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苏联在古巴修建战略核潜艇基地，试图从战略上对美国进行更直接的威慑，再次在古巴引发了一场危机。基辛格为了减少危机公开可能引起的轰动效应，秘密与苏联进行交涉。最终，危机以美苏的相互妥协而结束。该文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次危机的经过，论述了危机的影响和冷战期间美苏关系对抗性的本质。
　　[关键词]核潜艇危机，基辛格，美国，苏联，古巴
　　[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59-05
　　
　　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苏关系的缓和时期。根据美国学者古德(stephen Goode)对“缓和”的定义，外交上的缓和是指两国关系处于“关系正常化”和“真诚的和解与合作”之间的位置Ⅲ㈣。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美苏缓和开始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发展于约翰逊时期，高潮于尼克松、福特时期，衰落于卡特时期。这意味着，在尼克松时期美苏缓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事实是，随着两国实力在六十年代末基本达到均衡状态，苏联更加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并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展开竞争。诸多历史事实表明，即使在所谓的缓和时期，美苏也从未停止过争斗，双方都试图采取种种措施，向对方的势力范围渗透，挤压对方的战略空间。
　　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相比，1970年的古巴核潜艇危机中美苏两国并未出现公开的对抗，对抗的程度也不那么激烈。同时，由于危机的本质存在争议，它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关学术成果亦寥寥无几。在此，笔者结合美国国务院网站的新近解密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拟较详细地论述基辛格通过“秘密外交”方式处理这次危机的过程及危机的影响，并对危机的本质提出个人见解。
　　
　　一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为结束危机和防止此类危机再发生，签订了一项关于古巴问题的协议。之后，美苏开始进入“和平竞赛”时期。
　　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美国按照美苏之间的协议停止了颠覆古巴共产主义政权的活动；苏古关系因苏联在导弹危机中的“投降行为”而疏远。直到1960年代末，苏联和古巴才重新开始交往。苏联出于海军在大西洋活动的需要，从1967年起主动改善和古巴的关系；1969年双方恢复了军事交往；1970年5月，包括3艘潜艇在内的苏联舰队访问古巴。苏古两国的合作再次密切起来。正如一位古巴高级官员所描述的那样：苏古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
　　苏联同古巴军事关系的恢复很快就引起了美国的关注。1970年5月苏联舰队访古之后，美国中情局提高了U—2飞机在加勒比海上空侦察的频率。6月，侦察发现苏联可能试图在加勒比海永久性地保持一支海军。为此，基辛格提醒尼克松注意苏联在该地区的活动。此后，美国加强了对古巴的监视。
　　7月底，苏联驻华盛顿代办伏龙索夫(Yuly M.Vorontsov)致电基辛格，希望在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之见面，以便转交莫斯科致华盛顿的信件。8月4日，伏龙索夫在与基辛格见面时交给他一份照会，重申了1962年肯尼迪——赫鲁晓夫协议。据说，苏联得到消息，称美国将加强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防御并与古巴流亡分子的颠覆活动直接相关；照会保证苏联将继续遵守该协议，希望美国也遵守。基辛格未立即给予答复，只是告知伏龙索夫他必须和尼克松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
　　会见结束后，基辛格仔细查阅了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记录。在看过这些材料之后，基辛格认为，不论从口头协议还是从书面协议看，美国都从未正式作出过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约翰·麦克洛伊和华西里·库兹涅佐夫之间的谈判也从未将肯尼迪——赫鲁晓夫协议正式化。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看来，苏联主动向美国递交照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商定美苏最高级会谈的相关事宜创造良好的氛围。为此，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意外的机会，通过新的保证来束缚苏联的行动。在8月7日的会谈中，基辛格告诉伏龙索夫，美国对苏联作出的保证表示满意。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达成一致：苏联不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美国不使用武力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之后的一段时间，U—2飞机的侦察虽注意到苏联在古巴境内的活动有所增加，但未发现其有违反双边协议的活动。直到此时，基辛格还认为，美苏关系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
　　
　　然而，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8月底，U—2飞机在古巴南海岸西恩富戈斯港上空侦察时，拍摄到大量的照片，证明该岛上有不同寻常的工程建设。9月初，美国发现一支苏联舰队正在驶向古巴，而该舰队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基辛格看来，这次访问和5月苏联舰队的访问是不同的，原因是其规模显然超过了礼节性访问应有的规模而具有某种“新的意义”。不过，此刻基辛格尚不清楚苏联在古巴活动的目的，他更担心访古的舰队而非岸上正在新建的设施。
　　从9月14日开始，美国在加勒比海的例行侦察都遭到了苏制米格飞机的拦截。这引起了基辛格的警觉，他命令情报部门密切注意西恩富戈斯港新建设施的进展。很快，U—2飞机再次拍摄到照片，证明苏联在古巴港口修建军事设施。这些设施具有苏联海军基地的“全部特征”，包括通讯塔、行政大楼、军营、高射炮位；在西恩富戈斯港内，停泊着一艘核潜艇供应船和用来存储核潜艇废料的驳船。最让基辛格感到不妙的是一个足球场，因为古巴人一般不踢足球，在其亲密盟友中只有苏联人才爱好踢足球，所以这个“足球场可能意味着战争”。另据情报显示，西恩富戈斯港外停泊着一艘核潜艇，有许多苏联船只正在卸货。基辛格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向苏联发出警告：任何进攻性武器在古巴进行活动都是违反1962年美苏协议的，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严重损害两国关系。
　　同时，基辛格将美国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写成一份紧急备忘录送交给尼克松，告诉他苏联可能正在古巴修建核潜艇基地的消息。同时，基辛格仔细评估美国所掌握的所有情报，以便准确地确定该基地的规模；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措辞强硬地表达了对苏联近来一系列行为的不满，但又含蓄地告诉美国公众：政府尚未弄清苏联在古巴行为的含义，只是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收到基辛格的汇报，尼克松指示他立即准备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1)中情局还可用何种手段激怒卡斯特罗；(2)美国还可用何种方法影响同古巴有交往的国家，以此对其施加压力；(3)美国可以采取哪些公开或秘密的行动，以增加同苏联进行讨价还价的砝码。当天晚些时候，基辛格又收到分析报告，认为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苏联海军可能会很快在西恩富戈斯港外定期进行活动。这个消息让基辛格大吃一惊，他认为苏联此次行动的含义明显超过了军事范围。在他看来，如果敌对双方中的一方力量部署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另一方应高度重视这种变化。据此，基辛格“强烈主张立即迎接这种挑战”，否则苏联人可能会采取得寸进尺 的行动。到那时，美国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使之从古巴撤出基地。
　　由于这次危机发生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夕，尼克松担心危机的公开会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因此反对立即推动一场公开的对抗。他决定，在大选之前，知道这一消息的人必须严格保密；万一消息不慎走漏，则对外界宣称政府近段时间不断地收到此类报告，并一直在对这些报告进行仔细的评估。
　　9月22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召开预备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Moorer)根据最新情报认为，苏联将会把西恩富戈斯港发展成为一个核潜艇补给基地。基辛格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苏联在古巴的活动可能是其全球扩张的一部分；在美国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苏联可能会放弃在古巴扩张的念头，“静悄悄”地撤离加勒。比海地区。翌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古巴核潜艇基地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应该让苏联知道美国不允许其在古巴有进攻性武器。同时，根据基辛格的意见，尼克松提出一条“双轨路线”：一条是公开的路线，让公众知道政府了解目前的形势并正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另一条是正式的官方路线，私下与苏联进行交涉，警告它美国决不允许它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会后，尼克松要求基辛格制定一项应急行动计划，包括：在西恩富戈斯港附近的水域布雷，对古巴进行封锁；跟踪苏联驶向古巴的舰只；取消对古巴流亡分子的一切行动限制。
　　出于对总统访欧时古巴核潜艇事件被公开的担忧。基辛格于9月24日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确定了新闻发布的原则，要求各部门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让基辛格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国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官员违反了24日确定的新闻发布原则，把苏联在古巴活动的一些细节透露出去了。在当天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的会见中，基辛格发现他脸色苍白，就趁热打铁地告诉他：美国把这种基地看成是“最严肃”的问题；如果苏联船只撤离古巴，美国仅把其在古巴的活动当成一次常规性的军事训练，否则美苏之间将会发生严重的“敌对行为”。最后，基辛格提醒多勃雷宁：未来一周尼克松将去欧洲访问，苏联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是与美国和解还是对抗；美国决不允许苏联在古巴建立核潜艇基地，并对苏联未来的行为做好了两手准备。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多勃雷宁同意立即向克里姆林宫转达白宫的看法。
　　多勃雷宁离开后，尼克松批准基辛格的建议，要求穆勒将军调一艘驱逐舰在西恩富戈斯附近海域游弋，以强调美国先前的警告。两天后，基辛格得到多勃雷宁的答复：苏联一直严格遵守1962年美苏在古巴问题上的协议，在古巴没有部署任何进攻性军事设施，将来也不会部署此类设施。但是在10月1日双方代表的会谈中，当被问及苏联是否在古巴建立核潜艇基地时，苏方代表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苏联不久将给出完整的答复。
　　10月6日尼克松从欧洲返回华盛顿后，多勃雷宁带着来自莫斯科的信件请求接见。在信中，苏联重申了遵守1962年的协议，并作出保证：苏联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在古巴……采取违反上述协议的任何行动，但前提是美国也遵守该协议。同时，多勃雷宁还做出口头保证，苏联潜艇将永远不在负有作战任务的情况下访问古巴。基辛格对其答复比较满意；关于作战性质“基地”的定义，双方承诺继续讨论。尔后，苏联开始放慢在古巴建设的步伐。
　　两天后，基辛格将美国关于作战性质的“基地”的定义送交多勃雷宁，提出苏联不应再在古巴从事以下活动：(1)在古巴建设处理、存储核武器及部件的设施；(2)在古巴附近建设潜艇或水面舰只修理设施；(3)为苏联潜艇建设通讯设施，等等。当晚，多勃雷宁致电基辛格，同意了美国提出的苏联不能在古巴从事的活动的范畴。
　　10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重申了10月6日照会的精神；随后，美国也发表声明认为苏联的行为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之后，中情局侦察获得的一些照片表明，苏联在古巴的工程建设已经停止施工。11月，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均公开宣布苏联在古巴没有核潜艇基地，美苏双方均同意遵守1962年的协议。古巴核潜艇危机宣告结束。
　　
　　三
　　
　　这次古巴核潜艇危机很快就结束了，但基辛格处理这次危机时所采取“秘密外交”方式使得公众对危机本质的争论一直都在继续。
　　不少学者对这次危机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持怀疑态度。美国学者西摩·赫什认为1970年发生在古巴的这一事件充其量只是一次“虚假的危机”，苏联在西恩富戈斯的设施不一定是核潜艇基地。在他看来，这次危机是一次无中生有的对抗，美国取得的胜利也只是一次“虚构的胜利”。美国记者塔德·肖尔茨也认为，美国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苏联在古巴建立核潜艇基地，他对白宫的举动“感到茫然。不仅是美国民众，就连美国上层人士也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国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毫不隐讳地表达了他对这次危机的怀疑态度：政府每年都会在参议院讨论拨款法案的时候释放类似信息，其目的就是获取更多拨款；政府的所作所为表面上是为了应对危机，实际上是在蒙骗美国人民。这些看法几乎都趋于认为，1970年在古巴发生的事件不能算一次危机，而是美国政府为达到某种目的有预谋地挑起的一次事件。
　　对以上看法，笔者有不同意见。从美国政府目前已解密的档案来看，这次危机并不像赫什所说的那样是一场“虚假的危机”，也不像富布赖特所说的那样是政府为了获得更多拨款而挑起的事件。持这种看法的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信任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他们对该事件的相关材料掌握不足，更重要的是基辛格在处理这场危机中采取的是“秘密外交”方式。但是如果站在基辛格的立场上，以下原因决定了他在处理这次危机时必须采取此种方式。
　　其一，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一大特色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地位高于国务卿罗杰斯，成为实际上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基辛格和尼克松一样，在处理很多国际关系时倾向于使用“秘密外交”的方式。在他看来，“秘密外交”可以使用很多“公开外交”所不能使用的手段并往往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在基辛格的外交生涯中，“秘密外交”取得成功的案例颇多，如当时在巴黎和北越进行秘密和谈使美越建立了直接联系、和中国秘密接触使美中关系有所缓和，等等。深知秘密外交的独特作用，基辛格在这次危机中也通过和苏联私下接触促进问题的解决，避免由于公开危机导致两国进行一场公开对抗的不良后果。
　　其二，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尼克松在竞选总统时作出的结束越战的承诺没有实现，并且在不久前经历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其在广大民众中的威信有所下降。尼克松担心苏联在古巴的行动会“在公众思想里造成一次危机”，进而引起“群众性的不满”，这对共和党在将至的国会选举中十分不利。鉴于此，尼克松希望暂时搁置危机，等到国会选举过后再向苏联摊牌。但是不久，美国政府尚未公开危机就宣告危机结束。危机 过后，政府更没有必要再向公众提及，因而危机的发生、演变过程以秘密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三，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美国已经失去了冷战爆发之初的对苏战略优势。美苏双方的战略力量基本上达到均衡。在古巴核潜艇危机爆发的同时，美苏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冲突，如越南战争、约旦危机、智利危机以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在基辛格看来，这些由苏联挑起的事件对美苏关系形成严峻的挑战。鉴于当时不利的国际形势，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要求了解这一事件的人严格保密，避免和苏联又进行一场公开的对抗，从而加剧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美苏关系。尼克松在回忆录里也提到，“我们使危机保持低调的策略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事件的严格保密”。事实证明，他们的保密策略取得了成功，推动了危机的和平结束。因此，危机通过秘密途径和平解决并不能说明危机未曾发生，相反恰好能够说明基辛格在危机处理中采取的“秘密外交”方式比较合理。
　　正如前文所述，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苏关系的缓和时期，因此就有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的和平解决不仅是缓和的表现，而且还促进了缓和的进程。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虽然美苏双方在这一时期都声称致力于缓和，但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认为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是单纯的缓和关系。尼克松曾说，苏联和美国总是按照本国的利益行事，缓和改变不了这种现实，美国所希望的缓和就是在边缘地区减少与苏联的对抗。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所遵循的“和平共处”原则“并不排除阶级斗争”，“它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他还说，“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由此可见，不论美国还是苏联，都很清楚他们之间这种所谓“缓和”的实质。从美国的解密档案可以发现，不论是从危机的起因还是过程来看，这次危机都是苏联有预谋地挑起的，是苏联与美国争霸的世界战略的一部分，表明了美苏关系对抗性的本质。在此期间，双方一直都在试图插足对方的势力范围、挤压对方的战略空间、减弱对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古巴核潜艇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不仅仅是古巴危机，而且还有约旦危机和智利危机，都是两国在世界各地争霸的表现。这些事件的同时发生，非但无法说明美苏关系的缓和趋势，反而证明了美苏对抗与斗争从未停止。即使在所谓的缓和阶段，美苏之间的对抗仍然是绝对的。
　　概而言之，1970年古巴核潜艇危机是一场由苏联挑起的、通过秘密途径解决的、表明美苏关系对抗性本质的一场危机。美苏关系对抗与斗争的本质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危机的发生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美苏关系对抗性的本质。同时，危机通过隐性对抗的方式得到解决，为以后美苏之间的公开对抗与斗争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