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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杨建平，在上大学时，为了改变贫困的家庭状况，让妹妹实现高考梦想，无意之间成了“专业枪手”。他替人代考每年都拿到三四万元的报酬。虽然替考的丰厚收入让他在流水线上打工的妹妹重新回到校园，但替考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却让他良心极度不安，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而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抑郁症。在2017年高考时，他又差点卷入“替考”的漩涡当中。2017年6月初，他推心置腹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回馈亲情，
我无意之间当上了“枪手”
我叫杨建平，1992年出生于福建省建阳市一个普通农家，靠着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生活。我是家中长子，还有一个妹妹叫杨英。
2012年夏天，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东北一所重点大学。可每年仅学费就6000元，加上其他花销，至少要上万元。父亲心脏不好，要靠药物维持，哪能一下子支付那么多的学费？就这样，为了供我上大学，刚刚考入一所重点高中的妹妹杨英就退学到厦门打工了。
妹妹不但每月给我300元的生活费，还按月寄200元回家。2013年五一假期，我特意去厦门看望打工的小妹。然而小妹打工生活的现状让我大吃一惊，她租住在低矮的民房里，还几乎每天加班。看到小妹承担着本不该她承担的责任，我心里特别难过。
返校后，小妹打工的艰辛一直刺痛着我，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小妹解脱出来，让她回到学校去，让她能有一个好前途。于是，那时起，我也像一些高年级的学生那样，打印了一些应聘家教和勤工俭学的启事，张贴在学校的广告栏和当地一些论坛里，并把我擅长英语、数学等特长作了介绍，希望能找到兼职的机会。
2013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终于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中年男子说有一份工作，并许诺给我不错的报酬。我问他是什么工作，他说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约我在位于五一路的一家茶馆里见面。
见面之后，他打听了我的学习情况，得知我各科成绩都不错时，便告诉我他想请我去当“枪手”。原来他是市里某局的一名处长，因为没有学历，参加了一所大学的业余培训班，由于忙于工作，交钱后很少去上课，便想请人替考。最后他说：“如果考过了，我可以给你3000元报酬。”
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地对他说：“我和你年龄不一样，他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他忙解释说：“那种考试不像高考那么严格，只是走过程，你只要去考试就行了，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处理好。”见对方回答得那么肯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当场给了我1000元定金，还把一些复习资料交给我，让我拿回去看看。
2013年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到了考试的日期，对方把我送到考场，并把他的准考证给我，我才知道他叫许刚。刚开始我还有点不放心，怕监考老师发现。进了考场后，发现里面的考生老少皆有，监考老师根本就没有核对准考证，发完考卷后就到了教室外面，有些考生甚至把书拿出来抄答案，这时我才意识到，确实什么事情都被考生们安排好了。
考试题目对于通过高考的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难事。我轻松完成了替考任务。几天后，考试成绩出来，许刚全部通过。他不但把余下的2000元给了我，还特意请我去了一家酒楼吃了一顿饭。
高额报酬，
背后也有惊心动魄
没想到，这次替考成功之后，我竟然走上了职业替考之路。2013年9月初，开学不久，我又接到许刚的电话，他再次约我见面。但这次前来的不止许刚一人，还有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叫韩子清，一个叫刘诗扬，他们现在都要评高级职称，需要考外语。由于两人的外语水平都不行，许刚便向他们推荐我。最后两人都准备请我替考，要求我先给韩子清替考，然后考完再把答案用手机传送给刘诗扬，报酬是每人1000元。
2013年10月初的一天早上，他们把我和刘诗扬一起送进考场。考试到一半，监考老师拿起桌上的准考证对我说：“同学，请站起来！”我心跳加快，全身直冒冷汗，心想这次肯定在劫难逃了！可没想到监考老师接着对我说：“你把答案抄一份给我！”原来是一场虚惊！
我走出考场之后，立即上了来时乘坐的轿车，这时在轿车里的韩子清和一个电脑高手已经准备好了手提电脑和手机，用无线上网的方式，把我誊写的答案發给正在考场上的刘诗扬。那一次，我又如愿意拿到了2000元的报酬。
最初，我去替考还有点紧张、害怕。有过二次替考经验，我发觉找我替考的雇主每次都能把监考老师等有关人员打点好，我们都能顺利过关，根本不用我担心，我对替考的事也越来越胆大。
2014年2月底一天，在网吧上网聊天时，看见有一个叫“找枪手”的人在聊天室“刷屏”，发布的内容是急需寻找一名枪手替他弟弟参加成人高考。有过替考经历的我，见了不禁随口问他：“你愿意出什么价钱？”没想到，对方见我搭话，很快就报了5000元，我原本没有真心想替考，于是又开玩笑似的回答说：“至少6000元。”谁知对方并没有吓倒，反而要跟我私聊。此后，“找枪手”又在网络另一端不停地向我灌输“代考无风险”、“自己也曾代考顺利过关”的事例。终于，见他能出如此高的价格，我答应了帮他弟弟代考的要求。
第二天我和“找枪手”见了面。按照他的要求，我带了一张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并带去了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学生证，他则按照我的要求带来了2000元定金。接着，我们在学校附近街上的电线杆上，找了一个制作假证件的小广告，然后用公用电话拨通了广告上的手机号码。一切都很顺利，只要花60元就能做一个假身份证。3天后，我们拿到了假身份证，我与自己的身份证做了比较，觉得除了照片稍微有一点儿模糊之外，其余都和真的差不多。
很快到了3月中旬——报名的时间，“找枪手”和我一起来到了报名点，忐忑不安地将志愿表、假身份证和“找枪手”弟弟的高中毕业证书一起交给一位工作人员审验，这位工作人员认真地依次查看了我的各个证件，没说什么就通过了。我顺利地迈出了代考的第一步。
5月初，到了考试这天，监考老师走到我身边要求我签到，随后拿起了我的证件和准考证查看。因为和报名时间已经相隔太久了，我忽然间忘了“找枪手”弟弟的姓名，证件和准考证又在监考老师的手里，顷刻间我一身冷汗，只好装做着不小心将笔弄到地上拖延时间。监考老师只是核对了一下照片与我本人是否相符，便很快把证件还给了我，我松了一口气，迅速在签到表上签了名。 两天的考试很顺利，最后的成绩超出了本科线，没有人发现我这个“枪手”，我如愿拿到了6000元的报酬。
虽然这次考试顺利过关，但收到替考的报酬时，我心里却没那种喜悦感，反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加上这次考试经历了从没有过的“危险”，我心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往那些雇主都是有工作，他们是为了通过考试评职称拿学历，虽然对别人有些不公平，但不至于影响别人的前途，而这样的成人高考却有可能因为我替考的分数影响另一个考生的录取。
然而，因为我一直想早点让妹妹重返校园，也想尽早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此后，我又数次帮人参加一些自考和全国职称评定的外语考试，每次都能平安过关，渐渐的，我对替考的事情也变得特别有经验，胆子也越来越大。
由于我经常替人考试，一年当中各种考试很多，有成人高考、自考、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一些在职干部的各种考试，一年替考下来我收入达到三四万之多，加上我从大二开始做家教，不但自己上大学的费用解决了，还可以支持家里。2015年8月，我便让妹妹辞职，回家继续上学，准备参加高考。
那段日子，由于我替考的成绩都非常出众，几乎从没有失过手，我也成了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枪手”，私下里找我替考的人也特别多。
悔不当初，
我替考逼疯了学友
2015年6月中旬，我所在学校举行期末选修课考试，和我同寝室的好友胡海涛和李阳去帮别人替考，结果被发现上报到学校。事情败露后，天真的胡海涛和李阳以为只不过是一次替考而已，大不了给个处分，也没当回事。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两人因违反校规校纪均被勒令退学。
因为同住一个寝室，我对胡海涛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他出生在福建宁德乡下的一个偏远山村，家庭非常贫寒，连胡海涛上大学的学费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眼看还差一年就大学毕业，没想到出了这种事。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虽然我从没有失手过，但那之后，我对自己替考当枪手的念头也开始有了动摇。
2015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让我不安。当时，我经过别人介绍，为一个社会考生替考六级英语，考试时一切顺利，我也拿到了高额报酬。谁想到这个在某跨国公司工作的考生一次醉酒后向同事泄露了自己找“枪手”替考的事，被单位领导知晓，很快被公司开除。而且他找人替考的事很快传开，作假的不良声誉让他至今还没找到工作。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替考看似是帮了别人的忙，实际上是害了他们。那之后，我开始下决心不再替人考试。
2016年4月初，我即将大学毕业，同系的一位刘姓同学找到我，让人替他参加研究生考试，还对我说，他已经和研究生导师打好招呼，只要成绩合格，他就被录取。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我考虑到帮他考一次就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就决定破例最后再考一次。几天后，他就替我办好了假身份证，我开始忙着考试科目。
考试时，我不紧张，经历了多次替考考场，我早已知道只有不显出紧张，才不会让监考老师怀疑。如他所愿，考试很顺利。刘某最终如愿成了研究生，我拿到了一筆可观的回报。可就在这时，我听说学校有个女学生因为没考上研究生进了精神病院，报的也是这个专业。
我后来打听到女孩叫梁怡，梁怡成绩好，但家境不太好，还是单亲，靠母亲一个人的收入维持家庭。平常在系里，很难见梁怡的身影，她几乎全部身心投入到考研上，整天呆在图书馆里。这时，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该研究生专业只招两人。其中一个名额已事先留给了上年成绩优秀的一位大学生，当时由于名额有限被缓到下一年录取。而仅剩的一个名额最后却属于刘某。如果不是我的替考成绩比梁怡高几分，这个名额肯定是梁怡的了。
梁怡疯了，我曾试图找到她说对不起，可我没有勇气。因为一旦学校知道了替考的事，我无疑会被开除。
2016年7月初，我终于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拿到毕业证后，我的心里并没有特别的喜悦，梁怡的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那些日子，我夜夜不能入眠，很长一段时间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接下来头发也开始掉得历害，还经常会无端的烦躁发脾气，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会越来越严重。此后，我全靠药物维持自己病情稳定。
而今，毕业一年了，我还时常想到梁怡，想到她现在不知怎么样了？经过几次“替考”事件，我终于明白了，其实“替考”不但是一件不道德的行为，也有可能在你不经意之间毁了别人的一生。因此，我希望那些急需钱而走上“替考”路的“枪手”们，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尽快走出这种金钱和良知互相纠葛的漩涡！
编辑贺长虹
回馈亲情，
我无意之间当上了“枪手”
我叫杨建平，1992年出生于福建省建阳市一个普通农家，靠着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生活。我是家中长子，还有一个妹妹叫杨英。
2012年夏天，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东北一所重点大学。可每年仅学费就6000元，加上其他花销，至少要上万元。父亲心脏不好，要靠药物维持，哪能一下子支付那么多的学费？就这样，为了供我上大学，刚刚考入一所重点高中的妹妹杨英就退学到厦门打工了。
妹妹不但每月给我300元的生活费，还按月寄200元回家。2013年五一假期，我特意去厦门看望打工的小妹。然而小妹打工生活的现状让我大吃一惊，她租住在低矮的民房里，还几乎每天加班。看到小妹承担着本不该她承担的责任，我心里特别难过。
返校后，小妹打工的艰辛一直刺痛着我，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小妹解脱出来，让她回到学校去，让她能有一个好前途。于是，那时起，我也像一些高年级的学生那样，打印了一些应聘家教和勤工俭学的启事，张贴在学校的广告栏和当地一些论坛里，并把我擅长英语、数学等特长作了介绍，希望能找到兼职的机会。
2013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终于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中年男子说有一份工作，并许诺给我不错的报酬。我问他是什么工作，他说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约我在位于五一路的一家茶馆里见面。
见面之后，他打听了我的学习情况，得知我各科成绩都不错时，便告诉我他想请我去当“枪手”。原来他是市里某局的一名处长，因为没有学历，参加了一所大学的业余培训班，由于忙于工作，交钱后很少去上课，便想请人替考。最后他说：“如果考过了，我可以给你3000元报酬。”
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地对他说：“我和你年龄不一样，他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他忙解释说：“那种考试不像高考那么严格，只是走过程，你只要去考试就行了，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处理好。”见对方回答得那么肯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当场给了我1000元定金，还把一些复习资料交给我，让我拿回去看看。
2013年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到了考试的日期，对方把我送到考场，并把他的准考证给我，我才知道他叫许刚。刚开始我还有点不放心，怕监考老师发现。进了考场后，发现里面的考生老少皆有，监考老师根本就没有核对准考证，发完考卷后就到了教室外面，有些考生甚至把书拿出来抄答案，这时我才意识到，确实什么事情都被考生们安排好了。
考试题目对于通过高考的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难事。我轻松完成了替考任务。几天后，考试成绩出来，许刚全部通过。他不但把余下的2000元给了我，还特意请我去了一家酒楼吃了一顿饭。
高额报酬，
背后也有惊心动魄
没想到，这次替考成功之后，我竟然走上了职业替考之路。2013年9月初，开学不久，我又接到许刚的电话，他再次约我见面。但这次前来的不止许刚一人，还有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叫韩子清，一个叫刘诗扬，他们现在都要评高级职称，需要考外语。由于两人的外语水平都不行，许刚便向他们推荐我。最后两人都准备请我替考，要求我先给韩子清替考，然后考完再把答案用手机传送给刘诗扬，报酬是每人1000元。
2013年10月初的一天早上，他们把我和刘诗扬一起送进考场。考试到一半，监考老师拿起桌上的准考证对我说：“同学，请站起来！”我心跳加快，全身直冒冷汗，心想这次肯定在劫难逃了！可没想到监考老师接着对我说：“你把答案抄一份给我！”原来是一场虚惊！
我走出考场之后，立即上了来时乘坐的轿车，这时在轿车里的韩子清和一个电脑高手已经准备好了手提电脑和手机，用无线上网的方式，把我誊写的答案發给正在考场上的刘诗扬。那一次，我又如愿意拿到了2000元的报酬。
最初，我去替考还有点紧张、害怕。有过二次替考经验，我发觉找我替考的雇主每次都能把监考老师等有关人员打点好，我们都能顺利过关，根本不用我担心，我对替考的事也越来越胆大。
2014年2月底一天，在网吧上网聊天时，看见有一个叫“找枪手”的人在聊天室“刷屏”，发布的内容是急需寻找一名枪手替他弟弟参加成人高考。有过替考经历的我，见了不禁随口问他：“你愿意出什么价钱？”没想到，对方见我搭话，很快就报了5000元，我原本没有真心想替考，于是又开玩笑似的回答说：“至少6000元。”谁知对方并没有吓倒，反而要跟我私聊。此后，“找枪手”又在网络另一端不停地向我灌输“代考无风险”、“自己也曾代考顺利过关”的事例。终于，见他能出如此高的价格，我答应了帮他弟弟代考的要求。
第二天我和“找枪手”见了面。按照他的要求，我带了一张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并带去了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学生证，他则按照我的要求带来了2000元定金。接着，我们在学校附近街上的电线杆上，找了一个制作假证件的小广告，然后用公用电话拨通了广告上的手机号码。一切都很顺利，只要花60元就能做一个假身份证。3天后，我们拿到了假身份证，我与自己的身份证做了比较，觉得除了照片稍微有一点儿模糊之外，其余都和真的差不多。
很快到了3月中旬——报名的时间，“找枪手”和我一起来到了报名点，忐忑不安地将志愿表、假身份证和“找枪手”弟弟的高中毕业证书一起交给一位工作人员审验，这位工作人员认真地依次查看了我的各个证件，没说什么就通过了。我顺利地迈出了代考的第一步。
5月初，到了考试这天，监考老师走到我身边要求我签到，随后拿起了我的证件和准考证查看。因为和报名时间已经相隔太久了，我忽然间忘了“找枪手”弟弟的姓名，证件和准考证又在监考老师的手里，顷刻间我一身冷汗，只好装做着不小心将笔弄到地上拖延时间。监考老师只是核对了一下照片与我本人是否相符，便很快把证件还给了我，我松了一口气，迅速在签到表上签了名。 两天的考试很顺利，最后的成绩超出了本科线，没有人发现我这个“枪手”，我如愿拿到了6000元的报酬。
虽然这次考试顺利过关，但收到替考的报酬时，我心里却没那种喜悦感，反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加上这次考试经历了从没有过的“危险”，我心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往那些雇主都是有工作，他们是为了通过考试评职称拿学历，虽然对别人有些不公平，但不至于影响别人的前途，而这样的成人高考却有可能因为我替考的分数影响另一个考生的录取。
然而，因为我一直想早点让妹妹重返校园，也想尽早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此后，我又数次帮人参加一些自考和全国职称评定的外语考试，每次都能平安过关，渐渐的，我对替考的事情也变得特别有经验，胆子也越来越大。
由于我经常替人考试，一年当中各种考试很多，有成人高考、自考、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一些在职干部的各种考试，一年替考下来我收入达到三四万之多，加上我从大二开始做家教，不但自己上大学的费用解决了，还可以支持家里。2015年8月，我便让妹妹辞职，回家继续上学，准备参加高考。
那段日子，由于我替考的成绩都非常出众，几乎从没有失过手，我也成了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枪手”，私下里找我替考的人也特别多。
悔不当初，
我替考逼疯了学友
2015年6月中旬，我所在学校举行期末选修课考试，和我同寝室的好友胡海涛和李阳去帮别人替考，结果被发现上报到学校。事情败露后，天真的胡海涛和李阳以为只不过是一次替考而已，大不了给个处分，也没当回事。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两人因违反校规校纪均被勒令退学。
因为同住一个寝室，我对胡海涛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他出生在福建宁德乡下的一个偏远山村，家庭非常贫寒，连胡海涛上大学的学费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眼看还差一年就大学毕业，没想到出了这种事。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虽然我从没有失手过，但那之后，我对自己替考当枪手的念头也开始有了动摇。
2015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让我不安。当时，我经过别人介绍，为一个社会考生替考六级英语，考试时一切顺利，我也拿到了高额报酬。谁想到这个在某跨国公司工作的考生一次醉酒后向同事泄露了自己找“枪手”替考的事，被单位领导知晓，很快被公司开除。而且他找人替考的事很快传开，作假的不良声誉让他至今还没找到工作。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替考看似是帮了别人的忙，实际上是害了他们。那之后，我开始下决心不再替人考试。
2016年4月初，我即将大学毕业，同系的一位刘姓同学找到我，让人替他参加研究生考试，还对我说，他已经和研究生导师打好招呼，只要成绩合格，他就被录取。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我考虑到帮他考一次就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就决定破例最后再考一次。几天后，他就替我办好了假身份证，我开始忙着考试科目。
考试时，我不紧张，经历了多次替考考场，我早已知道只有不显出紧张，才不会让监考老师怀疑。如他所愿，考试很顺利。刘某最终如愿成了研究生，我拿到了一筆可观的回报。可就在这时，我听说学校有个女学生因为没考上研究生进了精神病院，报的也是这个专业。
我后来打听到女孩叫梁怡，梁怡成绩好，但家境不太好，还是单亲，靠母亲一个人的收入维持家庭。平常在系里，很难见梁怡的身影，她几乎全部身心投入到考研上，整天呆在图书馆里。这时，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该研究生专业只招两人。其中一个名额已事先留给了上年成绩优秀的一位大学生，当时由于名额有限被缓到下一年录取。而仅剩的一个名额最后却属于刘某。如果不是我的替考成绩比梁怡高几分，这个名额肯定是梁怡的了。
梁怡疯了，我曾试图找到她说对不起，可我没有勇气。因为一旦学校知道了替考的事，我无疑会被开除。
2016年7月初，我终于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拿到毕业证后，我的心里并没有特别的喜悦，梁怡的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那些日子，我夜夜不能入眠，很长一段时间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接下来头发也开始掉得历害，还经常会无端的烦躁发脾气，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会越来越严重。此后，我全靠药物维持自己病情稳定。
而今，毕业一年了，我还时常想到梁怡，想到她现在不知怎么样了？经过几次“替考”事件，我终于明白了，其实“替考”不但是一件不道德的行为，也有可能在你不经意之间毁了别人的一生。因此，我希望那些急需钱而走上“替考”路的“枪手”们，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尽快走出这种金钱和良知互相纠葛的漩涡！
编辑贺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