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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潘承玉教授新著《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具有视野弘通、资料富瞻，体制宏伟、学理丰厚，发覆立论、创见叠出等三大优点，体现史学、史才、史识的较好结合，以其考证思辨功夫和大量真知灼见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文化研究新著，标志越文化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其在区域文化研究模式上的探索和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根本走向的诸多创见，对其他区域文化研究和一般史学研究亦势必产生启迪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潘承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史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2
越文化是中国优秀区域文化的代表，越文化研究是区域文化研究一直生生不息、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领域。最近，潘承玉教授四十三万字新著《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问世，标志着越文化研究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潘著有三大优点：视野弘通，资料富瞻；体制宏伟，学理丰厚；发覆立论，创见叠出。
研究区域文化，最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亦最忌游谈无根，夸诞不实。潘著的视野弘通表现在思维视阈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潘著立足越地，放眼中华，追根溯源，回归当下，不只给人“点”的视觉，还使人有“线”与“面”的感觉。如此广角度的区域文化研究，目前比较罕见，值得提倡。潘著既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又广泛采用文化地理学、文化发生学、文化生态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佛学、中外交流史、中西经济史甚至统计学等等研究方法，大胆借鉴各相关学科包括国际学术界的新发现，这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弘通。思维视阈与研究方法的弘通给潘著带来触类旁通的学术大气。但一般的学术大气很容易滑向蹈空妄说，信口开河，或者滥搬中外时髦理论，稗贩夹生名词。与此迥异，潘著的学术大气同时又建立在厚重详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因而又显得平稳而塌实。潘著本着一切建言立说皆以文献材料为据的原则，辛勤搜集和征引了大量相关材料，其中很多材料还是作者自己从原始文献中披沙砺金而来。如书中以南宋为例论述越国创造的中华政治文化典范价值，就对现存几乎所有南宋集部和史部文献进行了全面调查，发掘出大量第一手材料；又如书中论述越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影响，通过对15巨册《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等域外原始文献和方豪《中西交通史》、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等一大批境内外权威著作的爬梳比勘，提炼出一系列典型而鲜活的个案。即使有人对潘著的观点不尽认同，亦无法回避这些材料后面所折射的斑斑史实。无疑，大量详实可靠、带有普遍必然性且相当部分属首次揭示的材料，不仅构成全书阐述的坚实基础，亦为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可观的新鲜素材。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算起，越文化研究已走过八十年历程，积累下众多前人成果，也遗留下不少繁乱难解的谜团和盲点。有关越文化发生发展的相当多根本问题，如越文化的创造主体和发育环境有何特色；除了学术界耳熟能详的两次中原文化南迁机遇说，越文化到底怎样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衍生、发展、辉煌和走向近代；传统有“楚越同源”说、“吴越一体”说、“越为夏后”说等，越文化与中国各区域文化特别是友邻吴文化、楚文化以及北方中原文化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通过“辛亥三杰”和鲁迅、蔡元培等等人物，20世纪以来人们一再见证越文化对中华民族自强图存和文化创造的价值意义，但在整个历史时期，越文化对中华文化到底又有哪些具体贡献；等等，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有力澄清。即使是“何为越文化”这一最起码的问题，或主张即先秦越国文化或於越民族文化，或等同于古今绍兴文化或浙东文化，等等，亦一直众说纷纭，各守藩篱，莫衷一是。潘著的一大突出贡献就是构建了一个体大思精、环环相扣的宏伟学术体系，围绕越文化在中华文化母体内部地位这一核心问题，对以上一系列重要问题首次给予了全面解答。不仅如此，潘著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还独创性地提出一整套新的区域文化研究模式。如潘著研究越文化的创造主体，分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两个层次展开论述；潘著研究地理环境对越文化衍生、发展的影响，不仅注目于山海地形对越文化精神倾向的正向形塑，还强调自然灾害和环境灾难等负面因素对越文化发展的逆向促进作用；潘著研究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提出内在主体机制和外在时代机遇同等重要的文化发展原因观；潘著阐述越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明确越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用堪称“五元有序会一”的大视角去融摄既往各有长处又彼此轩轾的各种越文化观；潘著研究越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将中日史学界流行的“东亚地中海”（实为“东北亚地中海”）概念修正为“东亚弯月”概念，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东亚文化圈的互动勾画出一个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考察平台，等等，均属潘著在研究模式上的突出创新。
区域文化研究在学科大类上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才、史学、史识的统一，就中又以史识最为紧要，盖文献传世“大要皆有一段过人识见”，“不然即摛词若春华，亦与时俱没耳”（明人袁黄语）。上陈两点可见潘著史学、史才；其史识尤值推崇。所谓史识，也就是刘知己《史通·鉴识》所强调的“探赜索隐，致远钩深”功夫。“探赜索隐”，主要指微观、中观研究方面的发现素养，或抉剔幽奥，发前人未发之覆；或破窠捣穴，廓清学界迷雾。这在潘著中有大量体现。如先秦越文化的创造主体民族“於越”，《公羊传》曾坦率承认不懂其名由来；东汉何休认为“於越”乃是越人“俗词”，到了“中国”之人那里变成“越”。越人为什么自称“於越”？自晋杜预提出“於，发声也”，唐颜师古称“於，发语声也”，“於越犹句吴耳”以来，历代学者以迄近现代权威，莫不将“於越”的“於”与“姑苏”的“姑”一体看作没有实际意义的发语词。潘著独具慧眼，对《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进行全新考辨，揭橥先秦於越民族的本来全名乃是“姑於越”，这一全名中的“姑”才是於越族的发语词；“於越”的“於”是於越先民鸟图腾崇拜的标志，“於越”乃是鸟图腾符号和“钺”武器图腾符号的统一。这就不仅纠正绵延两千年的前人误解，还为深化於越民族精神倾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再如《史记·邹阳列传》载齐人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称，“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汉书·邹阳传》记载相同，只是“越人蒙”作“子臧”。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前人观点以为，“子臧，越人，或蒙之字也”。战国时代齐国政坛有个举足轻重的“越人蒙”存在，应无问题；但此人的具体事迹从未见记载，也从未引起后世学者包括当今吴越文化研究者的注意。书中将此“越人蒙”考证为中学语文教材经典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主角邹忌，指出此越人蒙是在先秦越国灭吴崛起之后，越地士人北上中原，帮助中原创造出新的政治奇迹的典型之一，不仅揭开两千多年学术史的又一未解之谜，还揭开先秦越地与中原之间存在人才双向交流真相。再如史学界普遍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越地曾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大换血。潘著对此亦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系与民政无关的边防部署之一，秦末越地“换了人间”当为后人想象，颇有创意，且同样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致远钩深”，主要指在宏观研究方面能雄视远观，洞源察流，或进一步拓展学术领域，或透过纷纭复杂历史事象洞彻长时段、大范围历史运动的本质。如以往只有浙东学术史的研究，且多集中在对南宋以后的考察。潘著则首次将感性审美性质的精神文化文学艺术、理性科学性质的精神文化思想学术与信仰性质的精神文化宗教等三者列为精神文化的主要范围，对先秦到隋唐两宋时期浙东精神文化的萌芽、兴起、发展以及总体特征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学界不甚了了的唐前情况尤有相当深刻的统观。以往对吴、越文化，楚、越文化的比较均局限于先秦。潘著则将截止近现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吴、楚、越文化的发展纳入比较视野，既考察各自的文化个性及推动其发展的“异质性力量”，又辨析其间的“同质性力量”与互摄、共振关系，得出很多符合历史实际的新见解。以外只有比较笼统且只涉及少数时段的吴越文化或者范围更大的江南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潘著则首次专门阐述越文化的对外传播方式、内容、历史及其影响，说明越地是古代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主要地区之一，构成相当完备的越文化对外传播阐释体系。以往对吴越文化发展过程的考察，一般都止步于晋、宋两次中原文化的南迁。潘著承认中原文化南迁对越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更注重考察在中原文化南迁机遇消失之后，越文化的发展绝未陷于停滞，却在南宋以后出现“加速”趋势，在元明清直到民国初越地真正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地带的历史原因，及其在中国近世演变和中华文化古今演进中的导夫先路作用。提请学术界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凭借对大量历史文献的长期浸淫和缜密思考，潘著提出，元以降六百年的空前大一统为越文化的发展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还为越文化走向辉煌确定了鲜明的主题和灵魂；元以降六百年间越地商业外贸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市镇崛起，推动越地社会在中国各区域中率先实现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越文化也通过对封建文化的总结和批判，成功引领中华文化从古代向现代的蜕变与新生，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觉悟很大程度上就是元以降六百年间越地先进士人“前人本主义”、“前科学主义”思想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薪火重燃。在这些前所未有的论断中，潘著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出现，其肇始当在元代；元代才是中国近世的开端，才是中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起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生现代转变的总历程超过六百年之久。”众所周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近世起点的研究，向有“鸦片战争”说、“明清之际”说和“16世纪中叶”说；近年又围绕日本学界的“宋明之际”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潘著将元以降六百年的空前大一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近世中国”史观，是一个全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学界重新认识越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根本走向均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潘著凭借史学、史才、史识的较好结合，特别是凭借其考证思辨功夫和由此而来的大量真知灼见，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文化研究新著；其在区域文化研究模式上的探索和以上述新的“近世中国”史观为代表的诸多创新见解，对其他区域文化研究和一般史学研究亦势必产生启迪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潘承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史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2
越文化是中国优秀区域文化的代表，越文化研究是区域文化研究一直生生不息、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领域。最近，潘承玉教授四十三万字新著《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问世，标志着越文化研究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潘著有三大优点：视野弘通，资料富瞻；体制宏伟，学理丰厚；发覆立论，创见叠出。
研究区域文化，最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亦最忌游谈无根，夸诞不实。潘著的视野弘通表现在思维视阈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潘著立足越地，放眼中华，追根溯源，回归当下，不只给人“点”的视觉，还使人有“线”与“面”的感觉。如此广角度的区域文化研究，目前比较罕见，值得提倡。潘著既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又广泛采用文化地理学、文化发生学、文化生态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佛学、中外交流史、中西经济史甚至统计学等等研究方法，大胆借鉴各相关学科包括国际学术界的新发现，这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弘通。思维视阈与研究方法的弘通给潘著带来触类旁通的学术大气。但一般的学术大气很容易滑向蹈空妄说，信口开河，或者滥搬中外时髦理论，稗贩夹生名词。与此迥异，潘著的学术大气同时又建立在厚重详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因而又显得平稳而塌实。潘著本着一切建言立说皆以文献材料为据的原则，辛勤搜集和征引了大量相关材料，其中很多材料还是作者自己从原始文献中披沙砺金而来。如书中以南宋为例论述越国创造的中华政治文化典范价值，就对现存几乎所有南宋集部和史部文献进行了全面调查，发掘出大量第一手材料；又如书中论述越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影响，通过对15巨册《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等域外原始文献和方豪《中西交通史》、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等一大批境内外权威著作的爬梳比勘，提炼出一系列典型而鲜活的个案。即使有人对潘著的观点不尽认同，亦无法回避这些材料后面所折射的斑斑史实。无疑，大量详实可靠、带有普遍必然性且相当部分属首次揭示的材料，不仅构成全书阐述的坚实基础，亦为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可观的新鲜素材。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算起，越文化研究已走过八十年历程，积累下众多前人成果，也遗留下不少繁乱难解的谜团和盲点。有关越文化发生发展的相当多根本问题，如越文化的创造主体和发育环境有何特色；除了学术界耳熟能详的两次中原文化南迁机遇说，越文化到底怎样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衍生、发展、辉煌和走向近代；传统有“楚越同源”说、“吴越一体”说、“越为夏后”说等，越文化与中国各区域文化特别是友邻吴文化、楚文化以及北方中原文化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通过“辛亥三杰”和鲁迅、蔡元培等等人物，20世纪以来人们一再见证越文化对中华民族自强图存和文化创造的价值意义，但在整个历史时期，越文化对中华文化到底又有哪些具体贡献；等等，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有力澄清。即使是“何为越文化”这一最起码的问题，或主张即先秦越国文化或於越民族文化，或等同于古今绍兴文化或浙东文化，等等，亦一直众说纷纭，各守藩篱，莫衷一是。潘著的一大突出贡献就是构建了一个体大思精、环环相扣的宏伟学术体系，围绕越文化在中华文化母体内部地位这一核心问题，对以上一系列重要问题首次给予了全面解答。不仅如此，潘著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还独创性地提出一整套新的区域文化研究模式。如潘著研究越文化的创造主体，分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两个层次展开论述；潘著研究地理环境对越文化衍生、发展的影响，不仅注目于山海地形对越文化精神倾向的正向形塑，还强调自然灾害和环境灾难等负面因素对越文化发展的逆向促进作用；潘著研究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提出内在主体机制和外在时代机遇同等重要的文化发展原因观；潘著阐述越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明确越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用堪称“五元有序会一”的大视角去融摄既往各有长处又彼此轩轾的各种越文化观；潘著研究越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将中日史学界流行的“东亚地中海”（实为“东北亚地中海”）概念修正为“东亚弯月”概念，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东亚文化圈的互动勾画出一个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考察平台，等等，均属潘著在研究模式上的突出创新。
区域文化研究在学科大类上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才、史学、史识的统一，就中又以史识最为紧要，盖文献传世“大要皆有一段过人识见”，“不然即摛词若春华，亦与时俱没耳”（明人袁黄语）。上陈两点可见潘著史学、史才；其史识尤值推崇。所谓史识，也就是刘知己《史通·鉴识》所强调的“探赜索隐，致远钩深”功夫。“探赜索隐”，主要指微观、中观研究方面的发现素养，或抉剔幽奥，发前人未发之覆；或破窠捣穴，廓清学界迷雾。这在潘著中有大量体现。如先秦越文化的创造主体民族“於越”，《公羊传》曾坦率承认不懂其名由来；东汉何休认为“於越”乃是越人“俗词”，到了“中国”之人那里变成“越”。越人为什么自称“於越”？自晋杜预提出“於，发声也”，唐颜师古称“於，发语声也”，“於越犹句吴耳”以来，历代学者以迄近现代权威，莫不将“於越”的“於”与“姑苏”的“姑”一体看作没有实际意义的发语词。潘著独具慧眼，对《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进行全新考辨，揭橥先秦於越民族的本来全名乃是“姑於越”，这一全名中的“姑”才是於越族的发语词；“於越”的“於”是於越先民鸟图腾崇拜的标志，“於越”乃是鸟图腾符号和“钺”武器图腾符号的统一。这就不仅纠正绵延两千年的前人误解，还为深化於越民族精神倾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再如《史记·邹阳列传》载齐人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称，“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汉书·邹阳传》记载相同，只是“越人蒙”作“子臧”。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前人观点以为，“子臧，越人，或蒙之字也”。战国时代齐国政坛有个举足轻重的“越人蒙”存在，应无问题；但此人的具体事迹从未见记载，也从未引起后世学者包括当今吴越文化研究者的注意。书中将此“越人蒙”考证为中学语文教材经典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主角邹忌，指出此越人蒙是在先秦越国灭吴崛起之后，越地士人北上中原，帮助中原创造出新的政治奇迹的典型之一，不仅揭开两千多年学术史的又一未解之谜，还揭开先秦越地与中原之间存在人才双向交流真相。再如史学界普遍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越地曾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大换血。潘著对此亦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系与民政无关的边防部署之一，秦末越地“换了人间”当为后人想象，颇有创意，且同样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致远钩深”，主要指在宏观研究方面能雄视远观，洞源察流，或进一步拓展学术领域，或透过纷纭复杂历史事象洞彻长时段、大范围历史运动的本质。如以往只有浙东学术史的研究，且多集中在对南宋以后的考察。潘著则首次将感性审美性质的精神文化文学艺术、理性科学性质的精神文化思想学术与信仰性质的精神文化宗教等三者列为精神文化的主要范围，对先秦到隋唐两宋时期浙东精神文化的萌芽、兴起、发展以及总体特征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学界不甚了了的唐前情况尤有相当深刻的统观。以往对吴、越文化，楚、越文化的比较均局限于先秦。潘著则将截止近现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吴、楚、越文化的发展纳入比较视野，既考察各自的文化个性及推动其发展的“异质性力量”，又辨析其间的“同质性力量”与互摄、共振关系，得出很多符合历史实际的新见解。以外只有比较笼统且只涉及少数时段的吴越文化或者范围更大的江南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潘著则首次专门阐述越文化的对外传播方式、内容、历史及其影响，说明越地是古代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主要地区之一，构成相当完备的越文化对外传播阐释体系。以往对吴越文化发展过程的考察，一般都止步于晋、宋两次中原文化的南迁。潘著承认中原文化南迁对越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更注重考察在中原文化南迁机遇消失之后，越文化的发展绝未陷于停滞，却在南宋以后出现“加速”趋势，在元明清直到民国初越地真正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地带的历史原因，及其在中国近世演变和中华文化古今演进中的导夫先路作用。提请学术界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凭借对大量历史文献的长期浸淫和缜密思考，潘著提出，元以降六百年的空前大一统为越文化的发展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还为越文化走向辉煌确定了鲜明的主题和灵魂；元以降六百年间越地商业外贸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市镇崛起，推动越地社会在中国各区域中率先实现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越文化也通过对封建文化的总结和批判，成功引领中华文化从古代向现代的蜕变与新生，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觉悟很大程度上就是元以降六百年间越地先进士人“前人本主义”、“前科学主义”思想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薪火重燃。在这些前所未有的论断中，潘著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出现，其肇始当在元代；元代才是中国近世的开端，才是中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起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生现代转变的总历程超过六百年之久。”众所周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近世起点的研究，向有“鸦片战争”说、“明清之际”说和“16世纪中叶”说；近年又围绕日本学界的“宋明之际”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潘著将元以降六百年的空前大一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近世中国”史观，是一个全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学界重新认识越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根本走向均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潘著凭借史学、史才、史识的较好结合，特别是凭借其考证思辨功夫和由此而来的大量真知灼见，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文化研究新著；其在区域文化研究模式上的探索和以上述新的“近世中国”史观为代表的诸多创新见解，对其他区域文化研究和一般史学研究亦势必产生启迪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