业。本来应该继承父业的他,22岁回到香港后却找了一份不相干的工作——花旗银行初级职员,从最基层开始磨炼,4年后,陈仲尼即荣升为副总裁。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陈仲尼将一切重新归零,重返美国,在西北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至于原因,他说:“我做得很开心,但是觉得学识不够。”不到一年,他便拿下学位再次回到香港。并选择:不回父亲公司,另立门户。
与父辈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念,使得很多富二代走出了另一条成功之路,使自己的事业不再局限于父辈的行业。对家族企业而言,不仅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自主创业并走上资本运营的道路,不失为其出奇制胜的一步棋。
他们,有一个公认的代名词——“富二代”。
这个词语不免让人想起年少多金的“纨绔子弟”。炫名车、泡美女、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事实上,大多数的媒体报道都有意无意将这两者画上了等号。比如力帆集团太子尹喜地那30多辆总价值5000多万元的名车,比如俏江南集团太子汪小菲与星女郎的绯闻等等,都是八卦新闻的猛料。
股神巴菲特对于“富二代”有一个定义,他称这些人为“幸运的精子”——他们拥有的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上帝。很显然,巴菲特反对这样的幸运,他认为,权力的继承会导致权力的腐烂和衰亡,财富的继承同样如此。
一般人在新闻中看到的,只是些被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的“富二代”。现实中的他们远非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么简单。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减少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的分量,在享受财富的同时,他们面对的还有压力。
是将压力转化为动力,还是在压力中崩溃?这成为了“富二代”们能否走向成功的分野。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算得上改革开放成果的附属品。虽正值青春年少,但在未来的十年里,随着父辈们的老去,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陆续接班,成为主流商业社会的支撑。
接盘者
近一段时间,新版《三国》正在热播。三国创业均为不易,而创业难、守业更难。曹操传于曹丕,尚能亦步亦趋、兢兢业业地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刘备传于刘禅,虽有诸葛亮保扶,亦成一扶不起的阿斗;孙坚传于孙策,孙策再传于孙权,不但将已经中落的家道恢复,还能拓地千里、南面称孤,可见,小到家,大到国,接对班、接好班是如何的重要。
对于许多中国当代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面临的正是“接班”问题。这其中,有些企业是属于意外接班——父亲去世,儿子临危受命,必须尽快承担起企业的重担。
2003年,海鑫钢铁的创始人、掌门人李海仓因经济纠纷不幸被人杀害,正在澳洲求学的李兆会匆匆赶回奔丧。对于家族和企业做出让他接掌公司董事长的决定,这个刚满22岁的小伙子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李兆会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灵前跪了一夜,想了好多好多事情,想我今后该对这个家庭尽什么样的责任,该对这个公司尽什么样的责任……我不想做这个董事长,因为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论是让我五叔、六叔还是辛书记来当,我都同意。”但是最终,家族利益决定了李兆会必须坐上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浙江均瑶集团身上。2004年,均瑶掌门人王均瑶不幸早逝,他未满18岁,还在中学学习的长子王瀚继承他在公司40%的股权,总价值约14亿,成为均瑶集团第一大股东。因其还未成年,董事长暂由其叔王均金担任。和李兆会一样,王瀚在被人们慨叹“命好”的同时,不可能不接受外界质疑的目光:这位接班人有没有能力接好父亲的班,带领均瑶继续辉煌?
当然,意外总是少数,大多数的民企属于正常接班——打下江山的父辈到了退休年龄,需要把事业完全交给年富力强的儿女打理,自己去享受清福。有的也可能会扶上马,送一程,但最终还是会让儿女“亲政”。比如万向集团的鲁伟鼎、方太集团的茅忠群、碧桂园的杨惠妍等人。
这些“富二代”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首先是钱。例如,2007年碧桂园在香港上市,公司资产一跃达到600多亿人民币。最大股东杨国强将他名下的500多亿全部挂到了女儿杨惠妍的名下,使这个25岁的小女孩立时超越所有“江湖前辈”,成为中国当年的首富。但是,接钱不等于接班,与王瀚那时接了父亲王均瑶价值14亿的财富一样,杨惠妍只是接受了一堆数字,还谈不上继承财富。
即便是把财富继承下来,可以自由支配,那也只是使用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接班,接的应该是企业,而不仅仅是钱财。只接钱,钱很快就会流失。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指的就是此种情况。而要接管好企业,并非一项人事任命就可以解决,搞得不好将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王安电脑的破产就是惨痛教训——王安电脑一度是美国最知名的华人企业,在创始人王安将CEO之位传给儿子后,由于战略失当、高管陆续离开等原因,公司最终走向破产。
鲁伟鼎和茅忠群可以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拨“富二代”。鲁伟鼎在23岁接班的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流行“富二代”这个词。进入万向集团,鲁伟鼎先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在集团的各个岗位轮转,1992年底开始任集团副总裁,1994年出任集团总裁,5年后又到美国读书,现任集团CEO。有了如此经历,鲁伟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父辈创造了过去,经历着现在,还将继续走下去;而我们这一代是踩着他们打下的基础,沿着他们开辟的大道前进,理应走得更好、更远。”
茅忠群与其说是接班,不如说是与父亲茅理翔一起进行二次创业。那时候,茅理翔的打火机企业飞翔集团已经做到世界出口量第一,但是却因为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而面临困境。正在上海交大攻读电力电子硕士的茅忠群受父亲召唤回到公司,利用自己的专业上马了抽油烟机项目。
“创业之初我就对父亲开出条件:第一,必须跳出以前,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第二,另起炉灶。老员工不要,亲戚不能进入;第三,关于方太方向性的决策,要由我说了算。”茅忠群如是说。为此父子俩有过争吵,毕竟茅理翔对老牌子飞翔有很深的感情,对企业中的一些亲朋故旧也抹不开面子。但后来方太的成功证明茅忠群是对的。现在,方太的主要掌舵人是茅忠群,方太已经完成了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交接。
潜伏者
像鲁伟鼎、茅忠群这些人,人们已经忘了给他们标以“富二代”的标签了。因为他们已经接班完毕,成为了新一代的企业家。而中国更常见的现象是,很多80后的“富二代”们还继续“潜伏”在父辈的企业里历练,等待全面接管的时机。
在刚刚担任俏江南餐饮集团执行董事,负责集团的海外推广、设计及时尚创意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清楚汪小菲就是董事长张兰的独生子,作为母亲,张兰似乎有意在淡化这层关系,每次开会时,她都会这么说:“下面我们请汪小菲先生……”
可80后的“富二代”想保持低调是不容易的,汪小菲数百万的法拉利跑车、30万的名贵手机、一身的名牌在别人眼里已经给他贴上了标签。
汪小菲16岁就留学海外,先在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学习设计,后又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拿到了酒店管理MBA。
原本对餐饮业一窍不通的汪小菲对于进入俏江南的原因直言不讳:“没办法啊,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没有理由离开它再重头做起。”他也的确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进入俏江南之后,慢慢发现餐饮行业并没有我之前想象中那么简单。餐饮业其实是非常有活力,也十分有潜力的行业。”
作为服务业的延伸,汪小菲斥资3亿元人民币创立了以他母亲名字命名的奢华商务会所——“兰”会所。此外,汪小菲还创建了以崇尚品质生活人士的时尚概念品牌餐厅“subu”。对于创建这两个新的餐饮品牌,汪小菲表示:“我不是为了证实什么,而是想要为公司做些事情。”
2010年企业界传出一条爆炸性传闻:宗馥莉即将接替她父亲宗庆后,成为娃哈哈集团的新一代掌门。其依据是宗庆后正在建新厂,另成体系,给女儿接班铺路。对于这样的传闻,宗庆后回应,自己在娃哈哈的股权当然会在未来传给女儿宗馥莉。但是,股权虽然代表财富所有权,却并不一定代表财富管理权和经营权。换句话说,宗庆后的回应仅仅确认了让女儿“接钱”的信息,但是“接班”呢?宗庆后不说,我们也不便妄下判断。
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像宗馥莉这样80后的“富二代”,智力、能力、专业等等都不会是接班的障碍,会出现问题而且是最大问题的地方应该就是两个词——经验、威望。宗馥莉200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目前主管娃哈哈的童装业务。
而前段时间接班传闻甚嚣尘上的刘永好的女儿刘畅,也已经从媒体的视线中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据说刘永好给她定下规矩,10年内不在媒体面前曝光,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从这个规矩可以窥见,刘永好预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让女儿成长。
事实上,过早让“富二代”接班并不是好事,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在欧洲,一些由创始家族控制至少达200年的公司会成立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员除讨论各种战略外,还让子女“换岗”到其他家族的公司中去工作,以学习自己家族公司以外的工作经验。中国的民企是否也可以借鉴如此经验,考虑将子女送到不相关的企业中去历练2-3年,以增强抗风险、挫折的能力。
自立者
“富二代”之所以被称为“富二代”,当然是因为他们有个“富爸爸”。大多数的“富二代”确实因此少奋斗了20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奋斗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富二代”,宁愿比别人多奋斗20年也不愿意坐享其成,空手去摘父辈的果实。他们下定决心自立门户,从头创业。
陈豪就是浙商“富二代”创业的代表。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超级富豪,涉足多个商业领域。可自读大学开始,陈豪就有了不依靠家庭,自主创业的想法。“我们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含着金钥匙出生,实际上我们见证了父母的成长,目睹了他们从小作坊慢慢做起来的艰辛。”陈豪说。
读大学时,陈豪用生活费开始了被父亲认为是小打小闹式的创业——一种浙江移动推出的优惠手机卡,把它卖向全国其他没有这种优惠的地区。结果这个小打小闹的生意为他赚到了第一桶金——1000万。
2007年,通过朋友引荐,陈豪认识了一位投资界的前辈,在前辈的帮助下,陈豪成为一家3000万美元天使基金的管理合伙人,正式开始投资人的生涯。
如今,陈豪建立了自己的上海拓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虽然选择创业,陈豪仍然将他的个人选择纳入到整个家族的发展战略中。“我在做的实际上也是铺路的工作,为家族将来的转型做准备。”
香港金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仲尼从小是一个喜欢“走自己的路”的孩子。他出身于香港知名的工商世家,其父陈元钜开办的“大兴纺织厂”是香港三大纺织厂之一。18岁,父亲送他到美国深造,建议他选读律师专业,可他选择金融专业。本来应该继承父业的他,22岁回到香港后却找了一份不相干的工作——花旗银行初级职员,从最基层开始磨炼,4年后,陈仲尼即荣升为副总裁。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陈仲尼将一切重新归零,重返美国,在西北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至于原因,他说:“我做得很开心,但是觉得学识不够。”不到一年,他便拿下学位再次回到香港。并选择:不回父亲公司,另立门户。
与父辈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念,使得很多富二代走出了另一条成功之路,使自己的事业不再局限于父辈的行业。对家族企业而言,不仅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自主创业并走上资本运营的道路,不失为其出奇制胜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