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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義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外交理论，对当前中国特色农业外交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国家是外交关系以及国际社会出现的前提，而国家是与农业因素紧密联系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催生出来的，农业外交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为持久的外交形式；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乃至生存条件的物质生产活动，实际上指的是农业生活活动，农业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问题是争取农民的认同和支持，缔结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以及建设一支成熟且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关键词〕 唯物史观；农业外交；国家观；世界历史观；时代观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5-0006-04
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决定人类历史变迁的最突出因素之一。随着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农业因素愈发成为影响新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也许是农业因素的基础性特征过于显著了，反而使得人们在至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也常常给予了忽视，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析显性的国家内政外交政策时显得单薄，甚至产生严重偏差或误判。究其根源，在于“农业外交”这个概念同时作为手段或目标涉及的因素太多太杂，人们往往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坚定的理论研究信心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农业外交背后隐藏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外交理论，对当前中国特色农业外交实践尤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外交关系形成的前提：农业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国家是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没有国家的存在，也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而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社会关系，外交关系也必然要接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的形成过程从一个重要角度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特点；而外交关系形成与发展也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解决对立中产生的。”这是国家产生的“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原始社会，单纯的氏族组织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相互交往渠道非常狭窄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交往关系日益扩展和变得复杂，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需要了。“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是注定要脱落的，并最终为国家所替代。
就历史过程来看，国家是社会大分工催生出来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人类历史先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财富并扩大了生产领域，而且使交换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恩格斯指出，由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1]人类历史接着发展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即手工业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了出来。第二次社会分工“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生产力的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的劳动力价值提高了，“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人类社会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标的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在公社中共同耕种的土地制度开始向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过渡，自由民内部也因为财富的多寡而分成为富人和穷人。氏族制度自此开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2]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独立发展出了一个商业部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财富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仅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次分工大大强化私有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商人阶层的出现，大大强化和巩固了货币财富的权力。与货币同时出现的就是土地私有权的问世，土地成为了可以出卖和抵押的商品。由于部分氏族成员占有的财产日渐增多，各个私人家庭之间逐渐出现了贫富差别。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原始氏族制度再也不能调控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关系，“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及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就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看，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形式。“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3]这第三种力量正是国家。 从农业因素对国家性质以及对国际社会本质特征的影响度来看，农业外交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持久的外交形式。 二、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农业因素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
关于粮食生产是农业基础问题，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而一切劳动首先并且最初是以占有生产食物为目的的。一切劳动的首先和最初的目的都是占有生产食物，农业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的雏形。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认为粮食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前提和先决条件。“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
关于农业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最初是没有分开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存在很大局限性，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一定水平足以为从事非农生产的人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时，所谓的农民和工人乃至商人才有了进行具体分工的可能性，社会的其他生产与消费部门才会相继出现。即使这样，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仍要取决于农业生产活动所能提供的剩余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恩格斯指出：“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4]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1853年9月13日，马克思在《政治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考虑去获取别的东西；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6]1883年3月，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概言之，“粮食定， 天下定”。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乃至生存条件的物质生产活动，实际上指的是农业生活活动，农业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类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发展，由封闭到开放发展演变的结果。“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三、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向：农业因素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外交关系代表了特定阶级统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时代走向的正确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时代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是马克思划分时代的基本标准。恩格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因此，马克思认为手推磨代表着封建时代，而机器磨则表示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 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 情况都要有所改变；每隔十年， 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1月以后）一文中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第三个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个时代的国际冲突一样，但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改变了。客观的历史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8]资产阶級发展的第三个“小时代”已经不完全属于“资本主义时代”，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诞生、成长、发展的时代。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人类社会自此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 一整个历史时代”。 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后冷战时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大时代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主题。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分析一个国家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性质，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农民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社会群体。没有小农的积极参与和拥护，任何稳固的重大社会变革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仅要团结本阶级缔结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要打造一支成熟的且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问题。要想争取农民的支持和认同，就要解决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需要使农民拥护社会主义，并且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恩格斯指出： “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 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 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 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恩格斯甚至认为： “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恩格斯还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农业问题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事。农民“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马克思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要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恩格斯认为，国家对农民施以援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都有重大意义。例如，“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 /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9]“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10]
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是一个“为了战胜资本主义”而正确理解党与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问题，恩格斯认为，虽然“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黨已经成长起来了”。但“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农民与无产阶级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恩格斯同时指出：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11]
[参考文献]
[1][9][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0，163，490-492，499-501，485，494.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4，182-184，169，188.
[4]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87-88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8] 列宁全集：第2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4-146.
[10] 列宁全集：第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9-50.
责任编辑：徐 芳
〔关键词〕 唯物史观；农业外交；国家观；世界历史观；时代观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5-0006-04
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决定人类历史变迁的最突出因素之一。随着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农业因素愈发成为影响新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也许是农业因素的基础性特征过于显著了，反而使得人们在至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也常常给予了忽视，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析显性的国家内政外交政策时显得单薄，甚至产生严重偏差或误判。究其根源，在于“农业外交”这个概念同时作为手段或目标涉及的因素太多太杂，人们往往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坚定的理论研究信心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农业外交背后隐藏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外交理论，对当前中国特色农业外交实践尤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外交关系形成的前提：农业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国家是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没有国家的存在，也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而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社会关系，外交关系也必然要接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的形成过程从一个重要角度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特点；而外交关系形成与发展也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解决对立中产生的。”这是国家产生的“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原始社会，单纯的氏族组织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相互交往渠道非常狭窄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交往关系日益扩展和变得复杂，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需要了。“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是注定要脱落的，并最终为国家所替代。
就历史过程来看，国家是社会大分工催生出来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人类历史先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财富并扩大了生产领域，而且使交换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恩格斯指出，由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1]人类历史接着发展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即手工业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了出来。第二次社会分工“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生产力的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的劳动力价值提高了，“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人类社会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标的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在公社中共同耕种的土地制度开始向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过渡，自由民内部也因为财富的多寡而分成为富人和穷人。氏族制度自此开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2]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独立发展出了一个商业部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财富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仅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次分工大大强化私有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商人阶层的出现，大大强化和巩固了货币财富的权力。与货币同时出现的就是土地私有权的问世，土地成为了可以出卖和抵押的商品。由于部分氏族成员占有的财产日渐增多，各个私人家庭之间逐渐出现了贫富差别。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原始氏族制度再也不能调控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关系，“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及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就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看，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形式。“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3]这第三种力量正是国家。 从农业因素对国家性质以及对国际社会本质特征的影响度来看，农业外交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持久的外交形式。 二、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农业因素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
关于粮食生产是农业基础问题，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而一切劳动首先并且最初是以占有生产食物为目的的。一切劳动的首先和最初的目的都是占有生产食物，农业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的雏形。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认为粮食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前提和先决条件。“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
关于农业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最初是没有分开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存在很大局限性，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一定水平足以为从事非农生产的人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时，所谓的农民和工人乃至商人才有了进行具体分工的可能性，社会的其他生产与消费部门才会相继出现。即使这样，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仍要取决于农业生产活动所能提供的剩余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恩格斯指出：“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4]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1853年9月13日，马克思在《政治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考虑去获取别的东西；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6]1883年3月，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概言之，“粮食定， 天下定”。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乃至生存条件的物质生产活动，实际上指的是农业生活活动，农业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类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发展，由封闭到开放发展演变的结果。“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三、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向：农业因素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外交关系代表了特定阶级统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时代走向的正确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时代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是马克思划分时代的基本标准。恩格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因此，马克思认为手推磨代表着封建时代，而机器磨则表示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 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 情况都要有所改变；每隔十年， 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1月以后）一文中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第三个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个时代的国际冲突一样，但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改变了。客观的历史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8]资产阶級发展的第三个“小时代”已经不完全属于“资本主义时代”，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诞生、成长、发展的时代。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人类社会自此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 一整个历史时代”。 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后冷战时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大时代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主题。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分析一个国家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性质，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农民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社会群体。没有小农的积极参与和拥护，任何稳固的重大社会变革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仅要团结本阶级缔结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要打造一支成熟的且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问题。要想争取农民的支持和认同，就要解决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需要使农民拥护社会主义，并且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恩格斯指出： “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 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 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 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恩格斯甚至认为： “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恩格斯还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农业问题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事。农民“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马克思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要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恩格斯认为，国家对农民施以援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都有重大意义。例如，“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 /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9]“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10]
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是一个“为了战胜资本主义”而正确理解党与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问题，恩格斯认为，虽然“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黨已经成长起来了”。但“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农民与无产阶级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恩格斯同时指出：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11]
[参考文献]
[1][9][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0，163，490-492，499-501，485，494.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4，182-184，169，188.
[4]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87-88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8] 列宁全集：第2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4-146.
[10] 列宁全集：第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9-50.
责任编辑：徐 芳